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明代的散文，与同时代辉煌的小说、戏曲比，也许要稍微逊色一点，但仍有其坚强的实力和鲜明的特点，足以自立于散文之林而传诸后世。

朱明王朝的三百年，是一个在中世纪黑暗中萌生资本主义幼芽的时期，又是一个夹在两个异族统治者王朝之间的汉族统治的特殊时期。因此，明代散文不能不带有这一时期的鲜明时代特征。

从散文所反映的内容来看，明代散文似乎可以被认为具有两头强、中间弱的明显特点。

明初，以宋濂、刘基、高启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有的继续保持了对元末社会的批判锋芒和不合作态度，有的转而为明王朝歌功颂德，在扭转元末柔弱纤细文风、开拓雄浑豪放文风的局面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元代统治者鄙弃汉族文化造成的某种空白状态下，他们重新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武器，一方面，给他们的创作增加了借鉴，增添了活力，另一方面，也无形之中埋下了复古的种子，为后来统治明代文坛一百余年的复古主义潮流打开了闸门。随着新王朝的建立，文人们出于各种原因参与歌功颂德的大合唱几乎历代都是难以避免的，而明代更显得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朱元璋在结束元朝的残酷统治、统一中国、发展经济、加强边防方面，的确作出了重大贡献，自有其可歌、可颂的地方。另外，朱元璋在明初的重典和比之元代统治者毫不逊色的残酷镇压也使得文人们要么缄口，要么就投入效忠者的行列，以保全、发展自己。特别是一批爬了上去的既得利益者，更是心甘情愿、心安理得地大写其歌功颂德的拍马文字，或者写些与社会痛痒无关的雍容华贵的粉饰文字，以致后来形成了以杨士奇、杨荣、杨溥所谓“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统治文坛近百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成化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陈陈相因，遂至啴缓冗沓，千篇一律。”可见其影响之恶劣。

明代中叶一百多年时间，以反台阁体为开端，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包括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包括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的“后七子”，打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旗号，在对抗官僚贵族的“台阁体”方面，产生了积极的成果，使人们开阔了眼界，知道在台阁体与八股文之外还有诗文的广阔天地，其功劳自不可灭。但是他们过分强调复古，特别是重在形式上的拟古主张，也给文坛带来了新的灾难并造成了不良的后果。其实，前、后七子中，各人的创作重点并不一致，有的以诗名，有的以戏曲名，有的以理论名，真正以散文传世的并不多，而且他们的创作与理论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前期后期也还有所变化。所以，对他们亦要区别对待，不可一概而论。前、后七子的散文总的成绩不算好，即使领袖人物李、何、王、李也不例外。倒是后七子中的宗臣写过几篇感情真挚、内容充实、形式清新的佳作，他的《报刘一丈书》几乎成了所有散文选本中必选的篇目。

与前后七子同时或稍后，值得注意的是以唐宋派相标榜的一批散文作家。其中先是追随前七子、后又转而反对前七子的复古主义文学主张的王慎中、唐顺之，认为秦汉文的“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法严而不可窥”，而唐宋人“以有法为法”，故不妨碍“卒归于自为其言”，因而抛弃了前七子“文必秦汉”的主张，而提出了师法唐宋，“文从字顺”的要求，认为“直据胸臆，信手写出”，有“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章”。他们的创作实践并未达到这个高度，但是，他们的努力给了前七子复古主义以有力的打击。当后七子垄断文坛时，归有光和茅坤接过了王、唐的主张，继续坚持唐宋派的观点，反对后七子“惟追章琢句，模拟剽窃，淫哇浮艳之为工”的拟古文风。归有光以一乡间老儒公然向主盟文坛的王世贞挑战，大胆指斥王是蚍蜉撼树的“妄庸人”，并且以他感情真挚、表达朴素的散文创作为自己奠定了足以与之抗衡的基础，以至于后来，王世贞也不得不心悦诚服地称赞他的古文辞“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茅坤在散文创作上成就平平，但他因为选了一本《八大家文钞》而引人注目。尽管所选是否得当早就有人非议，而且八大家之名也非他首创，但由于此书的流传，他与唐宋八大家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在对抗后七子的复古思潮中，此书之选也的确有其不可磨灭的功劳。

