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杜赞奇的“满洲国”“本真性”想象的失真

○“从民族中拯救历史” ○理论谱系及变体 ○以偏概全的个案抽样 ○《绿色的谷》 ○历史求真的失真

在东亚，特别是在中国，杜赞奇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受到广泛的关注，已有两部著作被译成中文 ¹，还有一部中英文对照自选文集《杜赞奇读本》 ² 。不过，他的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3），即《主权与本真性：“满洲国”与东亚式现代》，出版后立刻有反响，韩国有了译本（2008），但十余年过去了，在中国，没有出版中文译本 ³，且未能在学术的层面上引起注意。对此，杜赞奇颇感不解：

一些我后来的专著，像《主权与本真性：“满洲国”和东亚的现代》，则是经过了比较精深的研究，是绞尽脑汁的作品，但它们的影响却不像《从民族中拯救历史》那么大。所以我对此有点莫名其妙，或许一个新鲜、大胆但却强硬的理念，比一个精心打造的创意，有较为持久的吸引力吧。 ⁴

该书的确未能进入中国“满洲国”研究的有效学术视阈，尽管还是有评论对其予以有保留的抽象肯定：杜赞奇“运用他一贯高深的理论体系，在书中建构了‘满洲国’追求主权的方式，建构‘满洲国’独有的文化领域的‘本真性’，以及这种文化本真性所显示的东亚式现代性，表现了作者别具一格的‘满洲史’研究视角和理论追求”    ⁵ 。

这是北美的第一部使用后殖民“民族国家”理论来重新界定“满洲国”的专著。杜赞奇意在使用原创性的跨学科方法来解构东亚区域研究，强调国家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变化，将“满洲国”置于“满洲国”、东亚、全球民族国家体系三个层面上加以重新阐释。可为什么“精心打造的创意”没有达到预期的“吸引力”？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其实质性的结论上。而其精心打造的研究模式预设，正是导致不实结论的症结所在。

一、杜赞奇的理论谱系及变体

杜赞奇“民族国家”概念的学科理论背景，一是源于欧洲的现代民族史研究的流变，一是西方中国学中的现代史研究的当代转型。

欧洲学院体制的职业化民族（国家）史研究，萌发于18世纪后半叶，即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折期。此时，民族、民族国家的整合变化开始加速。在这个进程中，欧洲的专业历史研究也成为“民族叙述”发展的重要因素。19世纪欧洲的民族历史编纂理论，侧重从语言、历史和文化方面论证各个民族自身的特殊性。在1850年至1950年间，占主导地位的是刻意排除或淡化宗教、阶级和种族等因素的干扰，编纂旨在维护民族统一性叙述的民族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刚刚成为历史的野蛮的军事占领和残酷的大屠杀，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各国的民族史书写。历史编纂学呈现出多元化，“各种思潮不断考验民族历史框架，把认同与历史重新民族化的尝试随之产生。21世纪初，欧洲历史学家期待欧洲化、全球化的历史编纂，但民族的历史编纂框架仍然具有活力” ⁶  。扩展到世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有着几百年被殖民历史的老牌殖民地，以及被新兴法西斯主义国家占领几年到几十年不等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不可遏抑的民族要独立、国家要解放的滚滚洪流，根本改变了现代世界格局。进入后殖民时期以后，西方后现代史学兴起。新史学代表著作反观与战后民族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紧密相连的民族主义，对两者的关系加以重新界定。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民族造就了民族主义”  ⁷ 。安德森更对民族做了这样的表述：“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成为本质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inherently limited and sovereign）。” ⁸

作为美国的中国现代史学科中更为激进的后现代学者，杜赞奇一方面赞同盖尔纳和安德森的“关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观点” ⁹ ，一方面又质疑其将民族与历史分割的趋向，更为突出人为建构在民族、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杜赞奇的另一个民族国家史研究的欧美学术背景，是在战后的冷战时期迅速崛起、在后殖民时期发生转型的西方中国学，具体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科。20世纪80年代，柯文在他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¹⁰ 一书中，全面梳理战后美国的中国近代史论著。他把此前的主要研究法概括为四种趋向：冲击/回应，传统/现代，帝国主义，以及从1970年代开始逐渐成型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方法。柯文赞同并系统阐述了作为中国现代史研究方法论的“中国中心观”。即在考察外部影响因素的同时，承认并更看重中国内部所发生的自身变化的意义。这是对欧洲中心论和革命史范式的反拨。

