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正欢情

腊月二十九日，荣、宁二府年事准备就绪，接写：“次日由贾母有封诰者，皆按品级着朝服……进宫朝贺行礼”，再“引入宗祠”，这便是年三十请神、祭祖诸般大典，是除夕最重要的礼仪。家家户户都要举行的，即使没有祠堂的寒门小户、浅堂窄屋之家，也不能废此礼节。清代让廉《京都风俗志》云：

除夕，人家或有祀先，或焚冥钱。早晨，官府有谒上司之仪，谓之拜官年。都人不论贫富，俱多市食物……家庭举宴，少长欢喜。儿女终夜博戏玩耍。妇女治酒食，其刀砧之声，远近相闻，门户不闭，鸡犬相安。或有往亲友家拜贺者，谓之“辞岁”。夜静更深，则爆竹之声渐起，是即接神者，而升平之世，于斯可见其概也。

《燕京岁时记》亦记云：

京师谓除夕为三十晚上。是日清晨，皇上升殿受贺，庶僚叩谒本管，谓之“拜官年”。世胄之家，致祭宗祠，悬挂影像。黄昏之后，合家团坐以度岁。酒浆罗列，灯烛辉煌，妇女儿童，皆掷骰斗叶以为乐。及亥子之际，天光愈黑，鞭炮益繁，列案焚香，接神下界。和衣少卧，已至来朝。旭日当窗，爆竹在耳，家人叩贺，喜气盈庭，转瞬之间，又逢新岁矣。

所引文字，可与《红楼梦》中所写其他文字对照参看，略述一二。第五十三回写：

次日由贾母有封诰者，皆按品级着朝服，先坐八人大轿，带领众人进宫朝贺行礼，领宴毕回来。

这便同《燕京岁时记》所记除日清晨，皇上升殿受贺的礼节一样。“领宴毕回来”一句，写明已是下午，祭宗祀自在下午举行。礼毕至尤氏上房吃茶，已接近黄昏时候，所以尤氏说：“已经预备下老太太的晚饭……”即《京都风俗志》所说“家庭举宴，少长欢喜”等等，也就是今天江南人习惯说的“年夜饭”。贾母离宁府（长房）、回荣府（二房）时，临走嘱咐：“好生派妥当人夜里坐着看香火，不是大意的”等等，即除夕彻夜焚香，直至元日五鼓，合家欢庆。贾母回到荣府，“一面男一起，女一起，一起一起俱行过了礼；左右设下交椅，然后又按长幼挨次归坐受礼，两府男女、小厮、丫鬟，亦按差役上、中、下行礼毕”。这秩序井然的行礼，是在三十晚上举行的，正是除夕之夜，而非元旦之辰，因而是“辞岁”，还不是一般所说的“拜年”，直到下文“至次日五鼓……受礼毕，便换衣歇息”。这才是“拜年”，书中写作“贺节”。《燕京岁时记》云：

凡除夕，蟒袍补褂，走谒亲友者，谓之“辞岁”。家人叩谒尊长，亦曰“辞岁”。新婚者必至岳家辞岁，否则为不恭。

可见当时对辞岁是十分重视的。辞岁之后，散了押岁钱、荷包并金银锞等物。押岁钱现在都还了解，但当时对押岁钱之重视，则远胜于后代，不只是给些钱，而且十分讲究。钱要讲究大钱、新钱。同现在有的人过年换一些新钞票给小孩一样。大钱、新钱还不算，还要求用新大红线串穿起，或用粗红头绳把钱穿起编紧成为鲤鱼形、如意形，十分有趣。又有编作龙形，置于床脚者，即所谓“钱龙”之意。清代樊彬《燕都杂咏》有小诗道：

油花纸窗换，扫舍又新年。
户写宜春字，囊分压岁钱。

诗后并注云：“除夕，小儿女分压岁钱。”不说元旦分压岁钱，而说除夕，正可见《红楼梦》中所写之实况。另《春明采风志》云：“压岁钱，以红绳穿钱作龙形，置于床脚。又凡尊长之赐小儿者，亦谓之押岁钱。各钱铺年终特开红纸零票，以备此用也。”最后所说“红纸零票”，就是用红色纸开出的零星钱票、银票。红纸是图新年吉利，“零星”是小额，如钱一吊、两吊，银一两二两。作为压岁钱，一要好看，二票面不能大。当时物价低廉，十两纹银，几乎快要等于一两黄金价值，即使富有豪贵之家，给压岁钱也不会太多，一两、八钱，也是不小的数字了。

