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揣摩迎上，脱颖而出

复兴社成立

就在戴笠在蒋介石身边屡建奇功，扶摇直上的时候，1929年5月，黄埔第六期学员在广州参加了毕业典礼。大家怀着急切的报国热情纷纷离开学校，奔赴部队。然而部队生活并不轻松，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的，唐纵就是其中之一。唐纵本来就不喜欢带兵打仗，因此没过多久，便离开部队前往南京投靠左曙萍、陈奠南。左曙萍原是军校政治部的干事，陈奠南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助理干事，二人曾几次邀请唐纵前往南京发展，见到唐纵前来自然十分高兴：“老弟，可把你盼来了！”

“二位兄长见笑了，乃健自知才疏学浅，此番来讨饶，还要请二位多多担待啊。”

“哪里哪里，老弟你这是谦虚。以你的卓识之才，怎愁报国无门？我们几人打算办一个《文化日报》，特意请你加入，咱们共同在文化界为校长争夺江山，和驰骋疆场不是一样的吗？”

“能为校长效犬马之劳，乃健自然万死不辞。”于是，唐纵便成了《文化日报》的新闻记者。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各大报纸的革命派纷纷撰文批判蒋介石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挑起战乱、雪上加霜，只有《文化日报》独树一帜，为蒋介石摇旗呐喊，唐纵更是大肆炮制颂歌，成了报社的主笔。

一日，唐纵正在主编室里整理稿件，他的老同学郑锡麟敲门而入。郑锡麟是这份报纸的创刊人之一，他带来一个让唐纵意想不到的消息。

“乃健兄，你那几篇稿子影响非同小可啊，连上面的陈立夫陈秘书长都提出表扬了。”

“哪里哪里，这全仰仗诸君的努力，我不过是写了几笔罢了。”

“唐兄这是谦虚啊，如今上面派人来见你，过了今晚，你可能就飞黄腾达了。”

唐纵只浅浅地笑了笑，心却狂跳不已。难道是陈立夫要见自己？或者，是他手下的什么官员？

当晚，唐纵见到了这位“官员”，原来是他的校友戴笠。

戴笠见眼前这位同窗文质彬彬，面容和气，一副学者模样，但是只交谈了几句他就判断出此人是个从事特工工作的好手。唐纵早听说过戴笠的大名，如今校长眼前的红人亲自来见自己，看来真的是时来运转了。

此时戴笠已经是军事委员会调查通讯组的领导者之一。调查组是蒋介石1927年之后发展起来的非正式特工组织之一。调查组直接接受中央党部的“特别经费”，任务是对付共产党员，控制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分子，陈立夫亲自挂帅，下设三个科，戴笠负责其中的二科，对军方人员进行监视。戴笠并没有满足眼下这个肥差，他利用这个机会大肆招募自己的部下。徐亮、胡天秋、马策、周伟龙、郑锡麟、梁干乔、张炎元、黄雍等黄埔同学都被他拉拢到身边，形成他个人的“机构”。

“雨农兄真可谓是当今的俊杰，乃健深感佩服。照此发展下去，当可与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一试高低。”唐纵看似不经意的一席话戳到了戴笠的痛处。南昌行营调查科是邓文仪网罗留苏学生中的叛徒如王志文、王新衡等人筹建的，蒋介石为了掌握大局，曾经先后批准在南昌行营、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分别设立特务机构，以“调查科”或“第三课”为名掩人耳目，任命邓文仪任科长。后来邓文仪野心越来越大，又在各“剿匪”部队及“剿匪”省份的保安处设立谍报股，专门负责搜捕共产党员，还暗中监视“剿匪”部队长官与地方长官。邓文仪也因此实力大增，与行营主任熊式辉、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并称为“南昌行营三巨头”。

得势的邓文仪也因此受到蒋介石的青睐，授以侍从秘书之职。邓文仪自恃身高，目中无人，更瞧不起草莽出身的戴笠，每次见面都是一脸的不屑，戴笠受了不少白眼，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能扭转劣势。

唐纵的出现引发了戴笠对自己这个组织的进一步规划。他手下的人干特务工作自然是没话说，但是却缺少舞文弄墨、出谋划策的高手，如果能把唐纵收到自己帐下，日后必有大用。想到这里，戴笠说：“昔日雨农承蒙校长抬爱，才有了今天的前程，既然今天来的都是忠于校长，报效祖国的才俊，不如大家结拜为把兄弟，日后同甘共苦，一荣俱荣，共同为国家出力。”

