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据《辞海》“鹡鸰”词条第2款释义，鹡鸰鸟可以“比喻兄弟”。这一释义也许源自《诗经》中《小雅·常棣》的记载：“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民间有这样的传说，一群鹡鸰鸟共同觅食期间，其中任何一只在听见或观察到危险可能来临时就会大声鸣叫，提醒周围的鹡鸰“兄弟”赶紧逃避。维多利亚生态诗歌就如同鹡鸰鸟的鸣叫，当时的诗人们在觉察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出现危险的苗头时发出了警醒。在这个意义上，维多利亚生态诗歌是人类生态意识大爆发的载体，也是人类生态悲歌的第一次合唱，浓缩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的基本面貌和质素，投射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在面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剧烈变化时所产生的心理震颤和精神苦痛曲线，也是20世纪后期开始的人类生存环境生态危机的文学预言。

第一节 生态批评溯源

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是近几十年在文学评论界不断走强且至今仍未显颓势的一股潮流。它产生的历史社会动因是工业化运动带来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生活生产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其心理动因是人类面对以上变化所产生的困惑、担忧、焦虑与恐惧，其思想观念动因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新思潮、新理论、新观念的冲击，其道德伦理动因是自然伦理或大地伦理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一潮流的主体形成并勃兴于20世纪下半叶，但作为其本质基因的生态意识却古已有之，生生不息，到19世纪更是孽生蔓延，在英国维多利亚诗歌园地里遍地发芽，一百多年来引起世界文学界几多园丁和观赏者的侧目。

简单说，生态批评是以生态学的基本观念为指导、以跨学科的方法所进行的文学批评。欲知生态批评何为，需先简略了解生态学的基本内涵。

“生态学”（Ökologie→ecology）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是oikos与-logia的合成词；前者的意思是“住所”（house），后者的意思是“对……的研究”（study of），合成后的含义是：对生物体与其生活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科学分析和研究。一般认为，生态学作为学科术语进入现代语库，最早是1866年出现在德国科学家厄恩斯特·黑克尔（Ernst Heckle，1834—1919）的著作《普通生物形态学》（Generelle Morphologie der Organismen ）中，但生态学的意识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和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约前460—前377），他们在对自然史的研究中提出，自然万物是人类观念的对应物，彼此呼应，有恒定性。在我国，生态意识则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孔子学说中“天人合一”这一“最高的生态智慧”就是其体现。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就出现了生态意识的应用和实践，比如培根的实验科学，但它的理论突破和观念集成是在工业革命出现以后。也就是说，生态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直到19世纪至20世纪初才得以确立，因为到这一阶段它才拥有了自己较为全面和固定的研究对象、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学术规范，具有较为完整的研究方法和评价标准；同时，也出现了一批生态学家，如德国的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黑克尔，法国的拉马克（Chevalier de Lamarck，1744—1829），英国的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丹麦的尤金·沃明（Eugen Warming，1841—1924），美国的弗雷德里克·卡莱门斯（Frederic Clements，1874—1945）等。这时期，还出版了一批学术经典著作，如拉马克的《博物哲学》（Philosophie zoologique，1809）和《脊椎动物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 des animaux sans vertèbres，prsentant les caractères gnraux et particuliers de ces animaux，1822），达尔文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1859），沃明的《植物生态学》（Ecology of Plants：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Plant Communities，1895），卡莱门斯的《生态学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 of Ecology，1905）。从此以后，生态学伴随着人类社会迅猛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自然环境迅速变化、思想观念不断更新的步伐，在20世纪发展成为一门子学科门类多、研究对象几乎无所不包、研究方法灵活多样、研究范式不断更新的显学。

生态学研究对象广泛，学科门类众多，诸如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人类生态学、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陆地生态学、水域生态学、数学生态学、农业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生态地理学等，与文学相关度更高的有人口生态学、行为生态学、认知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城市生态学、环境生态学等。

