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独立战争，华盛顿首创“诺尔顿”

乔治·华盛顿亲手创造的情报机构“诺尔顿”开创了美国情报史之先河，他用于情报收集的经费大约占所有军费开支的30%；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间谍内森·黑尔虽然并不是科班出身，但他的雕像却永久地伫立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总部；罗斯福经历了美国情报史上最混乱的时代，情报协调局的成立让他扭转乾坤。

“诺尔顿”开创美国情报史

美国人的情报事业并不是从中央情报局开始的，在中情局成立之前已经走过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路程。

有人说乔治·华盛顿不仅是美国的开国元首，而且还是美国当之无愧的“情报之父”——因为在美国独立战争时代，他就亲手创造了情报机构“诺尔顿”，从此开创了美国情报史之先河。

1775年4月，北美独立战争爆发，乔治·华盛顿被推举为大陆军总司令。在当此重任之前，华盛顿曾干过情报工作，所以他深知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于是上任后他很快就着手创建了一套美国人自己的情报体系。

1776年，华盛顿组建了一支专门用于执行侦察和突击任务的部队——“诺尔顿”突击队。这是美国最早的军事情报部队，也是美国最早的特种部队。所以，今天美国陆军的突击队、特种部队和“三角洲”部队都将当年的这支“诺尔顿”突击队视为他们的前身。

当年在英国军团的猛烈攻击下，华盛顿的大陆军团被迫退出长岛地区。为了解英军的军事力量和部署情况，“诺尔顿”派出突击队员内森·黑尔去英国占领区打探情况。内森·黑尔是“诺尔顿”突击队一名年轻的上尉，毕业于耶鲁大学。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内森·黑尔应该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间谍。

黑尔强壮、勇敢，充满着爱国热忱，但是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经过任何专门的间谍培训。因此一潜入敌后，他就被英军一个经验丰富的反间谍人员罗伯特·罗杰斯给盯上了。罗伯特·罗杰斯是英军的一位少校，当时他假扮成是大陆军团的间谍，结果欺骗了黑尔。黑尔不但相信眼前的人是“自己人”，而且还毫无戒备地将自己此行的任务和目的和盘托出。

就这样，黑尔被捕了，随即被判绞刑。英军为了恐吓大陆军，将黑尔的尸体悬挂在绞刑架上长达三天之久。黑尔在临刑前，留下了一句至今仍广为传诵的名言：“唯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第二次生命献给祖国。”

这句名言如今被刻在与真人同样大小的黑尔雕像上，永久地伫立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总部，以纪念他的爱国热情。

黑尔牺牲后，华盛顿吸取了他的教训，加大了对情报人员的专业培训力度。接着，他又委派康涅狄格北美第二轻骑兵团的本杰明·塔尔梅奇少校负责组建了一支海军谍报机构，其中的“考尔帕”谍报小组是当时众多的谍报体系中最为优秀的间谍小组之一，它有20多名成员，领导人就是本杰明·塔尔梅奇少校。他是华盛顿最为得力的谍报干将之一。

华盛顿从军费中拨出了一大笔钱用于情报活动。有官方记录表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华盛顿光在费城为开展谍报工作就花销了6170美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在整个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用于情报搜集的经费大约占所有军费开支的30%。在当时艰苦的战争条件下，华盛顿的这一做法不可能不引起争议和不解，但他以坚定的决心、巨大的魄力和崇高的个人威望将这项事业坚持了下来。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些重金花费是有丰厚回报的。

华盛顿认为，要对付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海军，就必须建立起正规的海军谍报机构。在华盛顿的支持下，塔尔梅奇少校迅速建立了一支专业化的间谍组织，派遣多名军官潜入北美各重要地区，谨慎地建立起情报网络，逐步扩大规模，同时还招募、培训了很多能单独行动的优秀间谍人员。

不久，华盛顿的苦心经营渐见成效，他手下的一群得力干将在英军的各个驻地内外都安插了大量的间谍。在英国人控制的一些重要城镇里，他的间谍分布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从贵夫人到平民甚至是乞丐，几乎是无处不在。

在费城，有一位端庄娴雅的贵夫人定期举行各种沙龙和宴会，衣香鬓影，名流云集，很多英军高级指挥官都是她的座上宾。可是谁也不知道，这位热情、美丽的女主人竟然是华盛顿手下的一位情报高手。这样的间谍网一经建立，其作用可想而知，所以华盛顿每天都能接到有关各地英军调动情况的汇报。在关键时刻，那些神通广大的间谍们甚至还能搞到敌军指挥官的作战计划。

1780年7月的一天，在哈得逊河畔的秘密据点里，塔尔梅奇少校收到一位代号叫“夫人”的谍报员的紧急报告，报告说英军主将亨利·克林顿爵士计划派一支军队走海路，攻击纽约罗德岛的法国军队。这支由罗香波将军率领的法国部队是前来支援美国人的独立革命的，历经两个月的海上航行，刚刚上岸进行休整。狡猾的英国人打算在法国人立足未稳之前就把他们都消灭。