大家纷纷附和，于是当场以戴笠为首，携唐纵、周伟龙、郑锡麟、梁干乔、黄雍、徐亮、张炎元、胡天秋、马策等人歃血为盟，立下誓言，“十人团”宣告成立，总部设在鸡鹅巷53号。时隔不久，唐纵也在贺衷寒等人的帮助下，把《文化日报》改为《建业日报》，成为了专职的文化特务。

1931年深秋的某天深夜，蒋介石突然召集自己的亲信开会。黄埔系的学生到场后，蒋介石却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抽烟喝茶，戴笠、贺衷寒、康泽、邓文仪、郑介民等老牌特务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敢出声。

贺衷寒在一干人中资历最老，强作镇定大着胆子询问：“校长深夜召集大家所为何事？”蒋介石就跟没听见一样，依旧沉默。沉默了一会儿之后，邓文仪开口说：“我们在校长身边听命，自然是召之即来，怎么能问校长有事吩咐呢？”

一听邓文仪如此说，贺衷寒不乐意了，校长不给我好脸色也就罢了，你还趁机落井下石，太不仗义了，就毫不客气地回了邓文仪一句：“你是校长的好学生，校长的心思就你最明白，我们这些饭桶可比不了。”

邓文仪待要接话，却听“啪嚓”一声，回头一看，原来是蒋介石发怒了。只听蒋介石骂道：“我的好学生看来是都死光了，你们这些不中用的家伙在这里互相争斗，我们的革命还有什么希望？只怕就要失败了！”说罢，拂袖而去，留下一屋子人又惊又怕，默默地坐在会议室里，绞尽脑汁地揣摩蒋介石的意思。

戴笠资历最浅，自然不敢发话，但是他知道，蒋介石一旦遇到重大问题就用这种方式逼迫下属猜测他的想法，迎合他的意图。回到住处后，戴笠躺在床上把这两天的事情像放电影一样在脑中过了一遍，猛然想起蒋介石前两天吩咐大家回去看《墨索里尼传》，他拿回来翻了翻，知道墨索里尼召集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和一部分军人成立了法西斯组织黑衫党，并于1922年发动政变，建立起法西斯独裁统治。莫非校长也想成立个类似黑衫党的组织？想到这里，他马上翻身起床，连夜起草了一份建立特务组织的计划书，提议重点强化特工力量，用非常手段铲除异己，并建议在这个组织里专门分出一个特工部门，由蒋介石直接领导，以捍卫领袖至高无上的地位。

戴笠自以为聪明，没想到其他人也连夜看了《墨索里尼传》，猜透了蒋介石希望建立特务组织的想法。第二天的会议上，邓文仪抢先向校长许诺，黄埔学生一定众志成城，实现校长的愿望。贺衷寒等人也不甘落后，纷纷附和，甚至激动得热泪盈眶。蒋介石见此，叹了口气说：“说什么团结，你们几个怎么可能团结得起来？不自相残杀就不错了！既然如此，你们就试试吧，莫说我不给你们机会。”

随后，大家便七嘴八舌议论起如何组建机构的问题，因为黄埔军校的制服是蓝色军装，大家便一致同意以“蓝衣社”命名。戴笠见时机不成熟，便忍住没有发表意见，那份计划书也始终没有拿出来讨论，而是在会后找机会单独面呈给蒋介石批阅。没料到蒋介石还没来得及答复就“二次下野”了。宁粤分裂以后，汪精卫携手广东军阀陈济棠，聚集反蒋派在广州开府，与南京分庭抗礼。

“九·一八”事变后，各界掀起了汹涌澎湃的爱国救亡运动，社会各界反蒋言论高涨，国民党内部也集体声讨他软禁元老胡汉民的行为。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召开前夕，粤方以不去南京参会为条件，胁迫蒋介石“下野”。不光是蒋介石饱受责难，就连他视作依托的黄埔系也整体遭到诋毁。内忧外患、四面楚歌的压力让蒋介石不得不再次通电请辞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

然而这一次蒋介石并没有像上次一样仓皇逃离，而是提前召开了国务会议，在中央和地方各个要害部门安插亲信，暗中控制了中枢机构。之后他便携夫人宋美龄返回老家奉化，在雪窦山上的妙高台静观局势，等待复出。

尽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遇到了瓶颈，戴笠却坚信他是举世无双的英雄，不会就此沉沦的。于是，戴笠委托胡宗南将自己创建复兴社的谏议转交给了仍在溪口的蒋介石。

就在蒋介石隐退休息的时间里，戴笠领导的“十人团”积极活动。他们每日奔波于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了解党内各派动向，并随时向身在老家的蒋介石汇报。