柯文采用的是注重“空间切割”的还原法即现代科学分析法，实际上是在“以一种方法论上的现代性来消解现实历史中的现代性”。杜赞奇为进一步完善“中国中心观”方法，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心从“文化”和“传统”转向历史，突出时间维度，把“过去”与“现在”统合在共时的层面上，形成“复线历史”。杜赞奇的“复线历史”建构产生了新的问题：他“通过‘复原’众多的替代性叙述结构来质疑启蒙历史叙述结构之合法性”，实际上是在用“一种复数形式的断裂……来反对单一的线性形式的断裂”。此外，杜赞奇比柯文更重视外因，更多地把帝国主义侵略对近代中国史的影响置于考察范围之内。但由于杜赞奇“过于强调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民族国家的联系，把后者等同于殖民霸权”，客观上致使其理论批判的对象从宗主国转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即“内化为对这些后起的民族国家的批评……殖民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对立，不过是现代化的国家政权建设与拒绝其渗透、抵制其霸权的一切本土的‘他者’之对立的另一种影像而已。现代化霸权以及‘伴随现代政体而来的压制、僵化和破坏性的一面’远比殖民霸权更值得注意” ¹¹ 。这样的理论构架所存在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对一些个案做总体判断时，难以避免有悖于宏大历史叙事的失真和失误。杜赞奇的《主权与本真性：“满洲国”与东亚现代》就是一例。

二、“本真性”方法及个案研究存在的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东西方文化交汇冲突的形式和内涵发生变化。杜赞奇以此为背景，探讨“满洲国”如何通过建构显现出东亚式现代性的所谓的“文化本真性”，既达成了“满洲国”的“国家”主权诉求，又解构了中国民族国家的“线性历史”。反过来，借助“满洲国”建立主权民族国家的诉求过程个案，杜赞奇进一步印证他的民族国家建构理论，以及他所强调的“复线历史”在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作用。因此，尽管该书确认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实施了侵略，但是在他的论证推进的过程之中，无论是繁复玄幻的术语设定，还是以偏概全的抽样个案，都将“满洲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来处理     ¹² 。也就是说，杜赞奇抽象地承认“满洲国”被占领的地位，但建构的过程和结果均对“满洲国”的殖民地性质加以具体的否定，从而彻底消解了“满洲国”是日本卵翼下的傀儡政权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而毫不顾忌以下共识：无论是共时的还是历时的认定，无论是“线性”的还是“复线”的历史建构，均已显示和证明，“满洲国”不是主权自主的“民族国家”，而是日本对中国实施武装占领和殖民统治的一种区域政权形式。作为在日本关东军掌控之下的所谓“国家”，“满洲国”仅维持了13余年，还不足以累积起像台湾那样的足够的殖民教化（皇民化）。日本战败，从未独立于日本行使过国家权力的“满洲国”政府，立刻土崩瓦解。“满洲国”与实施其他殖民统治模式的台湾、内地沦陷区，一同回归祖国（中国）。部分民众在殖民教化下形成的某些民族国家认同误区，瞬间烟消雾散。需要申明的是，坚守这一基本的历史判定，与中国目前的强盛与否无关：中国现在已经昂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一回事；85年前中国东北被殖民的历史事实以及当下历史研究的宗旨不能随意主观构建，是另一回事。两者无法混为一谈 ¹³ 。

细加探究，本真性（Authenticity）是杜赞奇的“满洲国”阐释的一个关键词。何谓“本真性”？按照该书的杜撰，本真性就是每一个民族都认为自己所特有的性状，它蕴藏在民众的心理和文化实践之中，可以从在地原住民的现场言说以及事后的追忆中获得。这样，作为个人叙事样式的文学作品、口述史等主观的知识遗存，特别是其发生和接受过程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以及与权力互动、博弈的运行方式，等等，对于复现历史真实具有重要意义。这和当前的流行的研究新路数没有太大的区别。问题在于，该书把“满洲国”的历史界定为“呈现出一个把全球话语转换成民族或文明本真性的话语的空间”  ¹⁴ ，在这个空间中，日本帝国主义竭力营建“本真性”象征要素，企图借此逐步使占领区原住民对“满洲国”形成国家认同。并申明，该书的重点是确认日本控制下的“满洲国”的主权诉求“在多大程度上是来自其声称代表的地域和人民的文化本真性”    ¹⁵。