华盛顿得知这一重要情报后，将计就计，在他的精心安排下，一名当地农场主咋咋呼呼地跑到英军哨所，说在附近的路上发现了一些文件，上面透露了可怕的革命者的进攻计划；同时，华盛顿又派出一支大陆军的队伍，假装大摇大摆地向纽约推进。多疑的英军主将克林顿信以为真，立即下令部队从海上撤回增援纽约。这份宝贵的情报挽救了由罗香波将军指挥的这支法国军队，正是这支军队，在1781年10月9日约克敦围攻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迫使英军主将康华利投降。

“亲英奸商”霍尼曼

华盛顿的手下还有一类特殊的间谍，他们经常是单独行动，执行秘密任务，不与其他人发生联系，知道其身份和活动的只有很少的一些人，有的甚至是由华盛顿一个人直接领导。这类间谍一般都有特殊的社会身份和职业做掩护，神通广大，往往能提供很多有价值的情报。人们广为传诵的“华盛顿圣诞夜渡河袭击敌营”的传奇，就是在这样一个出色的间谍帮助下实现的。

这个间谍名叫约翰·霍尼曼。

约翰·霍尼曼战前是一个做纺织品生意的商人，因为同情独立战争而愿意为华盛顿效力。1776年，他奉华盛顿的命令，去新泽西的新不伦纽克搜集情报。在那里，他成为一名专做牛肉生意的商人。他装成很有钱的样子，而且宣称自己忠于英国。有一次因为这个原因，他差点儿被那些“叛变的暴徒”抓捕。于是霍尼曼很快就成了当地知名的“亲英派”商人，他的生意做得很顺当，并且与特伦顿地区的英国驻军和黑森雇佣军（系英国从普鲁士征召的雇佣兵）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的慷慨、友好和“对大不列颠的忠诚”，使他能够有条件和一些英军高级指挥官攀上交情。

1776年12月22日，华盛顿司令下令逮捕“亲英奸商”霍尼曼。

然而没过几天，霍尼曼就奇迹般地从大陆军的军营里“死里逃生”，逃回了新不伦纽克。此时，华盛顿已知道，特伦顿地区的英军已被派往纽约，只留下黑森雇佣军驻守。指挥官鲁尔上校狂妄自大，他的部队也嗜酒成性，疏于防备，没有修筑任何防御工事。逃回去的霍尼曼就向鲁尔上校报告说，大陆军都待在冬季的兵营里，没有任何行动的迹象。那些士兵们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更加放心地昼夜狂欢。结果就在圣诞节的夜晚，华盛顿指挥军队悄悄渡过特拉华河。正陶醉在圣诞节欢乐中的黑森雇佣兵们被打得措手不及，只好束手就擒。

特伦顿之役规模不大，但这个胜利是在战争初期大陆军屡遭挫败，士气最为低落的关键时刻取得的，因而意义重大。显然，那个“亲英奸商”霍尼曼在其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此，谍报工作在华盛顿的眼里就显得更加意义非常了。

值得一提的是，华盛顿手下还有一位代号为“355”的女间谍。这个女人善于伪装，行踪诡秘，机智大胆，颇得华盛顿的赏识，甚至被称为“完美的间谍”。作为一名间谍，她的成绩的确堪称出色。她曾揭开了美军叛变将领本尼狄克特·阿诺德的真面目，后者企图以2万英镑的价格将西点要塞出卖给英军；同时，她还单枪匹马擒获了英军情报首脑约翰·安德烈少校，使得英军的情报网几乎陷于瘫痪。美国人能够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她功不可没。由于她是受华盛顿亲自指挥，所以那个“355”的真实名姓至今仍然没有人知道。但是在后人的心目中，她是一位拯救美国的英雄，也是美国后来优秀女间谍崇拜的偶像。

反间谍高手

华盛顿时代除了有一批优秀的间谍之外，还有一批反间谍的高手。后来成为美国联邦法院第一任首席大法官的约翰·杰伊就是其中之一。

1776年夏，纽约地区的托利党人（亲英的保皇派）策划了一个阴谋，企图破坏纽约城的防御设施和军事建筑，迎接英国占领军的到来。在英国总督和纽约市长的大力支持和资助下，他们有恃无恐、气焰嚣张，甚至设法策反了华盛顿的卫兵。幸运的是，这个阴谋很及时地被察觉到。在杰伊的主持下，革命党人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调查这一阴谋。杰伊四处布满眼线，从嫌疑最大的人着手，绝不轻易打草惊蛇，一个个顺藤摸瓜，最终将阴谋分子一网打尽，华盛顿的卫兵托马斯·希克伊因涉案被处决。那位英国总督一直逃到纽约港的英舰上，才保住了一条性命。

杰伊辖下的“纽约调查委员会”专管反情报事务，搜捕英国间谍、亲英派托利党人、阴谋和破坏分子。这是一件让人头疼的差事。在战争初期，支持独立的北美人并不是很多，英军的节节胜利使一些本来同情和中立的人也对革命失去了信心，英国人乘机以土地和金钱为诱饵，招募了大量的亲英分子刺探情报，其中有不少是颇有影响的社会名流和富商。同时，由于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和缺乏管理，起义军最初的反间谍活动也是一片混乱，该抓的不抓，不该抓的乱抓，还有人乘机公报私仇。