根据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和主要观念，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处在一个上至大气层、下至地下百余米的生物圈（ecosphere）内。这个生物圈里的所有生物（包括生物和微生物），以及人类社会（高级生物组织形态），与其生活和活动的环境比如水、空气、地面和地下、城市与乡村、海洋和天空、高山与河流、沙漠和森林等，构成了一个巨大而又自洽的生态系统（ecosystem）。这个生态系统里的所有生物及其环境都处于一个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影响、相互竞争的整体之中。整体主义（holism）是生态主义的核心观念，它主张生态系统里所有的生物无论大小都在一个巨大、复杂、有序的生态系统里共存，各得其位；其相关性显而易见，但又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生态主义认为，多样性（diversity）是这个系统里各种生物的基本特征，不仅体现在生物及其自然环境的种类上，还体现在其生活方式、习性等诸多方面。它还主张，生态系统里的生物始终处于进化或退化的进程中，这种进化或退化的趋势呈现动态变化的特征。人类社会是高级生物的组织形式，既具有生物进化的一般特征，也具有高级生物的组织形式即社会形态的独特特征；既遵循高级组织形态的独特规律，也遵循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一般规律。文学活动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形式，从创作到阅读到评论都会受这些规律的影响和制约。

第二节 生态批评的发展

生态批评的观念和理论支撑来自生态学，它依据生态主义观，采用生态学、地理学、文艺学的方法对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也就是以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文学。美国批评家谢里尔·格洛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给生态批评下了简短的定义。她在《生态批评读本》（The Ecocriticism Reader，1996）一书中这样说：“简而言之，生态批评就是对文学与物质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这个定义简洁明了，但也缺少丰富性。同年，另一位美国批评家劳伦斯·比尔（Lawrence Buell）这样定义生态批评，“生态批评是……在履行环保实践职责精神指导下进行的文学与环境关系研究。”比尔的定义也很简洁，但显然要比前者更加包容，将生态批评与环保意识和职责联系起来，体现出生态批评的时代性和社会性。西蒙·埃斯托克（Simon Estok）在2001年对生态批评做了进一步的描述。他指出，“虽然仍有争论，但生态批评已经因为两个原因使其与其他流派区别开来：第一是它所采取的伦理立场，它亮明了自己对自然世界所要承担的责任，不是将其作为一个主题研究的对象，而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客体；第二是它致力于建立（事物之间的）联系。”

就生态批评的意识源头而论，古代我们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孔子时期，中代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现代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环境关注（environmental concern）或生态意识（ecological awareness）。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群，他们在作品中表达了对自然环境受到破坏的担忧和批评，其中，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爱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1815—1882）、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等对社会生态的关注，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吉普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杰勒德·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1844—1889）、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1828—1909）等对自然生态的关注，表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在面对自然环境遭受破坏、传统道德伦理受到动摇境况下的迷惑、彷徨、失望与愤怒，这些都是生态意识的群体性显示。

就社会动因而论，生态批评的历史社会源头可归结到自18世纪下半叶兴起、贯穿于整个19世纪的工业革命及其带来的工业化、城市化和殖民化运动。工业革命作为人类史上第一个最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手段的革命，带来了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升，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人类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与此同时，也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的极大掠夺，自然环境的极大破坏，社会群体贫富程度的极大分化，社会矛盾的凸显与激化。这样的社会环境催动着一大批知识分子积极思考，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找到并开出诊疗和救治社会时弊的药方。在理论上，先后出现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自由主义（Liberalism）、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实证主义（Positivism）、费边主义（Fabianism）、工团主义（Syndicalism）等思潮都是这种努力的具体体现。在实践上，英国18世纪三次议会改革、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的空想社会主义实践、宪章运动（Chartist Movement）、新模式工会（New Model Union）以及80年代的新工会活动为缓解社会矛盾、实现参政权的平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无论是理论上的开拓创新还是实践上的大胆尝试，从本质上说，其目标都是为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这些也构成后来生态批评的思想基础。后文将对生态批评产生的历史、社会、思想观念动因做进一步论述。

简而言之，在宽泛意义上，迄今为止的生态批评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19世纪到20世纪40年代的孕育期，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形成期，90年代至今的高潮期。

（一）孕育期。所谓孕育期是指作为流派或方法的生态批评尚未出现，但它所研究和批评的对象已经出现甚至普遍存在的时期，这就像欧洲的原工业化（proto-industry）时代一样，它的出现要比工业时代早几百年。19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孕育期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标志之一是，一批作家面对工业化所带来的自然环境受到污染、社会环境受到破坏的现象产生普遍而深重的怀疑、质疑，为之痛心，进而在他们的作品中明确表现出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的生态意识。换句话说，关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是19世纪英国文学主题的重要内容之一。有的是描画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被破坏后的景象，比如G．霍普金斯的《宾西的白杨》（“Binsey Poplars”），G．爱略特的《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有的描写大自然的美丽与宁静，对比工业革命前后乡村的巨变，以唤起人们对环境的重视，比如T．哈代的“威塞克斯系列”（Wessex Series）作品；有的直接批判或揭露工业化给自然和社会环境带来的种种伤害与弊端，比如W．莫里斯的环境诗歌，盖斯凯尔夫人（Elizabeth Cleghorn Gaskell，1810—1865）的《北与南》（North and South），R．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的荒岛小说等，尽管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主题指向是一致的。

