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走进共和国英雄群体的精神世界

英雄，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字眼。然而，在古今中外悠久的人类历史中，英雄的桂冠却很少戴在普通人的头上。不论是传说中开天辟地的盘古，还是治水的大禹；不论是曹操、刘备“煮酒”所论的豪杰，还是卡莱尔以优美文笔所描述的各类英雄，都无不是政治家和思想家中的杰出者。为此陈胜曾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疑，虽然写成“史家之绝唱”的司马迁也将陈胜列为“世家”，但是，广大平民百姓在历史上不是被视为“草芥”，就是被当作“群氓”。受扭曲的意识形态影响，百姓在帝王、官僚面前也自称“草民”“布衣”。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给英雄史观以致命一击。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地位得以确立，科学的英雄观也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既把那些在历史进程中明显留下自己意志印迹并推动历史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等历史人物称为英雄，也把人民群众尤其是那些在平凡岗位上为人类进步做出突出贡献的普通人称为英雄。因此，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时代既有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伟人英雄，又有在共和国各个时期、在各自工作岗位上艰苦创业和奉献社会的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即群众英雄。伟人英雄与群众英雄一起，奏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最强音。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不值得称道的民族；一个不能再造英雄的民族，则是毫无希望的民族。我们中华民族是英雄辈出的民族，新中国成立70年来所经历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岗位上的群众英雄，由共同的精神因素聚合成一个共和国英雄群体。这是一个由成千上万劳动群众杰出代表所组成的群体，这是一个有共同精神支柱的群体，这是一个成员在不断扩大的历史性群体。这个群体既包括雷锋、焦裕禄、孔繁森、徐虎、李素丽、李向群等英雄个人，也包括“南京路上好八连”“马万水掘进小组”“济南交警”等英雄集体。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涌现了航空报国英模罗阳、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兰辉、勇闯深海的水下核盾海军某潜艇基地官兵、“法治燃灯者”邹碧华、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心系群众的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科技报国的榜样黄大年……这些先进典型，习近平都曾亲自批示，为他们点赞。

共和国英雄群体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先进英雄人物的集合体，是中华民族的杰出人物和杰出代表。他们所共有的精神特征，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宝贵财富，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学习和发扬这些精神，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迫切要求。呼唤英雄，宣传英雄，学习英雄，是社会的需要，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树立良好风尚的热望，是党和政府对提高全民素质特别是党员干部素质的期盼，弘扬英雄精神、再造英雄形象是中国历史演进到现今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英雄个人、英雄集体展现了各具特色的英雄精神，如“孟泰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一团火精神”“徐虎精神”“抗洪精神”等。这些精神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的延续，都是我们党战争年代英雄精神如“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太行山精神”等的弘扬，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的主旋律，因而具有内在统一性。将这些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精神，用一个整合性的概念来表达，那就是“共和国英雄群体精神”。

了解英雄精神，研究英雄精神，学习英雄精神，呼唤英雄精神，践履英雄精神，自觉走进英雄的精神世界，使英雄精神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汲取、变成促进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我们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英雄精神为人们走向崇高树立了目标，为社会道德规范确立了具体尺度。学习英雄精神必然促进社会风气和社会时尚的好转，必然导致新的英雄的不断涌现。

本书将从哲学的层面揭示共和国英雄群体精神的生成、表现、本质、功能和意义，从英雄的行为表现入手，透过现象反映本质，为人们走进英雄的精神世界找到一条基本通道、提供一种哲学观照。

在全面展示本书的基本内容之前，有必要先向读者阐明几个问题。

一 正视崇高：共和国英雄群体精神的时代意味

共和国英雄群体精神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笔宝贵财富。我们只有全面深刻正确地认识这笔精神财富的价值，才能发挥其应有的重大作用。

（一）高扬了引人向上、追求崇高的旗帜

共和国英雄群体中的英雄模范人物，在各自不同的平凡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达到了崇高的思想境界，为世人树立了崇高的榜样，促进了人类追求崇高的历史进程。

在道德及其行为方面，崇高是指能引起人心灵震撼的特性，这种特性，通常又是行为主体历经磨难的结果。在人类历史上，追求崇高的理想、献身崇高的事业、培养崇高的人格、达到崇高的境界，一向被视为人生最大的意义和最高的价值。但是，人类追求崇高的道路却是曲折的，崇高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曾被异化、被躲避。究其根源，在于人在现实社会中的异化，崇高的异化只是人的异化的表现而已。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个人只是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没有独立性可言。个体对崇高的追求，表现为对所属群体的崇拜。被崇拜的群体则异化为非人的种种神圣形象。于是，个体对崇高的追求表现为对神圣形象的崇拜，崇高本身在神圣形象中被异化。在中国传统社会，崇高被异化为代表国家、社稷的圣明君主，被异化为代表人性、人格的“圣贤”，被异化为代表经典的儒学，被异化为代表伦理道德的“纲常”。在西方传统社会，崇高被异化为“神”，被异化为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的最高规范和最高裁判——全知全能的上帝。欧洲中世纪的启蒙运动贬低神、抬高人，倡导人性的尊严和伟大，使崇高在神圣形象中的异化得以消解。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历史形态中，个人虽然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而获得了某种独立性，却在对物的崇拜中再度丧失了自己，结果人对神的崇拜变成对物的崇拜（商品拜物教），崇高在神圣形象中的异化变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异化。“理性”“自由”“平等”“博爱”等抽象性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了崇高的意义。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发现资本主义并不是理性的千年王国，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崇高，不过是用一种神学代替了另一种神学。尼采在宣告“上帝死了”的同时，也宣告了启蒙理性的死亡。20世纪发达的工业社会，表现为市场经济、科技文明和大众文化新的“三位一体”。市场经济的竞争特性、科学技术的加速更替、生活环境的急速转换、大众文化的快速变异，使人们仿佛生活在一个光怪陆离、变幻莫测的“万花筒”之中，原有一切神圣性的事物，都失去了原来笼罩的灵光。难怪马克斯·韦伯说：“这个时代的命运，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从公众生活中退隐。”站在西方文明世界巅峰的美国，出了个先知式的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大书崇高失落的痛苦，呐喊重建精神崇拜的需要。“假如世俗的意义系统已被证明为虚幻，那么靠什么来把握现实呢？”贝尔提出了一个冒险的答案，即整个社会“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回归”^[1]。贝尔提出的问题是智慧的，倡导对精神家园问题的思考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对问题思考的答案却是我们难以苟同的。我们认为，崇高在民众生活中的退隐不过是对崇高异化的反动，是崇高异化导致的恶果。重新走向某种新宗教观念并不是解决崇高在人的精神世界失落问题的妙方。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崇高在人类精神世界中的异化，不过是人在现实中异化的表现，要彻底根除崇高异化，就要进行社会革命。只有在现实中消灭使人自身异化的社会关系，才能在人类精神世界中消解崇高的异化。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因而，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顺应历史潮流，为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与各种反动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体现着真正的崇高。然而，代表着人民群众利益的先进社会力量和杰出英雄人物，在反对社会腐朽势力的斗争中是不会轻易成功的。在曲折、艰难的斗争中，腐朽、丑恶力量有时可能占优势，因而会出现正义失败、英雄牺牲、革命受挫的情况。但是在这种斗争中，却自始至终地表现出人民群众主体实践力量的现实或潜在威力以及终将胜利的必然性。