时局果然顺着戴笠的思路发展了。蒋介石下野没过多久，国民政府就乱成了一锅粥，锦州一带，张学良抵抗日军进攻需要增援部队，但是国民政府根本调动不了听命于蒋介石的军队，且蒋介石下野后，张学良对国民政府的态度和锦州战事也是相当的冷淡。不久，锦州失守，东北军撤进关内，东三省沦陷。国民政府无可奈何之下，电请蒋介石出山。

1932年1月28日，蒋介石再次复出。一上任，他不是着手准备抗日事宜，而是将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头衔统统揽在自己头上，另外，还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除此之外，蒋介石还立即着手筹备成立那个早已谋划好的特务组织。就这样，“复兴社”成立了。

新卫星组织

复兴社成立以后，与之前的蓝衣社、力行社形成了复杂的格局。它们之间既各自独立，又在某些领域交叉协作，随着旗下卫星组织的庞大，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强化。

力行社成立于1932年，在之后的5年里一直充满了神秘色彩。人们总是把它与其前沿组织混淆，将其成员当成“蓝衣社”成员，它的活动也多半涉及蒋介石特务部门的宣传伪装和情报工作。然而，这个神秘的团体却是“黄埔圈子”里最重要的机构，忠贞不渝地严格奉行三个原则：以蒋介石为长期最高领袖；成员遵循三民主义；奉行法西斯主义。

尽管力行社的存在被隐藏了40多年，但在其鼎盛时期，确实形成了一个操纵50万人员以上的周密的组织机构，从“新生活运动”、“中国童子军”到大学的军事训练项目和高中的夏令营，力行社秘密动员了数百万人。

1932年3月1日，力行社成立的第二天，创始成员在南京黄埔路的办公室召开了第一次干部会议，会议宣读了蒋介石拟定的组织干事名单，除了干事会书记以外，共设立了总务处、组织处、宣传处、特工处4个部门，形成了力行社的常务领导班子。随后力行社开始接收外围组织委派代表。

1933年1月，一个负责指导分支机构工作、执行纪律、审查账目和主持新成员入社的宣誓仪式的检查会成立了。检查会听从干事会指挥，拥有在组织内关押和处决不法分子的权力，相关的秘密报告也直接呈送力行社书记处。为了掩人耳目，保守秘密，干事会另外批准建立了两个前沿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革命军人同志会相当于“浙江圈”在军队的一个臂膀，后来被蒋介石以干扰正常指挥系统为由解散了。

革命青年同志会是力行社的“内层”，是力行社最早的掩护组织，由葛武綮任常务干事和总书记，干国勋负责组织，康泽管宣传，刘诚之调度总务，总部设在南京中央军事学校明瓦廊大院内校友信息局的调查处里。如其名所言，该会以招收新成员为主，大多数成员是黄埔的毕业生，还有一些则是右翼组织的中层干部和一些高级知识分子。

也许是因为骨干分子都是力行社成员的原因，革命青年同志会没有中途夭折或是被迫解散，它与力行社荣辱与共，一直相伴到最后，其成员在鼎盛时期突破2万，庞大的经费则来自军事委员会的一个特别部门，并由蒋介石亲自审批。

革命青年同志会和力行社相互配合，很快便控制了国民党军政培训系统中最为关键的意识形态教育。力行社和革青会的成员参与步兵、炮兵、工程兵和军需部门干部的政治培训，还指挥军官高等教育纵队。

不仅如此，力行社和革青会的成员还进一步控制了军校附设的军官训练班的领导。1932年8月，这个训练班合并的4个纵队共有1700名干部受训，学员受训结束后大都回到原单位，成为蒋介石忠贞不渝的追随者。

蓝衣社也是一个秘密特务组织，是效仿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褐衣党、黑衫党组建的，其成员的身份是绝对保密的。成立之初曾召集了一批国民党军内的有志青年，肩负起救党救国，抵御外侮的沉重使命，它与戊戌六君子、黄花岗烈士和秋瑾一样，都是壮怀激烈的革命力量。蓝衣社的主要人物有所谓“十三太保”的曾扩情、贺衷寒、酆悌、戴笠、康泽、邓文仪、刘健群等。

蓝衣社成立之初励精图治，纪律严明，如同一阵清风吹进腐败成风的民国政坛。对外则锋芒毕露直指日寇汉奸，积极参与抗日救国运动，成为日本特务的眼中钉。当然，蓝衣社也是坚持反共立场，曾重创红四方面军，并对苏区进行封锁，给中央根据地带来极大的困难。

蒋介石建立蓝衣社的初衷就是为自己的独裁统治服务的，这些青年志士不过是他手中的利器，当蒋介石渡过内忧外患之后，蓝衣社的壮大就成了他的心头之患，最终还是找借口解散了蓝衣社。