从“一战”到20世纪40年代是孕育期的第二阶段。总体上说，文学创作中的生态意识表达基本上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这一时期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经济危机，将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及广大民众推入灾难深渊，英国更因作为两次大战的参与方而被深深拖入战争泥潭；即使是在战争和经济危机的间隙，人们的注意力总体上也都放在产品和武器的生产上，以解决基本生活和战争的需要，无暇或少暇顾及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破坏与恶化。这一阶段英国作家的生态意识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不公的忧虑和揭橥上，比如，J．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对都柏林沉闷、压抑、猥琐社会氛围的贬抑，A．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1894—1963）在《旋律与对位》（Point Counter Point，1928）中对现代世界“充满道德堕落、性欲变态的人的疯人院”的描写，D．H．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1930）对破坏自然又摧残人性的工业文明的描写与鞭挞，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在《荒原》（The Waste Land，1922）中将城市描写成“并无实体的城”（an unreal city）等。但总体而言，人们对于生存和经济生活的关注要远远甚于对自然环境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

（二）形成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战后重建及经济建设高潮的兴起，随着大量化学制品和化石燃料在生产生活中的使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与挥霍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与此相伴的是自然环境污染和破坏迅速加深，同时引起环境学者和很多有识之士的重视。他们一方面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收集证据；另一方面著书立说，试图引起广大民众、企业家和政治家对环境污染的重视。其中，美国环境主义者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07—1964）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利奥波德的著作《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在他去世后的1949年出版，被看作是环境危机的当代预言。他在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极大启示意义的观点，比如“土地伦理”（land ethic），主张“一件事，只要乐于去保护生物群落的整体性、稳定性和美丽，那就是对的”。卡森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就进行了一系列环境调查工作，在50年代发表了不少保护环境的文章。在环境主义者和作家的努力下，对自然环境的重视开始成为业内的共识。格洛特费尔蒂以及其他一些生态批评家都认为，生态批评产生的时代背景是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及其出现的环境危机，他们借力生态学的基本概念，运用各自学科的研究方法，关注和探索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试图为不断走入窘境的人类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

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等人文学者也都行动起来，加入了反思人类行为、检讨人与自然关系、探寻拯救之道的队伍中。法国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从长时段的角度去梳理人类活动与自然地理变迁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整体历史观；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主张要用“从下向上”的视角来研究社会史和工人运动史，反对只关注“阁楼”上的历史；美国计量史学家采用实证和计量的方法去研究铁路发展、粮食产量、人口变迁等史实，注重考察经济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新文化史学家则将研究对象放到那些被官方历史文本所忽略、忘记甚至歪曲的弱势群体身上；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26—2006）在巴厘岛进行田野考察并推出研究文本《文化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1972），提出了文化解释的“深描说”（thick description），将研究重点对准边缘群体；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1975）等著作中考察了历史上作为权威体现与实现方式的权力从观念到技术的发展过程，解构了权力话语和权力实践的本质。

以上诸种学术实践的学科不同，研究对象各异，但在思想倾向和价值取向上有着共同的方面。首先是对传统学术观的挑战：以“从下向上”挑战“高大上”，以“边缘”挑战“中心”，以实证、深描挑战宏大理念，以街谈巷议挑战权力话语。其次是以“文化”这个人文和社会学科的共核，将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连接起来，推倒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或篱笆，打通学科之间的学术通道，建立起跨学科研究范式。这可以看作是20世纪60和70年代普遍发生于各人文社科领域文化转向的思想基础，同时也为以跨学科研究为主要方法的生态批评打下了学理基础。