利用占领区的物质和精神资源为殖民服务，是所有宗主国在殖民地施政的战略和策略，也多以拯救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在地民众而标榜，特别是东亚、亚洲语境中的日式东方殖民主义。中国东北是多民族聚居区。日本武装占领后所实施的具有民族同化意图的大规模的移民，进一步加剧了在地民族、民族语言、民族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复杂性，不存在一个“地域和人民”都认可的自己特有的民族“本真性”。

“本真性”概念云遮雾绕，但无法遮蔽该书存在着的一系列难以修补的现实问题。

首先，夸大了帝国主义殖民方式和殖民形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之后的差别。一战之后日本后来居上的对外扩展，同样是世界殖民史上的体制殖民期帝国主义式的开疆拓土杀戮和“赤裸裸的侵略”，并非以弱势（日本在中国的占领区）代言人（日本帝国）的身份实施隐晦的剥削，而是明火执仗的掠夺 ¹⁶ 。日式东方殖民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仍然是帝国主义，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与老牌帝国主义的关系逐步从殖民利益均沾转化为歇斯底里式的独霸。杜赞奇在《主权与本真性：“满洲国”与东亚现代》的结论中举证说，日本没有在“满洲国”实施皇民化运动。而实情是，并非日本不想实施，实在是无力实施。此外，战后冷战时期即新殖民时期，前帝国主义殖民宗主国在新兴国家托管地的经济、军事控制方式，也并非像杜赞奇所判断的那样，是在复制体制殖民期的“满洲国”殖民模式。两者没有关系 ¹⁷ 。杜赞奇做这样的连接，无非是在为“满洲国”非殖民地说加重筹码。

第二，“满洲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民族构成以及政权结构、文化统制等，是判断“满洲国”政权性质的刚性要素。而杜赞奇把这些刚性背景都放在了被忽略的位置之上。

第三，作为避开宏观背景维度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杜赞奇的有关“本真性”的举证转向“满洲国”的文化、民俗、社会个案。比如，作为民间会社的个别宗教团体，规训妇道的政府家庭计划、宣教活动，日本学界关于日本人与东北少数民族鄂伦春人在人种学上同源同族的研究，从而能够藉此宣示有义务对其加以保护（边疆问题），保有本真性文明和状态的东北农村描述（“腹地”问题）。仅以这四种个案，不足以支撑起把“满洲国”建构成一个民族国家的“本真性”的重大使命。

第四，杜赞奇设定，在建构事关中日的“东北”地理空间结构的过程中，认同和情感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为此，他选取山丁的乡土题材长篇小说《绿色的谷》，用整章的篇幅对小说文本做了详尽的分析，对该书在战时和战后的命运做了系统的追踪，从中发掘出“满洲国”“本真性”的证明材料。虽然杜赞奇也试图引入日本的文化统制等文学生产的外部制约因素，但由于对“满洲国”文学场域的宏观面及微观面均缺乏总体把握，在对《绿色的谷》的文本及其周边关联加以阐释和想象时，难以避免误读和疏漏，也进一步暴露出“本真性”概念所存在的问题。

三、对山丁《绿色的谷》的误读

这个部分涉及广泛，需要做专题讨论。这里仅略举一二。

作为东北新文学萌芽期的资深作家，山丁信奉“五四”文学革命传统和苏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属于与中共地下抗日活动关系密切的左翼作家群。在担任“满洲国”政府机关报《大同报》编辑期间，他曾提倡与中国内地一脉相承的乡土文学。除长篇小说《绿色的谷》外，山丁在满出版的其他作品还有小说集《山风》（文丛刊行会1940年版）、《乡愁》（兴亚杂志社1943年版），诗集《季季草》（诗季社1941年版），散文集《东边道纪行》（艺文书房1942年版）等。他扎根东北乡土，是一位跨越东北现代、“满洲国”和东北当代各个时段的主流作家之一，也是一位抗日作家。当代学界对于他的研究较为充分，有《梁山丁研究资料》（1998）面世。

