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五四前后日本人对鲁迅的认知

五四时期，处在大正与昭和之交的近代日本文坛，对中国新文学及其文坛主将鲁迅的关注、翻译、介绍与研究，比起历来对中国古典文学及其名家的研究介绍热潮来，势头颇为冷落。原因在于一方面，久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日本文化人与作家更注重中国的古典文化而忽视落后的现代中国及其文化；另一方面，当时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也还未曾达到能够充分引起外国人关注的程度。在经过了一段略带冷漠与偏见的观照之后，以鲁迅为首的中国新文学才开始逐渐受到日本人的关注并被介绍到日本。

第一节 五四之前：早于中国的鲁迅发现

严格地说，鲁迅研究是从五四时期鲁迅登上新文坛之后才开始的。

众所周知，鲁迅是1918年5月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发表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作《狂人日记》而开始登上新文学文坛的。在同一期《新青年》上，鲁迅还以“唐俟”的笔名发表了三篇白话新诗：《梦》《爱之神》《桃花》（《集外集》）。嗣后，鲁迅便一发而不可收，开始了小说、杂文、诗歌、文学史乃至于文学翻译等持续一生的写作生涯。

如果从学术意义来讲，鲁迅研究应该是对鲁迅创作的反响和评论，而对鲁迅新文学创作的第一声反响则是出现在1919年2月1日，这一天初版发行的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新潮社的刊物《新潮》第1卷第2号上，有一篇署名“记者”的《书报介绍》，向读者推荐《新青年》杂志，其中提到鲁迅的创作：“就文章而论，唐俟君的《狂人日记》用写实笔法，达寄托的（Symbolism，象征主义）旨趣，诚然是中国近来第一篇好小说。”写这段介绍文字的记者是傅斯年，虽然《狂人日记》是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但傅斯年知道唐俟就是鲁迅。所以，傅斯年的评论，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对鲁迅新文学创作的点评式的研究。

然而，时至今日，作为“显学”的鲁迅研究已经不仅仅是对鲁迅创作的反响和评论，鲁迅生平活动和家族史之钩沉，也都已成为广义上的鲁迅研究的对象，鲁迅在未曾登上中国新文坛之前对鲁迅文言创作的反响、评论和介绍也都已纳入研究视野之内。如此看来，中国的鲁迅研究，“最早见于正式出版物的是1913年4月《小说月报》第4卷第1号，恽铁樵对小说《怀旧》所做的十处随文评点和‘焦木附志’”。^[1]

《怀旧》^[2]是鲁迅1912年作的文言小说，讲九岁顽童从秃先生习《论语》生厌之时，希冀长毛——太平军来，秃先生退而逃之，以得免学之苦的故事。这小说当年在《小说月报》发表时主编恽铁樵所做的评点，应该说是中国最早的鲁迅研究文字了。其十处评点多是对小说行文技巧的评论。如写学童盼生病休息不读书，“否则，秃先生病耳，死尤善”。点评为：“一字一转”。写秃先生误以为长毛来，后知是难民，大笑：“自嘲前此仓皇之愚……众亦笑，则见秃先生笑，故助笑耳。”批为：“用语之活可作金针度人”。其他如“转弯处具见笔力”，“写得活现真绘声绘影”，“不肯一笔平钝”，“状物入细”等。当然，对鲁迅文言小说的这些评语，是不大为今人所知的，但这却是中国广义上的鲁迅研究的开端。

而日本广义上的鲁迅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先于中国的鲁迅研究的。这样说绝不是故作耸人听闻之说，而是有事实作依据的。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上海留学时，在1980年第2期《复旦学报》上发表了《日本介绍鲁迅文学活动最早的文字》一文，其中谈到他在浩如烟海的日本文献中发掘出来的1909年5月1日东京出版的杂志《日本与日本人》第508期“文艺杂事”栏所载有关周氏兄弟的文字：

在日本等地，欧洲小说是大量被人们购买的。中国人好像并不受此影响，但在青年中还是常常有人在读着。住在本乡（按，日本地名，东京大学一带）的周某，年仅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大量地阅读英、德两国语言的欧洲作品。而且他们计划在东京完成一本名叫《域外小说集》，约卖三十钱的书，寄回本国出售。已经出版了第一册，当然，译文是汉语。一般中国留学生爱读的是俄国的革命的虚无的作品，其次是德国，波兰那里的作品，单纯的法国作品之类好像不太受欢迎。

藤井先生的这一重要发现，为中日两国的鲁迅研究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史料，它对于探讨鲁迅早年留学日本时期的文学活动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同时也着实证明，日本对于鲁迅兄弟文学活动的介绍，是早于中国的，这比1913年4月恽铁樵在《小说月报》第4卷第1号上对鲁迅的文言“小说《怀旧》所做的十处随文评点和‘焦木附志’”的评论要早四年，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介绍鲁迅的文字，至少在我们还没有能够发现新的史料来更新这一结论之前是这样。