文学研究领域的文化转向运动也为生态批评流派的出现提供了助力。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英国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如果不包括宽泛意义上由马修·阿诺德发端的社会文化批评视角，就是文化转向这一潮流在文学评论领域的集中体现。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虽然并不是后来文化研究重镇伯明翰学派的成员，但他作为英国《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的主要撰稿人，被看作是文化研究的发动者，他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1958）通常被看作是文化研究潮流的启动器（initiator）之一。他在著作中将“文化”与“工业”“民主”“阶级”“艺术”并列为工业革命以后构成“生活思想变迁”这幅“特殊地图”的“关键词”，梳理了“文化”内涵的变迁与发展，将其在新情境下的意义定义为“文化是一种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并且指出，文化由指“心灵状态”和“知识与道德活动”到泛指“整个生活方式”，是社会发展和变迁的结果。文化转向潮流所采用的文化透视、文化分析和学科跨界研究方法为生态批评实践提供了借鉴。

20世纪60年代后，环境运动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出版了后来被称为“环境启示录”和“丰碑”的著作《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般认为……《寂静的春天》就是激发生态批评的扳机。”作者以文学想象的笔法，叙述了一个美国中心地带的美丽静谧村庄因为化学杀虫剂的滥用而变得万物萧疏凋敝的故事，“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呼喊”，引起了无数美国人对环境危机的警醒，也为环境保护运动以至后来的生态批评提供了极大的推动力。随后十余年又接连出现的几次影响巨大的环境事件，让人们的环境意识和生态意识迅速复苏并增长。1967年，托尼·卡尼翁号（Torrey Canyon）油船在英国西南海岸附近搁浅，引发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196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海峡的一口海上油井发生泄漏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事件；1971年，日本一法院对长期受汞中毒居民的有利判决引起全世界的注意。正是在这一系列事件的催动下，也是在环境主义运动的推动下，1969年由瑞典政府建议，联合国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首次人类环境大会，各国政府代表坐下来讨论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以及需要采取的措施。会议决定设立各国政府驻联合国环境机构，成立联合国环境项目。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与环境主义运动的勃兴呼应，生态批评文章和著作也开始成批出现，其中主要的有雷蒙德·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1973），约瑟夫·米克（Joseph Meeker）的《生存的喜剧》（The Comedy of Survival：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1974）等。1978年，美国文学批评家威廉·吕克特（William Rueckert）在《爱荷华评论》（Iowa Review）冬季号上发表了《文学与生态学：一种生态批评实验》（“Literature and Ecology：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一文。正是在这篇论文中，吕克特正式提出了生态批评这一术语，从而给已经兴起的批评流派一个名称，从此这一类批评的理论和实践都用生态批评来称谓，标志着生态批评潮流的兴起。作者在文章中不只是第一次提出了生态批评的概念，还就文学与生物体的关系、自然规律的控制力、能量与文学创作、文学教学和文学阅读之间的关系等论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其核心观点是：自然规律不仅制约着自然万物的运行，也深刻影响着文学相关的一切活动。

进入20世纪80年代，批评家和环境主义学者们共同努力要将生态批评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批评流派，建立起独立的文学生态学学科。这样的努力在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 O．Waage）编辑出版的《环境文学讲稿：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中得到很好的体现。该书收集了十九位生态环境文学课程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 Descriptions），目的是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三）高潮期。1990年取得的第一个成就是美国内华达大学设置了第一个文学与环境教授席位（Professor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谢里尔·格洛特费尔蒂被聘为首位教授。以格洛特费尔蒂出任首位文学与环境教授为开端，生态批评迎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期。高潮时期的生态批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第一，成立了第一个专属学会——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ASLE）。1992年，从事环境、生态和文学研究的学者聚集于美国内华达，召开了第一次文学与环境研讨会，并成立了第一个专门从事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会，旨在凝聚学术力量，团结批评人才，进一步构建生态文学研究与批评的组织基础。此后，这一学术组织每两年召开一次学术会议，为生态批评与环境研究者提供交流平台。

第二，也就在这次研讨会上，决定筹办第一个专门发表生态文学批评研究成果的学术期刊，期刊命名为《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该期刊以季刊形式于1993年问世，成为生态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重要平台。

第三，1996年，格洛特费尔蒂与哈罗德·弗洛姆（Harold Fromm）一起主编的第一本生态批评论文集问世，题名为《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里程碑》（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收入自生态批评兴起以来的部分著名论文24篇，该论文集全面多层次地呈现了生态批评的主要观点、批评方法和实践范本，被业内认为是生态批评的集大成之作。

第四，在《生态批评读本》出版的同一年，劳伦斯·比尔出版了他的《环境想象：梭罗、自然写作与美国文化的形成》（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Thoreau，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1996）。这部著作以亨利·梭罗的自然写作及其影响为个案，将美国文化的形成纳入自然和环境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是与《生态批评读本》齐名的生态批评经典。