追求崇高的历程是艰难曲折的，但对崇高事业的追求是必然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是一项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伟大崇高的事业。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中国社会现实中消灭了使人自身产生异化的社会关系，从而也就消除了崇高在人们精神世界中的异化。因此，尽管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要经历一条必然的却又是曲折的道路；尽管在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而为实现共产主义做准备的过程中，各项任务异常艰巨，道路曲折不平；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腐朽观念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但是，人们对崇高的追求决不会再以异化的形式出现。所以，共和国英雄群体的理想、信念和人格，符合人类历史，体现了崇高中的真；他们在平凡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做出的业绩，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体现了崇高中的善。这种真和善相统一的崇高就是人类所追求的美，美是崇高的真正实现。这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只有为同时代的人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2]“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3]

有人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消解崇高、“躲避崇高”或“崇高退隐”的阶段。他们认为，在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然使人的发展处于建立在物的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个人虽然获得了独立性，但理想的精神世界却失落了。再加上人们基于对“文化大革命”时期过分抬高英雄人物做法的反感，从盲目崇拜的一极走向了藐视崇高的一极。在他们看来，“玩文学”的作家们刻画的人物心态是当前国人心态的反映，中国人面对的是人文精神的“废墟”。这种观点显然是有很大片面性的。第一，新时期各种岗位上不断涌现的英雄模范人物，无不体现了他们对崇高的追求和实现，追求崇高仍是当今社会的主旋律。第二，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引起绝大多数民众的共鸣，学英雄、做英雄越来越形成强劲的社会风气，崇高显现为广大民众的追求。日本共同社记者渡边先生曾问徐虎：“有的报纸说，你是现代的雷锋，你有什么想法？……有人说，中国现代文明建设有缺陷，所以需要徐虎，是这样吗？”徐虎说：“雷锋事迹、雷锋精神感召了几代人。我从小就学习雷锋精神，以雷锋为楷模，想做雷锋式的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继承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至于说现在中国社会还存在着一些不文明现象，我想这是任何社会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的。现在我们提倡精神文明，发扬传统美德，提高人的素质，学先进，赶先进，已成为我们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4]第三，严肃艺术、高雅艺术的欣赏者越来越多，低级、媚俗的东西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反感，这也说明了人们对崇高之价值的认同。当然，由于市场经济固有特性的作用，在社会转型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开放过程中各种价值观涌入国门，价值观念多元化也是既成事实，一些人的确精神空虚、生活无目标或目标错位，一些人理想信念淡漠，以至于甘于平庸和媚俗。但是，我们所实行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西方式的完全竞争无度的市场经济，我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保证了追求崇高的良好社会环境，不仅不会由于对市场经济目标的追求而出现崇高异化的问题，反而更加需要崇高的显现。正如江泽民指出的：“要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果没有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用高尚精神武装起来的先进分子，如果没有这些先进分子团结和带领广大群众共同奋斗，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说的高尚精神，就是指我们党的崇高理想和信念、优良传统和作风，包括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发展起来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德。”^[5]共和国英雄群体的精神、思想和行为，鲜明地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现代化建设中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和向往，是中国人民精神追求的主旋律。

我们分析问题，应掌握全面性和总体性原则，要看清事物发展的主流。可以相信，我们有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指导，有中华传统文化追求理想人格文化底蕴的支撑，又有一代又一代的英雄模范人物的示范效应，只要我们科学、真实、客观地宣传英雄模范人物，加强道德教育，健全道德建设机制，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对中国人当前和未来的精神世界持悲观主义的态度。

（二）树立了一面面让世人比照德行的镜子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价值观还未完全深入人心，封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世人头脑中还有较大的市场。以孟泰、时传祥、王进喜、焦裕禄、雷锋为代表的共和国老一辈英模，通过自己的德行，开时代风气。比照英模、追随英模的人上进，自私自利的落后者难以自容。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有力地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它在带来一系列深刻社会变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特别是伦理道德问题。不少人对当前中国的道德现状深感不满与困惑，甚至对前途感到怀疑，他们认为中国出现了所谓的“道德危机”“信念危机”。的确，我们不能否认当前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伦理道德问题。社会风气不正、伦理道德失范，非道德、不道德行为充斥于市场和社会生活中，见利忘义、为富不仁、贪污腐败、良知泯灭等丑恶现象屡见不鲜。扼要说来，当前中国道德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一是道德观念上的混乱与冲突，社会生活中五花八门的价值观、道德观蜂拥而入，出现了各种价值观、道德观相互交错、相互冲突的局面。马克思主义的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与资本主义的以至封建主义的、中国传统的与现代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农业文明的各种价值观和道德观都可以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找到踪迹。二是比较普遍的道德约束力的弱化和道德意识淡薄。一些人很少去想一想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而是醉心于算计功利的大小、金钱的多少，对于不义之行、不道德行为麻木不仁。三是社会行为的片面功利化和非道德化。生活领域功利化，一切只从利益出发、一切向钱看，把一切关系变成冷冰冰的交易关系，崇高与神圣的东西遭到排斥；不道德的现象泛滥，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唯利是图、权钱交易、行贿受贿、卖淫嫖娼、吸毒贩毒、假冒伪劣、走私贩私等时有发生。上述问题虽然不是当前道德领域的主流，但也足以说明我们社会中一些人的德行低下到何种程度。

如果做更深入全面的分析，我国现阶段人们的道德境界，以“利己”“利他”为标准，大致可以分成四种类型或四个层次的境界。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道德境界。共和国英雄群体的成员们正是处于这种道德境界中。他们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一切从国家、集体利益出发，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吴天祥把“上为党分忧，下为民解难”作为工作的立足点，认为“端谁的碗，服谁的管，我端人民的碗，当然要服人民管，为人民办实事”。他做到了“有权不谋私，有利先让人，严人先严己，奉献为人民”^[6]。这是一种代表着人类道德发展方向的共产主义境界。二是“先人后己”的道德境界。这是一种符合集体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道德境界。处于这种道德境界中的人，都能做到先人后己、先公后私。在照顾他人和集体利益的前提下，也维护个人的正当利益。在当代中国，这种道德境界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是社会主义道德的主要内容，并已在社会生活中大量涌现。三是“利己不损人”的个人道德境界。现实生活中有大量的人处于这种个人道德境界。他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只干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不违法乱纪是这些人对自己的基本要求。四是“损人利己”的道德境界，这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的道德境界。这部分人的观念与现行的道德和法制相冲突，极大地危害社会。他们奉行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剥削阶级的处世格言，损人利己，损公肥私，以权谋私，一切只从个人利益出发，为达个人目的不择手段。

共和国英雄群体的道德境界为处于其他道德境界层次的人提供了镜子和标尺。

镜子可以正衣冠，也就是可以照出差距。比照共和国英雄群体的高尚德行，以他们为镜子，我们社会中的落后分子就会自惭形秽。见义勇为的安珂、徐洪刚、白雪洁等英雄的德行，使那些见死不救、明哲保身的人心灵受到鞭挞。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变化。经济效益、经济利益变得突出了，个人物质利益受到尊重和重视，金钱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变得越来越突出。新旧体制转换时期，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灯红酒绿的腐蚀，“金钱至上”的诱惑，名缰利锁的困扰以及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使一些意志薄弱者丢魂失魄，掉队栽跟头。胡建学、王宝森、阎建宏、胡长清、成克杰之流莫不如此。为了担负起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我们都应把英雄群体的德行作为一面镜子、一把尺子，经常照一照、量一量，从英模人物的思想和行为中汲取营养，从掉队者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扬长避短，不断进步，使自己经得起改革开放和“和平演变”等各种考验，真正无愧于我们的时代，无愧于我们的党。

