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来自白求恩的故乡

一、“白求恩就是加拿大”

当我决定写《枫落华西坝》这本书的时候，拟定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诺尔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因为“白求恩就是加拿大，加拿大就是白求恩”——长期以来，在中国公众心中有关加拿大的认知就是如此简单明了。

华西坝，是加拿大、美国和英国三国基督教会的五个差会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所在地。这个近代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交融点，被流沙河先生称为“堪与杜甫草堂媲美的成都最重要的文化地标”。加拿大的医学传教士在这座大学的创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与出身于传教士家庭的白求恩有着同样的文化背景。因此，白求恩是走进这些医学传教士内心世界的一条捷径。在白求恩家乡的纪念馆，有这样一段话，说得很中肯：“许多中国人都相信，充满慈悲心和热情的白求恩，代表了所有加拿大人。”

1963年夏天，我走进了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华北革命烈士陵园。巨柏森森，排列整齐，如仪仗队，引导我走到白求恩墓前，向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致敬。

当时，我的感觉是，白求恩是高大的、神圣的，让人仰望，如青铜一般不朽。

半个多世纪之后，2016年6月11日，加拿大华西校友会的刘军开车，载着我从多伦多出发，一路往北，向着白求恩的故乡格雷文赫斯特小镇驶去。

初夏，雨后，大晴天，满眼翠绿。绿得炫目，绿得水灵，绿得令人迷醉。旷野，森林，河流，村庄，在车窗前闪过。平原夹着浅丘，使视野不断变幻。坦荡之处，目光被拉向遥远的天涯；一入浅丘，缓坡隔断视线，朵朵肥壮的白云迎面涌来，车就像贴着高速公路在飞。

一路上都能看到色彩艳丽的房车来往，那是欢度周末的家人，把活动的家搬进大自然的怀抱，让全身每个毛孔都能充分享受森林微风的爱抚。路边，还有租船的站点，花花绿绿的皮划艇码成小山。因为有很多湖泊，一家人或几个朋友，在野外吃罢烧烤，喝足啤酒，需要烧掉一些脂肪，划船是最好的选择。

一路上，从跟刘军聊天中得知，他的父亲刘光蜀是四川省宜宾市一位退休老师，曾和他的母亲一起来探亲，在多伦多生活了一年。老两口有很深的“白求恩情结”，也曾去白求恩故居参观过。但一路上，看到无边无际的沃土长满荒草，刘光蜀忍不住批评：“太浪费了嘛，撂荒了好多土地啊！”刘军解释说：“这是土地轮休，种了一年庄稼就轮休一年，就像分娩的妇女休产假一样。加拿大国土面积九百九十多万平方公里，比中国的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还大，而人口只有三千多万，是中国人口的四十三分之一，中国人均耕地只有一点三亩，而加拿大人均耕地二十六亩，是中国的二十倍。加拿大是粮食出口大国。轮休使土地一直处于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状态。”

我对刘军说：“相比中国的旅游宣传，我突然感觉到，加拿大人好像从来不宣传自己的山水风光如何如何美。总觉得加拿大人在信奉中国的老庄哲学，深刻领悟了‘大美无言’的内涵，不屑于絮絮叨叨。反倒是中国的新移民们打抱不平，说加拿大人太不爱宣传，那么多世界顶级风景，‘锁在深闺人未识’,太可惜了。”

刘军同意我的观点：“二战时期，加拿大也有一批志愿者参加飞虎队，帮助中国抗战。还有不少医学传教士，在前线和大后方救死扶伤，跟中国人民同甘共苦，却鲜为人知。白求恩就是加拿大人的代表。他以身殉职，感动了晋察冀的军民，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纪念白求恩》。如果不是《纪念白求恩》一文的广为传播，白求恩不会在中国家喻户晓。”

这些年，每年都有数万中国人前来参观白求恩的故乡格雷文赫斯特小镇以及他的母校多伦多大学医学院；还有成倍增长的赴加留学生，他们对加拿大与白求恩的认知，更广泛、更鲜活、更深入。白求恩那冷峻的青铜像，渐渐有了体温。

说着说着，我们的车就开进了格雷文赫斯特小镇。

二、白求恩的两幅画像

这是我第二次走进白求恩故居。

半年前，即2016年1月初，多伦多还洋溢着新年气氛，留学生小宇开着他的越野车，曾载着我来过格雷文赫斯特小镇。路旁的积雪厚达一米。我们并不知道白求恩故居和纪念馆会在10月之后闭馆半年，吃了“闭门羹”也毫不后悔。我们在白求恩的青铜像前拍了几张照片，作为留念。白求恩青铜像头上的积雪真像医生戴的白帽子，加上一身的雪白袍子，远远看去，白求恩大夫好像正在忙着做手术。