第五，生态批评著作和论文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主要有劳伦斯·库帕（Lawrence Coupe）的《绿色研究读本》（Green Studies Reader：From 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此外，还有克瑞格·加拉德（Greg Garrard）的《生态批评》（Ecocriticism，2011），迈克尔·布朗奇（Michael Branch）和司各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主编的《跨学科文学与环境研究读本》（ISLE Reader：1993—2003，2003），格兰·洛夫（Glen Love）的《实用生态批评：文学、生物学与环境》（Practical Ecocriticism：Literature，Bi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2003），乔治·瑟申斯（George Sessions）的《21世纪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 for the 21st Century，1995），道格拉斯·沃克奇（Douglas Vakoch）的《女性主义生态批评》（Feminist Ecocriticism：Environment，Women and Literature，2012）等。这些著作多层次、多维度地进行生态批评的理论阐述和实践，推动着生态文学及其批评实践向纵深发展。

第三节 生态意识的演进

考察生态批评潮流的发展过程，分析其意识、思想、观念的演进，可以发现它也像其他的思想运动一样，沿着一条由浅入深、从点到面、从个别到全方位的路径渐次展开和深入。就内涵而言，它是层层递进，即从生态意识发展到生态思想和生态观念。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其发展过程做一个基本的梳理。

根据心理学基本原理，“意识是心理反应的最高形式，是人所特有的心理现象”，“是我们对日常生活中进行的各种认知过程的觉察”，“为了理解周围的复杂环境，我们会从身边发生的诸多事件中选择一些加以关注而忽略其他的事件”，所以意识具有主观性、目的性、自觉性和能动性，是对客观外界的存在和发生所产生的心理反应或觉察。意识表现出主观性，是因为个体的人的心理机制、认知能力、情感或情绪状态及其表现形式不一样，不同的个体就有不同的意识。由于意识是人在觉醒状态下的心理反应，是基于认知活动的心理现象，意识就具有目的性。由于意识是一种自觉的心理活动，人能够自觉地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客观外界的存在，以及自身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所以意识具有自觉性。还因为意识是一种以认知为基础、以语言为媒介、以经验经历为参照的心理现象，就会因意识者的认知和语言的能力与水平的变动而变化，会因其经验经历的变动而变动，会因其心理状态的变动而有所变化，当然也会因客观世界和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因此，意识具有能动性。意识的这些特征在生态意识中也都会体现出来。

生态意识具有哪些特征？生态意识属于意识的深层阶段，是人对发生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那些明显变化所产生的心理反应和心理现象，是因外界变化而引起的情绪和情感的流露与表达，是因这些变化而出现的态度或价值判断上的变化，因此，它是意识对人的生存环境的人格化、观念化和社会化表达。因为个体人的差异和意识的主观性，生态意识表达的内涵和程度会因人而异；因为意识的能动性，不同的个体在相同的时空有不同的生态意识，同一个个体的生态意识会因外界时空的变化而变化；因为与生态意识紧密相关的是人生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因此它直接受制于或影响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具有更为鲜明的社会性、历史性、时代性和区域性；因为意识的自觉性，生态意识的呈现方式是情感表达和价值判断，它就具有明显的观念性、伦理性、道德性、情绪性特点。

生态意识的内涵有哪些？对此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与概括。有研究者将生态意识的确立需要遵循的原则进行了总结，包括“抛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观念”，“寻回并发扬中国古代生态思想”，“形成并强化对子孙后代生存发展的责任感，形成并强化生态伦理道德意识”，“抛弃物质主义人生观”，“彻底打消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以生态意识对人类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进行重新评价”等。这些概括涵盖了生态意识的主要内容，在国内生态文学研究界产生了一定影响。简单说，生态意识的内涵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首先是对自然的敬畏意识。生态意识的观念基础是自然神论（Deism）和生态主义，尽管这一观念在西方和东方有不同的内涵，但核心和基础是类似的，都主张自然万物或大千世界有着自己的生命力和运行规律，人类应该对自然环境和客观规律怀着一份敬畏和顺应，而不是相反。第二，有了这个基础，人类就应该与客观世界或自然万物保持一种共存或和谐相处的关系，这就是东方观念中的天人合一，西方观念中的自然神论，可以表述为理性的、与自然和平共处的意识。第三，基于自然世界是人类及其生活环境的共同基础，平等相待、良性互动、互为你我就是生态意识的必然内容，因此，它也就不主张统治与被统治、中心与附属、占有与奉献等不公正、不平等的关系状态或关系准则。第四，正因为生态意识主张世界万物之间的平等相待，自然也就包含了物爱或物哀意识，即人类对于自然世界发生的物体、物种、群体、环境的损坏、伤害、灾难、毁灭等现象会产生伤感、悲哀、痛苦、怨愤等心理现象，并将这些心理现象诉诸文字。