正是杰伊改变了这种现状。他不断使人们明白反间谍工作的重要性，加强对下属的组织和管理，同时还培养了相当数量的精干的反情报特工。一个叫科劳斯比的特工就是杰伊手下最为成功的反情报人员之一。他的故事至今还在哈得逊河流域流传。很多人相信，著名作家詹姆斯·F.库伯的小说《间谍》主人公就是以他为原型的。

科劳斯比原来是个鞋匠。战争爆发后，他采用多个化名，混进了不同的托利党组织，搜集他们的活动情报并及时向杰伊汇报。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以不同的身份出现，他使用的化名之多，有时连杰伊都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科劳斯比最大的本事就是，总能在自己参加的组织被围捕时设法逃脱，除了杰伊等少数高级反间谍官员，不明真相的革命者完全可能将他误作托利党人逮捕和击毙。更麻烦的是，哈得逊河地区如此狭小，居民住得密集，几次大难不死的科劳斯比到处窜来窜去，很快就成了当地的名人，很多人对他的面容都熟悉。这让他不得不减少用化名的次数，并且为其找到充分的理由，来“躲避革命党人的追捕”。

1777年10月，他去哈得逊河北岸的马尔伯罗执行任务，装成一个被革命党人追捕和迫害的亲英派人士，在一个小酒馆里“不经意”地透露自己在纽约城等地搞破坏的经历，并“惊喜”地结交在这里“偶然”结识的托利党“朋友”。这个酒馆本来就是亲英分子经常聚会的地方，这位极端“崇拜和忠诚”的“史密斯”先生很快就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他顺利地混入了一支由英国人指挥的、由当地托利党人组成的武装部队。

有一天，科劳斯比得知，部队将在第二天晚上突袭革命军，便以“史密斯”的名义巧妙地把这个情报发给了杰伊。革命军的一支突击队早早埋伏好，把前来进攻的托利党人打得无还手之力。科劳斯比本来准备偷偷躲进一堆干草垛，事后再爬出来，假装又一次“死里逃生”。但突击队员用明晃晃的刺刀对着他，他不得不举起双手以示投降。执行任务的突击队长并不知道科劳斯比的真实身份，科劳斯比也绝不能告诉他。于是他与所有的“同党”一起，都被押回了杰伊的住处。这一下科劳斯比就满怀希望了。可是杰伊恰好在这个时候外出了，他的战友在外面拿着枪商量如何处置他们这些“敌人”。

万幸的是，杰伊的女仆认出了科劳斯比。聪明又好心的女仆想法让那些看守科劳斯比的卫兵去喝白兰地，于是巧妙地放走了科劳斯比。这次可是惊心动魄的冒险。“史密斯”先生死里逃生的消息传遍了托利党分子社团，“勇敢而机智”的他很快又加入了新的托利党组织，同时收获的还有信任和钦佩。

与杰伊同时堪称华盛顿左膀右臂的是一位世界级著名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位发明避雷针的北美绅士，除了是世界公认的杰出科学家，还是华盛顿手下最有影响的间谍——只不过他的威力主要发挥在外交和社会活动场合。

伪造了一张完整的波士顿报纸

1776年，富兰克林成为北美革命者驻巴黎的半正式外交公使，他的主要任务是设法与法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抗英国。富兰克林学识渊博、多才多艺、风度翩翩、举止优雅、诙谐幽默，处处表现得诚实无私、谦虚友好，颇得法国人的好感。他所表现出来的北美人的形象与法国人心中傲慢浅薄的英国人形成鲜明反差。法国政要和巴黎民众都很喜欢他，对他所代表的北美革命也充满同情和支持。这种良好的公众形象和不错的私人交情，为富兰克林的间谍行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制造宣传和舆论攻势是富兰克林的拿手好戏。他不断地制造假消息，揭露英国政界和军队的种种黑幕，通过各种渠道巧妙地散播出去。而他本人的正直品格使得这些消息具有相当的可信度。结果让英国的形象在法国甚至在整个欧洲越来越糟糕。

1777年的一天，在北美殖民地作战的普鲁士雇佣军内部，忽然莫名其妙地流传出一封信，据说是普鲁士王储写给他在英军服役的雇佣军将领的，这封信很快也流传到欧洲大陆。王储在信中说，他怀疑英国人为了减少补偿金，故意瞒报雇佣军阵亡人数，他还建议雇佣军指挥官不要救治伤员，因为伤员都是“残废”，毫无用处，而英国人付给阵亡者的钱比伤员多得多。这封信件在雇佣军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和愤怒，一时逃兵数量激增。欧洲各界对英国将那些士兵生命当做商品出卖的做法抗议如潮，英国外交部和军部一时疲于应付。

