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对决黄桥

陈毅和粟裕踏上长江北岸后，江南指挥部奉命改称苏北指挥部，下辖三个纵队约7000人。

苏北也非高枕无忧的平安之地。他们从江南脱险而来，“染指”了他人的“卧榻之侧”，不仅为占据各处城镇和要点的日军所不容，也为控制乡村地盘的韩德勤所痛恨。

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的韩德勤是顾祝同的干将之一，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统领16万人，其中嫡系8万人，其余是非嫡系的李明扬、李长江部和税警总团陈泰运部。

韩德勤也在敌后坚持抗日，但颇为忌恨作为同盟者的中共，下手从未手软。

1938年10月，他以不符《江苏省民众组织条例》为由，取缔过中共组织的苏北抗日同盟总会；1939年春，他突然包围东海县八路军独三团，杀伤团长以下数百人；这年夏，他又围攻高邮湖北闵家桥，惨杀抗日游击队负责人陶容以下数百人。

有了蒋介石“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决策，韩德勤更是口含天宪，决不允许新四军“染指”自己地盘。

料敌于先，方能决胜千里。粟裕深知韩德勤很快就会大兵压境，和陈毅确定了“联李、击敌（日军）、反韩”的策略，决定先发制人，攻占黄桥作为根据地，准备迎击虎视眈眈的韩德勤。

陈毅负责统战工作，设法争取李明扬、李长江的中立。粟裕则专注考虑作战，发现了一个不小的问题。

新四军来自各个山头，从红军时期的三年游击战开始，因兵力有限，装备简陋，又是分散作战，没有打过大规模的正规战，官兵们游击习气浓厚，而韩德勤即将发起的进攻，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仗和恶仗。

粟裕为此召开专门会议整顿纪律，要求部队做到四点：第一绝对服从命令，第二严格遵守时间，第三树立兵团观念，第四协同一致。部队的游击习气得到初步遏制，上下一心，将士用命，拧成了一股绳。

1940年黄桥战役行军途中，第二个骑马者为粟裕，第一个骑马者为陈毅

1940年7月25日，陈毅、粟裕开始挥师东进。韩德勤马上命令黄桥守将何克谦率部向北攻击，陈泰运则率部由曲塘南下，准备南北夹击，消灭运动中的新四军。

粟裕稍加调度，新四军便大展神威，以神速动作击溃陈泰运两个团，歼灭1个多营。枪声一停，他和陈毅便下令释放被俘官兵，叫他们转告陈泰运，只要不打内战就可相安无事。

接着，粟裕又乘胜进军，冒烟突火，一举拿下黄桥，全歼何克谦的保安旅，仅有何克谦带几个人落荒而逃。

一进黄桥，粟裕不敢丝毫松懈，马上筹划迎击韩德勤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进行一场生死较量。他将自己关在房内，静静地对照地图，一一核对黄桥地区的桥梁、道路、村舍等，将地形烂熟于心。

韩德勤果然没有闲着。

他采取了软硬兼施、文武两手举措：一是鉴于自己主力还远在兴化，一时鞭长莫及，强令李明扬、李长江和陈泰运等人进攻新四军；二是派人怒气冲冲到黄桥向陈毅、粟裕问罪，责备他们“擅自江南北进”，“此次攻占黄桥各地，尤违中央抗战及团结御侮之旨”。

为迷惑陈毅、粟裕，争取调集兵马的时间，韩德勤最后假意宽宏大量，不究既往，同意与新四军“和解”：韩部驻姜堰、曲塘一线，不再南下；新四军驻黄桥等地，不再北进。

粟裕对韩德勤的心思洞若观火，通过精确计算调兵的时间，他判断还有半个月左右，韩德勤便会大举进攻新四军。

8月15日，因陈毅不在指挥部，粟裕以个人名义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和新四军军部叶挺、项英，以及管辖苏北指挥部的中原局书记胡服（刘少奇）发电报，提出了应对韩德勤的四个部署。