前已述及，生态意识由来已久，但它的发展是从零散到聚群，从模糊到清晰，从浅泛到深入。从古希腊到工业革命之前的几千年里，由于农耕文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大体处于相安无事状态，也由于自文艺复兴掀起的人类中心主义潮流还有一个渐次发展的过程，当然更由于人类掌握的征服自然剥夺自然的手段仍然有限，生态意识的生长和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只是到了19世纪，由于人类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激烈变化，生态意识的生长和勃发的条件得到充分体现，它才得以像雨后春笋般勃然成长。国内有学者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生态意识进行专门研究，认为浪漫派大诗人都具有自觉的生态意识，从华兹华斯到雪莱、拜伦无一例外。

生态意识在19世纪进入了蓬勃生长期的原因不言自明：工业化的逐步实现带来了自然环境的急剧变化，工厂化、机器化、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使得空气污染不断加剧，圈地运动导致大量失地农民蜂拥流入城市成为贫民，同时使得森林植被锐减，水土流失严重，急剧的城市化使得居住环境恶化，水体污染；急剧变化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带来了社会群体结构的急剧变化，阶级与阶层之间的社会关系迅速变动，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发生剧烈变化，利益冲突不断升级，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此起彼伏；伴随着工业化和生产生活方式巨大变革出现的科学技术浪潮，新思想、新理论、新观念层出不穷，给长期延续的思想文化传统带来巨大挑战，使得处于激烈转型之中的维多利亚人经受着心理、精神、道德、伦理、信仰等诸多方面的困惑、惶恐、茫然与煎熬。面对如此众多突然而激烈的变化，生态意识最先也最广泛地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爆发和蔓延开来。

“春江水暖鸭先知”，最先觉察到以上变化并在其作品中表达出生态意识的是浪漫主义诗人群体。试看数例：R．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在《我的心儿在高原》（“My Heart's in the Highlands”）、《写给小鼠》（“To a Mouse”）等诗歌中表现的“自然意识”；W．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在《病玫瑰》（“The Sick Rose”）、《爱的花园》（“The Garden of Love”）等诗中以哲理形式表达的生态意识；S．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1772—1834）在《老水手谣》（“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中描述的是一位老水手在海上如何经历海难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但骨子里却是隐喻超自然神性掩盖下的生态关注；雪莱（Percy Shelley，1792—1822）在《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中淋漓尽致渲染的横扫一切的西风，喻指一种摧枯拉朽的思想和精神力量，喻体却是能够给世界上的一切生命以生机和活力的自然之神；W．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的诗歌中几乎遍布了带有他独特自然神论内涵的生态意识：《写于早春》（“Written in Early Spring”）中将自然界的和谐快乐与社会上的压迫和互相残害进行了对比，《孤独的割麦女》（“The Solitary Reaper”）描画了与自然的音、色、光、像融为一体的割麦女形象，而在《丁登寺旁》（“Lines Composed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中，诗人从大自然中看清了“事物内在的生命”，“大自然成了我的一切”。诚然，浪漫主义诗歌中的生态意识表达虽然也有雪莱式的“狂风暴雨”，但总体上更多具有原真性、温和性和警示性特征。

维多利亚时代是生态意识的爆发期。之所以进入爆发期，自然是因为这一时期的社会条件满足或适应了生态意识急剧生长的需要。到底是哪些条件促成了这一状态的出现，我们将在后面具体讨论。总体来说，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思想文化环境发生的急剧变化促生了生态意识的急剧生长。如前所述，知识分子群体由于其敏感的情感机制和敏锐的事物洞察力，总要比一般人更早更强地感受到环境的变化，也更快地将这些感受、感悟和反思表达出来。对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巨大变化，当时任何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物都会做出相应的反应。比如，维多利亚前期、中期英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他在小说《西比尔，或两个民族》（Sybil，or the Two Nations，1845）中提出的“两个民族”的说法，就是对社会不公现象的生态意识的集中体现。又如，一个名叫珍妮特·卡明（Jennet Kamin）的11岁小女孩向采访人讲述了自己在煤矿井里没日没夜背煤的经历。再比如，像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达尔文、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这些思想家、哲学家、生物学家都加入了加快社会改革、呼唤社会公平的队伍，像阿诺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这些来自上层阶级的教育家、作家也在自己的写作中呼唤社会正义，像莫里斯、斯温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1837—1909）这样一些激进派诗人更是直接加入批判社会丑恶现象、抗议社会不公的队伍。