山丁（1914—1997），辽宁人，原名梁梦庚，主要笔名小蒨、梁蒨、小茜等，曾接受“满洲国”正规的公务员教育。1934年入新京大同学院，1937年毕业后任新京捐税局监事股长。后供职满洲映画协会文艺课，为满洲文艺家协会会员。20世纪30年代初期，山丁移居哈尔滨，与北满左翼作家金剑啸、罗烽、萧军、萧红、舒群、白朗等人交好。后左翼作家或被杀戮，或被迫流离，左翼文艺运动沉寂。30年代末，山丁转入新京，与“满系”新进（年轻）作家梅娘等人结成新的松散的文学同人社群文丛刊行会，主编过《文艺丛刊》《诗季》等。山丁一直是日伪情报机构监视的对象。1943年，隐含抗日内容的小说《绿色的谷》东窗事发，山丁的生命受到威胁 ¹⁸ 。在这种情况下，他匆忙委托朋友办理了“出国证”，乘夜车流亡北京。由于对山丁的相关背景，特别是“满洲国”文坛生态隔膜，杜赞奇有关山丁及《绿色的谷》的断语，多有牵强。

比如，杜赞奇说，尽管梁山丁参与了抗日文艺运动，“但是，民族主义并不是这部小说的主要关怀。相反，资本与社区之间的冲突才是小说的中心主题”。理由是，他在《绿色的谷》中没有找到梁山丁对“特定的民族的或帝国主义的资本形式”加以专门的批评，以及批评“日本资本”的内容   ¹⁹ 。据此，现实的日中冲突，即殖民地“满洲国”区域中的殖民反殖民冲突，是次要的，可以忽略不计的。

这要回到日本侵华战争现场。日本占领区文学场域政治的常态是，抗日（“民族主义”）表达的空间极其狭小。《绿色的谷》的写作始于1942年夏季。山丁本来的计划是将农民的（抗日）武装斗争纳入四个家族长达半个世纪的动荡变迁史之中。小说每天写2000字，一边写一边在《大同报》上连载（5月1日开始）。发表两章后，山丁发现，大内隆雄同步翻译的《绿色的谷》，已在《哈尔滨日日新闻》（日文）上连载。这对山丁的后续写作形成束缚和威胁。他只得更加隐晦。原来构想的农民武装领袖，点到为止 ²⁰ 。买办背后的日本人后台南满站大陆商行日本经理，最终没有出场。这是为什么在小说中没有找到“日本资本”的背后的原因。

1943年2月，《绿色的谷》单行本由新京文化社印出。在结尾处，山丁添加了一节游离于故事主体的《尾声》：“过了几天，小火车突然断了，住在下坎的铁路工人，从南满站回来，把满洲事变的消息捎到了狼沟。”这一画蛇添足之举是在说，小说写的是“九一八”事变之前的事情，以掩盖小说影射“满洲国”当下现实的意图。在山丁的《后记》里，也出现“我夸张地描写了满洲农民对于土地的黏着性”；“我们知道支持满洲生命的是那些农民，作为兴亚之基的也是那些农民”等字样 ²¹ 。但在成书后的例行检查中，《绿色的谷》仍未通过。后经斡旋，有问题的部分被撕掉后，单行本得以面世 ²² 。7月，大内隆雄的日文译本由奉天吐风书房出版。在日译本的《序》中，山丁添加了“绿色象征青春、健壮、活泼，并追求成熟的喜悦”之语，以虚假的歌舞升平冲淡对现实的真实描写，进一步遮蔽已经被深藏的写绿林好汉的初衷。由此可以见出，如果去掉迎合时政的语句，《绿色的谷》仍可看作中国北地的风俗画、“满洲国”在地民众的抗争图。

杜赞奇在《绿色的谷》中解析出三个地理场景：狼沟谷，南满洲铁路的一个车站南满站，以及满洲群山峡谷中的原始森林，并将它们分别视为山村、城市、原始林三个空间的代表。“这些空间中的每一个都生成或维持着一种时间关系、一种生产方式、一种生活风格和一种道德，在故事所涵盖的时间段内（大致从1914年直到1931年），这三个空间之间的平衡受到了一种即将来临的崩溃的威胁” ²³ 。据此，杜赞奇把民族国家想象（阶级矛盾），凌驾在抗日反日（民族矛盾）之上，而毫不顾及，山丁是在借古喻今，是对“九一八”事变之后被殖民的现况有感而发。显然，问题出在他过于轻易地相信作家本人的表白，以及文学文本的字面含义。