复兴社是蒋介石复出后第一时间筹建起来的特务组织，力行社成立后很快将其吸收，并发展为最重要的附属机构。复兴社作为第三外围组织，专门吸收各界青年人士加入，在壮大队伍、为力行社服务的同时又能保证力行社的秘密性质。社团的管理和经费由革命青年同志会全权负责。

按照规矩，卫星组织的成员由内向外自动属于力行社的成员，越接近内部核心，控制和审查也就越严格。复兴社的加入只需老会员的介绍，填写申请表即可。入会仪式也很简单，300～600个人分为十几个人的小组站在蒋介石画像前宣誓一番即表示加入，偶尔蒋介石也会象征性地出现在南京现场，参加宣誓仪式。如果表现突出，被提名为革命青年同志会的成员，就必须经过所属组织的大会讨论通过，然后送交力行社审查，最终由最高领袖批准，再上一层级的程序依然如此。

复兴社的内部管理由一个干事会控制，但实权依然掌握在总书记手中。干事会下设部门分管组织、宣传和培训，分别由周复、康泽和桂永清领导，后来戴笠被提拔为特务处处长。

由于人数众多，复兴社很少召开全社大会，连代表会也没有，所有的决定都是自上而下地贯彻。支部周会的内容就是依照上一级组织的书面指示部署工作，内容大多涉及国内和国际政治事件、重大宣传要点、地方组织活动以及嫌疑分子的调查等。每次会议结束之后，由支部负责人提交会议报告给上一级，情报汇报会越过分会支部而直接送到中央组织。

尽管复兴社接受革青会的管理，但是在组织架构上，从中央总部到分会的每一级在革青会内都有相对应的级别挂钩，两者之间互相包含，革青会的负责人也是复兴社的负责人。为了便于区分、工作，革青会的人互相以“挚友”称呼，而复兴社的人只能用“好友”指称。事实上两个组织的会员经常重叠，支部之间的区别也往往含糊不清。

在这样的建构之下，整个团体便分为三个层次，力行社是“核心”，复兴社和革青会则作为外围。这三个机构一起构成一个等级平行的结构，通过各级官僚机构和职业团体从首都向各省呈柱状展开。在活动高峰期，这个三环结构同时容纳了50多万成员。

复兴社成立之后，戴笠和他的“十人团”正式被吸纳成为一个正规的机构。特别是特务处的成立，使得戴笠从跑单干到联络组的非职业特务生涯画上了句号，也成了他仕途的开始。

获任特务机构要职

在整个复兴社组织机构的安排中，蒋介石最重视的就是特务处长一职。根据他的设想，特务处是复兴社的核心，由谁担当这个角色一定要慎重考虑。拥蒋势力中的各派也都揣摩出了校长的心思，纷纷保举自己人争夺这个位置。先后被推荐的有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郑介民和戴笠，贺、邓、康三人因为资历深、功劳大很快成为焦点。特别是倍受蒋介石信任的邓文仪，他曾经在特务工作中多次献计献策，又兼职南昌行营调查科长，对这份工作颇有经验，于是，不断有传闻说邓文仪是特务处长的不二人选。

戴笠虽然也勉强位列末尾，却没什么根基和功绩，因此大多数人都并不看好他。

此时的戴笠早已不是那种好出风头的青年了。坎坷的经历和多年的工作经验已经让他变成一个深藏不露、老奸巨猾的特工。他既没有为自己摇旗呐喊，招兵买马，也没有跑到蒋介石面前主动献媚。他深知蒋介石的脾气，在这种问题上从来不会听从任何人的建议，也不会受任何人的影响。如果此时大肆活动，势必造成张狂和扩张自己势力的印象，戒备心极强的蒋介石是不会用这种人的。因此，戴笠在谣言遍布社内的时候依然按兵不动，身边唯一可以商量的人就是密友胡宗南。

胡宗南当时可谓天子门生第一人，他的履历表从黄埔军校教导团排长一直写到营长，之后又参与过东征、北伐、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等多次战役，并且已经升任第一师师长。无论是打仗还是练兵，他的成绩永远都是最好的，蒋介石也一直视他为手下第一军事良才。

胡宗南虽然不会争夺这个特务处长的职位，但是他也在考虑利用情报工作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在他眼里，情报是军队的命脉，是争取胜利的捷径。眼下这批老牌特务里，只有戴笠和他的渊源最深，二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和信任感绝非一般人可比。同时，深谙官场争斗的他看中了戴笠较弱的势力和声望：即便这个人将来被提拔，也不大可能与他分庭抗礼，反过来说，如果自己在背后扶持一把，戴笠一定会感恩戴德，对自己日后也是有好处的。