生态意识增长与深化的进程被两次世界大战阻遏，并在世界范围内被转移甚至打断，只是在美洲大陆还在环境主义运动中弱势延续，直到战后才再次进入发展和深化的轨道。

“二战”后，随着战后重建的大范围全面推开和工业化运动在各国的推进，自然环境加速退化，社会环境持续动荡，环境主义运动广泛展开，不断吸引民众尤其是环境主义者参与其中，并逐步引起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关注和重视，生态意识随着环境主义运动和各学科领域文化转向的深入开展而出现了新一轮的勃生与深化。概略地说，这一时期生态意识的增长与演化经历了以下阶段。

首先，生态意识的发展从分散走向群体，从专业人员走向大众，从民间走向官方，从国别走向世界。前已述及，19世纪尤其是维多利亚时期是生态意识蔓生增长的繁盛期，但这些生态意识还散见于哲学家、思想家、作家、政治家的著述中，并没有体现为一种组织行为：既没有专门论述生态环境变迁的著作出现，也没有专门机构去从事保护环境的宣传，更没有类似功能的官方机构出现。虽然也有争取民权的宪章运动和工会运动，但这些斗争的目标是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如选举权、工作权、居住权等，并没有涉及生态环境。就是在环境主义运动开展走在世界前面的美国，对于自然环境的观察和研究在“二战”前后也局限于那些从事动植物研究的专门人员，如利奥波德和卡森这样一些博物学家、动物学家和生物学家。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环境主义运动的逐步推开和深入，还有前文说到的一个个环境灾难，尤其是有识之士发现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在一点点退化和恶化，活生生的现实给生态意识完成上述四个“走向”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以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首次环境大会为标志，生态意识的发展逐渐走上了大众化、组织化、全球化的道路，当然，这个过程是漫长的，至今仍然在路上。

随后，生态意识在上述“三化”的道路上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即深化与提升阶段；在这个阶段，生态意识逐渐深化为生态思想和生态观念，也就是对生态意识的条理化、概念化和理论化。如前所述的前生态批评时期，人们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诸多不当行为和不堪现象的觉察和表现，都可以归纳为生态意识，因为这些还没有深化为一种理论。这里有必要强调，意识、思想和观念之间并没有一条可以像江河切开地域、赤道分开南北那样明确的划分线。它们之间既相互交织，又可以从大的方面区分；诚然，意识中间也蕴含了思想，蕴含了观念的基因，思想总是以意识为基础。生态意识与生态思想观念也是如此，尽管我们很难在生态意识和生态思想观念之间划出一条确定的分界线，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意识是思想观念的前奏，思想观念是意识的提升或凝练。至于说在什么时候生态意识深化成了生态思想观念，这与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形成一样，都是一个持续积累的过程，而不同于物理化学活动，会有一个不同物质或状态转变的临界点。也许可以这样认为，20世纪50至70年代是生态意识向生态思想深化的时期，上述提到的以卡森为代表的环境主义运动，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大会的召开，以及《人类环境宣言》的通过，乃至1973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成立，1978年生态批评术语的提出等，都是生态意识概念化、组织化、全球化的标志，也是生态思想与观念被广泛接受的标志。从那个时期开始，随着环境主义运动、生态批评实践、生态科学研究等活动的推进，更因为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急速推进以及由此带来的自然环境的迅速恶化，生态思想和观念或者称为生态主义思想观念逐渐被世界各国政府和普通民众广泛接受。2015年12月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承诺将按照《公约》的条款去指导本国本地区的各种生产生活活动，这是生态共识广泛达成、生态主义思想观念被普遍接受的例证。