第二节 五四时期：青木正儿与《支那学》

中国的文学革命运动发生三年之后，有一个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人，开始注意到已经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上的中国新文学，并对鲁迅的创作做出了评价，这个人就是青木正儿。

青木正儿（1887～1964）是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家，曾师事桃李满天下的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狩野直喜（中国文学研究家），与王国维、鲁迅在不同时期都有过学术事务上的联系。1919年前后，他到中国游学，在北京亲身感受到五四文学革命的热烈气氛。归国后，曾在同志社、立命馆等大学任教。1920年9月，青木正儿等人发起专门介绍中国文学问题的月刊《支那学》^[3]，由支那学社编辑，东京弘文堂书店刊行，1947年停刊。

1920年9月至11月，青木正儿在他主编的《支那学》第1～3期上，发表了介绍中国文学革命的文章《以胡适为中心潮涌浪旋着的文学革命》。这篇文章比较准确地把握了中国新文学的革新意义。例如青木正儿在《支那学》第3期上揭载的部分里说：

民国七年（1918）六月，《新青年》突然出了《易卜生号》。这是文学底革命军进攻旧剧的城的鸣镝。那阵势，是以胡将军的《易卜生主义》为先锋，胡适罗家伦共译的《娜拉》（至第三幕），陶履恭的《国民之敌》和吴弱男的《小爱友夫》（各第一幕）为中军，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为殿军，勇壮地出阵。他们进攻这城的行动，原是战斗的次序，非向这里不可的，但他们至于如此迅速地成为奇兵的原因，却似乎是这样——因为其时恰恰昆曲在北京突然盛行，所以就有对此叫出反抗之声的必要了。那真相，征之同志的翌月号上钱玄同君之所说（随感录十八），漏着反抗底口吻，是明明白白的。^[4]

在这里，青木正儿虽然有从形式上看问题的倾向，把胡适视为文学革命运动的中心人物，但也涉及其他作家，对他们做了较公正的评价。譬如在第2期里，他又谈到了白话新诗：

现在一个新的事实是，有了白话诗的同行，刘半农、沈尹默、唐俟等也踊跃参加。这些人中，胡适稍有癖好，即以闪现西学的新知识而辟新味；沈则可以看出站在本国的立场而努力摆脱旧习，但往往因了古人而踏入旧诗的意境中；刘是最有新式文人气质的，却往往难免遭人诽议为肤浅；唐则诗味淡薄，未能入境，就象扒拉茶泡饭一样，往坏了说是索然无味。^[5]

这样的评价，也都是切中肯綮的，尽管对唐俟（鲁迅）的白话诗评价不高。青木正儿当时是否知道这“唐俟”便是鲁迅的另一笔名不得而知。但平心而论，鲁迅在五四初期尝试创作的白话新诗，虽然思想意义无可厚非，艺术表现方面却不免乏味。旧体诗创作，鲁迅虽然擅长，但由于深知唐诗的高峰，后人难以超越，所以也是浅尝辄止。鲁迅的睿智表现不在诗歌而在小说和杂文方面。青木正儿准确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该杂志第3期的这篇文章里，就对鲁迅的小说做出了很公正的评价。他说：“在小说方面，鲁迅是位有远大前程的作家，如他的《狂人日记》，描写一个患迫害狂的人的恐怖和幻觉，达到了迄今为止中国作家尚未达到的境地。”^[6]青木正儿这篇文章末尾写的脱稿日期是1920年10月10日，假定他那时读了鲁迅已发表的全部小说，也不过是《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和《一件小事》。但他却能独具慧眼，看到“鲁迅是位有远大前程的作家”，这是很难得的。应该说，青木正儿不仅是最早向日本介绍中国新文学的日本人，而且也是最早发现鲁迅价值的日本人。

这一年底，鲁迅读过这篇文章后，曾给青木正儿回过信。信中说：“先前，我在胡适君处的《中国学》上，拜读过你写的关于中国文学革命的论文。衷心感谢你怀着同情和希望所作的公正评论。我写的小说极为幼稚，只因哀本国如隆冬，没有歌唱，也没有花朵，为冲破这寂寞才写的，对于日本读书界，恐无一读的生命与价值。今后写还是要写的，但前途暗淡，处此境遇，也许会更陷于讽刺和诅咒罢。”^[7]可见，鲁迅也是很看重这篇文章的。

青木正儿满蕴着对中国新文学无限热爱的文章和《支那学》对中国新文学作品的译介，在当时的日本国内似乎没有发生多大影响，甚至一些旅居过中国的日本作家，诸如木下杢太郎、芥川龙之介等，也仍然对中国的文学革命运动冷漠无知^[8]。但是，青木正儿和《支那学》对中国新文学及鲁迅的翻译介绍，却是双向的中日两国近代文学交流的新开端，历史会永志不忘的。

