金沙江畔渡江壮举

红军渡江纪念碑

陈云

一九九二、四月九日

这是陈云为金沙江畔红军渡江纪念碑题写的碑铭。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采取声东击西的战略，大踏步进退，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吸引滇军东调，然后突然从贵州西进，直逼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我军入滇，吓得龙云胆战心惊，忙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我军却虚晃一枪，即向西北方向金沙江边挺进。

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穷追不舍的“围剿”，实现战略上的转移，红军的主要任务是抓紧敌人后方空虚的机会，以最快的速度抢渡天险金沙江，把一直紧紧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远远抛在后面。陈云后来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说：“赤军入滇目的本在渡过金沙江，故即分兵两路入滇：主力则占沾益、马龙、寻甸、嵩明而直逼昆明；而其另一路则先在滇黔边吸引黔滇军，曾击败犹国才之五团，缴获甚多，乘胜入滇占宣威、东川两府，后直趋巧家县而渡过金沙江。赤军之主力逼近昆明时，昆明及全省震动。但赤军目的并不在占昆明，而是引诱滇军不向金沙江边而急援昆明。”

然而，红军“由于没有地图，对云南的地形道路很陌生，靠一份全省略图，地点路线都很不准确。全军都不知道金沙江渡口的位置在哪里，仅靠询问向导探索前进。用这种侦察方法，至多只能查明两三天的行程，往往要走不少弯路”（《随军西行见闻录》）。关键时刻，中央红军巧获了一批军用地图，解了燃眉之急。陈云在后来给共产国际的汇报中说道：“这里必须叙述一件事，就是云南的龙云将军无意中帮了我们很大的忙。龙云本想派飞机给四川的一位将军送去军用地图和大批药品，可是飞行员病了，于是龙云决定派汽车送去。有一位司机自告奋勇，愿意担此重任。我们攻克一座城镇后，我和司令部的其他几位同志从公路上过，发现迎面驶来一辆汽车。我们当即缴获了这辆汽车，在车上发现了几十份军用地图和大批治伤的好药。这些正是我们急需的东西。我们打开这些地图，发现有九处渡口。我们还了解到，有的渡口只有一条渡船，有的渡口有三条渡船。这使我们对成功渡江信心大增。”

金沙江水流湍急，两岸都是悬崖峭壁，中间只有羊肠小道通向岸边。“金沙江宽约等于黄浦江之一半，立于江边不能闻对岸之呼声。水流自西而东，流速极快，计每秒钟约有四五米特。上游山高，水如瀑布而下，平时水浪已有一二尺，而风雨作时，则水浪骤增至三四尺。金沙江之风势，真是吓人。”（《随军西行见闻录》）国民党为防止红军渡江，已下令把所有船只掳往对岸，并控制对岸渡口。红军能否顺利渡过金沙江，关系着全党和全军的安危。5月3日，陈云随军委纵队抵达金沙江边的皎平渡。“但为迷惑追军而故意西占禄劝、武定，更西进而占元谋，由元谋北上至龙街佯作渡河。这一调虎离山之计，追军确又上一大当。”（《随军西行见闻录》）

为了顺利渡过金沙江，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成立了渡河司令部。刘伯承为司令员，率领先遣营抢占渡口，消灭江岸敌人，搜集船只，组织架桥，掩护中央纵队和红五军团顺利渡江。陈云被任命为渡河司令部政委，负责在南岸指挥部队上船。据当时在地方工作部工作过的刘英回忆说：“陈云当地方工作部部长时间很短……毛主席等中央纵队的领导同志认为陈云很有能力，善于指挥，部队也信服他。所以，哪里需要，就派他到哪里，就像政治局的一个代表。”

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详细生动地描述了这一过程：“赤军渡河时，不能架浮桥，只在交西渡渡口及其附近上下渡口搜集6只船，大者可渡30人，小者可渡11人。而且船已破烂，常有水从船底流入，每次来回，均需专人在船舱中将流入之水以木桶倒入江中，才能复渡，故危险异常。渡河速度因水流太急，故每小时只能来往三四次。”为了保证部队在短时间内尽快渡过金沙江，陈云统一指挥调度。他们精心组织，并规定了严格纪律，使渡江秩序井然，“一切渡河部队均需听命于这个渡河指挥部”，要求“各部队按到达江边之先后，依次渡河，不得争先恐后。并在未到江边时，沿途贴布渡河纪律……每一空船到渡口时，依船之能渡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沙滩上，预先指定先上那一只船。海船有号码，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并标明座位次序……即如赤军中军团长、师长渡河时，亦需按次上船，听命于渡河司令部，不稍违背”。同时，陈云根据实际情况，发动船夫，“闻每天日夜工资现洋五元。工人中大部吸鸦片，赤军则命人烧云南鸦片一大锅，随便由工人抽吸不算钱。且日夜进食六次，每次杀猪。而共党指挥渡河之人员，则每餐之菜蔬只吃青豆”。

在以陈云和刘伯承为首的渡河司令部精心组织领导下，到5月9日，红军全部渡过了金沙江。陈云和刘伯承是在大部队过完后最后才走的。陈云后来说：“赤军之渡金沙江为自离江西以来，最险要最得意之事。”“我在这九个昼夜中几乎没有合过眼。”并自豪地说：“我曾亲自渡过金沙江，我亦觉此事为平生一大幸事，使我永远不能忘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