他的部署之一是，将新四军陶勇纵队驻守的塘头、宜陵地区交给李明扬和李长江，既可收缩集中兵力，又能争取“二李”中立。

报告的最后，粟裕慨然表示：“我们决以全力对付”韩德勤。

韩德勤兵强马壮，远远超过苏北新四军，毛泽东和刘少奇十分焦虑和担心，原打算等黄克诚的两万八路军南下增援后，与陈毅、粟裕一道合力解决韩德勤。为此，毛泽东还公开警告韩德勤，说“韩不攻陈（毅），黄（克诚）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

令他没想到的是，处境险恶的粟裕和陈毅都“一身是胆”，没有过分依赖远道而来的八路军，而是准备孤军奋战，独立对付兵多将广、数倍于己的韩德勤。

果然不出粟裕所料，主力人马刚集结完毕，韩德勤便不顾毛泽东的警告，于8月21日下达了一个标注为“极机密”的“第三三九号”作战命令，分左、右两翼进攻黄桥。

他还封官许愿，任命李明扬为“进剿军总指挥”，李长江为副总指挥兼“右翼进剿军指挥官”，拉拢他们给自己卖力，同时下令不准海安、泰州的粮食南运，以造成黄桥新四军的困难，不战自乱。

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决战即将开始，虽然刘少奇已催促黄克诚的八路军火速南下，却终究远水解不了近渴，仅以区区几千人对付韩德勤的10万大军，粟裕深知肩上的千钧之重，日夜坐在地图前，构想各种应对之策。

很快，他发现战场出现了有利的局面：

早先对“二李”和陈泰运的统战已经起到作用，他们不愿为韩德勤消耗实力，没有执行担负右翼进攻任务的命令；左翼虽是韩德勤的主力部队，但实际总兵力不过7个团。

粟裕和陈毅商量，为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决定不先放第一枪；同时逐步撤退、收缩，诱敌深入新四军防区，再集中兵力予以各个歼灭。

韩德勤的左翼部队果然上当，认为江南“逃窜”过来的新四军不过如此。他们长驱直入，鼓噪而进，保安1旅很快占领营溪，117师则炮火连天，猛攻古溪。

“来而不往非礼也”，粟裕当即部署反击。他下令叶飞率一纵攻打营溪，一举击溃保安1旅两个团，活捉数百人。王必成和陶勇也奉命率两个纵队出击古溪，117师见势不妙，慌忙缩了回去，得以保全。

陈毅和粟裕下令释放所有被俘官兵，发还枪支，保1旅旅长薛承宗喜出望外，很是感激，在随后的决战中保持了中立，没有向新四军放过一枪。

韩德勤初战失利，发现新四军不可小觑，便决定暂缓进军，只派兵进驻姜堰封锁新四军粮源。他还软硬兼施逼迫“二李一陈”上阵，意图将新四军压缩在沿长江的狭小地区，与日伪军一道予以合击。

姜堰是丰饶的粮食集散地，一旦被卡死，黄桥军民很快便将陷入无米下锅的困境，不战自乱。粟裕认为与韩德勤长期僵持不利，必须打下姜堰，才能摆脱困境。

他与陈毅商量后，决定一面揭露韩德勤粮禁真相，争取政治上主动和老百姓支持；一面主动出击，由粟裕指挥攻打姜堰。

姜堰驻有韩德勤的6个团，与粟裕手中9个团的兵力相差不大。为减少伤亡，粟裕决定声东击西，调虎离山，命令一个纵队东进佯攻海安，威胁如皋等地，迫使韩德勤从姜堰抽兵增援。

韩德勤果然再度上当，慌慌张张一次便抽出了4个团。战后粟裕在全军干部会上回顾时，幽默地说：“我们的意思是他姜堰的兵力太多了，请他调开一部分。结果他真是像听我们的命令一样，把姜堰的兵调了一部分到海安，只留下了两个团。”他的部下们一阵开怀大笑。

粟裕立即部署王必成和陶勇率两个纵队主攻，叶飞的一纵负责打援，仅一个昼夜便拿下了姜堰，歼敌千余人。

军事获胜，陈毅开始打擅长的政治仗。他向韩德勤公开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建议召开苏北各界军民代表会议，商讨双方和谈事宜，邀请韩德勤、李明扬、陈泰运和地方名流的代表参加。

这时，韩德勤已铁心与新四军势不两立，决心一周内把陈、粟“赶下长江”喂鱼。他认为陈、粟绝不会轻易放弃富裕的姜堰，提出了一个与会条件，说“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先退出姜堰，再言其他”。