一个寒冷的深夜，胡宗南的座驾悄悄停在了戴笠府邸附近的小巷里。胡宗南身着便服，借着浓密的夜色溜进了戴笠的书房。他给戴笠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蒋介石已经看过了戴笠的建议书，对戴笠的想法深表赞许，很可能复兴社特务处处长的位子就是戴笠的了。

戴笠有点不敢相信。胡宗南就给他解释了一番：校长用人既不听别人的意见，也不喜欢张扬和献媚。不过他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原则，那就是唯亲是举。当然，这个“亲”有远近之分，眼下他身边大多都是平日的亲信、故旧和学生，乍看上去相差无几，但是像特务处长这样的要害，还是有些血脉为好。如今这6个候选人里和校长是老乡的只有戴笠一人，邓文仪是湖南人，康泽是四川人，郑介民是海南人。胡宗南还说，他曾经探过校长的口风，校长眼里的邓文仪不过是个耍笔杆子的，不适合做特务工作。他需要的是一个聪明、果断、主动的人，另外还要忠诚和驯服，那么，在这6个人中自然也是戴笠最合适了。

听到胡宗南的分析，戴笠心头豁然开朗，脸上也不禁露出一丝喜色。

几天之后，蒋介石的电报果然到了戴笠手中。1932年1月26日，戴笠从北平赶到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陵的官邸。如同胡宗南所描述的那样，蒋介石先是对他的想法表扬了一番，然后便提出要他担任特务处长一职。

眼看美梦成真，戴笠兴奋得差点跳起来。但他还是遵照胡宗南的建议，强压住激动的心情，先愣了愣，继而皱起眉来。

“怎么，雨农不是对特务工作十分感兴趣吗？如今有机会把你的想法付诸实践，你好像不太愿意？”

“报告校长，为校长尽忠是雨农此生的使命。只是，只是黄埔系里的人大都是雨农的学长，且功勋卓越，恐怕难以接受雨农的领导。”

“唉，雨农多虑了，这个我自会安排妥当，关键是你是否有信心做好这件事？”

戴笠见大局已定，便顺势而上，“啪”地立正行礼，大声说道：“校长放心，雨农定当鞠躬尽瘁，万死不辞！”

“好！我的特务处长就应该是这个样子！雨农可以再选两个帮手。”

戴笠装模作样地考虑一番：“雨农的‘十人团’里有两人能力出众，一个叫郑锡麟，一个叫唐纵，两个人都是黄埔学生，也是雨农身边的得力助手。”

蒋介石点点头，转身走进隔壁的私人办公室。几分钟后，他拿着一份手令重新走进会客室，交给戴笠，上面写着：“着戴笠主持成立复兴社特务处。中正。”

戴笠双手接过手令，“今日承蒙校长抬爱，雨农以项上人头作保，定当不辱使命！”

蒋介石一愣：“此话怎讲？”

“报告校长，雨农担任此职无非有三种结局：若工作完成得好，定当遭敌方记恨；若做得不好，自然难逃领袖责难；即便无功无过，也要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勉励自己，故这颗人头今日就算是落地了。”

蒋介石看着戴笠坚定的表情，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1932年3月8日，南京中山东路307号的励志礼堂内，复兴社成立仪式正在进行。会场内所有人都被一种狂热的激情笼罩着，掌声随着蒋介石的讲话此起彼伏，交叠不息。大家都明白，复兴社虽然打着“救国护民抵御外侮”的口号，实际上无非是蒋介石独裁的工具，今日参会的自然都是蒋介石的亲信，“圈内人”的殊荣可不是随便能得到的，因此每个人更为自己能获得这种待遇而感到满足。

很快，大会进入宣布机构人员任命名单的议程。会场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期待着蒋介石的最后决定。

复兴社组织处处长：周复。

宣传处处长：康泽。

训练处处长：桂永清。

特务处处长：戴笠。

人群中传来一阵轻微细语声，传闻康泽是特务处长的热门人选，如今却被分到了清水衙门宣传处，许多人都觉得蹊跷；桂永清是蒋介石的心腹亲信，多年来出生入死，参加过东征、北伐，还发起组织三民主义研究社，如今却仅得了个训练处处长……戴笠不由得暗自得意，以为这一切都是自己聪明才智的成果，然而他却不知道背后的赢家其实是蒋介石。蒋介石选择他的理由不外乎两条：以他的资历在党内不会形成强大的势力，除了忠诚驯服于领导别无选择；同时他的残忍、卑劣、冷酷、冒险、欺诈、下流等各种品质和手段也都是领导特务工作的不二人选。