第三节 《北京周报》与丸山昏迷、清水安三

从多层面向日本介绍中国五四新文学和鲁迅的，是日本人在北京办的日文报纸《北京周报》。

据戈宝权先生的研究：“《北京周报》是日本人藤原镰兄创办和编辑的。藤原镰兄在1911年到了北京，先在1912年3月创办了《周刊新支那》（《新中国周刊》），1913年9月创办了《日刊新支那》（《新中国日报》），前后达十年之久。1921年他离开新支那社，独立创办了极东新信社，从1921年1月起，开始创办《北京周报》，自任主编兼发行人，直到1927年11月为止。此后《北京周报》由燕尘社接办，直到1930年9月为止，共出版了418期。当藤原镰兄主编《新支那》和《北京周报》时，丸山昏迷曾任这两个刊物的记者。丸山昏迷原名丸山幸一郎，又名昏迷生，1919年来到北京。他的思想相当进步，同北京的文化教育界人士都有广泛的联系，1924年8月返国，因病于9月逝世。”^[9]

丸山昏迷和藤原镰兄与鲁迅的联系是很密切的，尤其是丸山昏迷同鲁迅的交往一度更为频繁，仅据《鲁迅日记》记载，就有18次之多。最早一次是1923年1月7日：“下午丸山君来，并介绍一记者橘君名朴。”其后有一起赴宴的记载。同年1月20日，“晚爱罗先珂君与二弟招饮今村、井上、清水、丸山四君及我”；4月15日，“午丸山招饮，与爱罗及二弟同往中央饭店”；5月8日，“晚丸山招饮于大陆饭店，同座又有石川及藤原镰兄二人”。互赠书刊又有记载：9月1日，“下午以《呐喊》各一册寄丸山及胡适之”；11月14日，“丸山来并持交藤冢教授所赠《通俗忠义水浒传》并《拾遗》一部八十本”。后来又记下一些书信往来。

丸山昏迷与鲁迅的密切交往，是和他在《北京周报》上致力于介绍中国五四新文学有着紧密联系的。早在丸山昏迷的名字在《鲁迅日记》中出现之前，《北京周报》就在他的努力下，从1921年6月4日第19期起，开始介绍中国新文学作家和作品了。第一篇小说就是鲁迅的《孔乙己》，译者署名仲密（周作人笔名），实则为鲁迅自己翻译的。1923年1月出版的第47期上，又发表了鲁迅的《兔和猫》，译者署同人（鲁迅）；4月1日出版的第59期上，又揭载了丸山昏迷以昏迷生的笔名写的《周树人氏》一文。文章指出：

在中国……写作劝善小说、家庭小说的人很多，但是创作称得上是作品的人却几乎没有。在现代中国，鲁迅的小说，无论是在文章的艺术魅力方面，还是在文章的洗练简洁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其他许多作家。鲁迅用创作的笔，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等颇得好评的文章。他是作家，同时也是改革家，他的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改革情绪，《孔乙己》就是一例。他批评许多中国人那种一味地憧憬中国过去的态度，以为那是一钱不值的。

也许正是由于丸山昏迷在《北京周报》上致力于介绍五四新文学，才引起了鲁迅的注意，并开始和他往来；而鲁迅与丸山昏迷的交往又激发了丸山和《北京周报》译介中国新文学和鲁迅的热情。

1924年2月起，一个在北京办崇贞女子攻读学校——崇贞学园（今北京陈经纶中学前身）的日本人清水安三，也开始在《北京周报》上连续发表文章，介绍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如同年2月17日第101期《北京周报》上刊载他的《最近中国的思想界》一文，谈到了陈独秀和胡适；2月24日第102期上又发表《介绍中国的主义者》，其中又谈到了周作人；同年3月2日第103期上发表《今日中国的文学》，3月23日第106期上发表《中国的文学革命》；8月10日第124期上发表《陈独秀论》等文章。这些文章同年辑成两册《中国新人和黎明运动》《中国当代新人物》，由吉野作造作序，先后于同年9月、11月由大阪屋号书屋出版。

清水安三（1891～1988），日本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京都同志社大学、美国俄亥俄州樱美林大学神学部毕业。1917年6月以牧师身份来到中国，先在满洲奉天（沈阳）经营儿童乐园。1919年1月去北京，1921年创办崇贞学园。他侨居中国30年，直到日本战败后的1946年3月才返回日本，同年5月又在东京都创办了樱美林高等女子学校，后来发展为樱美林大学并任校长。清水安三民主主义思想浓厚，他曾耳濡目染了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并寄予同情。那时针对五四运动中出现的排日、反日情绪，居住在北京的日本人曾开会要求日本政府派军队来保卫，当时会场上唯一站出来公开表示反对意见的是清水安三，致使有人立即提出“紧急动议”：调查发言人的国籍是否是日本人。^[10]

