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神不测之机

自家后院起火，而且火焰腾空而起，漫山遍野燎原开来，蒋介石自然脸上无光，也深知“前途实堪可虑”。

他终于重新认识了“打不死”的粟裕，开始动用惯于征战的正规军，代替那些不争气的保安团“清剿”粟裕。

1935年9月，蒋介石命令卫立煌和罗卓英担任正副总指挥的“闽赣浙皖四省边区清剿总指挥部”移驻浙西南附近，与保安团紧密配合，重点对付粟裕和挺进师。

卫立煌是国民党虎将，东征北伐，所向无前，号称蒋介石麾下“五虎上将”之一，曾在“进剿”张国焘、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之战中立下过汗马功劳。罗卓英则是蒋介石的嫡系王牌18军的军长。18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强，后来成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

蒋介石让这两员赫赫有名的大将和他们的精锐主力出动，专门对付仅有千余人马的粟裕，可算是痛下血本。粟裕当初受领的“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行动”的任务，也得以悄然完成。

罗卓英老谋深算，精心敲定了一个清剿计划，决心“以各边区大部对粟刘”，命令部队“限10月15日前全部肃清之”。

他调集包括18军在内的正规军32个团近7万人、地方武装近40个团，里三层外三层，将浙西南地区围得水泄不通。他有理由相信，别说粟裕，即便一只苍蝇也飞不过去。

他还学以致用，借鉴“围剿”中央苏区时颇为见效的碉堡战术，下令在险要之处修建明碉暗堡，步步为营，处处为阵，严密封锁，限制挺进师的行动。

有人对他的如临大敌深感迷惑，认为过于谨慎，杀鸡焉用牛刀？“清剿”区区一个粟裕和挺进师不用如此劳神费劲。

罗卓英嗤之以鼻，解释说：“当时刘英、粟裕等仅有数百人，现在统计数达3000人以上”，“其进展程度，比江西还要厉害”。^[1]

他口中的“江西”，指的是毛泽东和朱德当年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开始，随后遍及赣南、闽西，滚雪球一般创建的中央苏区。

他命令所部严格按照蒋介石的“剿匪要旨”，迅速行动，“勿处被动地位，致失机宜”。

罗卓英没想到的是，粟裕参加了江西苏区创建的全过程，是毛泽东、朱德最优秀的学生之一。10年之后，他甚至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两次斗胆直陈，改变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缩短了战争进程，使和平提前重新出现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罗卓英黑压压的重兵一波一波压过来，久经战阵的粟裕并不心慌，而是调兵遣将，沉着应对。

因挺进师“本钱”有限，一次最多只能消灭对手一个营，罗卓英的人马过于强大，粟裕决定避实就虚，采取“敌进我进”的战略，留下一部就地坚持，其余主力跳出重重包围圈，到罗卓英的后方去作战。

他的设想是，尽可能调动罗卓英回援自保，减少其对根据地的破坏，万一不行，便可以寻机到新区开辟根据地。

浙南红军老兵杨进回忆，粟裕曾有意考问大家，说：“敌人以十分强大的兵力，对我们进行全面‘围剿’时，怎样才能使部队最安全？”

众人一时来了精神，纷纷“献计献策”，有的说：“把部队撤到深山老林的深处。”有的则说：“把部队分散活动，以减少目标。”

粟裕微微一笑，说出了办法：“出其不意，飞兵奇袭敌人后方基地，一定要狠狠地打，打得敌人老巢鸡犬不宁。”

他解释说：“这时，敌人势必要回兵援救，那么，我们又可以逸待劳，选择地形与时机，打伏击。只有这样不断地消灭敌人，夺取他们的装备来武装我们自己，使敌人逐渐变弱，使我们日益壮大，才是最安全的。”

计议已定，粟裕和刘英率领挺进师主力巧妙地突围而出，将罗卓英的数万大军远远甩在身后。随后，他们率军奔赴浙南一带游击，很快又成燎原之势，打出了一块新的根据地。

罗卓英果然也非等闲之辈。他深知斩草除根的必要，不受粟裕任何调动，而是死死咬住浙西南，决心将这里连根拔起后再考虑其他。根据地也就乌云蔽日，久久不开，经受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严峻考验。

红军老兵黄知机后来回忆说：“罗卓英部展开对浙西南根据地的大举进攻，到处烧杀，根据地的坚持发生了极大的困难。”

另一位老人吴高维回忆说：“在白色恐怖下，革命进入低潮，老百姓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他所在的乡，“外高山一次被抓40多人，宝溪各地坐牢数百人，上老虎凳、灌水、吊打，使用毒刑不计其数”。

处境险恶，随时有性命之忧，粟裕却处之泰然，常与部属开开玩笑。

追随他作战的张文碧晚年回忆，一次粟裕拍拍他的肩膀说：“张文碧，我们去打土豪好不好？”

张文碧一听来了精神，马上应声：“好，上哪里去打？”粟裕说：“到我的家乡！”