自然，这封信的作者正是富兰克林。

1782年，富兰克林又精心炮制了另一杰作。

这次，他伪造了一份整版的波士顿报纸。在这份报纸上，分类广告、地方新闻和花边逸事样样齐全。其中有则新闻报道称，英国派驻加拿大的皇家总督正在向其印第安盟友悬赏收买北美殖民地人的头皮。报道强调说，许多印第安人卖给总督的头皮实际上都是妇女和儿童的。这一消息传开后，立即在英国国内和欧洲各地激起轩然大波，抗议浪潮不断，反对派辉格党人强烈要求政府澄清事实，并尽快结束战争。英国政府这次真是被弄得焦头烂额，窝火得很。

有趣的是，富兰克林甚至曾经一度当上“海盗”的头子。当年在北美独立战争中，有相当数量的革命者驾驶着武装船只，在海上四处拦截英国的商船，富兰克林就负责在欧洲各国港口协调这些私掠船活动。他有序地安排出击计划，还组织一批专门的港口工人，负责对这些私掠船提供补给、维修和销赃。法国政府对这些“海盗”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还同意购买从英国人那里抢来的“赃物”。销赃得来的资金则被富兰克林用来购买军火和军舰。富兰克林的“海盗”活动给英国带来不少麻烦。由于商船经常受到袭击，英国海外贸易利润也跟着急剧下降。英国公众怨声载道。罪魁祸首是谁，英国政府心里有数，他们多次愤怒地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但终因没有证据，加上法国政府的偏袒而作罢。

1799年，乔治·华盛顿在他种满葡萄藤和无花果树的庄园里平静地与世长辞。作为美国的开国元勋，他对美国情报事业的创立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和影响，美国情报界也一直将他视为祖师爷。中央情报局特意将兰利总部联络会议中心的一间会议室，专门以乔治·华盛顿的名字命名，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国父”和这位伟大的“间谍之父”。

黑奴间谍詹姆斯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1787年美国宪法因为南北妥协而承认了奴隶制的合法性，但是一个黑奴间谍却因为他的机智与忠诚而成为美国间谍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就是当时的黑奴詹姆斯。

1781年夏，北美独立战争的焦点集中到了弗吉尼亚。英军将领康华利（就是后来向华盛顿交出佩剑投降的那个将军）率领7000英军驻扎在约克敦。美军在法国人拉法夷特的指挥下与之对峙。当时，英军主力集中在纽约，该部与康华利的联系主要依靠水路。华盛顿判断，只有打掉约克敦的康华利，战争才会以胜利告终。要想战胜康华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切断两地英军的联系。这个任务将由法军增援舰队完成。此时此刻，美军急需在康华利身边安插一个可靠的眼线，密切监视英军的一举一动。

一个名叫詹姆斯的黑奴听说这个消息后，主动向他的主人毛遂自荐，要求承担这个任务。詹姆斯忠诚可靠、聪明异常，随机应变和即兴表演更是他的特长。于是，拉法夷特决定招募他为美军间谍。

不久，詹姆斯以“老实肯干”的劳工身份顺利打入英军营地，赢得英军赏识的詹姆斯被指定负责搜罗食物。这个任务也方便了他来往于两军营地之间。由于其“出色表现”，詹姆斯很快引起了康华利的注意并取得了他的信任。康华利决定招募詹姆斯充当英军间谍。于是詹姆斯就经常奉命潜入美军营地“刺探情报”。当然，他真正的工作是将在康华利身边刺探到的内幕情报通报给拉法夷特。拉法夷特在给华盛顿的信中多次赞扬了这个“聪明的家伙”。

另一方面，詹姆斯也向他的另一个英国“主人”康华利提供了不少“有用的信息”，在这些所谓情报的误导下，康华利决定就地按兵不动。结果在1781年8月30日，法军增援舰队及时赶到，9月5日至9日，猝不及防的英军舰队被击败。约克敦守军被彻底包围。接下去发生的就是华盛顿预言的战争胜利。

1781年10月19日，按照当时的风俗，胜方指挥官拉法夷特前往英军营地作礼节性拜访。康华利也作了回访。令后者深感吃惊的是，在美军营地前来迎接他的人中，竟然包括他最信任的那名黑奴詹姆斯。

1782年11月30日，交战双方签订《巴黎和约》，美国独立，但詹姆斯本人却仍然是个黑奴。1784年，拉法夷特重访美国时找到了这个间谍朋友。在他的活动下，詹姆斯于1787年元旦正式成为自由民。为表示感激，詹姆斯改姓拉法夷特。詹姆斯于1830年8月9日在他的农场去世。为表彰詹姆斯的功绩，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瓦伦丁博物馆至今仍然陈列着他的画像。

多诺万的情报协调局

美国的谍报工作虽然源远流长，但是在独立战争胜利以后的一百多年里，美国的间谍组织并没有太大的发展，其情报工作的效率也不高，根本不能提供长远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情报，即使是常规的战术情报处理也反应迟钝。原因就是独立战争胜利以后，美国周围都是一些小国家。拉丁美洲的那些小国家无法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所以当时的美国政府就认为没有必要在这方面花工夫，从而导致了对情报工作的忽视。