镜子可以照出个人努力的目标。达到崇高德行的实践，并不是一个没有主体自觉的自然过程。每一个社会为了达到引导人民群众实现理想德行的目标，都会在理想和现实生活之间架设一道沟通的桥梁，用以指导人民群众的现实道德实践。共和国英雄群体正是这样的桥梁。共和国英雄群体实践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为践履理想德行的典范。理想德行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通过榜样的实际作为和思想品德被具体地表现出来。人们比照英雄群体的德行，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而且也正是因为有了英雄群体，崇高德行才从抽象的理论和理想化的要求变成贴近生活实际、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现实价值目标。邓小平曾经指出：“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7]我们可以说，谁愿意做一个如毛泽东所倡导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谁就应该向共和国英雄群体的品德和风格学习。

（三）奏响了振兴中华的辉煌乐章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直到唐代，文明程度还居世界各国之首。但明代中期之后，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逐渐落伍。落后就要挨打。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0余年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屈辱和抗争、探索和争取民族强盛之路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但旧中国留下来的是一个“一穷二白”、发展不平衡的“烂摊子”。因此，发展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穷够了！”“我何不重造山河，彻底改变华西贫穷的面貌！”^[8]这是当代中国农民英雄吴仁宝在20世纪70年代下定的豪迈决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不论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因素的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都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根本动力。世界各国发展的竞争，越来越成为人才和国民素质的竞争。作为中华民族70年来成千上万劳动者的杰出代表，共和国的英模们艰苦创业、敬业爱岗、克己奉献，在各条战线上奏响了振兴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乐章，展现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

共和国英雄群体心怀爱国、报国和振兴中华之情，在各自岗位上艰苦创业的行动，是实现了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高度统一的行动。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社会行动是指行动者赋予主观意义并指向他人的行为，可分为合理性行动与非合理性行动两大类，而合理性行动又被分解为价值合理性行动和工具合理性行动两种。在韦伯看来，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问题都来自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紧张与冲突。所谓工具合理性行动，是指能够以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实现目的的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则是主观相信行动具有无条件的、排他的价值，而不顾代价如何、条件怎样都要完成的行动。在工具合理性行动中，着重考虑的是手段对达到特定目的的能力或可能性，至于特定目的所针对的终极价值是否符合人们的心愿，则在所不论。反之，对价值合理性行动来说，行动本身是否符合绝对价值，恰恰是当下所要合理关注和解决的问题，至于行动会引出什么后果则在所不计。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源于克己节俭、禁欲的价值合理性行动，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基于追求技术、效率的工具合理性行动。在我们看来，价值合理性的缺失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缺乏社会责任和对终极价值的关怀。与此相反，共和国英雄群体将自己个人的工作与中华民族的振兴结合起来，赋予平凡的工作以神圣伟大的意义和价值，因而增强了责任心和使命感。“铁人”王进喜为早日甩掉中国贫油的帽子，“恨不得一拳砸出口油井来”^[9]，这是何等的民族责任感！同时，他们又脚踏实地，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以科学求实精神，努力开拓进取。他们振兴中华的爱国之心与科学求实精神相统一的行动，充分体现了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高度统一。敢向长天问路的英雄试飞员邹延龄常说：“试飞不是傻飞，探险不是冒险，试飞不仅是勇敢者的事业，更是向高科技的挑战。”^[10]为了适应航空业飞速发展的需要，他把钻研高科技作为食粮和助推器。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们既要完成工业化，又要紧跟后工业化；既要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又要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在西方社会发展中历时性展开的东西，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共时性地存在，因而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任务相当艰巨。面对世界各国之间经济、科技、人才等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落后就要挨打是古今中外的历史反复证明的真理。目前，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我国仍然构成威胁。这就要求我们像共和国英雄群体那样，心怀爱国之情，以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积极投入到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中去。

（四）指明了一条在社会实践中实现个人价值的道路

见义勇为的记者安珂在自己的日记里，充满豪气地写道：“一个人活着，究竟怎样才能称得上是有意义的？我认为：作为一个有朝气的青年，就应该像一些英雄人物那样度过一生，像保尔·柯察金、马特洛索夫、雷锋、王杰、金训华等那样来生活……我要做到：活着不能只顾自己的生命利益，而要心中装有往共产主义奔的坚强信心，随时为人民献出一切。”^[11]像共和国其他英模一样，安珂为自己确定了一条正确的实现个人价值、使生命有意义的道路。

个人的价值是什么、怎样衡量个人价值的大小和怎样实现个人价值，在理论上和现实中一直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传统儒家认为，在家尽孝，为国尽忠，践行仁、义、礼、智、信，就实现了个人价值。基督教神学认为，上帝是最高价值和一切价值的源泉，个人只有笃行基督信条，禁欲苦行，才能获得自我价值。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视个人价值为权力、金钱、声望，认为自己从他人和社会那里获得的越多则越有价值；有人把自我价值理解为孤立的封闭式的自我满足，实现个人价值就是“自给自足”“自我表现”“自我扩张”，就是与社会、集体和他人相分离、相对立、相抗衡。

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是一个关系概念，它表示在主体的实践—认识活动中，客体的存在、属性和状态与主体的生存和发展相一致、符合或接近。简单地说，价值就是客体的存在和发展对主体需要的满足。个人作为客体时，他的价值就包括个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的自我价值。个人的社会价值是个人对社会需要的满足。每一个健全的正常个人，都在多种意义上是社会需要的对象。谁的生命和生活符合社会需要，谁就确实具有社会价值；他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越高，他的价值就越大。反之，不符合甚至破坏社会需要的，对于社会就没有价值，甚至有负价值，成为社会淘汰的对象。因此，个人的社会价值，就其本义来说，就在于贡献。社会需要是多方面的，个人的贡献也可以是多方面的，个人可以在任何领域成为有价值的人。一等功臣韩廷富有首诗写得好：“我为四化愿作砖，任党挑来任党选。砌在高楼出大力，砌在猪圈挡风寒。”^[12]他像雷锋一样，每次调动工作都愉快地服从，在各个岗位上发光、发热，无私奉献。“贡献”是个人的社会价值的实质和核心，为了提高个人的社会价值，个人应该致力于贡献、付出和创造，然后与他人一道享用个人与他人合作创造的价值。这正像蒋筑英所说：“只有把祖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个人才能有幸福生活，才能有前途。”^[13]个人的自我价值并不是一种抽象的个人价值，而是个人对自己需要的满足，是一种自我肯定、自我负责，是自尊、自足、自强、自爱，同时也是个人的现实的社会价值在他自己身上的显现。这是个人自我价值的本质。个人对自己的价值如何，实际上在于他的社会价值如何；他表现出什么样的社会价值，也就有什么样的实际自我价值，这两者本质上是一样的。个人的社会价值中有他的自我价值，他的自我价值中有他的社会价值。马克思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14]个人是在社会中生活的，他在社会生活中表现自己，他的个人价值也就是他的社会价值，他的自我价值就是他的“自我”与社会相统一的价值。“自我”与社会统一的程度越高，个人的自我价值就越大。实现和提高个人自我价值的途径，同实现和提高个人的社会价值的途径是一致的。个人投身于社会的进步事业，在人民群众的广阔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社会创造能力，提高自我感受和自我认识能力，他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将得以充分增长。