那天，气温零下二十摄氏度，还不断飘着碎雪。下车照了几张相，准备离开时，白求恩的几位邻居在向我们招手，邀请我们去喝杯咖啡，暖和暖和身子。小宇连连向他们道谢，赶快把没有熄火的越野车开走。

这是由一栋栋独立的别墅与小商店、咖啡店、小超市组成的童话般的小镇。天色暗淡，但家家户户的窗口都流泻出蜜黄色的灯光。圣诞树还未收起来，彩灯仍在闪烁。回望白求恩邻居的那些小楼房，感到小镇的每一朵雪花都那么温暖而可爱。

白求恩故居是一座淡绿色的两层楼房，旁边是加拿大政府出资修建的白求恩纪念馆，两座建筑物相距几十米，由一排大树守护着，一片浓荫覆地，一团碧影参天，给参观者送来一阵阵凉爽的风。

纪念馆通过老照片、实物（包括白求恩发明的手术器械、绘画作品、在西班牙自创的“流动输血车”等）配文字说明或大屏幕介绍等方式，生动而简约地展示了白求恩的一生。

细细阅读那些文字，会让我们看到“另一个白求恩”：展板上一段段“语录”，一半以上都是“负面”的。故乡人毫不“护短”，硬是将一个曾是“坏小子”的白求恩展现于世人面前。

护士琼·尤恩说：“他的个人生活很不幸，骄傲得过分。他的暴躁和狂妄令人难以接近。”

白求恩的母亲，一位颇有名气的传教士说：“他是我的坏小子，他在家时让人头痛，离家时又让人心痛。”

纪念馆里，有两幅画像，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白求恩自画像

白求恩画像

一幅是白求恩献给他女友弗朗西丝的自画像：目光坚定、执着，真是一个让女性倾心的、无所畏惧的硬汉。

弗朗西丝柔和悦耳的爱丁堡口音，让白求恩“一听钟情”，他们相识三个月便结婚了。他俩爱得死去活来，吵得天翻地覆。道歉——和好——悔恨——闹架，不断循环。结婚三年后，白求恩咯血，患了肺病。这在当年，可是绝症。白求恩果断地与弗朗西丝离婚。在等待死神来临时，他发现有医生在做压缩肺叶的“气胸疗法”，这种实验性的疗法风险很大。白求恩坚持拿自己做实验，两个月后，竟显奇效。他逃过一劫，立即连珠炮一般给弗朗西丝写信，要求复婚。复婚后，弗朗西丝发觉白求恩是个工作狂。请他买晚餐要吃的排骨，他口中说“买了”，可弗朗西丝打开冰箱，看到的是用来做研究的一段人的肠子，吓得喘不过气来。她给白求恩留下一个大洋娃娃之后，便一去不回。

再看另一幅画像：白求恩奔赴西班牙前线之时，头戴贝雷帽，海风吹拂着领带，完全是愤世嫉俗的诗人造型。

肺病痊愈之后，白求恩医术猛进，还发明了胸外科的手术工具，很快成为著名的外科医生、圣心医院胸外科主任，他成了北美薪酬最高的大夫之一。但是，西班牙内战的炮声吸引了他。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优裕的生活奔赴西班牙，他还写下了遗嘱：如果牺牲在西班牙，全部财产归弗朗西丝所有。

来到西班牙，他看见到处在流血，便率先在一辆旅行车上建起流动输血站，冒着炮火，把车开到前线。他高举着输血瓶，不顾随时可能飞来的子弹，给受伤的战士输血。这一次，他救活了十二名快要咽气的伤员。战士们围着白求恩，举起拳头大喊：“输血万岁！”

泰德·阿兰评论：“自从人类学会了残杀自己的兄弟以来，第一次有一个人出现在战场上扭转历史——来输血，而不是来制造流血。”^[1]

三、亿万人心中的英雄

白求恩的亲友们都责备他的坏脾气，他太缺乏耐心。

白求恩回到加拿大，希望能为流血中的西班牙募集大笔资金，却四处碰壁。他非常生气地宣告：“我决不饶恕贪婪成性的坏人发动劫掠他人的侵略战争，决不顺从，决不旁观。我准备奔赴中国，我觉得那里更需要我，我到中国能发挥更大的作用！”^[2]