这时，美国就回归到了“孤立主义”时代。主要的安全目标收缩为两个：一是捍卫本土和附属殖民地的安全，二是不允许别的势力插手西半球事务。部队大幅度裁减，情报机构更是首当其冲。所有违法的特工业务被下令取消，还关闭了专门从事密码破译的“黑室”——这个“黑室”在当年曾破译过好几十个国家的45000多个密码信号，手段高超无比。

从此，美国的情报机构一直处于混乱状态。联邦调查局专门负责国内的情报工作，国家情报活动则由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等部门分管。各个机构各自为政，负责的领域界限不分，有的大量重复，有的根本没有人去研究，情报搜集和分析不成体系，人员素质普遍低下。不仅不能提交高质量的情报，机构之间还经常为经费分拨不公或一些越俎代庖的事而争吵内讧。

美国谍报工作的这种混乱现状，让许多国外特工有机可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量的德国和日本间谍就抓住这个机会，来到美国疯狂地进行间谍活动，大肆收集情报。美国政府很多机密都缺乏必要的保密和控制手段，那些间谍要搞到它们简直是易如反掌。有一次，一个德国间谍要搞一份美国某个海岸炮兵部队与近海舰队联络的通信密码，他就找到一个从这个炮兵部队里退伍不久的士兵，结果只花了30美元就买到手。更有甚者，连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秘密通信电文，德国人也能大摞大摞地搞到手。

当时还有一件事，可以看出美国人对情报工作的忽视。有一家意大利媒体披露日本已经建成了两艘超级战舰，而美国政府竟然对此一无所知。后来海军部的一个军官奉命去调查，要求日方给予答复，但是日本有关部门却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他们说“对意大利的报道不作任何评论”。美国政府听说后，竟然就不再进行调查。这几件事简直让美国情报界丢尽了脸面。一名高级海军将领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国家完全缺乏一个像样的情报和反情报机构。”

直到1932年，美国传奇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后，这种局面才开始改变。

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第32任总统。他在1932年上台之后，又于1936、1940和1944年的大选中，连续三次当选，直到1945年4月去世，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蝉联四届的总统。罗斯福所处的时代，正是世界形势大动荡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从1939年9月爆发，到1945年9月正式结束，罗斯福经历了整个二战的全过程。

罗斯福上台后，对美国情报机构的现状非常不满意。他除了要经常不停地协调各情报机构之间的纷争之外，还在构想建立一个真正的情报机构。1938年末，为加强反情报工作，罗斯福给美国联邦调查局专门拨款30万美元，这让其他情报机构很不服气。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乘机拟出一项规划，要求与陆军和海军情报部不定期交换情报，但是这两家情报机构就是不买他的账。同时，国务院、财政部等其他非军事情报机构也不愿意削弱自己的情报职能，觉得联邦调查局太过嚣张。结果美国情报界一时吵得不可开交。老奸巨猾的胡佛找了个机会，把这一堆烂摊子又推回给了白宫。

罗斯福总统觉得事情有些棘手。因为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处于一触即发之势，希特勒已经占领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而且德、意、日三国都已开始动手，国际形势十分紧张，而国内的这些情报部门不但交不出他想要的东西，竟然还为争夺控制权吵个没完。因此，1939年，罗斯福总统发布了一道秘密指示，将全部谍报工作、反谍报工作和对敌破坏工作统统交给联邦调查局和陆、海军情报部。同时，他还授权联邦调查局在拉丁美洲针对轴心国间谍开展反情报和安全工作。

随着德国军队闪电般的进攻，希特勒在欧洲战场一路长驱直入，占领了法国后又与英国隔海对峙。罗斯福心急如焚，他开始着手支持被围困的英国。可是情报机构长期效率低下，国务院又思想僵化，爱和他唱对台戏，他对这些固定的情报渠道实在不放心，于是开始重用私人情报网。他决定跳开政府的规定，直接挑选和使用一些对他极为忠实和可靠的人，要这些人直接对他本人负责。这些人中间有外交官、军方人士、记者、作家、社会名流，还有一些是他的私人朋友。后来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山始祖的威廉·约瑟夫·多诺万就是其中之一。

在美国情报史上，威廉·约瑟夫·多诺万的确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多诺万是罗斯福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同班同学，两个人骨子里都是强硬派，看问题总要发表意见，经常因为意见不合发生争吵。在外人看起来，他们好像是在闹别扭，其实两个人私下里关系很不错。多诺万强壮、勇敢、意志坚决，一上战场就极其兴奋活跃。一战时期，他曾随陆军上将潘兴出征墨西哥。那时部队天天长途行军，士兵们怨声载道，而永远精力充沛的多诺万上尉就冲他们吼道：“看我，我都没有倒下去，也没有喘气，你们为什么就吃不消！”有人在队伍后面悄声地说：“我们可不像你，野蛮的比尔。”