韩德勤的设想是，只要陈、粟舍不得吐出到口的“肥肉”，破坏国共合作，拒绝两军和谈的便是他们，他便可以名正言顺出兵讨伐。

陈毅识破了这一险恶用心，马上宣布退出姜堰。

韩德勤闻报，顿时傻了眼，但又不甘心和谈收兵，便食言而肥，要求新四军立即撤出姜堰，经黄桥开回江南，否则无商谈余地。

1940年黄桥战斗期间粟裕（右1）与陈毅（右2）合影

他的出尔反尔引起了苏北各界军民代表们的公愤，大骂韩德勤言而无信，姜堰的普通老百姓也被深深激怒了。

接着，陈毅和粟裕又下了一步棋，决定不将撤出的姜堰还韩德勤，而是交给李明扬和李长江，同时慷慨送给陈泰运100多条好枪。

“二李”和陈泰运顿时感激涕零，拍着胸脯保证说，如韩德勤进攻新四军，他们决不参战，还尽可能提供情报。

陈毅信守诺言，很快撤军姜堰。无计可施的韩德勤只有图穷匕首见，杀气腾腾下令所属各部“务集中力量”，对黄桥新四军“包围而歼灭之”。

黑云压城城欲摧，双方决战已不可避免。陈毅、粟裕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紧急报告说：“韩之进攻企图已极明显，一周内大战必爆发。”

黄桥上空一时阴云笼罩，烽烟滚滚，韩德勤26个团共3万余人杀奔而来，分为右、中、左三路：中路为嫡系部队，是进攻的主力；右路为“二李一陈”的部队；左路为保1旅等5个保安旅。

他又将中路分为三路，分配了直指黄桥的作战任务：左翼为89军33师，从加力、分界攻打黄桥东面；右翼是独立6旅，从高桥南下，攻打黄桥北面；居中的则是军长李守维亲自统领的89军117师和军部直属队、炮兵，从营溪南下，攻打黄桥东北。

陈毅、粟裕指挥的全部兵力仅有7000人，而能上阵作战的不过5000人，与韩德勤任何一路相比都处于劣势。但背靠滔滔长江的新四军没有退路，必须破釜沉舟一战而胜，否则就真会被赶下长江“喂鱼”，从此与苏北告别。

粟裕的老部下、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迟浩田说，两军对阵，不仅是兵力、火力、士气的较量，也是双方指挥员谋略水平和指挥艺术的较量，“在一定情况下，胜负往往取决于指挥员的一念之间”^[1]。

这“一念之间”，对这时的粟裕而言，绝非“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那么简单。他深知责任重大，慎之又慎，最终决定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既各个击破进攻之敌，又保住黄桥不失。

方案确定后，他又开始考虑首战对象。

对韩德勤几支主力分析对比后，粟裕将目标锁定了翁达的独立6旅。多年后，对为何选择翁达，他还记忆犹新地说：

这个选择的主要根据，一是两李和陈泰运虽然已表示中立，但在韩德勤大军向我进逼的形势下，疑虑很大，如果我首战歼灭了翁旅，对于拉开两李、陈泰运同韩德勤的距离，稳定李、陈的立场将起重要作用。这样就使韩德勤的右翼失去了掩护。

二是翁旅是韩德勤中路右翼，把它消灭了，就把韩德勤的中路军打开了缺口，使我军可以实现对韩军主力的包围与迂回。

第三，翁旅是韩德勤嫡系主力，如首战被歼，可以给敌军士气以严重打击，并使其他杂牌军不敢动作。

翁旅是韩德勤仅有的劲旅之一，号称“梅兰芳式”部队，全旅3000余人，军官多是饱读兵书战策的军校毕业生，清一色的“中正式”七九步枪，每个步兵连都配备崭新锃亮的捷克式机枪9挺。

旅长翁达也算是“天之骄子”，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与中共将领林彪、刘志丹，国民党将领张灵甫、胡琏等人是同期同学，能征善战，颇有智谋，蒋介石对他恩宠有加，称之为“翁虎将军”。

韩德勤也是沙场老将，久经战阵，早年便“围剿”过红军，知道共军的作战原则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