纪念馆展板上的一段话，总结得很精妙：

白求恩做人充满了热情，但性格难以与人相处。在中国，他改变了。也许他找到了一个更适合自己的地方，他在中国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因而受到十亿多人的尊敬。

中国之苦，远甚于西班牙。然而，白求恩感到无比的振奋，因为这就是他的目的地：“我站在战争中心的中心！”

白求恩被正式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医学顾问时，他只有五名医生充任下属，没有技术熟练的护士。而他的服务对象，竟是十万正规军和游击战士，还有分布在好几百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上千万的民众。

有关他的传奇故事很快传遍晋察冀——白求恩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他会爬到最高的山上去救治伤员，绝不会在还未想尽一切办法之前离开。他只有在没有一点工作时才肯睡觉——有时在露天，有时在茅屋，有时在窑洞。如果他的工作被耽误了，或者看到别人工作没效率，他会大发雷霆，把周边的人吓得发抖；而对于战士，他充满慈爱，见面第一句话，他总是说：“我的孩子……”

错怪了人，他会诚恳道歉。他曾说：“我做医生以后，害了两种难治的大病：一种是肺结核，治好了；另一种是坏脾气。”

他最著名的格言是：“医生，到伤员身边去！别等伤员来找你！”

进入1939年，白求恩更加劳累。当时，八路军正与来犯的日寇在晋东北激战，有一次他在四十小时内做了七十一次大小手术。在3月初的一次战斗中，他在三十九小时内救治了一百一十五名伤员。

他在高速地磨损自己，四十九岁的人，看上去像个七旬老翁，满头白发，皱纹很深，牙齿松落，不时眩晕，一只耳朵已经失聪。按照他雄心勃勃的计划，他将在这一年10月离开中国，前往加拿大和美国募集捐款，目标是募集五万美元，采购医疗用品和器械，可以让他的模范医院用上五年。临行前，日寇的大扫荡开始了，“名将之花”阿部规秀率大军来犯。白求恩改变了计划，立即率领医疗队去了战斗最激烈的河北省涞源县。

这是11月初，敌人已经逼近，最多只需四十分钟就会攻击到野战医院来，白求恩坚持为伤员做完手术。在匆忙中，他不小心割破手指。在最后几分钟，他才跨上战马，飞奔而去。转移到安全的村落后，他又整夜做手术，根本没有管手指头那一道伤口。直到第三天早上，白求恩出现在手术室时，手指已肿得很厉害了，完全不能弯曲。白求恩浑身滚烫如火炭，他倒下了。当晚，他被枪炮声震醒，硬撑着起来，爬上马背，率队在咆哮的风雪中宿营过夜。接着，又冒雪前行了七十里，直抵火线附近时，他昏迷了。昏迷中，他也在喊：“伤员，快点把伤员抬过来，快一点……孩子们，下一个……我得启程回美洲……带钱和器械回来……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吧……”

这是八路军战史上颇为激烈的黄土岭之战，气焰嚣张的日寇不知不觉进入了伏击圈。而破伤风梭菌正在疯狂啃噬白求恩的生命。

在最后的时刻，白求恩趁自己还有几分清醒，勉强坐起来，头靠着墙，给聂荣臻司令员写下遗嘱。

此时此刻，他心细如发，充满爱意。他向派他来华的美国共产党和加拿大共产党作了汇报，还要求国际援华委员会拨款，照顾他离了婚的妻子弗朗西丝。接着，他说将行军床、皮鞋等送给聂司令员。他还给吕正操、贺龙留下了纪念品……

最后，他写道：

告诉加拿大和美国，我十分快乐，我的唯一希望是能够多有贡献……

最近两年，是我生平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感觉遗憾的是稍嫌孤闷一点，同时，这里的同志，对我的谈话还嫌不够……

1939年11月12日，在星光开始隐去的初冬的凌晨，黄石村传来了哭泣声。董翻译在哭，方医生在哭，医疗队在哭，整个黄石村的军民都在哭。董翻译说：“这是他第二次死。全中国的眼泪也不够来哀悼他的死！”

方医生站在黄石村高高的山头上喊：“全中国的眼泪不够！全世界的眼泪也不够啊！”

噩耗传来，铁血将军聂司令员哭了，太行山哭了，黄河哭了！

在前线，战士们高呼着“白求恩”，如猛虎下山，完成了对日寇的包围，击毙了阿部规秀，全歼其身边的七百多人。

在延安，八路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朱德总司令含泪挥拳，向着战士们呼喊：“我们的战士和干部要用悲痛的眼泪，用从他的榜样得来的百倍的英勇，来纪念他的牺牲！”