从此，这个外号就慢慢传开去。不料，多诺万知道后反而很高兴，公然以“野蛮的比尔”自居。到战争结束时，“野蛮的比尔”已晋升为上校，成为功勋卓著的战斗英雄。

多诺万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佬，他的性格极其豪爽，社交广泛、精力充沛、才华出众、富有进取精神，是一个集浪漫主义、机智头脑和敏锐思维于一身的情报天才。他对政治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忠实于朋友，善于建立并培养密切的人际关系。退役后的多诺万曾想走仕途，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可是他的运气不好，连续几次竞选州长都以失败告终。但是多诺万与好几届总统的私交都不错，在政府和国会中都有着良好的人脉。

1924年，多诺万由加尔文·柯立芝总统任命，担任美国司法部长助理，后又担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他与美国第31届总统赫伯特·胡佛也是好朋友，曾担任过胡佛的政治顾问和讲稿撰写人，并在胡佛参加总统竞选时做过其竞选班子总管。后来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此时是他的下属。好友赫伯特·胡佛当选总统后，多诺万以为自己会被任命为司法部部长，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他没能如意，只好拍拍屁股走人。后来，白宫又曾邀请他担任海军部副部长，他觉得没劲，便不客气地拒绝了，在华尔街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多诺万在华尔街开办律师事务所时，轻而易举地使很多下属都对他忠心耿耿。律师事务所的生意一直蒸蒸日上，他很快发了大财。到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时，多诺万已经是百万富翁了。由于他同罗斯福是同班同学，尽管多次强烈反对罗斯福推行的新政，但这并不影响他和罗斯福的私交。他们俩都是在纽约州出生并长大，都是一样的生性乐观，精力充沛，相信勇气能够创造奇迹；而且又都崇尚美国的民主和自由，并希望把这一信念传播到全世界。

于是从1936年开始，多诺万就把律师事务所交给合伙人管理，开始为自己的老同学罗斯福工作。当时他跑到欧洲各个战场上去巡视，目睹了德国在欧洲气势汹汹的进攻。他分析了轴心国的活动态势和走向，并考察了英、法等国的抵抗运动。后来他又多次赴欧洲考察，足迹遍历欧洲大陆，实际上是担负着罗斯福赋予的情报搜集任务。多诺万先后访问了英国、希腊、土耳其、保加利亚、埃及、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等国。

1940年7月，多诺万接到邀请，来到罗斯福的椭圆形办公室谈谈他对国家形势和英国的看法。他的听众有四个人：总统、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多诺万情绪高昂，滔滔不绝，再三强调美国要做好战争准备，并及时给予英国必要的援助，以对抗德国纳粹的进攻。另外，他还极力主张美国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对外情报机构”。这和罗斯福当时的想法不谋而合。此时，华盛顿刚刚收到了两份内容完全相反的情报：驻英大使肯尼迪悲观地认为英国抵抗不了多久就会投降，而使馆其他人员则坚持认为英国的抵抗运动一定能坚持下去。为切实了解英国的实际情况，密谈结束后，罗斯福就委派多诺万去英国，考察其士气和抗击纳粹的实力，同时还了解它的情报工作和反谍经验。

1940年12月，多诺万来到英国，受到最为隆重的欢迎。丘吉尔首相和乔治六世国王接见了他。丘吉尔反复向他强调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希望能与美国保持情报合作，并建议由美国建立一个协调统一的情报机构。战事日益吃紧的英国一直拼命谋求美国参战，并与美方就交换秘密情报开展了初步合作。英方希望保持这种情报合作的稳定性，也希望情报上的合作能促使美国进一步看清事态，及早参战，因此一直竭力想说服罗斯福，由美国建立一个协调性的统一情报机构。所以英国人把多诺万的来访看成是一次重要的机会。

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孟席斯亲自陪同多诺万全程访问，并向他保证，他能见到他想见的任何人，能了解他想要了解的任何情况；同时，如果美国决定建立统一的情报机构，英国情报机构愿意提供必要的帮助。在孟席斯的陪同下，多诺万看到了英国为抵抗纳粹而做好的各项准备，看到了英国人最新发明的秘密武器，还了解到英国情报工作的经验、训练方法和一些基本战术。

在考察过程中，多诺万了解并认识到了现代情报工作的发展，深刻地感受到了情报工作对一个国家的重大意义，尤其是在全面战争的环境中建立强大的情报体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而初步形成了他在美国建立现代情报体系的基本思路。

多诺万从英国回来后写了一大堆分析报告，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美国要尽早做好全面的战争准备。他乐观的报告坚定了罗斯福放弃中立、援助英国的决心。同时，多诺万再次向总统提议，仿效英国的方法，建立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国外情报工作，搜集敌情，并为总统提供分析意见。他指出，美国面临着危险的国际形势，非常需要战略情报，即关于各国能力和意图的基本情报。他建议罗斯福马上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

罗斯福对多诺万的这一提议有点动心，但是陆、海军情报部和联邦调查局一致反对，他们担心多诺万的机构会侵越自己的权限，都拒绝与这个“随心所欲”、“无法无天”的人共事。但是多诺万却不管这些，他依然不屈不挠地找罗斯福总统。多诺万还选了一大批青年特工去英国接受专门的训练。因为他同英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斯蒂芬森的关系非同一般。

