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毛麾下实战中成长（上）

朱德和毛泽东会师后，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兼军委书记，王尔琢为参谋长。

红四军虽然下辖六个团，但其他几个团武器装备差，要么枪支不多，要么干脆全是梭镖，很快又多数溃散，枪支比较多的只有28团和31团，当时被称作有枪的部队，是红四军两支主力。

28团由朱德指挥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组成，前身是25师；31团由毛泽东指挥的秋收起义余部组成，前身主要为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而25师和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的前身都是叶挺独立团。可以说，朱德和毛泽东会师，也是叶挺独立团部队的一次会合。

部队会师合编时，粟裕依旧担任28团五连党代表，接连三次参加了毛泽东在砻市龙江书院主持召开的连以上干部会议。

当时，政治工作被一些行伍出身的人称为“卖嘴皮子”“卖狗皮膏药”，很受轻视。担任过团指导员的陈毅曾回忆说：“大家喊我是卖狗皮膏药的。”粟裕刚上任时，也有人故意问：“来卖膏药了吗？多少钱一张？”

粟裕受旧传统的影响，起初对政治工作也不以为然，觉得对于做坏事的人，需用变相的体罚才能奏效。他曾经体罚过一个喜欢赌博、屡教不改的通信员，但收效甚微。

粟裕仔细思考毛泽东关于官兵平等的规定，后来采用说服的方式，给通信员耐心讲道理。通信员流泪痛悔后，果然改掉了坏习惯。粟裕不禁感叹说：“对自己的同志，舌头真是比拳头还灵啊！”

多年后的1942年，已是新四军1师师长的粟裕，仍然注意将自己的这一深切体会传给手下的基层干部。时为1师三旅7团8连连长，后来担任成都警备司令员的张玉成晚年回忆过粟裕与他的一次对话：

粟司令问我，你们现在有没有打骂战士的？我答：前几天三排长任贵云查哨，一个哨兵在打瞌睡，他就打了这个战士。

首长说：“哨兵打瞌睡是不行的，但不能打，难道打了他就不打瞌睡？主要靠教育。要告诉他，放哨是100多人的眼睛，是保护100多人安全和休息，他懂了责任的重大，才能自觉的、认真的放好哨。”

最好的政治工作手段还是以身作则，吃苦在前。

井冈山上缺吃少穿，异常艰苦，粟裕不仅自己学会染布、缝制军衣、熬制硝盐，几乎餐餐相似的红米饭南瓜汤，他也和士兵一样安之若素。

他终究不是地道的裁缝，缝制军衣便有些笨拙。

一次，官兵们每人发了一块缴获的布，要求自己动手做一条替换穿的短裤。粟裕拿到后，左比右画不知从何下剪，最后想到一个办法：脱下身上的短裤，一片片拆下来，放在布上比画一阵，照原样剪裁，终于缝起了两条短裤。

晚年时，他还饶有兴致地对子女们讲述过这一场景。

粟裕还常常跟着朱德从山下往山上挑粮食，朱德写有“朱德记”的扁担，多年后他回忆说：“我就亲眼见过这根扁担。”

与粟裕同在28团的萧克后来也回忆说：“全军上下除了病、伤残外，都去挑粮。我印象中，28团只有两个干部没有参加，一个是林彪，因为身体不好；一个是周子昆，脚上负伤。朱德军长同我们一样，每天步行几十里，用扁担挑粮上山。”

当时与粟裕同为28团连级干部的杨至成，几十年后还能清楚地记得和粟裕一起挑粮食的场景。

他说：“黄洋界山高十五里，从山脚挑粮食到山上的五井，有30多里山路，一天挑两次。同志们不辞辛苦，累得汗流浃背。我和粟裕等同志挑着粮食到了半山上，放下担子休息。”

井冈山上的粟裕时而任党代表，时而任连长，多次变动岗位。他后来回忆说：“连队里新战士和解放过来的战士多了，需要加强政治工作，就调我去任连党代表；某个连长军阀习气太重了，要调动他的工作，又让我去任连长。”