除押岁（“压岁”意同）钱外，又有金银锞子，实际也是押岁钱。自然只有豪贵之家，才散得起。不过每个份量不重，第五十三回一开头写宁国府“一百五十三两六钱七分”碎金子，倾了“二百二十个锞子”，即每个只重“七钱”，按《红楼梦》时代黄金、白银兑换率计算，每个约合白银八九两之谱，在寒门小户，自是很可观的，在豪门贵戚家则是很普通的。只此一点，也足可看出封建阶级社会中，贫富差距是多么悬殊了。

另外原文中还说散了“荷包”，这是清代的特殊规矩。五十三回前文也曾写：“北府王爷送了对联荷包来了。”过年赏荷包，过年送荷包，这都是清代的宫廷、贵戚之家的规矩。《燕京岁时记》即有“每至元旦，凡内廷行走之王公大臣，以及御前侍卫等，均赏八宝荷包，悬于胸前”。王公大臣，皇帝都赏荷包。何况王公贵戚之间的来往礼尚，又何况贵戚豪门之家的小儿女，自然更以此为尚了。

《红楼梦》中所写“合欢宴”即《京师风俗志》所说之“家庭举宴，少长欢喜”，亦即今日江南民间所说之“年夜饭”。但未细写，以“献屠苏酒、合欢汤、吉祥果、如意糕”概括之。

后面所写气氛，又用“一种人声杂沓，语笑喧阗，爆竹声起，络绎不绝”四句概括，亦如前引风土文献所写者。其中“大观园正门上挑着角灯，两旁高照，各处皆有路灯”。不只写豪富之家，除夕通夜，灯火辉煌。而且“角灯”一词，大有深意，写出宫廷气派，这是《红楼梦》文字的细密处。“角灯”，是羊角灯，除夕，门上挂羊角灯，是宫廷仪注，一般大官家中是不能僭越的。一般大官都挂有官衔的纱灯。羊角灯可用，而门前不便乱挂。清初查慎行《人海记》云：

十二月二十四日，乾清宫庭前，设万寿灯，八仙望子四架，二十六日，各宫殿俱挂门神对联。二十八日，宫中及甬道东西两廊，设五色羊角灯，此岁例也。

大观园门前，不泛写挂灯，而特地写明是“角灯”，正写出贵妃省亲别墅的气派。

以上所写，还都是“年三十”的场面，其热闹处，正超过了真正过年。这种风俗，从明代起便是如此。刘若愚《酌中志》记云：

三十日，岁暮，即互相拜祝，名曰“辞旧岁”也。大饮大嚼，鼓乐喧阗，为庆贺焉。门旁植桃符板，将军炭，贴门神，室内悬挂福神、鬼判、钟馗等画。床上悬挂金银八宝，西番经轮，或编结黄钱如龙，檐楹插芝麻秸，院中焚柏枝柴，名曰“煨岁”。

所写气氛，不是大体都同《红楼梦》所写一致吗？贾母正堂中间“当地火盆内焚着松柏香、百合草”，不说檀香、绛香而说“松柏香”，也正是焚柏枝的遗意。

旧时春联云：“一夜连双睡；五更分二年。”三十晚上，江南谓之“大年夜”，不管守岁与否，总之，“和衣少卧，已至来朝”，“转瞬之间，又逢新岁矣”。第二天便是元旦。但年前当家人忙得团团转，真正到了大年初一那天，似乎又无多少话可说了。《红楼梦》写这天云：

至次日五鼓，贾母等人按品大妆，摆全副执事进宫朝贺，兼祝元春千秋。领宴回来，又至宁府祭过列祖，方回来。受礼毕，便换衣歇息。所有贺节来的亲友，一概不会。只和薛姨妈、李婶娘二人说话取便，或和宝玉、宝钗等姐妹赶围棋、摸牌作戏。

前面祭宗祀、辞岁家宴等写得极为热闹，至此则概括简略叙之。一来固是实情，二来亦见文章繁简有致。但简处亦十分周密，一丝不乱，一点不漏。进宫朝贺、祝元春千秋，这都是国礼；祭列祖，家礼；最重要，都要贾母亲自主持。《康熙大兴县志》记云：