此后，生态意识的发展将进入第三阶段，也就是它发展的最高阶段，是生态社会、生态文化或生态文明的建设阶段。这就是全世界各国政府及其人民正在进行和将要进行的工作。在这个阶段，生态意识将会成为每一个公民的原生性意识，也就是个体的人在进入意识生长期后就会接受的意识，每一个公民在成长过程中都会接受生态思想和生态观念，每一个人都会自觉履行生态规则与规范。在这个阶段，各种社会群体、团体、组织、党派，无论规模大小，数量多寡，历史长短，成分复杂或简单，宗旨宏伟或具体，纲领繁复或简洁，诸如家庭、群组、社区、街道、城市、村镇、族群、政党、国家、政府、跨政府跨国家组织如联合国，都会自觉按照生态思想观念和生态法则去开展活动。在这个阶段，生态关注、生态考量、生态利益、生态前景将会成为优先选项进入各国民众、各国政府和跨国组织的日常工作和生产生活的计划与实践之中。当然，这或许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但却应该是人类社会努力实现目标的不二选择。

1. 夏征农总主编：《辞海》第4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4772页。
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ology，检索日期2015年6月27日。
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ology，检索日期2015年12月9日。
4. 方克立：《天人合一与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第207—217页。
5. Cheryl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m，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e Press，1996，p．xviii．
6. Lawrence Buell，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Thoreau，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iv．
7. Simon Estok，“Bridging the Great Divide：Ecological Theory and the Great Unwashed，” English Studies in Canada，31，Issue 4，2005，pp．197-209．
8. 宪章运动是发生在英国19世纪上叶的一场工人运动，其高潮出现在1836年到1848年期间，运动主要目标是争取平等选举权。参见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54—263页。
9. 新模式工会指英国19世纪中期在宪章运动后出现的一种工会组织，它以行业为工会的组织框架，收取会费，成员都有一种技术能力，活动体现出排他性和非暴力性特征。参见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80—282页。
10. 史学界通常将工业化实现之前的欧洲历史时期称为“原工业化时代”，一般是指15世纪到19世纪。参见杨豫：《论原工业化的解体》，《世界历史》，1991年第1期，第24—35页。
11. 侯维瑞主编：《英国文学通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36页。
12. 艾略特：《荒原》，赵萝蕤、张子清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4页。
13. Aldo Leopold，A Sand County Almana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9，p．262；阿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杨蔚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82页。
14. Cheryl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m，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e Press，1996，“Introduction”，p．XV；Greg Garrard，Ecocriticism．London：Routledge，2004，pp．1-15．
15. “二战”以前的传统史学基本上以研究上层阶级的政治、军事、社会活动为对象，诸如宫廷生活、战争活动、外交、贸易等，这里用时下流行的“高大上”代指，取其外延并含揶揄之意。
16. Catherine Gallegher，“Raymond Williams and Cultural Studies”，Social Text，No．30，1992，pp．79-89；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uart_Hall_（cultural_theorist），accessed 2015-12-13．
17. Stuart Hall，“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risis of Humanities”，The Humanities as Social Technology，October 53，1990，pp．11-23．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将文化研究的起点推前到1956年，并以三部著作为标志，分别是理查德·霍加特的《读写的用途》，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和爱德华·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18.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5—22页。
19. Greg Garrard，Ecocriticism．London：Routledge，2004，p．1．
20. 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许亮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页。
21. William Rueckert，“Literature and Ecology：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Iowa Review 9.1，Winter，1978，pp．71-86．
22. 朱新福：《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当代外国文学》，2003年第1期，第135—140页。
23. 黄希庭主编：《心理学导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81页。
24. 查尔斯·莫里斯、阿尔伯托·梅斯托：《心理学导论》（第12版），张继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8页。
25.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8—245页。
26. 参见党圣元：《新世纪中国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的发展与问题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117—127页，脚注。
27. 这里的自然神论主要指约翰·洛克、乔治·伯克利、大卫·休谟、托马斯·潘恩等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的自然神论，主张人的信仰自由、天赋人权、宗教宽容和道德，崇尚理性，反对盲目神性。
28. 鲁春芳：《神圣自然：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生态伦理思想》，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29. 鲁春芳：《神圣自然：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生态伦理思想》，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3—222页。
30. 王佐良主编：《英国诗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212页“脚注”。
31. 同上书，第219—220页。
32. 王佐良主编：《英国诗选》，第222—228页。
33. 罗伊斯顿·派克编著：《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的人文实录》，蔡师雄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4页。
34. 在哲学上，思想和观念一般被看作同义语，可以互换，也可以并列使用。思想是指思维活动的结果，观念指看法、思想，也是思维活动的结果。参见夏征农主编：《辞海》，第606、20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