1978年5月，粟裕在黄洋界哨口

他担任连长时，对部队的训练抓得很紧，尤其注重少年时代便开始的跑步训练。每天清晨第一件事是身先士卒，带领全连队伍爬山。

红军弹药奇缺，作战时才能分配两三发子弹，因而粟裕格外重视射击训练，要求做到弹无虚发。他以自己少年时苦练的枪法为标杆，每天组织全连进行单手无依托举枪训练瞄准，带出了一批手起枪落、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刺杀、投手榴弹为主的近战、夜战训练，也是弥补枪弹缺乏的一项重要举措。粟裕别出心裁，常常夜晚带连队到荒山野岭苦练，培养战士一往无前的胆量，同时也强化夜战、近战本领。

流汗的苦练很快就在流血的战斗中见出了效果。

朱德和毛泽东两军会师不久，国民党军便调集人马再次“进剿”井冈山。粟裕率连队随朱德行动时，突然与调动中的国民党军刘士毅第31军一部遭遇。

31军是地方部队，未战先怯，刚一接触便慌慌张张后撤，朱德不肯轻易放过，当即下令追击。

粟裕带领全连队伍跑步前进，一口气猛追35公里，以平时训练锻炼出来的超强体力和耐力，直追得国民党官兵上气不接下气，一时七零八落，溃不成军，最终活捉对方营长以下官兵300余人，缴枪250多支。

作为基层连级干部，粟裕常常身先士卒，冲锋在前。

1928年6月，蒋介石又调集湖南、江西两省10个团的军队，分两路“进剿”井冈山。

毛泽东、朱德决定对湖南过来的国民党军采取守势，以红四军主力迎击江西国民党军杨池生、杨如轩部。他们下令主动撤出刚拿下不久的永新，退到井冈山中心地区的宁冈，等待时机歼敌。

杨池生、杨如轩进攻的必经之地是新、老七溪岭，地处要冲，地势险要，能否控制这两个地方关系到战役成败。粟裕这时已改任连长，朱德决定将艰巨任务之一——控制老七溪岭交给他担负。

粟裕率部攻占的老七溪岭

粟裕带领连队迅速行动。但他们急行军迂回赶到老七溪岭时，制高点已被国民党的先头部队抢先一步占领。粟裕深知干系重大，多次组织强攻，从早上打到中午，都因地形不利而失败。

午后，激战双方都已疲惫不堪，山上守敌更是等枪声一停，迫不及待躺下休息。粟裕一直匍匐在前沿阵地仔细观察敌情，见此情形，当即抓住战机，突然发起攻击，一举突破对方的防守阵地。

他一马当先，最先冲上制高点，但身后只跟上来9个人，而前头是密密麻麻慌乱中奔跑的敌人。这时候，若退回去，等于前功尽弃，甚至完不成朱德当面交予的重任；若继续进攻，则敌众我寡，危机四伏。

粟裕没有犹豫，迅速将9个人分成两组，6人控制制高点，接应后续部队，自己则带其余3人，猛追溃逃之敌。

翻过一座山坳，他发现前头有百余名国民党官兵猬集一处，立即只身冲过去，喝令他们缴枪，其余3个战士也迅速跟上助阵。留在制高点的司号员也十分机智，“嘀嘀嗒嗒”吹起了冲锋号，旗手也不停挥舞红旗，声援他们。

不知红军虚实的国民党官兵一时目瞪口呆，丝毫不敢乱动，只得乖乖缴枪。粟裕命令俘虏们卸下枪机，背着枪支下山。四个人押着百多名垂头丧气的俘虏，满载而归。

时为泰和游击大队大队长、配合红军主力作战的萧锋见证了这一幕。

他多年后回忆说：“一天下午，战斗正在极其激烈地进行着，突然，有一位个子不高的红军指挥员，带着一支小部队，从右侧迂回到敌后，直插敌人指挥所，于是我们很快地取得了胜利。战斗结束后，我认识了这位巧妙迂回敌后的青年指挥员粟裕同志。”