“狼沟”是《绿色的谷》的虚构的场域基点，也是真实世界中实有之地。山丁在四十多年以后回忆说，为躲避国难，“‘九一八’事变后，我在狼沟生活了半年，亲眼看到那些朴实、坚强的农民，被逼铤而走险去当‘胡子’，我同情那些贫苦的农民” ²⁴ 。“九一八”事变后的“胡子”，大都与反抗殖民有关。在写作《绿色的谷》之前，山丁做了充分的准备，已经发表一些描写“狼沟”的作品。如散文《山沟杂记》（1933），写“九一八”战火袭来时，仍有一个像世外桃源一样的安全的山沟。《山沟》（1934）和《怀着耐苦心的人们》（1935）等，描写农民的斗争，甚至武装斗争。可以说，《绿色的谷》是这些片断的汇总与扩展。为了种种的方便和不方便，文学作品有意篡改时间、地点是常有的事情。在非常时期，尤为多见。杜赞奇忽略了这种叙事策略，而他所构建的理论框架，又是倚重时间维度的。这样，错解就难以避免。

即使在狭义抗日的表象层面上，在《绿色的谷》中，仍有矛头直接指向“满洲国”殖民统治的段落：

火车从广漠的大平原上滚进这个充满了烟雾的市街，它以怪兽一般的铁蹄，震碎了这个市街的春梦。谁都知道，使这市街繁荣的脉管，便是一年比一年更年轻更喜悦的火车，它从这里带走千万吨土地上收获的成果和发掘出来的宝藏，回头捎来“亲善”“合作”“共荣”“携手”…… ²⁵

“我不种地了，我去挖煤，去砍木头，去到南海站当苦力，我不种地了！”

黄大辫子自己愤慨地说：

“我什么不能干，忙活一年，什么也剩不下，我不种地了……” ²⁶

前一个段落，奚落、反讽的对象直指殖民的本质：用“亲善”“合作”“共荣”“携手”的空话，空手套白狼，换取“千万吨土地上收获的成果和发掘出来的宝藏”。而支持这宗一本万利的买卖的坚强后盾，是驻扎在东北的百万日本关东军。这正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而铤而走险的殖民劫掠逻辑。后一个段落，有其特定的阶段（时间）背景。

1941年11月日本在太平洋发动的“大东亚战争”，将军国主义扩张推向顶点，同时，也是开始走向衰败的起点。战争、生活物资迅速耗尽。1942年5月，日本成立全国统一的文学组织日本文学报国会时，配合战争供给保障需求的生产文学，赫然与政治性的战争文学、大陆开拓文学并列，成为文学为“大东亚战争”服务的项目（题材）之一。日本的“生产文学”细化到农民文学、工业文学、商业文学、矿山文学、渔业文学、拓殖文学等。生产文学代表作家间宫茂辅著有《突棒船》《矿苗》《山涧》等。中国的各日本占领区也开始鼓吹生产文学。北京的《新民报半月刊》发表了陈平的社评《增产文学》（第5卷第11期，1943年6月1日）。王度（杜白雨、姜衍）从“满洲国”流亡北京后，也在北京的《国民杂志》上发表《津海之旅：赤日炎炎话增产》（1943年第8期）。在“满洲国”，在日本学成返满的田琅，以及疑迟 ²⁷ 等作家，参加增产运动的宣传活动。“日系”作家山田清三郎的《生产文学啊，繁兴吧》，发表在中文杂志 《艺文志》（第1卷第1期，1943年11月）上。在《艺文志》第1卷第8期（1944年6月）里，《小说生产》栏目与《小说灭敌》栏目分列并置。1944年年底，满洲艺文联盟改名为满洲文艺协会后，也把进一步开展增产活动列为协会的任务之一。粮食是维持生命的最基本的物资。鼓吹粮食增产，是在为必然要失败的不义战争的最后一搏做准备。放在这个背景之中，山丁的“我不种地了。”“我不种地了！”“我不种地了……”的连续宣泄，显然是有感而发——能不引来杀身之祸？