雷锋甘愿当“螺丝钉”，孔繁森时刻牢记“咱是党的人”，身残志坚的张海迪则表示：“即使是颗流星，也要把光留在人间。”他们都自觉地把个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起来，视“贡献”为实现个人价值的根本，积极付出，全身心地投入到为社会创造价值的活动中去。这给今天的人们实现个人价值昭示了一条正确的路子。

（五）铸造了一座座导引人的精神发展的历史丰碑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共和国英雄不仅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而且也是属于世界的，他们受到全人类的敬佩和尊重。同样，英雄精神诚然吸取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成为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有机成分和外在表征；但它同时也具有世界性，值得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阶级的人们学习和敬仰，为具有不同意识形态背景和社会历史传统的人所共享。

首先，英雄精神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走向和平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共和国英雄所显现出来的节俭伦理正如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它（新教伦理）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文化源，正是历行儒家所倡导的克己反奢精神，促使日本在战后具备较高的储蓄率，为社会的再生产提供了大量资金。在全世界的反腐败浪潮中，由焦裕禄、孔繁森等人民公仆所体现出来的廉洁品质，也是一种重要的精神调控力量。最具普遍意义的是，在这个日趋步入个人主义、相对主义的时代，人们也强烈呼唤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关怀，由雷锋等英雄所体现出来的助人为乐、舍己为人等利他主义精神，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为绝大多数人所尊奉的。在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英雄时代的终结”，也不意味着当代人类已走向“后英雄主义时代”。也许人们不再普遍崇拜“沙场英雄”，但是社会的发展却强烈召唤“文化宿儒”“科技精英”“企业英雄”。就社会文化进步而言，不仅需要充分发扬共和国英雄那种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也需要大力倡导理智、自律、仁爱、公正、平等、宽容等人文精神。实际上，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世界性课题。一些西方人士对中国注重人性情感、讲究礼义秩序的传统文化深表倾慕，试图从儒释道诸文化系统中吸取仁爱、和谐、恬静、自足、节俭等“东方智慧”，以冲淡乃至消解因过分激烈的内外进取和竞争所导致的物欲横流、精神紧张、人性沦丧等惨烈状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人格化、具象化载体，共和国英雄精神势必能够为人类拯救各种“精神危机”提供一副良剂。

其次，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也为共和国英雄群体精神走向世界提供了可能。一是舍己为人、助人为乐的品格，自强不息、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的情怀，是人类最普遍的共同需要和选择。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相互交往中人类具备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如公平、仁慈等。三是人类面临共同的生存境遇、世界化浪潮，面临着许多共同的困境和问题，如自私膨胀、精神空虚、犯罪等。所有这些都为共和国英雄精神超越国界、民族的限制而为大家一致接受创造了现实条件。诚如郑振铎先生在中国文学史绪言中所说的，人类最崇高的境界，不管时代与民族的差异都是能够相互了解的，不会有什么“人种”与“时代”的隔膜。对英雄的崇拜和礼赞，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现象。

最后，从事实层次上来说，共和国英雄及其伟大精神也是属于世界的。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都来参观雷锋纪念馆，并留下不少文字盛赞雷锋精神。法国的一位留学生留言道：“雷锋的人生真了不起，如果人类都像他那样坦荡无私，胸襟开阔，用一颗爱心关心全人类的命运，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美好。”许多西方记者也慕名来采访我们共和国的英雄。有两位西方女记者在采访“新时代的雷锋”张子祥时，曾把雷锋同耶稣相比。1996年，徐虎接受了纷至沓来的法国、日本、美国、英国等国记者的采访。同时，我们的共和国英雄也逐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日本《朝日新闻》的崛江义人曾写下这样一句话：“雷锋属于世界。”美国有雷锋研究会；荷兰出现过“牛仔雷锋”；法国有过“老年雷锋”；泰国政府曾专门印发过《雷锋》小册子，在国民中倡导社会道德新风尚；就连美国的西点军校也倡导美国军人向雷锋学习。日本渡边六江先生在一篇论及雷锋的文章中写道，现在日本倡行奉献活动，大概就是雷锋精神的日本版吧。我想，这应是人类社会生存下去所必备的生存价值。

二 把握崇高：共和国英雄群体精神的内容展现

共和国英雄群体精神是我国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在英雄群体身上的反映和展现，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摄其要者，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

在战争年代的爆炸实验中九死一生的老军工吴运铎曾说过：“革命理想，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品，而是一个人生命的动力。有了理想，就等于有了灵魂。”^[15]理想是人们对未来的设想和期望。与此时此地存在着的现实性的东西相比，理想属于可能性范畴。虽然如此，理想与现实又是相互包容、相互转化的。理想中包含着现实的成分，现实中蕴藏着理想的因子；今天的现实是历史上理想的实现，今天的科学理想是未来的现实，又是未来新的理想的现实基础。理想作为超越现实的目标，都是表现为过程而存在的，实现崇高的理想要经过许多不同的阶段。

共产主义理想是建立在对历史发展规律正确认识基础上的科学理想，是共产党人和人类的崇高理想。共产主义信念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对共产主义所抱的坚定不移的观念和真诚信服与坚决执行的态度。舍己救火车的英雄欧阳海，在他的日记中写着这样铿锵的誓言：“即使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我，我也仍然衷心地相信：共产主义的理想必然胜利！一定会有更多更多觉醒的人为它战斗！”^[16]理想和信念是人们的精神支柱，是人们的社会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想水平和精神状态如何，首先要看其社会成员是否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并且在这个理想信念的鼓舞下，奋发有为地、富有成效地从事所为之奋斗的事业。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功与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是密不可分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17]

共和国英雄群体向我们展现了崇高理想和信念的巨大力量。坚强的理想信念是贯穿在英雄们生命活动中的轴线，是他们生命活动的支点。正是因为有了这条轴线和这个支点，英雄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将个人生命全部融入火热的创造活动中去，使崇高理想在对高尚事业的追求中闪光。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实现了远大理想与一点一滴实际工作的统一，实现了革命理想与求实精神的统一。新时期的英模，大连开发区普通法官谭彦，既做到了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又做到了“干一行就要干出名堂，不愧对生命，不愧对事业”^[18]。