张文碧很惊奇：“你是湖南人，我们在浙南怎么去？”粟裕微笑着翻开一张油印地图，指着一个小镇说：“看，这不是湖南吗？”

他指的是浙江汤溪县的湖南镇，众人回过神来，哈哈大笑起来，愉快的空气弥漫在苍翠的山林原野。

罗卓英踌躇满志，盘算和粟裕一较高低的时候，国民党突然爆发了“两广事变”的内讧，广东和广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三人再举反旗，又给蒋介石反戈一击。他们以北上抗日为名出兵湖南，与蒋介石争夺地盘。

双方你来我往大打出手，战事一时吃紧。蒋介石也顾不得擒拿粟裕，急忙下令罗卓英收拢主力，紧急开往湖南助阵。浙江一省顿时空虚起来。

粟裕乘机而起，四面出击，迅猛扩展浙南新区，又跃马回师浙西南老区。两个根据地如火如荼，空前鼎盛，范围增加到了30多个县，挺进师也再次发展到1500多人。

不久，“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结盟兄弟、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兵谏活捉，国共两党随即开始和平谈判。不过，粟裕不曾迎来和平的曙光，日子反倒更艰难起来。

对长征到达北方的毛泽东和中共红军主力，蒋介石被迫妥协，同意予以改编，但对南方“清剿”多年的游击队不肯服输。他决定“北和南剿”，在国共正式重新合作之前，全部肃清南方红军。

蒋介石再次调集6个主力师约10万人，设立“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以在湘西“围剿”过贺龙红军的刘建绪为主任，专门“清剿”南方游击队，其中又以粟裕的浙南为主要目标。

刘建绪是“剿共”老手，颇有一番理论心得。他一到任便信誓旦旦，说“6个月内，将全区之匪，一律肃清”^[2]。

粟裕的浙南根据地已今非昔比，罗卓英过去四面包围封锁的策略难以运用，刘建绪便改弦更辙，采取拉网战略，由北而南、由西而东、由外围到中心逐次展开，准备将挺进师压向东南，然后予以收网围歼。

命令下达后，各路“清剿”大军纷纷出动，52师急于建功，更是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

1937年2月，粟裕前脚刚到泰顺地区的景宁三枝树，还来不及喘口气，喝口水，一路穷追猛赶的52师后脚便跟到这里。泰顺地区原本驻扎的新5师得悉红军“流窜”过来，也兴奋异常。

这时候，粟裕和挺进师处于刘建绪两大主力夹击之中，进退两难，处境十分危急。

吉人自有天相，一个与战事无关的情报令险情瞬间化解。粟裕获悉52师与新5师的两个师长素来互不买账，积怨颇深，马上想到一着棋：让刘建绪的这两个师相互打一仗。

随后，粟裕命令队伍偃旗息鼓，衔枚疾进，悄悄登上附近的敕木山。侦察一番地形后，看看雾霭升腾，暮色四合，夜晚将临，他布置几个战士对空鸣枪，有意暴露目标。

52师和新5师正为失去共军踪影纳闷，一听枪声，顿时来了精神，两个师长都下令立即出动。他们一前一后分别抢占东西两处山脚，随后枪炮齐鸣，争相扑向山顶。

粟裕从容调度，指挥队伍向东西两面山下一阵猛打。等两面的国民党军人头攒动，气喘吁吁接近山顶时，他迅速下令收兵，从山的一侧悄悄转移。

新5师抢先一步冲上了山顶，听到另一侧密集的枪声，赶紧一阵排枪打过去，瞬间毙伤了迎头赶上的52师不少官兵。

52师师长闻报，以为粟裕和共军还在山上，急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拿下山头。山上的新5师大感意外，没想到被赶得四处亡命的游击队火力还很猛，便利用山顶有利地形，调整火力加倍还击。

战斗逐步升级，双方为建树活捉粟裕的奇功，激战了整整一个晚上，战场一片狼藉，尸横遍野。等到天色微明时，他们才蓦然发现，原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这时候的粟裕和挺进师，早已突出重围，喜笑颜开地休整多时了。

52师和新5师的两个师长原有宿怨，如今又添一段新恨。两人唾沫横飞互相指责，都说对方借“剿匪”之名打击自己。为报“一箭之仇”，他们相互拆台，相互抓人，甚至只要见到对方的人，不管官阶高低便开枪射杀。

刘建绪知道后，大为光火。他将两个师长叫来，劈头盖脸痛骂一顿，随后又将他们远远调开，才算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刘建绪把这个哑巴亏的账计到了粟裕头上，不断督促各部步步紧逼，“追剿”挺进师。军事行动之外，他还采取了两项狠招：