不管怎么说，戴笠都爬上了他人生的第一座高峰。

戴笠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他和胡宗南商定的方案组织力量。当他拿到第一笔经费的时候着实兴奋了一场。原先戴笠的活动经费主要从特别费用中支付，蒋介石怕遭非议，不敢过于嚣张，因此在数额审批上极为谨慎，稍微大些的都不批准。没有足够的经费，戴笠的许多设想和抱负都不能实现。如今复兴社成立了特务处，算是正式的组织部门，蒋介石便把特务处的经费记在复兴社的账下，但是复兴社无权过问数额多少，只要戴笠造价预算后便可直接报蒋介石拨款。

戴笠走马上任后，胡宗南为了表示祝贺，把鸡鹅巷53号的地皮送给了戴笠。戴笠早就觊觎这块宝地，如今见胡宗南慷慨相赠，假意推诿了一番也就接受了，并挑了个吉日设宴答谢。二人边喝边讨论日后的工作。胡宗南听说郑介民被任命为副处长，便问戴笠打算怎么相处。

戴笠叹了口气，放下酒杯说道：“胡兄有所不知，郑介民对这个位置垂涎已久，这次被我抢了先，肯定不服气。如今校长安排他担任副职，还有主管会计工作的徐人骥，这两人无非是校长在我身边安插的眼睛，我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下，外面还要应付那些不听命于我的老大哥，难啊。”

“雨农莫要忧虑，依我看郑介民不会安心待在这里的，没准儿他现在就在找别的差事呢。他若对你不满，你就当做没看见，反而以礼相待，时间长了，校长自然会有反应。还有，你在这个组织里虽然是头目，但是缺乏自己的力量，你得在这方面想想办法，先站稳脚跟再说。”

“大哥所言极是，小弟已经向校长推荐了郑锡麟和唐纵，等日后有机会，小弟打算把以前‘十人团’的兄弟都带进来。”

听了戴笠的盘算，胡宗南连连点头：“此事不宜迟缓，兄弟要抓紧啊。”

组建特务系统

1932年冬，蒋介石准备对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鉴于前三次的失利和德国、意大利军事顾问的建议，他决定加强军事建设，特别是特工力量，于是特务处成了重点发展对象。蒋介石大笔一挥，戴笠的经费就从每月20万元翻到80万元，中央调查科仅增加到每月30万元。有了这笔巨额款项，戴笠大干一场的愿望终于指日可待了。他开始四处招兵买马，建立自己的特务系统。

戴笠干得热火朝天，郑介民看在眼里，十分眼红。他自恃各方面不输于戴笠，却要委屈地做一个副职，想到自己再卖力也是为别人做嫁衣，不免身心涣散。戴笠让他物色合适的人选到处里工作，他也以“无相宜之人”推脱。戴笠也不计较，转身自己继续寻觅，陆陆续续把“十人团”里的张炎元、周伟龙、郑锡麟、徐亮、马策、胡天秋等安插到重要岗位上。

郑介民见消极怠工无效，反而让戴笠钻了空子，培养起自己的心腹，便萌生了离开的念头。他与贺衷寒、康泽商定，由康泽找蒋介石保荐郑介民到宣传处工作。然而蒋介石非但没有同意，反而把康泽训了一通：“娘希匹！你们闹小集团还敢当着我的面，都不想干啦？谁也不许跟我提调动的事！”

“可是戴笠也太……”

“太什么太？他郑介民就干净啦？桂系战争的时候派他去离间俞作柏，可是他竟然为了保命，中途逃跑。这样的人不吃点亏，磨炼磨炼，还能为党国做什么？你不必说了，我自有道理。”

康泽碰了一鼻子灰，无功而返。戴笠却早已通过安插在蒋介石身边的亲信得知了此事。他表面上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对郑介民依然听之任之。

1932年4月1日，特务处成立大会如期召开。到场的100余名特务中，大部分都是戴笠网罗的人。特务处除了副处长郑介民外，书记由唐纵担任，下设的情报股、总务股和督察股全部由戴笠的亲信担任。

成立典礼完毕不久，戴笠提出约见郑介民，郑介民见推脱不过，只得赴约。

戴笠笑眯眯地说：“郑兄论天资比雨农高，读书也比雨农多，在校长身边工作的时日也更久，但是如今雨农却斗胆跃居正职，郑兄可知是何故？”

郑介民冷笑一声，并未作答。

戴笠起身为郑介民倒上酒，继续说道：“雨农自幼家贫，天资愚笨，黄埔军校也是第二次才考中。之前在外流浪，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能走到今天，郑兄可知雨农靠的又是什么？”