（二）爱国主义情操

列宁认为，爱祖国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19]。爱国主义是自人类社会出现阶级和国家以来，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民在生存和发展中不断形成的一种对祖国的极其深厚的感情。由历史条件所决定，爱国主义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不同阶级中，具有不同的内容和作用。毛泽东曾说过：“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来决定。”^[20]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热爱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热爱祖国的疆土、资源、文化、语言和民族优良的历史传统，具有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鄙视崇洋媚外的自卑心理等。新中国成立以来，爱国主义情感已融入人们的工作和事业之中，融入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之中，爱国主义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主旋律。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中华民族的海外专家、学子抱着强烈的爱国之心，冲破种种阻力，抛弃了海外的优越条件，毅然回国投入到火热的建设中。他们中有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工程专家钱学森、物理学家邓稼先，他们三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中华英模。在归途中，华罗庚发表了“一字一句都是由衷心吐出来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朋友们：道别，我先诸位而回去了。……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21]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主题，不同时代的爱国主义总与时代的主题密切相关。当代中国最大的主题是振兴中华民族，它决定了当代爱国主义的基本时代特征是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爱国主义不仅是鼓舞全国人民实现民族振兴的强大动力，而且成为一项社会政治原则，被明确载入宪法。因为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追求强国富民的目标，具有相同的历史命运，是在中国人的不懈探索中走到一起来的，同时又具有共同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基础。所以说，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江泽民对此有深刻揭示：“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我们所讲的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体现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深厚感情的崇高精神，是同促进历史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同维护国家独立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致力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斗争，把黑暗的旧中国改造成为光明的新中国。在现阶段，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献身于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献身于促进祖国统一的事业。……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与光明的前景，集中体现着国家、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22]

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统一性在共和国英雄群体身上充分展现出来。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华民族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控制而取得独立。但是，世界是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世界，社会主义要在与资本主义的对比中显示优势，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主题。如果不加快发展，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就没有地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就无从体现。正因为如此，共和国英雄群体将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化为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激情，以集体利益和民族利益为重，谱写了新时代的爱国主义篇章。“两弹元勋”邓稼先就是一个把一生献给祖国的人，一个用生命谱写“精忠报国”新曲的人。爱国就要保卫国家。为了使亲人全身心坚守军事岗位，共和国涌现出了许多爱国拥军模范，从赵趁妮的“只要国家需要，子子孙孙都要当兵”的家训，到新时期军嫂韩素云的“不能因为我的腿，拖了效武的腿”的誓言，展现了共和国军人家属的爱国主义情操。

（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从20世纪50年代“宁可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时传祥，到90年代“为人民服务没有终点站”的李素丽，都在实践着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毛泽东在1944年最早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求全体党员及党领导下的军队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思想，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非常重视“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他更明确地要求用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和赞成不赞成，来检验我们一切实际工作，并继续强调党员干部应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航天事业的先驱钱学森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23]

“为人民服务”有着不同层次的要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以视为低层次的要求。这种思想主要是从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行为的结果来看的，并没有强调行为者应当具有的“为他人”的善良的道德动机。虽然如此，可以视为社会主义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要求。就是说，在人际交往中，要尽量做到替别人着想，力求有利于他人、有利于社会，使自己的行为能够为他人和社会带来有益的结果。“为人民服务”的最高要求，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是共产党的宗旨，也是对共产党员和一切先进分子的要求。在最高要求中，一心为公、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都是它的具体体现。

共和国英雄群体中的英雄模范人物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献身社会、服务人民，达到了为人民服务的最高要求。在我们的社会中，他们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高扬了追求崇高的旗帜。雷锋的“螺丝钉精神”，就是自觉地把个人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个人服务整体、服从组织、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干一行、爱一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把个人“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20世纪90年代的英模孔繁森有句名言：“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在有些人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种种疑问的形势下，他用实际的行动证明党的干部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

（四）主人翁精神和艰苦创业精神

共和国的成立，使人民当家做主，确立和强化了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当有人问孟泰为什么要主动搞起“孟泰仓库”时，他质朴地说：“为啥，不当亡国奴了嘛，是国家的主人了嘛，工厂是自己的了嘛。”^[24]同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一我们党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这一共产党人应有的气节，在共和国英雄群体那里得以弘扬。他们行得正、立得端，靠着自己的钢筋铁骨和聪明才智，为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了重大贡献。“铁人”王进喜“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钱学森不信邪，“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也能干”，都是最好的例证。具体说来，共和国英雄群体的主人翁精神和创业精神，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思想上乐于奉献、甘愿牺牲。他们正确地对待得与失，当个人利益与革命事业的利益发生矛盾时，自觉地以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牺牲个人利益顾全和维护革命利益，自觉地为民族振兴建功立业。二是生活上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英雄们从点滴入手，树立了朴素节约的美德。雷锋的“节约箱”，就是典型代表。鲁冠球说过：“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最难战胜的也是自己，控制人的物质欲望有利于磨炼自己的意志，时间一久，艰苦朴素成了一种生活习惯。当企业家如果光会享乐，早上围着车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企业家就不成为企业家了，是败家。”^[25]三是工作上不怕艰苦、埋头苦干。马万水领导的煤矿掘进小组，“三条麻袋轮着披，六双胶鞋换着穿，手抡大锤干革命”，“宁掉十斤肉，也要闯过泥石流”。大地骄女申纪兰带领群众治理乱石滩，“地冻不收兵，下雪不停工，两头见星星，夜战点马灯”。英雄们凭着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吃苦精神和耐力，鼓足干劲，不空喊，不惧艰险，励精图治，磨炼了自己，也奉献了社会。四是学习上锐意进取、刻苦钻研。“抓斗大王”包起帆，从1981年到1994年以求知、求进、求新的精神，钻研出了70多项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成为工人中的科技大王。共和国英雄们在各行业成为行家里手，他们的成绩和贡献绝非偶然，而是长期辛勤努力、刻苦钻研的结果。

（五）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爱岗敬业精神

职业道德是社会道德在职业活动领域的具体化。爱岗敬业是职业道德的核心，奉献社会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本质特征。共和国英雄群体良好的职业道德是他们走向崇高的起点和具体表现。英雄们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意识，具体表现在：一是具有坚定的职业理想，二是具有正确的劳动态度，三是具有高尚的职业良心。他们作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在职业行为中主动承担起社会义务，在职业活动中顾全大局，为集体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献策献计，努力钻研业务，成为本行业的骨干和能手。如张秉贵的“一抓准”和李素丽的“一口清”，就是他们酷爱本职工作的表现。从“宁可一人脏，也要换来万家净”的时传祥、心中揣着“一团火”的张秉贵到“好人”徐虎、“真情为他人”的李素丽，再到许振超的“一钩准”“一钩净”等，我们看到的都是敬业和奉献精神。这是一种在对工作价值正确认识基础上的对工作、对事业的全身心的忘我投入。他们的爱岗敬业精神具体说来，就是在职业活动领域，树立社会主义的主人翁精神和责任感、事业心，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努力成为本行业的行家里手；具有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保持高昂的工作热情和工作干劲，把对社会的奉献和付出看作无上的光荣；自觉抵制腐朽没落思想的侵蚀，以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导职业行为，等等。具有爱岗敬业精神的共和国英雄群体，他们所关注的不是自己事业的成功能得到多少物质报酬，而是这一成功对社会和人民的意义。因此，他们的爱岗敬业精神也就是奉献精神。

（六）强烈的开拓进取意识和求实创新精神

“事业越有成就，就越要开拓，不进则退，保守意味着落后，保守就会被淘汰。”^[26]这是中国企业界的常青树、优秀企业家鲁冠球的经验之谈和成功的谜底。开拓进取、求实创新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27]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人类适应自然、变革社会的历史，更是人类不断开拓和创新的历史。正是由于这种不断开拓和创新才推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共和国英雄所处的时代，是开拓创新的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开拓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共和国英雄群体肩负起自己的重任，立足本职岗位，努力掌握创新本领，不断攀登创新高峰。