威廉·斯蒂芬森有“小比尔”之称，当时曾在加拿大和英国开设了6处大型秘密训练基地“X训练营”，专门培训特工人员。他不但为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培养了2000多名杰出的特工人员，还为美国后来的中央情报局培养了5名局长。

刚接触秘密情报行动的美国青年对这一行还显得很陌生，但都充满热情，认真好学，这和英国情报界的那帮老油子形成鲜明对比。斯蒂芬森借着与白宫的特殊交情，也在不断地为多诺万说话，希望总统能接受他的建议。

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开战。形势的严峻程度大大超出了罗斯福的预料，也超出了美国陆、海军情报部和联邦调查局的预料。这时罗斯福才批准了多诺万的建议，成立了情报协调局，开展战时的情报协调工作。多诺万从此也开始了他心仪已久的谍报事业。

1941年7月，多诺万从预算局要来45万美元的拨款，在白宫附近几间破旧的大楼里开始工作，从事敌对国家的战略情报研究，搜集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供总统决策参考。此外，多诺万还运用灵活的社交手腕，招徕了一大帮精英分子。这里面有知名学者、著名诗人、银行家、电影导演、剧作家等等，他们全都是显赫人物，个个精明强干，神通广大。几个月以后，情报协调局的工作人员由最初的几十人猛增到600多人，在华盛顿和纽约的许多地方都设有办事处。但是多诺万还是不满意，他要把情报协调局的规模再扩大一倍。于是多诺万完全不管有关的行政规定，大肆招揽各种身份的人才，不管是鸡鸣狗盗之徒还是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行。他要通过正规的训练，把这些“有潜力的人”训练成一流的谍报人员。多诺万开设了许多秘密的培训机构，聘请了许多英国的情报专家担任教师，教给情报协调局特别行动处的谍报人员各种隐蔽行动技能，包括制图、暗杀、爆破和格斗等等。

当时他把情报协调局的工作分成公开和隐蔽两个部分。公开活动主要是由学者们对情报进行专门的分析和研究，隐蔽工作主要是指在敌后从事破坏和颠覆活动。情报协调局由5个专业机构组成，其中包括秘密情报处，从事谍报工作；特别行动处，从事破坏与颠覆活动；反情报处，从事防谍工作；心战行动处，制造和传播黑色宣传；作训处，训练打入敌占区的游击分队。另外，还有财务管理、通信联系、人员招聘等后勤部门。

此外，情报协调局下面还有一个秘密的重要部门，它就是研究开发处，主要是由一些发明家和科学家组成，负责开发各种情报工具，伪造各类身份证件，研制专供特工使用的特别武器。他们发明了许多暗杀时使用的无声手枪和精巧的爆炸装置。当时他们研制了一种叫做“凯西·琼斯”的精巧装置，专门用来破坏铁路。它用磁铁吸在火车头和电眼的下部，等到火车进入隧道后才发生爆炸，这样造成的损失就更大。

情报协调局的发展很快，工作也很有成效，多诺万源源不断地为罗斯福总统提供各种各样的情报，总统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但是，在多诺万的设计中，情报协调局的功能还不完全是这些，它完全可以覆盖美国的整个谍报事业，统一全国的情报渠道。但是罗斯福多疑的性格，使他不相信任何一家机构或某个人提供的情报。所以当时在美国至少有十多条情报渠道在运转，在向他提供情报。同时美国的陆、海军情报部和联邦调查局都担心情报协调局的过分扩大会危及到自己的利益，因此对它十分排斥，拒绝提供一些秘密情报。在很多的时候，它们是在给多诺万帮倒忙，处处给他掣肘。

所以，美国情报协调局的成立，事实上并没有彻底改变美国情报部门以前的那种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而这种局面最终导致了一场历史性的悲剧发生。

“珍珠港事件”催生了美国战略情报局

1941年12月7日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多诺万正在波洛运动场看一场足球比赛，比赛眼看到了关键的时刻，赛场外的高音大喇叭突然响了起来：“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威廉·多诺万上校，请给华盛顿19号话务员打电话！”

华盛顿的“19号话务员”是白宫的一条紧急电话线路。多诺万一听，立刻就知道是出大事了。电话接通后，总统的秘书告诉他，日军偷袭了珍珠港，美军珍珠港基地遭到毁灭性打击，总统要他立即赶回华盛顿。

12月7日深夜，多诺万被叫进了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只见罗斯福阴沉着脸坐在那里，房间里的气氛很是尴尬。突然，罗斯福狠狠地敲起了桌子，开始大发雷霆：“他们像猎人打野鸭一样在打我们的军舰！打鸭子！你知道吗，比尔？”

罗斯福挥舞着手臂，激动而愤怒。

直到这时，也就是多诺万赶到总统办公室后，他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本海军的航空母舰舰载飞机和微型潜艇突然袭击了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基地，使其驻扎在基地的8艘战列舰中有4艘被击沉，1艘搁浅，其余都受重创；6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被击伤；188架飞机被击毁，并且造成了数千官兵伤亡。