一是强迫老百姓组织“联甲”和“剿共义勇队”、壮丁队，协助军队“进剿”；二是移民并村，焚烧老百姓田间地头零散的房屋、茅棚，柴米油盐也按人头逐日配给。

他的目的是将老百姓和挺进师官兵隔离开来，釜底抽薪，“竭泽而渔”，最终完成“清剿”大业，向蒋介石告捷复命。

然而，粟裕让他失望了。

刘建绪的“网”拉过来，粟裕便带上队伍像猿猴一般灵活地钻过去；刘建绪占领了游击队的山头，粟裕便束马衔枚深夜急进，开到他的后方。

当刘建绪集结兵力时，粟裕便化整为零，避实击虚，人自为战。看准机会，粟裕又倏忽之间集合队伍，猛烈出击，痛咬刘建绪一口。

实践出真知。穿行于险象环生的封锁圈和碉堡之间，日日夜夜与死亡打交道，粟裕的游击战术也突飞猛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堪称“有鬼神不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

他总结了几条游击战术原则，灵活自如地加以运用：

一、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二、不在消灭敌人，而在消磨敌人；三、支配敌人，掌握主动；四、积极进攻，绝少防御；五、飘忽不定，出没无常；六、越是敌人后方，越是容易成功。

游击队行动时，粟裕要求官兵们做到5点：

一、反敌人之道而行，竭尽欺诈之能事，敌进我退，敌集我散，敌大我避，敌小我欺，避实就虚，声东击西；

二、不要企图太大，只要常有小胜；

三、站在敌人翼侧、后方和圈子外围，不为敌人所合击；

四、一切作战行动必须迅速、勇猛、坚决，迟疑犹豫等于等死；

五、注意使用突然的白刃袭击，只要枪一响，刺刀就要杀到敌人肚皮上去。

粟裕还像古名将一般，格外善于隐蔽行动和意图。他给游击队规定了兜圈子、大小圈、“8”字形、“S”形、电光形、杀回马枪等多种活动形式，常常东去西返，早出晚归，可谓神出鬼没，行踪难测。刘建绪的“清剿”官兵往往晕头转向，疲于奔命。

然而，这还不是粟裕对付刘建绪韬略的全部，他的脑子里还有着层出不穷、绵绵不断的“绝活”。

行军途中，他要求派人清除沿路痕迹。有时，他又故意造出痕迹，布下迷阵，引诱追兵紧张兴奋之后白忙一阵。

部队每到一个地方，粟裕规定必须仔细勘察地形、道路。往前走多远有岔路，往右走通往何处，地形如何；大路如何走，小路有几条，都务必一清二楚、心中有数。一旦路上遭遇敌人，便能迅速摆脱。

晚上宿营，粟裕要求避开喧闹的集镇，选择偏僻宁静的小村。房间也要求最好选择单门独户，而且要有前后门，随时准备紧急撤离。

挺进师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示意图

宿营时的警戒，粟裕也考虑很周全。

他规定了“五班制”，自己和参谋、警卫员等人一个班，既是指挥机构，也要站岗、放哨、侦察和打仗，如同普通一兵。住宿时，这个班住在中间，其他四个班分别位于东、南、西、北面。

一有敌情，便由当面的班负责阻击掩护，其他班动如脱兔，迅速消失在夜色中。摆脱敌人后，各个班都到预定地点集合。

预定地点的选择，他也有谨慎的安排，要求至少有两个集合点，第一集合点有敌情，便迅速转移，前往第二个点集合。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粟裕十分注意情报的搜集，常常设法收集国民党报纸，从中分析判断情况；或者派人从电话线监听通话，也偶尔突袭乡镇公所，让其官员向县长紧急求援，需要的情报便唾手而得。

粟裕还常常主动出击，量力而行，零敲碎打，积少成多。主要目标是刘建绪后方的基层党政军人员，或者“清剿”部队的哨兵和侦探、掉队的官兵，让刘建绪防不胜防，麾下人心惶惶，军心涣散。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老谋深算的刘建绪见识了粟裕的功夫。他曾经横行过江西中央苏区，又“立功”于湘鄂西苏区，到了浙江则屡屡失手，虽然摧毁了浙南的中心区，却对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粟裕和挺进师徒唤奈何。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随后谈判成功，两党重新握手言欢，宣布并肩对外。刘建绪不得不下令收兵，遗憾地停止了“清剿”，当初“6个月内，一律肃清”的军令状也成为呓语。

粟裕赶到温州和刘建绪谈判时，老百姓万人空巷，争先恐后，都想目睹一下如雷贯耳的粟裕风采。

刘建绪见状感叹说：“粟裕这个人实在不可思议，你要打他时，年复一年地东征西伐，连个影子也没有看到。你要和他谈判时，城里乡下，四面八方都是他的人。”

挺进师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不久由粟裕带领走出沟壑纵横的深山老林，编入了新四军行列，千里开赴抗日战场。

当年红七军团改称“先遣队”北上抗日的使命，经过长达三年的孤军血战，寻淮洲、方志敏、刘畴西等人血染疆场后，最终由卧薪尝胆、百战余生的粟裕完成复命。

[1]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78页。

[2]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5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