老摄影家吴印咸那一张白求恩在一座破庙中做手术的照片，已成为跨世纪的经典之作。这张照片放大后，经过光电处理，白求恩和他助手变成与真人个头相似的立体形象。

这就是跨越了国家民族界限，亿万中国人崇敬的英雄白求恩。

四、白求恩的校友们、老乡们

刘军说，他的父母参观了白求恩纪念馆和故居之后，感动不已。父亲想在留言簿上写一首诗，刚写了两行，就禁不住流泪了。

刘军父亲说：“抗战初期，日寇的飞机狂轰滥炸，不仅上百次地轰炸重庆，还轰炸富顺、宜宾。我亲眼看到富顺最热闹的小街，瞬间变成一堆瓦砾、一片废墟，真是尸骨成堆、血流成河。我们中国人多么孤单、悲惨，好需要白求恩这样的国际友人啊！”

刘军父亲越了解加拿大，感动越深：加拿大的环境如此之美，物质如此之丰富，白求恩作为传教士的后代，家境很好，过着安逸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精神鼓舞着他来到贫穷、落后而且是战火纷飞的中国，慷慨地献出了生命？

在纪念馆的展板上，在“白求恩的遗产”标题下，有这样两行字：

诺尔曼·白求恩身后留下了对医学，对我们医疗保障系统及社会体系的巨大贡献。也许，最大的遗产是全球性的人道主义精神。

刘军告诉父亲：“我的母校——华西医科大学，跟加拿大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具有白求恩那样的慈悲心和热情的医学传教士，真是功不可没！”

据《华西医科大学校史》统计，由美、英、加三国基督教会的五个差会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先后有外籍教职员一百九十二名。其中，加拿大籍九十二名，美国籍六十名，英国籍二十五名，丹麦、匈牙利等籍十五名，加拿大籍就占了外籍教职员的近一半。按《华西医科大学校史》解释，差会是基督教会负责集资、派遣人员到国外传教布道的机构。由差会派出的人员，无论是牧师、医生、护士，都称为传教士。

另据资料显示：从19世纪末期开始，直到20世纪40年代，从加拿大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共计四百七十三名，其中有医学学位与职称，在华西工作的就有九十二名。^[3]他们在传教方面收效甚微，却联合美、英教会创办了中国西部著名的综合性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其医学、牙学、药学和公共卫生学成果特别突出。当时有“北协和”（北京协和医院）、“南湘雅”（湖南湘雅医学院）、“东齐鲁”（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和“西华西”之谓。

白求恩的老乡、来自安大略省的启尔德（Omar L.Kilborn）博士，在成都创办了西医诊所后，又参与创办华西协合大学，担任大学理事会主席。在长达七十二年的时间内，启氏三代人之中有十人服务于中国，总计二百五十年。^[4]

白求恩的校友、中国口腔医学的开山鼻祖林则（Ashley W.Lindsay）以及林则的同事唐茂森（John E.Thompson）、安德生（Rog M.Anderson）、吉士道（Harrison J.Mullett）、刘延龄（R.Gordon Agnew），全都是多伦多大学皇家牙医学院博士。林则在华西四十三年，从创办中国第一家口腔诊所开始，迅速发展，使华西拥有当时亚洲最高水平的口腔医学院。

白求恩的校友、华西内科的奠基人杨济灵（Albert E.Best），华西药学系的创始人米玉士（E.N.Meuser），华西外科的开拓者胡祖遗（E-.C.Wilford）、姚守仁（Ralph Outerbridge）等，率领医学院的各个专业，不断跟进，企盼着学生们超越自己。

学校还通过各种途径，将学业有成的中国学子，一批接一批地送到加拿大、美国深造。其勃勃雄心，就是要让华西协合大学成为中国顶尖、世界知名的高等学府。

伊莎白（Isabel Crook）是出生并成长于华西坝的加拿大姑娘。伊莎白的丈夫，英国共产主义战士柯鲁克（David Crook），在解放区创办了第一所外事学校，即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从伊莎白的外祖母算起，一大家子六代人，一百年来，充满了中国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文幼章（James Gareth Endicott）。他是加拿大传教士，曾任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总顾问，后来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与周恩来结为好友。他与加拿大的传教士云从龙（Leslie Earl Willmott），以及英国传教士徐维理（William G.Sewell）、美国传教士费尔朴（Dryden Linsley Phelps）被称为“红色传教士”，他们的家成了进步学生的活动场所以及革命书籍的阅览室。新中国成立前夕，在马识途处境极为困难之时，云从龙给他安排了工作，并为他办地下报纸提供了方便。