日语文本的译者大内隆雄当年对译文的处理方式，也印证了《绿色的谷》的政治取向。

据山丁的回忆，在1943年的日译本中，上述两段被删除了。至于这两个段落漏译的原因，或许是大内隆雄为了译作能顺利面世，对于可能会引起审查机构注意的词句，没有译出，而是用空格替代。这在客观上也是对山丁的保护，不让反日内容在日语阅读圈扩散。这也从在场的日本人的实际阅读感受的层面上，说明了这两个段落的矛头所指。另一方面，1987年重印时，1943年在出版单行本时某些被删除的部分，又需要根据日译本还原 ²⁸。《绿色的谷》的中文、日文文本的这一错综复杂的共时/历时演化实态，也揭示出作者、译者对时政的关注与敏感，以及文字上的稍有不慎可能会造成的后果。

有当代书评说，杜赞奇的研究描述了《绿色的谷》中所表现的“三个时空内民众的本真性生产、生活”。通过对主人公林小彪的解读，发现了“满洲地域不同民众的这种怀乡观念，再现了其间民众的本真性情感”。而对于小说战时、战后接受史的查考，追踪出“认同和情感因素在‘满洲国’本真性状态显现的真实作用”     ²⁹ 。这有些言过其实了。因为，在杜赞奇那里，与“本真性”勾连的“认同和情感”，是在把沦陷区“满洲国”导向所谓的“民族国家”想象。而这既不是作者梁山丁的本意，也不是《绿色的谷》文学文本阐释所能构建的言外之意。

在文场凋敝的“满洲国”末期，区区一部虚构作品没有多大的社会影响，无法经由它的接受史探明“满洲国”“本真性状态显现的真实作用”，实在承担不起重新书写“满洲国”复线历史、建构“满洲国”“民族国家”之重。不过，《绿色的谷》受到“满洲国”书报检查机构的处理后，仍顺利上市销售，并有未做任何处理的完整书籍，在市面上通行无阻 ³⁰ 。看来，殖民政权的文化统制原本就混乱无效，远不及合法的常态政权。经过后世研究者的研究之后，殖民文化统制的作用和威力，往往被放大了。

从《绿色的谷》阐释个案可以见出，杜赞奇的这项以抽象概念和生造术语为中心的别具一格的“满洲史”研究，另辟蹊径，使用若干碎片化的叙事话语构建复线历史，试图借此来打破线性的民族历史叙事对于历史的遮蔽，还原历史的多样性真相。不过，其建构过程和结果均表明，这的确体现了构建者对于视角和理论创新的执着追求，但失去的，却是历史研究的本义——求真。

注解：

1Duara Prasenjit，Culture，Power 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该书获得1989年度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中译本为《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中译本为《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有学者认为，书名应译为“从民族中拯救历史”。杜赞奇，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莱佛士人文教授、人文和社会学研究主任。

2张颂仁、陈光兴、高士明主编：《杜赞奇读本》，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201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时，书名改作《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杜赞奇读本》，所收文章由4篇增至5篇。

3该书部分内容，见［美］杜赞奇著，褚建芳译：《地方世界：现代中国的乡土诗学与政治》，收入王铭铭主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2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7年版，第21—50页。感谢钱坤教授提示该译文与《主权与本真性：“满洲国”与东亚式现代》第六章《地方世界——诗情与本土政治》有一些不同之处，并对某些语句的译法提出建议。钱坤，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著有Imperial-Time-Order：Literature，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China’s Road to Empire. Leidon & Boston：Brill，2016.

4张仲民：《访问杜赞奇：民族主义已丧失了进步和解放功能》，《人文与社会》2010年12月15日。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8/2259。

5苏丰庆、高翠莲：《从文化本真到主权独立——读杜赞奇〈主权与本真性：“满洲国”与东亚式现代〉》，收入高翠莲主编《国外中国边疆民族史著译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4页。

6［德］斯坦凡·贝格尔著，孟钟捷译：《民族历史的权力：19—20世纪欧洲的民族历史编纂》，《学术研究》2013年第6期。

7Ernest Gell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 Second Edition，2006. 引文见［英］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er），英国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伦敦大学政治学教授。其他著作还有Culture，Identity and Politics（《文化、认同与政治》，1964），Encounters with Nationalism（《民族主义》，1997）等。