正月元旦，百官入朝庆贺，民间亦焚香礼天地，祀祖考，拜尊长及姻友，投刺互答，曰“拜年”。

《康熙宛平县志》亦记云：

正月元旦，五鼓时百官入朝，行庆贺礼。

贾母次日五鼓，大妆入宫，与上引资料所记正同。“受礼毕，便换衣歇息”，受什么礼呢？就是“拜年”，前文细写辞岁，此则略写拜年，一笔带过耳。

“贺节亲友，一概不会”，所说“贺节”，就是拜年的亲友。亦无细说的必要。这里值得一说的，是最后一句中的“赶围棋，摸牌作戏”。“赶围棋”在第十九回、第二十回都写到过。前面也引过，全称应是“掷骰子、赶围棋”，即先扔骰子，再走围棋子，两粒骰子同时掷，最大十二点，即“双陆”，最小二点，即“对幺”。点大，围棋子即走在前面，点小，自然在后面。前后你追我赶，走在前面的赢钱，后面的输钱，是一种赌注不大、输赢不大的游戏。有似后来用三十二张牙牌玩的“顶牛儿”，虽是赌博，亦如游戏，要玩半天才能见输赢，或赌注有限制，三个钱、两个钱，输赢出入很小。这不同于第七十五回贾珍在家聚赌的“抢快”、“赶羊”（都是掷骰子，但一掷便见输赢）等等大赌。这同贾母“斗牌”（即“斗叶子”）类似，是以游戏为主的小赌。不过“斗牌”只限四人同玩，而掷骰子、赶围棋二三人、五六人都可玩，更热闹。不过小赌也是赌，便有输有赢，便要动情绪，赢了便喜，输了便急，颇能显示人品。第二十回写晴雯道“等我捞回本儿来再说。说着，一径去了”等语，颇能传神，写出晴雯性格。后面写贾环为输几个钱而发急赖账，亦可见贾环之猥贱神态。

几回书中，都写到家庭新正期间的赌博游戏，这正是当年的社会风尚，是比较普遍的。当时一般家庭，平时禁止子弟赌博，但在新正过年期间，则可以开放，允许孩子们做一些赌博游戏。前引《京都风俗志》所说：“儿童终夜博戏玩耍。”《燕京岁时记》所说：“妇女儿童，皆掷骰斗叶以为乐。”都从民俗的角度，记录了这种情况。这种风俗，到了诗人笔下，写入诗中，有时是很美的。清初王崇简《王正谱俗竹枝词》云：

西邻东舍任相还，为斗花牌输几钱。
向晚归来重整鬓，看人门内笑扶肩。

这不很有几分像凤姐、晴雯斗牌后的形象了吗？

行夏之历，元月应称“春王正月”，所以王崇简吟唱过年风俗的诗，叫做“王正谱俗”，“王正”即春王正月之意。自元旦一过，便是一年的新春了。以正月初一过年作为分水岭，年前固然忙碌将近一月，年后仍然要忙碌到十七八才算完。由初一到初五，这是第一阶段，初五是破五，一般商店才开门营业，在此以前，各家各户，都只是天天烧香、供菜，敬神祭祖；互相拜年；互相请吃春酒，饮宴；在家或到外面玩乐。从清初即如此，康熙时柴桑《燕京杂记》即记云：

元旦至初五日无屠炙，初六始有卖物者。

其他各书记载还多，一直到现在还有此遗风。充分体现了“过年”二字的这个“过”字。

初一至初五日拜年饮宴顺序，大约是元旦本家近支；初二本家远支、五服内外互拜；初三、四亲戚、同年、同寅、世交等。初六女眷出门，女儿归宁，春酒欢宴，络绎不绝。《天咫偶闻》云：“正月元日至五日，俗名‘破五’……自巨室至闾阎，皆遍待客。”《燕京岁时记》亦记云：

至初六日，则王妃贵主，以及各宦室等，冠帔往来，互相道贺，新嫁女子，亦于是日归宁，春日融和，春泥滑，香车绣幰，塞巷填衢。

以上介绍，同《红楼梦》文字比较，如：

王夫人和凤姐天天忙着请人吃年酒，那边厅上和院内皆是戏酒，亲友络绎不绝。一连忙了七八天，才完了，早又元宵将近，宁、荣二府皆张灯结彩。十一日是贾赦请贾母等，次日贾珍又请贾母，王夫人和凤姐也连日被人请去吃年酒，不能胜记。