郑介民依旧不理。

戴笠看出了郑介民的不屑：“郑兄或许觉得雨农靠的是旁门左道的功夫才得了一官半职。但是你可曾想过，包括校长在内，我所结识的人从王亚樵、杜月笙到胡宗南，哪一位不是久经沙场的人物？仅仅靠献媚能骗得了他们吗？”他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道：“雨农深得校长抬爱，受宠若惊。但是有一点我自信强过兄长，那就是我敢闯敢拼敢卖命。这个位置是横竖要掉脑袋的，坐上来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了。郑兄若和我一样矢志不渝，我情愿立即让位。”

郑介民听到这里，心想这个戴笠真不简单，再看看他一脸的恭敬，没有丝毫居高临下的架子，心里顿时受用了三分，再仔细揣摩他的话确实不假，特务处长很容易惹麻烦，干得好招人恨，干不好又要挨领导骂，自己躲在一把手背后，也未尝不是个美差。想到这里，他清了清嗓子，换了一副较为和蔼的表情端起酒杯对戴笠说：“难怪校长如此器重雨农兄，果然有胆有识，我之前多心了，还请处长多多包涵。日后我一定好好工作，请放心。”

“好！郑兄肯屈居雨农手下，实为大丈夫之举！来，你我干了这杯，之前的事就到此为止了！”

二人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继而相视大笑。

“郑兄，小弟还有一事请教。眼下情报工作都是效仿苏联政治保卫局的做法，这和复兴社的宗旨还是有些不协调，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多像德意法西斯学习学习，把他们的警察与特务机构借鉴过了？”

“雨农兄所言极是，我也有此想法，只是没有机会。”

“你看派些留过学，熟悉国外情况的人员去欧洲考察怎么样？我问过几个人，唐纵愿意参加，若能再找一两个文化水平高的人去就更好了。不知郑兄是否有兴趣，或是推荐几个人？”

郑介民一盘算，这不等于拿公费留洋嘛？既可以度假，又能学到不少新东西，回来还能受重视，何乐而不为？他当即表示自己愿意去学习。于是1933年春天，郑介民赴欧洲，开始了调查研究工作。

搞定了郑介民，戴笠便可以安心开展工作了。他先后创立了两个特务处外围组织——特务处上海特区和特务处天津站，任命翁光辉为上海区第一任区长，区部设书记、司书、事务、交通各1人，下设3个情报组；任命王天木为天津站第一任站长。

戴笠用两条途径吸收特务，一是让在职特务推荐。戴笠吸收人才的思想不同于蒋介石，他心里清楚，作为一个特务组织，如果清一色都是黄埔学生，势必产生局限，弄不好还会作茧自缚。

因此他将黄埔学生一一摆在内勤机关和外勤单位做骨架给蒋介石看，然后通过特务们的亲友、同乡、同学等渠道介绍人员加盟。招募来的人只要政治上可靠，又有一技之长，戴笠便毫不犹豫地吸收进来。这边是宽进的政策，那边自然就是严出的制度。戴笠规定凡是加入特务组织的人终生不得脱离特务组织，也不能请长假或辞职休息，这等于一脚踏进来，就别想活着出去。另一条途径是办训练班自己培养。

1933年6月，戴笠从复兴社举办的军校“特别研究班”毕业生中挑选了30名学生举办特务警察训练班，亲自兼任班主任，蒋介石另派曾到日本学过警政教育的浙江宁海人、黄埔二期毕业生李士珍为该班政治指导员。这是戴笠举办的第一个特工训练班，主要讲解一般的特工常识、纪律，学习基本的情报搜集分析工作。为了保证质量，戴笠抽时间与每一个学生进行了个别谈话，考核思想。毕业后，30名学员全部被招募进特务处，成为职业特工，其中的何龙庆、陈恭澍、陈善周、廖宗泽、田功云、徐远举等人后来均成为军统著名的大特务。