随后，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四军主力乘胜出击，一举吃掉杨池生、杨如轩部1个团、击溃2个团，重占永新，“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池生、杨如轩）”，取得了反“进剿”的胜利。粟裕的睿智神勇也在红军队里迅速传开，被称为“青年战术家”。

近7年后，红军官兵还记得他的这一“雅号”。

原华东野战军师长、浙江军区副司令员刘亨云回忆，1935年1月怀玉山突围后，时为连长的他见到了粟裕，“我赶紧跑回连队，十分高兴地向战土们宣布：‘我见到粟裕首长了。’”

他说：“战士们一下子都聚拢过来，急切地问，‘哪个粟裕？’‘是不是古田会议负责保卫工作的那个青年战术家？’‘是不是我们的军团参谋长？’”

他肯定作答后，“于是连队顿时活跃开了，战士们的眼神中又露出了希望的火光。”

粟裕晚年，回忆老七溪岭战斗时，仍然不无后怕地说：“这是很惊险的，如果敌人对我们来个反扑，我们就要吃亏了。但敌人被我们的气势所吓倒，不敢进行反扑。这就是‘两军相逢勇者胜’。”

“胜败兵家事不期。”反“进剿”的胜利喜悦还没有完全退去时，红四军便遭受了一次重大挫折。

这年8月，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趁毛泽东外出，将28团和29团从井冈山拉到湘南攻打郴州。

因奉命执行警戒的28团二营营长袁崇全疏忽，一度攻进城内的红军先胜后败，朱德匆匆下令撤出城外，所有缴获全部得而复失。

城外的耒水大桥上，粟裕看到朱德亲自带机枪班掩护部队过桥，连忙跑步上前说：“你先过河，我们留下掩护！”

朱德没有说话，紧紧握了握粟裕的手，随后转身撤离。粟裕等所有队伍过完后，又一路担任后卫，掩护部队前进。

29团是湘南暴动的农民组建而成，纪律观念不强，乡土观念严重，见部队失利，又到了自己的老家附近，便一哄而散，回家去了。

祸不单行。28团二营营长袁崇全又拉上6个连叛变，准备投靠国民党刘士毅部。红四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琢急忙只身前往追赶，被袁崇全暗中开枪射杀。这就是红军史上惨痛的“八月失败”。

井冈山上的毛泽东闻讯，急忙带了31团一个营前来桂东迎接28团，粟裕随即重回井冈山，再度归于毛泽东麾下。

多年后，他回忆说：“第28团在受到挫折后，情绪低落，听到毛委员来接了，非常高兴。部队一见面，非常亲热，有的同志说，这是第二次会师。”

1929年1月，因井冈山已不适合大部队发展，蒋介石又集结重兵准备联合“会剿”，毛泽东决定由刚上山的彭德怀带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则下山出击赣南、闽西，另外开辟合适的根据地。

粟裕跟随毛泽东、朱德下山，开始了新的征战之旅。

“世事茫茫难自料。”当他再次重返井冈山时，已是近50年后的1978年5月，同行的长子粟戎生也已成为和他当初一样干练的青年军人了。粟戎生回忆说：“父亲对江西的感情很深，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并没有带我回老家，而是带着我去了南昌和井冈山。”

重新站在黄洋界上，眺望四方宁静里的蓝天白云，粟裕或许也有毛泽东“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的无限感慨。

红四军刚下山时，蒋介石慌忙集结各路人马前堵后截，红四军连战失利，很是被动。毛泽东、朱德决定利用农历除夕之夜反击，先打掉紧追不舍的刘士毅，于是将部队埋伏在大柏地，静静地等待他上钩。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毫无防备的刘士毅部果然大摇大摆地钻进了伏击圈，憋屈已久的红军一跃而起，收缴丰厚的新年“礼物”。粟裕奉命带领连队扼守要隘，将刘士毅麾下官兵们死死堵在包围圈内。

战役很快干净利索结束。红四军歼灭刘士毅两个团大部，活捉团长以下官兵800多人，乘胜攻入宁都县城。粟裕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之时，生平第二次负伤，幸而伤在臀部，并无大碍。