他和翁达都万万没想到，粟裕这一次反其道而行之，先拣强敌下手，从而出其不意，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确定了作战方案和首歼目标，粟裕又决心大胆运用奇兵，精心部署麾下的三个纵队。

叶飞的一纵和王必成的二纵队兵力比较充足，粟裕将他们用于突击方向，隐蔽集结于黄桥西北的顾高庄、严徐庄、横港桥地区待机。他还让二纵派出两个营实行运动防御，诱敌深入。

陶勇的三纵不到2000人，粟裕决定安排其守备黄桥，同时令其派出一个营进至分界以西地区，用散兵战积极阻击敌人，迟缓其行动，疲惫其兵力。

苏北的日军也是新四军的死敌，对于他们会不会前来趁火打劫，粟裕也做了细致分析，最终认为，日军和韩德勤联合攻击的局面不会出现，只会坐山观虎斗，盘算着坐收渔翁之利。

他最担心的还是答应保持中立的“二李一陈”，手中已没有兵力对付他们，一旦他们翻脸，背后捅上一刀，后果不堪设想。陈毅听说后，让他放心，说“泰州方向由我和朱克靖顶着”。

为防万一，陈毅和粟裕商量，将留在江南的两个主力营调过来，而且照会李明扬和李长江：“敝军两个团即将过江通过贵军防区”，暗示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粟裕由此下了战役的最后决心。

9月30日，韩德勤下令进攻开始，所部倾巢出动，却突然遭遇倾盆大雨，连日不开，国民党军不得不放缓行军速度，最后只能停止开进了。新四军各部赢得了周密布兵、巩固阵地的充分时间。

一、二纵队展开后，粟裕将重点放在了黄桥。他和三纵司令员陶勇冒雨巡查所有的工事，一一亲自过目。

因兵力严重不足，他叮嘱陶勇部署防御不要墨守成规，而是积极灵活，将主要兵力放在东门，西边和南边不安排部队，仅由后勤和伙夫担负警戒，北门也只放一个班。

10月3日，大雨终于停了，阴沉的云缝里漏出几缕阳光，愁眉苦脸的韩德勤长吁了一口气。

他麾下的干将89军军长李守维马上抖擞精神，下令部下攻击前进。叶飞和王必成前出的部队节节阻击，佯装不敌，“仓皇溃退”，迫使其提早展开攻击队形。

89军官兵见共军不堪一击，一触即溃，极其兴奋，摇旗呐喊，争先鼓勇，分为几路扑向黄桥，当天中午便开始炮击黄桥外围阵地。第二天凌晨，89军的33师又枪炮齐鸣，猛攻黄桥东门。

战场上硝烟弥漫，大打出手，苏北各种政治势力都紧张地盯住黄桥。李明扬和陈泰运观望着战局，随时准备站在赢者一方，获取最大利益；日军和伪军的各路侦探也忙忙碌碌，穿梭来去，窥伺下手的机会。

10月4日上午，李守维发起首次总攻，为彻底冲垮黄桥防线，一次便投入了3个多团。一时枪炮声震天，战场上尘沙蔽空，天昏地暗。

陶勇三纵的防御工事大部被炮火摧毁，官兵伤亡巨大，炊事班警卫班都拿出来顶了上去。不久，33师一部突进了东门，防线被猛然撕破。黄桥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

粟裕紧急赶往东门坐镇。时为三纵营长的恽前程晚年回忆说：“当时最紧张的时候粟裕同陶勇在一起。”

危急之时，长途跋涉的江南一个营奉命赶来，离黄桥只有20里了。兵力虽不多，却也是一场宝贵的及时雨。粟裕闻报，马上告诉陶勇：“增援部队来了，你们要坚决守住黄桥！”

陶勇马上将消息传达下去，又卷起袖子，拿起大刀率先冲了出去，三纵官兵顿时士气大振，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杀，打退了李守维的总攻。

这时候，粟裕精心挑选的首歼对象独立6旅还没有登场。翁达之所以姗姗来迟，是因为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他以为新四军主力正和李守维在黄桥东门血拼，自己等着他们消耗殆尽，然后不费吹灰之力突入北门，一举夺得头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