大量控制公开机关

通过借鉴德、意经验，戴笠对特务处的工作进行了不少调整，其中最大的改进就是大量控制公开机关。戴笠通过各种途径在国民党内、军内四处安插自己的亲信，把特务工作渗透到了全党全军各个角落，在更大的范围内构建蒋介石的特务体系，为自己扩大势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4年夏，蒋介石调集精锐兵力到江西全力围剿苏区红军，正当战势如火如荼的时候，一场原因不明的大火吞噬了南昌飞机场所有的飞机和油库。得知消息后蒋介石暴跳如雷，责令邓文仪一周内破案。没想到这一查反而让邓文仪遇上大麻烦。原来这是一起故意纵火事件，目的是为了销毁贪污飞机购置费用的证据。让邓文仪头疼的是此事居然还跟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有些关系。邓文仪不敢公布实情，只得一拖再拖。然而社会各界却穷追不舍，各种消息和传闻此起彼伏，最终蒋介石忍无可忍，一怒之下撤了邓文仪南昌行营调查科长等14个兼职，由戴笠兼任南昌行营调查科长，邓文仪手下的1722名特务也悉数移交戴笠的特务处。本来戴笠正在烦恼与中统的争斗，这回不费一兵一卒就夺取了国民党内的邮电检查权。

为了不招致复兴社大头目和黄埔师兄的嫉妒，戴笠特意委托黄埔三期毕业的柯建安前往南京负责接收工作，对特务领队张严佛更是极力安抚，在欢迎会上当即任命他为特务处的书记。从此戴笠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了整个军队的特工系统，更网罗了一批设计委员会中的专家，其中有出卖陈独秀的中共叛徒谢力公，著书立说的程一鸣，还有日本通顾子载等。

其实，在此之前戴笠已经控制了许多公开机关。经戴笠推荐，特务处的赵世瑞顺利谋得首都警察厅调查科科长的职务。紧接着杭州市警察局、浙江省保安处调查股也纷纷落入戴笠的掌控之中，翁光辉成为调查股股长。

另外，戴笠通过活动让自己的属下、特务处上海区长、黄埔一期生吴乃宪当上了京沪杭铁路警察总署署长，从此间接得到了这条铁路的控制权，方便手下特务乘车、押送犯人和运输物资。

戴笠掌握的公开机关中，禁烟密查组是最为秘密的部署。

大革命之后，军阀割据，时局混乱，各地烟馆林立，烟毒泛滥，不少军阀本身就是操纵武力的贩毒头子，负责征税的特税局也大肆中饱私囊。蒋介石的军队只能控制长江宜昌以下至江浙一线，对此束手无策。为了对付这种局面，蒋介石提出“两年禁毒，六年禁烟”的口号，实际上旨在取消特税局，设立督察处，实行统收统运的机制，这样既不受各省市、各部院管辖，也不受立法、行政、司法各机关法令的限制，而是直接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命令行事，所征的烟税可以直接充作“剿匪”的军费。一时间，禁烟督察处成了蒋介石的“金库”，也吸引了众多投机者的关注。邓文仪被赶出特务系统后，原南昌行营调查科的二把手邱开基成为蒋介石身边的红人，蒋介石任命他为十省禁烟督察处缉私处处长，拥有几个团的缉私部队。

然而，邱开基却在竞争中输给了戴笠。戴笠早就看中了这块肥肉，如果在里面安插自己的线人，不仅可以借禁烟缉私进行特工活动，还能把缉私团发展成自己的特务武装，这样一来自己暗中扩大了势力不说，在蒋介石心目中的位置也会大大提高，何况还能从中截留大笔经费。于是，戴笠想方设法推荐周伟龙出任禁烟密查组组长。在改组两湖特税局为禁烟督察处时，戴笠还安插了不少特务进去，监察主任办公室、监运所、缉私主任办公室等这些重要的机构大都被戴笠的特务控制。

戴笠和邱开基的竞争可以说是势均力敌，不分高下的，因为两个人都是蒋介石的心腹。无奈之下，两人达成君子协定，“划江而治”，各干各的。邱开基掌管重庆、宜昌沿长江到汉口和洛阳、襄阳沿襄河到汉口两条支线，以及汉口经九江、安庆、芜湖、南京直到上海的范围；戴笠的领地则是重庆出乌江到贵阳，经桂林、柳州到梧州，出江西到广州、福建，沿海岸线直到上海一带。这是当时全国两条最重要的运土贩毒路线。

表面上戴笠对邱开基以礼相待，十分恭敬，然而他暗中却指派特务处多方搜集关于邱开基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材料，再假装无意透露给第三方，最后传到蒋介石耳朵里，自己则站在一边隔岸观火。果然，没过多久，多疑的蒋介石就听信谗言，免去了邱开基的职务，将其贬谪为云南任省警保处长，彻底赶出缉私系统。邱开基在长江沿线的势力也被戴笠全盘接管。

除了以上机关，上海方面戴笠更是下足了工夫。上海市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和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大队都安插了他的心腹，这在党内是公开的事情。类似的还有上海肇和中学、三极无线电传习所、上海警士教练所、上海招商局警卫组等单位，在这些部门安置的特工的互相配合下，特务工作的效率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