1929年6月，红四军“七大”会议上，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一职，前往福建永定的天子洞养病。粟裕也接到了一个特殊任务，奉命带三连随侍左右，保卫毛泽东的安全。

这是他与毛泽东的第一次长时间接触，十分尽职尽责，丝毫不敢疏忽懈怠。他把全连人马分为两拨，自己亲自带一部分跟在毛泽东身边；另一部分则安排在驻地附近活动，随时注意四周的动向。

毛泽东尽管心情不大好，但对粟裕这位“卫士长”开始有所近距离地了解，也很欣赏他的细心周到，觉得安全有了保障后，便放心地埋头写自己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成为了古田会议的决议。

多年后的1978年，粟裕的老部下、原23军政委陈茂辉奉命到福建参加撰写纪念古田会议召开四十周年的材料，回来后向粟裕汇报说：“古田会议也有你一份功劳，写党史时应写一笔。”

粟裕坚决不同意写自己。他说：“当时毛泽东同志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我只是带着一个连替他做警卫，我当时只是个基层干部，怎么能写我呢？”

保卫任务还没有结束，粟裕又接到了朱德新的命令，升任为红四军一纵队二支队党代表，不久改称政委，与支队长萧克搭档。

红四军共有三个纵队。一纵队由原28团改称，相当于师，司令员为林彪，下辖两个支队，支队相当于团。

粟裕随即告别毛泽东，前往履任新职，随朱德辗转征战广东、赣南和闽西。

当时还是一个懵懂少年，后来成为福州军区副政委的王直回忆说：“红军派出的一支武工队开到上杭蓝家渡芦丰、白沙一带来了。打土豪，分田地，还把百姓组成赤卫团，发大刀长矛，大家高兴得直放五百响鞭炮！这武工队是哪个领的头？就是粟裕同志！”

他还说，老百姓聚集在一处，纷纷议论粟裕。一个说：“那粟红军看上去年纪不过二十，怎会这样厉害？”另一个则反驳：“当年扫北的罗通，有多大？”说得对方连连点头。

1930年1月，重回红四军担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和朱德再度鞭指赣南，粟裕与萧克率部跟随行动。他们按照朱毛部署，奉命参与围歼国民党军唐云山旅，激战正酣时，粟裕头部突被炮弹击中，昏倒在地。

这次负伤，不仅使他被迫离开战场3个月，还几乎影响了他的一生。弹片留在头颅内，直到去世后火化才被家人发现。每到战事紧张，战役指挥思考过多时，他便头痛欲裂。淮海战役中如此，抗美援朝被毛泽东“钦点”为挂帅第一人选时，也因此遗憾地未能成行。

伤愈归队后，红军队伍已再次扩大，红四军和红六军、红12军整编为红一军团，朱德、毛泽东分任总指挥和政委，粟裕被调换为红12军五支队支队长。

1930年8月，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命令红一军团从江西进入湖南，攻取省会长沙。粟裕随即率部跟随毛泽东、朱德到达长沙城下，任务是带领支队从南面大托铺攻城。

城中的国民党守军达31个团10万人，工事坚固，易守难攻，而且有外壕、铁丝网、电网等许多障碍物。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林彪的红四军攻城相继失利，粟裕也不例外。

他利用黑夜掩护，组织部队破坏守军守备，挖掘前沿工事。但天亮便遭守军疯狂反击，他被迫撤下来，挖好的工事也被破坏殆尽。如此再三，进展甚微。围城16天，毛泽东、朱德两次下令总攻都失败。

权衡之下，毛泽东果断放弃攻打坚固城市的错误战略，决定撤围南下。部队从长沙转移到醴陵休整时，疲惫不堪的粟裕睡了两天一晚才缓过劲来。

接着，毛泽东回师江西，拿下中等城市吉安后，又指挥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编而成的红一方面军东渡赣江，准备迎击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

粟裕改任红12军35师第104团团长，率部枕戈待旦，等待投入一场敌众我寡、前所未有的激烈厮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