在白求恩纪念馆的留言簿上，有一段中国参观者的留言：

每一个中国人都为白求恩的事迹深深感动，我们纪念他，学习他，如果条件允许，我也要将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加拿大人民。

在格雷文赫斯特小镇，面对白求恩大夫的青铜像，我在想：该怎样还原历史，回报在华西创造辉煌业绩的一代先贤？

五、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是一条黄金般的中国古训。

创办华西协合大学的先驱，给中国西部的绝非“滴水之恩”。他们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拯救了成千上万条生命；他们在相对闭塞的中国西部，打开了一扇世界之窗，让文明之风劲吹。

他们来时是清末民初，街巷肮脏，垃圾乱扔，鼠窜蝇飞，卫生状况极其糟糕。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痢疾、肺病、麻风、黑热病等轮番发威，一次霍乱就让成百上千人丧命。当时很多国人对现代医学持完全抵制的态度，对蓝眼睛、高鼻梁的洋人更是充满猜忌。

他们用一次次治病救人的行为站住脚跟，稳步前进。

比如，启尔德有效的治疗，让一个个形同鬼魅的鸦片烟鬼彻底告别烟枪，挺起胸膛活出了人样。启希贤（Retta G.Kilborn）被选为四川天足会会长，到处宣传不缠足的好处。多次举行的大规模的放足活动，由成都遍及全省，使“天足运动”深入偏僻乡村，解救了许多夜夜哭喊的小女孩，让残酷的“小脚一双，眼泪一缸”成为历史。

一些成都市民，第一次使用牙刷，第一次种牛痘，第一次吞下西药片剂，第一次接受外科手术，第一次通过显微镜看到活动的细菌，第一次晓得心脏与血液循环……

更让人信服的是启希贤的妇女儿童医院，采用新法接生，使婴儿死亡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回看旧法接生：拿一块竹篾片割断脐带，抓一把香灰抹在伤口，婴儿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二十！

还有外科、内科、口腔科，全面展现了现代医学的强大优势。

四川的老百姓开始对他们说：“谢谢，谢谢。”以后越来越多地说：“谢谢，谢谢！”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抗战爆发，华西坝先后接纳了中央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等内迁大学，被称“五大学时期”，师资力量堪称“中国一流”。除了原有的外籍教师，生物医学界有戚寿南、侯宝璋、陈志潜、董秉奇、刘承钊、汤腾汉等，文史学界有陈寅恪、钱穆、顾颉刚、吴宓、徐中舒、吕叔湘、蒙文通、闻宥、缪钺等，还有来自西方的学者，如英国的李约瑟、法国的石泰安等。真是大师云集，群星璀璨。

那时候，徐悲鸿大师还在女生院门外徘徊，等着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廖静文；经济学家吴敬琏还在华西后坝上初中；著名作家韩素音还在小天竺街的进益助产士学校学护理；而加拿大驻中国第二任大使苏约翰还在读小学；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还在上幼儿园，跟后来的著名建筑师单明婉一起玩捉迷藏。

“比战争胜利者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绝不能因战争而被切断。”这是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观点，也是华西协合大学教授罗忠恕的观点。琅琅读书声，回应了日军飞机的轰炸。华西坝，延续着中华民族文化的根脉。这是百年校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如今，华西坝上的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中外驰名。华西医院，在全国一流医院中的排名，总是数一数二。

百年老校，丰厚的文化积淀是华西学子的精神财富。

岁月如风，白求恩的众多校友和老乡——他们绝大多数是医学传教士、学者，以及美国、英国的同行们，将心血慷慨地浇灌在这块土地上。他们的生命，如同北美洲秋天火红的枫叶，永远闪耀在华西坝。

谨以《枫落华西坝》这本书，报答他们的似海深恩。

【注释】

[1] 参见[加拿大]泰德·阿兰、塞德奈·戈登著，巫宁坤译《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2] 参见[美]乔纳森·斯潘塞著，曹德骏等译《改变中国》（三联书店1990年版）。

[3] 参见苏德华、张颖明提供的资料。

[4] 参见[加拿大]张维本著《启尔德纪念访问教授捐助基金会（Kilborn Memorial Visiting Professorship Endowment Fund）和与华西有关的启尔德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