明中叶，值得注意的还有一些艺术家的散文创作，如与前七子同时代的画家唐寅、文徵明，与后七子同时的戏曲家汤显祖、徐渭等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黑暗的中世纪强烈追求个性解放，思想与周围传统的习惯势力格格不入，不仅在艺术上有很强烈的创作个性，而且在散文创作上也有其鲜明的个性特点；对他们来说，散文创作的成就真可谓是“妙手偶得之”的。

明万历以后不到百年的时间，是明代散文创作最光辉灿烂的时期。明王朝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发展，到这时，社会肌体已接近衰老和腐烂，内部腐败成风，外部倭寇与北方满族统治者频频侵犯，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特别是崇祯以后至南明灭亡，国破家亡之痛，战乱兵荒之苦，真是惨烈无比，前所未有。另一方面，在封建社会肌体上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也逐渐成长，必然在文艺创作上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而与此同时，绵延数百年的宗派之争仍以新的面貌继续着。在这种极其复杂的环境中，散文创作也呈现出纷繁复杂而绚丽多彩的局面。

首先是以李贽为代表的一批追求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思想家的作品，以其惊世骇俗、石破天惊的言论，给浅薄、平庸的明代中期散文注入了强烈的思想活力，使之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李贽公然以“异端”自居，鼓吹民主平等的思想，反对抹杀个性，反对一切以圣人的是非为是非，反对假道学，认为“天下之人，本与仁者一般，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认为“天下之至文”均出自“童心”，即“真心”，不出自童心的文章，“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因此，他的文章大胆直言，无所顾忌，有着强烈的战斗性和鲜明的个性，且语言精警，通俗如话，绝无复古主义者故作艰辛、惺惺作态之感。

李贽之后，有由他的学生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三袁领导的文学改良运动。“三袁”指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三人，他们继承了李贽的思想，在文学创作上提出了“独抒性灵”的口号，要求诗文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不要跟在别人后面人云亦云。只有这样，才有真实性和独创性。如果一味盲目模仿、抄袭古人，则无异于“处严冬而袭夏之葛”，完全弄错了时代。他们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对于结束前后七子对明代文坛的统治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使晚明的文风为之一变。但是，他们的文学理论带有天生的缺陷，因过分强调独抒性灵，往往变得虚无缥缈，导致创作上多注重身边琐事和个人的喜怒哀乐，使得文学的轻灵远离了沉重黑暗的社会现实。尽管三袁的散文，特别是那些糅进了个人情感的山水游记和抒情小品，曾给明代的文坛注入了生机，带来过短暂的繁荣局面，但由于他们的天生弱点，最终不免流于轻浮油滑，而为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所取代。《明史·袁宏道传》说：“先是王、李之学盛行，袁氏兄弟独心非之。……至宏道，益矫以清新轻俊，学者多舍王、李而从之，目为‘公安体’。然戏谑嘲笑，间杂俚语，空疏者便之。其后，王、李风渐息，而钟、谭之说大炽。”这段话，简略地勾画出了公安派走过的轨迹。不过，钟、谭企图矫公安派“清真”之流弊，“变而为幽深孤峭”，亦只在形式上用功夫，虽博得“竟陵派”之称，但“两人学不甚富，其识解多僻，大为通人所讥”，终于如昙花一现，很快消失了。