共和国英雄群体之所以能在开拓创新中取得突出成绩，主要是因为他们顺应时代要求，在开拓创新中处理好了三个关系。一是革命精神与科学求实态度的关系。把革命精神与科学求实态度统一起来，既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严格按客观规律办事，这是共和国英雄群体事业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窦店党支部书记仉振亮带领群众致富，起步阶段既靠苦干，又靠从城市里搬来的“大知识分子”，搞科学种田。张瑞敏使青岛电冰箱厂发展成为今日的海尔集团，靠的是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和科学的管理。二是弘扬优良传统与实践时代精神的关系。英雄们赋予优良传统以新的时代内涵，使其与火热的现实生活相一致，实现了继承优良传统与实践时代精神的高度统一。“新时期铁人”王启民身上，既有王进喜的拼搏精神，又有时代需要的勇攀科技高峰的精神。三是失败与成功的关系。英雄们坚信“失败乃成功之母”，将挫折和失误变为开拓创新的垫脚石，有勇有谋，有胆有识。在前进的道路上，他们百折不挠、一往无前，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成功之路并不平坦。他用1000个水稻品种做了3000个组合实验后，才选育了“让祖宗满意，让后代放心”的杂交水稻。

（七）崇高的人格魅力

我们这里所说的人格，是指人的道德品质。共和国英雄们的性格、气质、文化水平、职业岗位各不相同，但他们有特征相同的高尚人格。具体表现在：对祖国无限热爱；对党无限忠诚；对理想不懈追求；对工作全身心投入、精益求精，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对他人充满爱心；对社会无私奉献；对自己严格要求；对丑恶现象疾恶如仇；对金钱、权力漠然视之；对先辈英雄无限景仰，践履英雄精神……

这些高尚的人格特征，使共和国英雄群体的人格达到理想的境界，完成了由现实人格向理想人格的超越。英雄们的高尚人格不仅具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且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这是新时代思想道德的精华，凝聚了共产党人理想人格应具有的品质，代表了蓬勃向上、不断发展的社会力量的道德意向，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的需要，体现了全国人民的理想追求和精神风貌。英雄们的人格是神圣的、崇高的，又是现实的、平凡的，是平凡中的伟大和崇高。英雄们人格的可贵之处在于：一些人不愿做的事情，他们能够主动去做；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事情，他们能够做得更好。同样是公交车售票员，李素丽为了服务上档次，学习了英语、哑语、方言，做到眼到、手到、脚到、话到、神到、情到。不以事难而不做，不以善小而不为，在一点一滴的言行中塑造和完善人格，在具体实践中实现现实人格向理想人格的升华。邱娥国把生命注进辖区弯弯曲曲的巷子，认为：“只要能为人民做点事，干什么都是有价值的。”^[28]

三 走向崇高：共和国英雄群体精神给我们的启示

70年来，共和国英雄群体的成长，他们崇高的精神世界，他们为共和国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引起人们深深的思考。“英模现象”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也不是一个暂时现象。它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熏陶的结果，是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教育的结果，是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产物。时代呼唤英雄。一代又一代英模的产生伴随着共和国发展进程的每一步。今天，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期，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共和国英雄群体及其精神对目前的精神文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启示之一：不论是在计划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都能提供英雄模范人物成长的社会基础，都需要英雄模范人物的大量涌现，都应倡导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和理想信念。

思想道德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同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归根到底是由他们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即由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利益关系决定的。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经济地位和什么样的利益关系，就有什么样的思想道德观念。有人据此认为，现在我们发展市场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为人民服务精神、集体主义原则已不适应新形势下的经济基础，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英模不会有了，崇高的精神已过时了。

但是，如果我们正视现实，抓住社会意识的主流，就会发现在老一辈英模的激励下，在新时期不断强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下，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要求一种先进的道德与之相适应，市场经济的一些方面对道德进步也有促进作用，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批新时代的英模涌现出来。孔繁森、李素丽、李国安、徐虎、王启民、李向群等以他们的行为实践了共产主义的崇高道德理想，让人们看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希望。他们的成长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也是英雄主义的时代，也是追求崇高的时代。他们的事迹引起的强烈社会共鸣，反映了广大人民心底里对崇高的向往。从根本上说来，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的支撑，有主导价值观的倡导，中国人的良知从未也不会泯灭。在新时期，英雄模范是各行各业劳动者学习的典范。尽管大多数人还不可能越过自己的基本利益去达到崇高的人格境界，但他们有对崇高人格的敬意，并自觉地克服“英模人物可敬、可爱、可亲但不可学”的错误观念，通过对英模人物的学习，自觉走向崇高。只要循着这样的道路不断实践，就可以向崇高迈进。

对英雄的狭隘认识和非历史主义的理解，以及英雄观念的陈旧，是导致一些人怀疑我们的时代是英雄主义时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些人看来，政治家和思想家中的杰出人物才是英雄，人民群众只是随波逐流的“草芥”。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悉尼·胡克也认为：“现代语言学上的习惯所反映出来的有关英雄与群众或平常人的那种强分畛域而不公平的区别是应该坚决打破的——这是民主社会的一项任务。”任何人只要他能把工作做好，对于公共福利有所贡献，“他便是一位英雄”，如果认为跟英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崇高和荣誉只能到那不顾人的流血和苦难的事业中去寻找，“那便是十足的偏见了”。^[29]

启示之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全社会尤其是广大党员干部要像共和国英雄模范人物那样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曾说过一句非常质朴而又意味深长的话：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他告诫我们：“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30]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又多次引用过这句话。这里所说的精神，就是人的一种内在的支撑力和推动力，就是一种精神状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发扬“五种”精神，就是“革命加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31]他强调说：“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32]

江泽民指出：“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33]他还强调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没有了生机和凝聚力。……不能设想，一个没有强大精神支柱的民族，可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4]江泽民也指出：“我们共产党人肩负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使命，具有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目标，一定要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奋斗去创造光辉灿烂的未来。”^[35]江泽民还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两次讲到，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处在创业时期，在全党同志和广大干部群众中，应该积极倡导这样一些现代化建设所要求的创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这就是著名的“六十四字”创业精神。在1998年的抗洪斗争中，我们的人民展示了伟大的抗洪精神。江泽民把它概括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二十四个大字。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同样十分关注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问题，同样注意自觉建构中华民族精神。就在担任总书记不久，胡锦涛就来到河北西柏坡重温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的重要论述，强调务必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务必做到戒骄戒躁。十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批判继承传统儒家“和为贵”“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等思想观念及早期社会主义“和谐制度”等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和谐文化，在国际舞台上强调和平发展，使和谐日益成为全民族的共同精神追求。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要注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并强调要弘扬中华文化以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虽然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灾难，但也印证了“多难兴邦”，中华民族在抗震救灾中精神品格得到了锤炼，培育了伟大的抗震精神，尤其是“80后”、“90后”年青一代所表现出来的不怕牺牲、坚强不屈、见义勇为等优秀品格，更进一步提高了民族精神振兴的自信心。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36]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37]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这些重要论述和提倡的这些精神，深刻阐明了全社会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对我们党、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共和国英雄群体的所有成员身上都映现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这些思想。我们应当通过学习英雄模范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去掌握这些思想的深刻意义，并在实践中去自觉地培养这种良好的精神状态，以英模人物为榜样，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形成了一个具有崇高精神世界的英雄群体。他们热爱祖国、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弘扬了传统民族精神的精华和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主义精神，形成了我们现代化建设时期强大的精神支柱，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奉献社会、追求崇高。