“这帮浑蛋！”多诺万听到事件的真相后，愤怒地骂了出来。他早就向陆、海军情报部索要过有关日本军事动向的材料，那帮浑蛋就是不给提供。虽然情报协调局的职责之一就是“协调各情报机构”，但是在很多的时候，多诺万根本就拿不到最及时、最核心的秘密情报；而陆、海军情报部自己向总统呈交的则是些基本的原始材料，不是整体的分析成果，这让美国的情报系统永远都存在一种先天的缺陷。情报协调局、联邦调查局和陆、海军情报部三大情报机构乱成一团，都忙着自己搜集情报，却没有人在意多诺万所索要的情报。

“珍珠港事件”在整个美国社会引起巨大的震惊。为什么没有任何警报？那么多情报机构都在干什么？谁应该为这一国家的悲剧负责任？一连串的质疑和指责铺天盖地。

多诺万也有理由发火。因为在他看来，珍珠港的悲剧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种种资料表明，从1941年初开始，美国的军方情报机构曾通过不同的渠道多次获得关于日军可能袭击珍珠港的情报，但是，这些情报要么因为某种原因被搁置起来，要么被认为不重要而被忽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一位情报官埃德温·莱顿在此之前就发现了日军的航母动向异常，多次警告在远东和珍珠港可能会发生战斗。但是他却因此被作战部的那些高官视为是庸人自扰，是一个“酷爱散布星期六危机”的家伙。与此同时，当时中国国民党的谍报人员通过破译日本人的电报，也看出了其中的端倪，并且及时通报给了美国的情报机构，但是同样没有引起重视。

无论如何，就像一位军方高官所说：“情报部门对‘珍珠港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陆军和海军情报部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被骂得抬不起头来。

在愤怒和耻辱感中，任何荒唐滑稽的方案都可能出笼——

头脑同样发热的多诺万当时就怂恿总统派遣剩余的太平洋舰队的一半兵力和一万多名突击队员——美国其实没有这样的突击队员——去攻打日本北海道。还有人建议美国轰炸日本火山，把日本埋在岩浆和灰烬中。情报协调局不知道从哪里搞来情报，说日本人极端害怕蝙蝠，就提出向日本空投蝙蝠，以扰乱人心。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罗斯福总统居然认真考虑并采纳了这个计划——美军不辞劳苦地捕获了数万只大蝙蝠，在它们身上绑上一种特殊微型炸弹，以便让它们在降落后引起爆炸和火灾，造成更大的恐慌。后来美军出动了多架轰炸机把这些蝙蝠空投到日本境内，结果大部分蝙蝠还没落地就在高空冻死或摔死，没死的也是奄奄一息——而日本人根本就不怕这个！

总之，这样荒诞的怪事，竟然发生在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也算得上是千古奇谈了。

“珍珠港事件”之后，在罗斯福的支持下，多诺万加大了情报协调局的活动范围和力度。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像他的老朋友斯蒂芬森，也就是那个著名的英国间谍头目一样，定期派人到西班牙驻华盛顿大使馆进行秘密搜查，偷拍轴心国的佛朗哥政府的密码本和重要文件，以协助英国破获德国的“哑谜”密码机。但是多诺万的这一秘密举动却令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大为光火，因为这是他应该管的事。胡佛一气之下，在情报协调局的密探再次潜入西班牙大使馆时，出动车辆，打开明亮的信号灯，并且高放警报信号，最后把惊慌失措的密探给逮回去了。胡佛的做法让多诺万气得浑身发抖，他和胡佛一直吵到罗斯福面前。但是总统出于自己的考虑，并没有训斥胡佛，反而是下令把这项任务转交给联邦调查局去执行。

为了改善美国当时情报部门的混乱局面，到了1942年初，罗斯福曾一度想解散情报协调局，将其各个机构分配到其他情报部门中去。多诺万听到这个消息后，真是又气又急。为了阻止总统的这一想法，多诺万费尽心机，找到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简称JCS）进行游说——因为这是美国最高的军事领导机构——他要让参谋长联席会议坚信，美国必须要有一个秘密机构专门从事对敌情报工作，而这个秘密机构就是他多诺万的情报协调局。

珍珠港的一声爆炸，终于催生了美国的现代谍报机构。1942年6月13日，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多诺万的联合建议下，罗斯福总统发布命令，将美国当时所有的谍报机构进行整合，把十几个各自为政的情报单位集中到一起，组建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谍报机构——美国战略情报局，由威廉·约瑟夫·多诺万出任局长。

由情报协调局到战略情报局，美国人的情报事业终于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与情报协调局不同的是，战略情报局的任务并不是整合已有的情报，而主要是从事战争时期国外情报的搜集分析和敌后战略情报研究、心理作战、准军事行动等特殊活动，隶属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

战略情报局就是后来中央情报局的雏形。但是，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局的成立，美国的谍报机构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