这种气氛，从这段概括的描绘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而且从字里行间，还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在每一句话的后面，都有极为绚丽的具体活动、场景在一幕幕演过，也包括许多风俗上的情趣故事。如正月初七，谓之“人日”，或逢立春，要吃春饼、吃生萝卜、吃生菜，谓之“咬春”，所谓“暖律潜催腊底春，登筵生菜记芳辰。灵根土含冰脆，细缕堆盘切玉匀”。乾隆《上书房消寒诗录》所载叶观国《咬春诗》，写得是非常生动的。再有正月初八“迎顺星”、“祭星”，乾隆时汪启淑《水曹清暇录》云：

正月八日，俗传诸星下界，京城内外，庵观寺院僧道，多揽檀越施主年庚，陈设祭品，为坛而禳，冀得香仪，亦有本家庭院，燃灯自祭，灯数以百零八为度，间亦用四十九盏，习以为常。

再有“那边厅上和院内都是戏酒”一句，“那边”是泛指，“戏酒”是指有堂会戏和酒席，这在当时豪门贵戚及官场中是十分普遍的。摆酒席必然唱堂会戏，吃酒者一边吃酒，一边看戏，《红楼梦》写到这种情况的地方很多，这是当年侈靡风气表现之一。邓之诚《骨董琐记》引《平圃遗稿》云：

康熙壬寅，予奉使出都，相知聚会，止清席，用单柬。及癸卯还朝，无席不梨园鼓吹，皆全柬矣。

清代侈靡之风，自康熙中叶开始以来，至乾隆初，亦即《红楼梦》时代，到达一个极盛的时期，酒戏一直连在一起，直到清末依然如此。

过年的高潮，在除夕和元旦之后，便是元宵（又称“上元”，俗叫“正月十五”、“灯节”）了，所以用“早又元宵将近”，把过年的热烈气氛，一句话又引向下文，引到元宵上。元宵过完，落灯之后，就是正月十七了。

《红楼梦》行文极为细密，所写“年事”，由五十三回“当下已是腊月……治办年事”开始，至五十五回“且说荣府中刚将年事忙过”为止。在洋洋两万多字的描绘中，虽然有详有略，但大关节一丝也未遗漏，照顾极为周详。在细写元宵家宴之前，就安排下贾敬“十七日祀祖已完”，就出城修养，在家只在静室默处等句，说明祀祖要祀到十七日。这样五十四回结尾，又写道：

十七日一早，又过宁府行礼，伺候掩了祠门，收过影像，方回来。

这是过去说的岁朝祭祀大典，就是说由除夕祭宗祠、供天地桌、佛堂、灶王开始，直到正月十七日为止，在这十七八天中，每天早、中、晚三次都要烧香、供菜、行礼，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贾敬虽然一心好道，其他事都可不管，而祭祖礼绝不可废，因此这十七天也要呆到家中，直到十七日再行过礼，方可回去。

在《红楼梦》时代北京的社会风俗，于灯节之后，尚有正月十六的“走百病”，王崇简《十六夜诗》所谓“上元昨已过，风俗重今宵。击鼓多当巷，携灯遍走桥”是也。又有正月十九日的“燕九节”，《京都竹枝词》所谓“饶过元宵未数天，白云观里会神仙”是也。还有正月二十五日的“填仓”，《燕都杂咏》所谓“佳节近填仓，灰龙引更长。女红停一月，针黹岁时忙”是也。《京都风俗志》记云：

正月十八谓之残灯末庙，然后市井如常，工人反肆，商贾各执其业，至开印之期，则学子攻书，官兵执差如平日。

这样才算慢慢地过完了年。在此期间，亲朋之家，仍然是请吃年酒、年茶者不断，宴饮频繁。《红楼梦》中不是写着在十七日关祠堂门的同日，“此日便是薛姨妈家请吃年酒”吗？不是又写着“自十八日以后，亲友来请，或来赴席的，贾母一概不会”吗？第十九回不是也写着在贾妃元宵省亲过后，“袭人的母亲又亲来回过贾母，接袭人家去吃年茶”吗？这都是过年年事的余波，非关祭鬼祀神，只是活人的欢乐了。

再前文所引“献屠苏酒、合欢汤、吉祥果、如意糕”等，友人中有此相询者，其确切文献除常说之“屠苏酒”外，其他尚未觅得。而其意思均是讨口采之说法，“合欢”以百合、红枣之类谐之，“吉祥”以桂元、栗子、花生之类谐之，“如意”以年糕形状拟之。均系习惯口彩，并非特殊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