启示之三：切实加强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干部和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用理想和信念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共和国的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关键在于他们牢固树立了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把对历史规律认识的自觉，转化为个人行动的自觉，全身心地投入伟大的创业实践中去。今天，为了使共和国涌现出更多的英雄模范，必须加强对全社会特别是广大干部和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这是时代的要求，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是新时代我们完成新的历史使命的要求。只有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在历史大变革中保持清醒的头脑，经受住各种考验，自觉抵制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和影响。江泽民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尖锐地指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每一个干部和党员来说，都是首要的问题。”^[38]“面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场深刻而伟大的历史变革，全党同志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和信念，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为人民的利益甘愿奉献的精神。这样，我们的党组织才能增强战斗力、凝聚力，我们的干部和党员才能经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我看一些人栽跟头、犯错误、出问题，大都出在这六个字上。我们的干部要经得起考验，一个重要办法，就是要认真学习，加强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真正为人民服务，为我们的事业献身。”^[39]从根本上说，世界观解决的是一个人、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问题。缺乏现代人才的国家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没有科学世界观的民族、迷信盛行的民族，同样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加强每个人的世界观建设，实际上是在最广大的社会层面上对民族精神支柱强本固基。搞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建设，必须坚持知行合一。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在认识和实践的循环往复中确立的。既不能“以干代学”忽视理论学习，也不能脱离实际搞本本主义，而应像英雄模范人物那样，既在主观世界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又在艰苦创业中磨炼自己，从而使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稳固。“人民公仆”孔繁森等英雄人物就是这样的典型。

启示之四：做好对英雄人物的舆论宣传工作，充分发挥榜样的作用。

英雄模范人物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奉献着，他们的精神往能产生巨大的道德震撼力。改革开放以来，各级舆论宣传部门树立的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典型蒋筑英、罗健夫，领导干部的典型孔繁森、李国安，基层干部的典型吴天祥、陈金水，基层党员的典型吴金印，新时期工人阶级的典型李素丽、徐虎，见义勇为的典型张华、徐洪刚，等等，这一大批的英雄人物，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社会上也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道德建设的高潮。这些年来，我们在舆论引导方面有一条成功的经验，那就是在宣传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的时候，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注意提升先进言行背后的道德内涵，使之上升为一种精神，从而使这种精神成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舆论最强音。过去我们有“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现在有孔繁森的“公仆精神”、“徐虎精神”、“抗洪精神”等。这些精神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开拓出了新的空间。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新时期对先进英雄人物宣传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舆论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传媒日益国际化，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传媒手段高科技化，一些低级、色情甚至反动的东西对正面的舆论宣传有较大的冲击。二是有偿新闻尚未彻底根绝，舆论工作者自身的道德尚待进一步加强。三是一些报纸杂志的媚俗趋向不容忽视。刊登低劣的图文、炒星捧角，迎合某些人的声色之娱；以开放性生活为由，大谈个人隐私，大登奇闻怪事，等等。面对市场化的压力，一些传媒放弃了原则，只顾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益。这就需要我们对舆论宣传要引导、监督双手硬，净化舆论环境，保证正义之声的强大，进一步加大对共和国英雄们的宣传力度，通过媒体这个中介，使共和国英雄群体精神发挥其强大的引导和塑造功能。

启示之五：充分发挥精神文明建设中制度化的作用，搞好制度化建设，使学习英模的活动深入持久。

学习英雄模范，在全社会中树立科学的世界观，稳固理想信念，既要有正面的宣传和教育，又离不开制度约束，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许多良好的道德观念的养成不能单靠教育。教育属于软约束，制度则构成了硬约束。教育引导人们自觉去做，而制度则约束人们必须去做，制度化是学习英模深入持久的保证。

学习英雄群体精神要走制度化的路子，就必须形成完善的机制。一是加强领导与管理。虽然学英模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但由于个体自身有某些局限，整个过程却离不开有效的组织领导和管理。为此，干部自身要率先学习英模，同时制定学习的规划，落实相关工作。二是建立社会奖惩机制。道德行为中的善恶，必须有相应的权力机关来褒贬赏罚。“赏罚所以劝善恶，政之本也。”^[40]一个人受到奖励，会更加努力，还会带动其他人并激励群体。像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在激励人们与邪恶行为斗争方面，就发挥了很大作用。三是建立法律强制机制。它可以以法律义务的形式，确立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以公共的法律原则来整合利益关系、解决社会难题，对德行有警示、教育和评价作用；利用法律手段保护善良、推动进步，使真善美得到利益补偿。法律机制虽不能直接促使人们实践英模的崇高德行，但可以保护追求崇高的人的合法权益，惩治非道德行为，间接地为学英模、做英模创造社会环境。四是教育培养机制。我国早已形成了学校教育为主渠道、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相配合的教育培养机制，这是学习英雄精神的主要机制。五是舆论宣传机制，造就学习英雄模范人物的舆论氛围。

四 研究崇高：本书的基本思路和具体内容

迄今为止，理论界、哲学界对共和国英模虽然做了一定的研究，但屈指可数。其中较为集中的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的英雄观点、情怀、论述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发，发表了一系列文章^[41]。我们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来的优秀共产党员、英雄模范、道德模范、先进典型人物、改革先锋、“中国好人”“感动中国的人物”等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来看待并加以研究，并将这个特殊群体称为“共和国英雄群体”或“共和国英雄模范群体”，将这个群体的所有成员的精神整合为一个特定范畴，即“共和国英雄精神”。尽管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个体因所处的历史阶段、职业、阅历、性格、知识水平等诸多原因的不同，而具有某些差异性，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但他们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却有着极为一致的精神特征，诸如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贞不渝，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本职工作的认真负责，对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等等。这些精神特征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宝贵的精神财富，它的践履具有很大的社会效益。这一点早已被历史所证明。因此，对共和国成立70年来英雄群体的精神世界从哲学角度进行专门研究，深入探讨英雄精神的成因、特征及其社会价值和功能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我们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采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立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人们对于先进典型人物的思想认识状况，以及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改造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对共和国英雄群体的精神特征及其社会促进功能进行整体性、综合性、系统性研究。目的是在学术界已取得的部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站在新的社会实践的高度，将共和国英雄群体置于历史与现实、个人与集体、理论与实践、个性与党性等多重背景中加以多层次、全方位、整体性探讨，以寻溯英雄群体生成的深刻社会根源、思想基础和文化背景，揭示英雄群体各成员之间精神特质的内在联系，找出英雄模范不断涌现的社会基理，在理论深层上提炼共和国英雄群体的共同的精神基质、精神结构及其外在表征，以期发挥英雄群体精神的社会促进功能，运用楷模效应，引导人们不断地走进英雄群体的精神世界，催生出一代又一代英雄，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

本书的基本思路和具体内容是：把共和国英雄群体作为一个系统来分析研究，对各个时期各条战线出现的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典型人物进行理性剖析，通过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综合性思考，揭示共和国英雄群体的精神特征及其形成的规律，探讨其社会促进功能形成的运行机制和一般规律。我们认为，研究共和国英雄群体及其精神，既是描述和揭示共和国英雄群体走向崇高的历史进程和思想进程的过程，又是引导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向英雄模范人物学习从而使自己也走向崇高的过程。