晚明散文中另外一个光辉顶峰是夏完淳、张岱、王思任等人的散文创作。他们处在改朝换代的剧烈变革时代，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惨痛，心中自有一股悲愤怨恨之气，发而为文，无论是家书遗札、历史记载，还是写人状物、往事回忆，均一洗此前散文的朦胧空灵和卑微琐事，而是蕴含了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沉痛的思想感情。年仅十七岁的少年英雄夏完淳因抗清失败，被捕入狱，在狱中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狱中上母书》等文字，正气凛然，至今读来仍令人神旺。明亡即隐居不仕的张岱，在几十年的流浪生涯中，抚今追昔，写下了《陶庵梦忆）、《西游梦寻》等一大批回忆文字。以短小的篇幅、深沉的感情、清丽的文字、生动的形象，记叙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人和事，以及他平生经历中的所见所闻、所遇所感。山水、人物、风景、故事，在他的笔下，无不优美自然，栩栩如生。论者以为他的散文有“公安”的清新、“竟陵”的冷峭、王思任的诙谐，这是不错的，但还是不应忽视他所独有的深沉与真挚。像他的《自为墓志铭》那样坦白而深刻地解剖自己一生的作品，在中国散文创作史上并不多见。

晚明散文作者中的名家还有高攀龙、张溥、祁彪佳、刘侗、陈子龙、艾南英、黄淳耀、魏学洢、张煌言等人，他们的作品，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那个剧烈变化的时代和那个时代中不同人物的精神风貌，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可贵的精神遗产。细读他们的文章，我们就会知道，其实晚明的小品并非都是飘飘然的，它们的作者也决不都是“闲适”的，正如鲁迅所说：“晚明小品虽然比较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细读这些作家的文字，我们还常常可从字里行间看出作者一颗沉痛与愤慨的心。

明代散文中值得注意的还有那些一般文学史很少论及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等人的散文，譬如阳明学派的创始人王守仁，政治家于谦、海瑞，军事家戚继光，科学家徐弘祖、宋应星、徐光启，他们的散文，也都各有特色。特别是处在明代派系斗争及政治斗争漩涡的政治家们，常常要为他们的文字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恰恰是这样的文字，具有跨越时空的生命力，至今仍有其可读可诵的意义。像海瑞的《治安疏》，大胆指斥时弊，尖锐批评皇帝，秉笔直书，尖锐泼辣，令皇帝先是“大怒，抵之地”，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海瑞言俱是”。尽管如此，海瑞还是被抓进狱中，差点被杀头。明代散文中，类似海瑞这样的政治家的奏疏不少，从中亦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生活的另一个重要侧面。本书为篇幅所限，这方面文章入选不多。

明代近三百年时间数以百计的散文作家及他们的作品，要想在这样一本小册子中得到完全的反映，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定了以下几条入选原则：

一是在突出重点的前提下，尽量照顾各个方面，以给读者一个明代散文比较完整的印象。入选文章，以抒情性的散文为主，也旁及哲理、寓言、政论、小赋和笑话等；入选作家的文章，重要的多至三四篇，一般均只选一篇，以使之有较广泛的代表性；个别文字较长的，作了节录。

二是在突出人所熟知的名篇的前提下，尽量挖掘一些内容与形式结合得比较完美而且对今天仍有一定借鉴意义的鲜为人知的作品，以给读者一些新鲜感。为篇幅所限，有些广为流传的作品不得不因此而割爱，希望能得到读者的谅解和认可。

三是入选作家基本以出生并活动在明代的为主，但也照顾传统与习惯而有些例外，如明初的宋濂、刘基等，均生于元代，并有一段时间是活动于元代，张岱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清代生活，但一般都把他们划为明代人物，本书均从习惯入选。而钱谦益、冒襄等，虽有不少时间生活于明代，但一般均视他们为清初人物，故本书没有入选他们的作品。

入选各篇的赏析文字与作意说明，旨在帮助读者理解原文，纯系个人一得之见，理解得不准确乃至于不正确均不无可能，请读者仅当作一家之言。不当之处，欢迎批评。

按编例要求，对入选各文作了分类编排，每一类文章又按作者生年的先后排列。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现在勉为其难地做了这一工作，心中仍十分惶恐，深怕因归类的不当而误导读者，亦恳请读者鉴谅。

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以半年多的业余时间，终于完成了这个选本。交稿之日，真有如释重负之感，但对于接过我这“重负”的上海书店出版社的编辑朋友，我将怀着永远的敬意与感谢。

雷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