清水安三与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都有过密切的往来，他在自己的文章当中也对上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都做了充分的肯定，他本人与鲁迅的关系则尤为密切。前引1923年1月20日《鲁迅日记》所记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招饮”参加者中的“清水”即清水安三。其实，1921年爱罗先珂被逐出日本，由《我们》杂志编辑主任福冈诚一陪同来到北京后，就寄寓在八道湾的鲁迅家中。福冈诚一回国后，清水安三便常去周宅，笔录爱罗先珂口述的童话，然后发往东京的杂志社。据清水安三自己讲：鲁迅有时也托他笔录，常常说“‘清水君，能不能也给我笔录一下？’于是，我给爱罗先珂笔录完后，就去西厢房记下鲁迅的口述。鲁迅的作品中，有先用日文写成，后来又译成中文的，那大体上是我笔录的”^[11]。可见清水安三与鲁迅的关系之深。

在前面提到的《中国的新人和黎明运动》一文中，清水安三充分肯定了鲁迅的小说创作：“鲁迅——他的创作，成为五四以来现代中国小说家的第一人。……鲁迅作为中国白话小说的代表，他的作品受中国传统的讽刺文学的影响，大都是自然主义的。”鲁迅的小说自然承继了《儒林外史》等中国小说的讽刺传统和魏晋风骨，但把鲁迅看作自然主义的，还不免有认识上的偏颇。

1924年底的《北京周报》第141期上，还发表了鲁迅的杂文《说胡须》，译者为东方生。除了译介鲁迅的作品外，《北京周报》第70期上，还有郭沫若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译者不详；第86～89期上，有冯文炳的《柚子》，丸山昏迷译；第133、134期上，有倪贻德的《花影》，荆路生译；第174期上，有台静农的《女会长的懊恼》，译者不详；第185期、186期上，有金崎贤的《读周作人先生的文章》；第213～217期上，有熊佛西的《洋状元》；第262期上，有郭沫若的小说《牧羊哀话》，译者为外园。

这里还有一事值得一提，即《北京周报》发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译文。

1924年1月13日，《北京周报》第96期开始发表《中国小说史略》。自第96期至第102期，第104期至第129期，第131期至第134期、137期，共连载38期，至同年11月6日发表《元明传来之讲史（下）》为止，是为《中国小说史略》上卷的全译，译者为“一记者”。这“一记者”，据人推证：“很可能是丸山昏迷。”^[12]丸山昏迷在译文正文前的说明中，对鲁迅及其著作做了简要介绍，略谓：“北京大学教授周鲁迅氏在现在中国的小说研究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作为中国人所著述的小说史来说，他的这本书是第一本”。丸山昏迷对鲁迅的小说史研究，评价是很高的，他的译文，也是《中国小说史略》上卷最早的日译。

总之，《北京周报》在创刊初期，由于丸山昏迷与清水安三的努力，有重点地介绍了鲁迅和周作人等语丝派作家，后期则以创造社为中心，译介了一些作家。作品虽然范围较窄，但也有一定的气势。可惜的是，《北京周报》在日本的影响不大，介绍又不系统，不足以引起日本作家的注意，更不要说普通的民众了。鲁迅为日本文坛所熟知，还有待时日。

[1]张梦阳：《鲁迅研究学术史概述》，《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1》，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2]鲁迅：《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20世纪初，日本一些学者遵循欧洲学术规范研究中国，自称“支那学”以与传统的“汉学”相对，而竹内好等人在20世纪30年代末又创立了“中国学”以与“支那学”相对，因此本书中有些地方为避免造成叙述混乱而使用“支那学”这个历史名词。还有一些类似的历史名词，也在叙述历史事件或引用文献时原样保留，以呈现当时话语实际。

[4]鲁迅：《〈奔流〉编校后记（三）》，《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71页。

[5]大正9年（1920）10月《支那学》第1卷第2号，第43页。

[6]大正9年（1920）11月《支那学》第1卷第3号，第43～44页。

[7]鲁迅：1920年12月14日《致青木正儿》，《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76页。

[8]靳丛林：《冷漠的观照：五四新文学到日本》，《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10期。

[9]戈宝权：《鲁迅著作在日本》，《鲁迅研究》（1），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10]清水安三：《北京清谭——中国体验》，教育出版株式会社，1975，第121～122页。

[11]清水安三：《北京清谭——中国体验》，教育出版株式会社，1975，第92页。

[12]周国伟：《最早的日译〈中国小说史略〉》，《图书馆杂志》198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