基于以上考虑，本书共分六章进行研究。①关于共和国英雄群体精神的表现论研究。展示英雄群体精神的丰富内涵，如从焦裕禄到孔繁森的公仆意识，从雷锋到徐虎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境界，从罗盛教到张华、徐洪刚的舍己救人的崇高品德，从李玉枝到韩素云热爱子弟兵的拥军精神，从王进喜到王启民的艰苦创业精神，从华罗庚、陈景润到黄大年的勇攀科学高峰的求知热情，从高士其到张海迪的身残志坚的钢铁意志，从姚濯新到李素丽的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精神，从史来贺到廖俊波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优良品质，等等。进而展示他们作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榜样作用。②关于共和国英雄群体精神的生成论研究。从思想根源、社会实践、优秀传统文化基因、革命传统影响、英雄精神的继承性因素、英雄个体相互促进等各个角度，对英雄群体精神的生成做理性研究，探寻英雄群体精神生成的内在机制和一般规律。③关于共和国英雄群体精神的本质论研究。通过分析研究各个英雄人物的生平、事迹，综合概括出他们的精神基质，阐明他们的共性和相同的精神基础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④关于共和国英雄群体精神的社会功能研究。揭示英雄群体精神之社会功能的全面性、丰富性和层次性，探讨英雄群体精神社会功能实现的途径、方法和规律，对当前新的英雄人物的大量涌现的现象做理论研究和前瞻性引导，进而阐明英雄群体精神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作用。⑤关于共和国英雄群体精神的文化价值研究。着重探讨英雄群体精神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推动作用，阐述它们对于党员干部和青少年两大特殊而又重要的社会群体思想道德建设的价值和意义，揭示英雄精神可以促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发展。⑥关于新时代共和国英雄群体精神的传承弘扬研究。阐明了新时代要进一步传承弘扬共和国英雄群体崇高精神，就必须做好七点：一是吸收借鉴历史上中国道德模范建设的丰富经验；二是加强“四德工程”建设；三是突出重视个人品德建设；四是强化道德模范建设；五是形成“中国好人”群体；六是注重从我做起，锻造个人优秀品质；七是抵制“三俗”文化，培育“三雅”文化。

英雄模范的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长久性，是永恒的无价之宝。不论是建国初期的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王杰、焦裕禄，还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孔繁森、李素丽、李向群、邵云环，他们的精神永远昭示着后人，无论何时何地都是经常起作用的东西，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力量。因此，加强共和国英雄模范群体精神的研究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共和国英雄模范群体是不同历史时期实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榜样，体现了时代的风貌，既做出过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同时也成为以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加强共和国英雄模范群体精神的研究，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对于后人来说，共和国英雄群体精神，具有作为思维材料的认知功能和作为文化行为角色的生活价值功能。作为思维材料的认知功能，共和国英雄群体及其精神已成为具有一定的普遍的表征意义的概念，在人们进行历史和社会认识时加以广泛应用，如雷锋成为助人为乐意识的表征，王进喜成为创业精神的表征，华罗庚成为勇攀科学高峰的表征，张海迪成为身残志坚精神的表征，孔繁森成为公仆形象的表征。作为文化行为角色的生活价值功能，英雄们已成为后人的人生范式、生活榜样，在社会生活中，在所能接受的范围内，这些英雄角色及其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一次次重演着、仿效着。一方面，人们用英雄的精神来评判他人的言行；另一方面，又用其规范、引导和塑造自己的人生。由于这双重功能的实现，也就使英雄们的行为通过转化为一种精神力量，从而超出了存在的暂时性和一次性，获得了与社会历史文化相伴随的长久性和重复性，而一旦他们的独特价值被记住和留存，他们就以新的方式参与历史发展，得以“活”在人们心中，“活”在文化中从而不停顿地在更高的层次上、更广的范围内催生出一代又一代的英雄。研究英雄群体精神，对于形成英雄辈出的良好社会机制、促进社会进步，其价值更为深远。

研究共和国英雄模范群体走向崇高的历程，揭示共和国英雄模范群体的崇高精神，引导全社会尤其是广大干部和青少年以英雄模范人物为榜样，自觉以英雄模范精神塑造自己，并使自己走向崇高，催生英雄模范人物的不断涌现，促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这就是本书写作的宗旨。

[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第3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7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7页。

[4]《党建》杂志社编《追寻永恒——共和国英模的昨天和今天》，学习出版社，1997，第485页。

[5]《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第1674页。

[6]《党建》杂志社编《追寻永恒——共和国英模的昨天和今天》，学习出版社，1997，第494～495页。

[7]《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下卷，人民出版社，2014，第152页。

[8]《党建》杂志社编《追寻永恒——共和国英模的昨天和今天》，学习出版社，1997，第389页。

[9]《党建》杂志社编《追寻永恒——共和国英模的昨天和今天》，学习出版社，1997，第121页。

[10]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改革年代竞风流——新时期优秀共产党员的奋斗足迹》，中国大地出版社，1997，第33页。

[11]国荣洲、张义生主编《中华英模风采录》，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第497页。

[12]国荣洲、张义生主编《中华英模风采录》，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第317页。

[13]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改革年代竞风流——新时期优秀共产党员的奋斗足迹》，中国大地出版社，1997，第10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7～68页。

[15]国荣洲、张义生主编《中华英模风采录》，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第144页。

[16]国荣洲、张义生主编《中华英模风采录》，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第453页。

[1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44页。

[18]《光明日报》，1996年12月28日，第5版。

[19]《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168～169页。

[2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520页。

[21]《党建》杂志社编《追寻永恒——共和国英模的昨天和今天》，学习出版社，1997，第361～362页。

[22]《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第1047～1048页。

[23]《党建》杂志社编《追寻永恒——共和国英模的昨天和今天》，学习出版社，1997，第133页。

[24]《党建》杂志社编《追寻永恒——共和国英模的昨天和今天》，学习出版社，1997，第10页。

[25]《党建》杂志社编《追寻永恒——共和国英模的昨天和今天》，学习出版社，1997，第403～404页。

[26]《党建》杂志社编《追寻永恒——共和国英模的昨天和今天》，学习出版社，1997，第399～400页。

[27]《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第1389页。

[28]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改革年代竞风流》，中国大地出版社，1997，第98页。

[29]〔美〕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王清彬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64，第165～166页。

[30]《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460页。

[3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68页。

[3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68页。

[33]江泽民：《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8年9月29日。

[34]江泽民：《发扬抗洪精神，重建家园，发展经济》，《人民日报》1998年9月8日。

[35]《在纪念杭大建校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6年6月1日。

[36]本书编写组编《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第32页。

[37]本书编写组编《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第42页。

[38]《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第1191页。

[39]《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第1671页。

[40]《汉书》卷76，《韩延寿传》，中华书局，1965，第1031页。

[41]参见：刘明福《习近平时代锻造英雄中国》，《决策》2014年第2期；邹小华《习近平新时代强军思想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方鸿志、潘思雨《论习近平的英雄情怀及其重要启示》，《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杨光敏《马克思主义英雄观的时代内涵——基于习近平经典论述》，《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19年第1期；张登成《习近平英雄情怀及践履问题研究》，《大庆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