8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First published by Verso1983. Revised and extended edition published by Verso1991.引文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吴睿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还著有《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全球》《革命时期的爪哇》《美国殖民时期的暹罗政治与文学》《语言与权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等。

9［美］杜赞奇著，王宪明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10Panl A.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版。柯文（Panl A. Cohen），美国威斯理大学历史学教授。

11夏明方：《拯救什么样的历史——近代中国研究的“后现代视野”解析》，梁景和主编《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首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5页。

12杜赞奇明确说：尽管“满洲国”的建立者抱有强烈的帝国主义意图，但“‘满洲国’并没有成为殖民地，而是一个民族国家”。Duara Prasenjit，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3. P.1．

13在南京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杜赞奇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国家进入繁盛期，就没必要过于强调民族对抗历史了。”见《南方周末》专访印裔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2010年1月4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54040。

14Duara Prasenjit，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3. P.4．

15Duara Prasenjit，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3. P.1.

16就在被杜赞奇遴选为“本真性”说明案例的小说《绿色的谷》里，作者山丁大胆地对日本在“满洲国”所采取的殖民式的强取豪夺发声。见后文。

17参见本章第一节以及本书第十一章《日据区文学研究方法问题：整体与局部》中的第一节《宏观结构：四个共时/历时差异维度》部分。

18参见本书第九章《满系的离散：移居北京沦陷区》第四节《满系与新民印书馆及其他》中的山丁部分。

19［美］杜赞奇著，褚建芳译：《地方世界：现代中国的乡土诗学与政治》，王铭铭主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2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7年版，第44页。

20梁山丁：《我与东北的乡土文学》，收入陈隄等编《梁山丁研究资料》，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页。

21这篇《后记》（1943）收入《梁山丁研究资料》（1998）时，后一句改成“作为社会基础的也是那些农民”。《尾声》中的日式表述“满洲事变”，也改为表明中方立场的“九一八”事变。对于战后的这类修改，不宜轻率地戴上所谓“去殖民化”的帽子。这也是需要专题探讨的问题。

22《绿色的谷》1943年单行本跌宕起伏的出版过程，包括添加《尾声》、封面加盖“削除济”、撕掉指定部分等，大体上脱胎于梁山丁本人的文章《万年松上叶又青——〈绿色的谷〉琐记》，收入《绿色的谷·东北沦陷时期作品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23［美］杜赞奇著，褚建芳译：《地方世界：现代中国的乡土诗学与政治》，王铭铭主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2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7年版，第37页。

24梁山丁：《万年松上叶又青——〈绿色的谷〉琐记》，收入《绿色的谷·东北沦陷时期作品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25页。

25山丁：《绿色的谷（51）》，《大同报》1942年7月2日。这一段原样收入单行本《绿色的谷》第5章（文化社1943年版），见第166页。1987年重印时，其中的“广袤”改为“广漠”。见《绿色的谷·东北沦陷时期作品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页。

26山丁：《绿色的谷》，文化社1943年版，第289页。原样收入《绿色的谷·东北沦陷时期作品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见第179页。

27疑迟（1913—2004），原名刘玉璋，笔名夷驰等。1935年，他离开中东铁路到“满洲国”“国务院”统计处担任俄文翻译。他是《艺文志》同人，后调满洲杂志社做编辑。新中国时期改名刘迟，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担任苏俄电影翻译。

28见梁山丁：《万年松上叶又青——〈绿色的谷〉琐记》，收入《绿色的谷·东北沦陷时期作品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28—229页。［日］冈田英树著，靳丛林译：《伪满洲国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114页。王越、孙中田的《梁山丁〈绿色的谷〉版本比较研究》（《外国问题研究》2013年第1期）提供了另外的修改例子。主人公“林小彪”这个名字，也是1987年版的改动。1942年的连载、1943年的单行本均为“林彪”。感谢王越教授提供了这两个段落的几种原件。王越，东北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就职于青岛农业大学。

29苏丰庆、高翠莲：《从文化本真到主权独立——读杜赞奇〈主权与本真性：“满洲国”与东亚式现代〉》，收入高翠莲主编《国外中国边疆民族史著译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36页。

30有研究者得到了封面上未见大红戳印、书页未被撕掉的1943年版《绿色的谷》。见陈思广：《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话》，武汉出版社2014年版，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