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895，成都教案

采访手记

受访者：乔治（George C.Hartwell），何忠义的孙子。

2016年6月19日，时值傍晚，才接到乔治的电话，说晚上有空闲，可以接受采访。看看表，已经八点过，从司家堡到密西沙加有一个多小时车程。也就是说，大约十点钟可以赶到乔治家中。

1891年9月，年过半百的赫斐秋率领年轻的何忠义夫妇、启尔德夫妇、史蒂文森和护士布朗，经过约一万八千公里的长途跋涉，终于于1892年5月来到成都。1892年11月3日，他们建立了成都第一家西医诊所，这也为“成都教案”埋下了伏笔。

乔治是何忠义的孙子。我希望通过乔治保存的祖上遗物或转述他所听到的爷爷讲的故事，寻觅最早踏上四川土地的那些加拿大医学传教士的足迹。

越野车一路向西，在高速公路上疾驰。替我开车的留学生小宇，让我欣赏车窗外的火烧云。

金晃晃的夕阳一滑入西边，便纵火点燃了层层云朵。开始只燃起了耀眼的金边，金边很快吞噬了云朵，腾起团团红光。更多的云朵涌来，像要把一场火灾压灭，没料到，火势迅速扩大，一会儿便把半壁天穹烧得通红。我们的车，朝着那一片“冲天大火”开去。

火烧云很有象征意义。因为在1895年，也是初夏，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成都教案”。此案的细节陈述有不同的版本，何忠义是当事人，他的叙述应当是最真实可信的。

也许，真相就埋藏在那一片火烧云下面的老屋里。

晚上十点整，张维本教授从另一地赶来，他是我的联络人兼翻译。他摁响了一座老宅院的门铃。

为我们开门的是乔治，他腰板挺直，鹤发如银，修剪整齐的山羊胡子也是银白色的，一双机灵的眼睛友善地扫视了我们。问好，握手，坐下之后，谈话就直奔主题——

一说到1895年5月28日那天下午发生在成都的事，乔治的眼睛就更亮了，语速突然加快，手在比画着，表情在变幻着。

啊，原来他早已把爷爷讲过的故事烂熟于心。

一、“干柴”被谣言点燃

1895年春天，成都平原上出现罕见的干旱。除了都江堰能灌溉的八百万亩良田，浅丘与坡地露出一片片焦黄。转眼快到端午，明晃晃的太阳炙烤着大地，大河瘦成细线，小河龟裂见底。人们纷纷传说，东门大河中，一头水牛流泪说道：“洋人留四川，四川闹天干！”上天要惩罚四川人，因为他们让西洋魔鬼任意“采生折割”，挖小孩眼睛，烹煮人体器官……燥热的风，一浪高过一浪地营造着大灾大难将至的恐怖气氛。民众的情绪如同一堆“干柴”，随时可能被点燃。

5月28日这天是端午节，离四圣祠很近的东较场城墙边，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民众关注的“打李子”游戏活动，进入高潮。

所谓“打李子”，就是买上一包李子，相互投掷，你砸过来，我扔过去。被打中的，发出阵阵哄笑；躲过李子袭击的，保不准踩着圆溜溜的李子，摔个四脚朝天，引起更大的哄笑。市民在这种最简单的游戏中寻找一点乐趣。也有一些达官贵人，怕脏了衣衫，便站在高高的城墙上观战。

时近黄昏，观看“打李子”的人正在散去。突然有人喊：“娃娃不在了！”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呼儿唤女之声四起，人群中有人喊：“我的娃娃掉了，娃娃掉了！”这一喊，大家都帮着喊。一时间，注意力全都转移到“娃娃掉了”这件大事上。

有人猜测：娃娃肯定遭洋鬼子抱走了，因为“洋鬼子要抠娃娃的眼睛来做药引”。有人言之凿凿：我看到洋鬼子钻进来，他肯定不是来看“打李子”，而是来抱娃娃的。

顿时，群情激奋：找洋鬼子去！找洋鬼子去！围观“打李子”的民众，纷纷拥向四圣祠街启尔德的住处和小诊所。

这时，何忠义带着女儿吉洛丁在街上闲逛，突然察觉气氛异样——平时，出于好奇盯着洋人看的中国人，这时却个个怒目圆睁，充满仇恨。

何忠义立即拉着女儿说：“我们快回家吧！”

多亏了吉洛丁，一个金发碧眼的小姑娘，灿烂的笑容，有如天使。她很有礼貌地注视着挡路的民众，一声声“嗨——”让众人眼睛为之一亮：这个洋娃娃，样儿太乖了！

众人自然让出一条路，何忠义战战兢兢地牵着吉洛丁回到家中。

刚关上门，就听到令人惊恐的吼声和砸门声在街对面响起。人越来越多，四圣祠街上已经水泄不通。

“砰——砰——”

两声枪响，震耳欲聋。远远近近的街巷，都能听到洋枪在怒吼。

启尔德为了驱散民众，朝天开了两枪。

民众知道洋枪洋炮的厉害，枪声之后，沉寂片刻，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民众开始后撤。后撤不远，便停下来观望。因为他们都明白，洋鬼子也就那么几个，就凭人多势众，也得把洋鬼子整服了。

这时，启尔德身边多了一个史蒂文森医生。他们站在大街上，面对跃跃欲试的民众，再次朝天开枪，这反而激发了民众的勇气，一步步围逼过来。

一位自称是官府的人，挥手让民众止步，并向启尔德和史蒂文森走来，劝他们赶快退回住所，官方会想办法让他们脱身。

启尔德和史蒂文森便退回住所，关紧了大门。

何忠义还怀着一线希望，既然官府都已经知道了四圣祠街这里发生的事情，他们很快会设法平息。在中国西部的偏远之地，与其他地方一样：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人。洋人要遇上了不测，官府难辞其咎。这是鸦片战争以来的铁律。

但是，官府的人仍未出现。砸门之声愈加猛烈。

随着哗啦啦的巨响，那是窗户玻璃的破碎声、屋瓦的坠毁声，混合着喊叫声。很显然，启尔德住所的大门被砸开了。想到传教士伙伴一家已经落入愤怒的民众之手，何忠义一身冷汗淋漓，只能不断向上帝祈祷，但愿启尔德、史蒂文森两家人能躲过这一劫。

这时，一位邻居，曾在洋诊所治过耳疾的中国妇女，迅速敲门进屋，邀请何忠义一家到她家去躲避。

“她的邀请，实在是令人感铭一生！”

一百二十一年之后，何忠义的孙子从《上帝的粮仓》中读到这句话时，还能感到祖父泪水的滚烫。

在端午节的恐怖之夜，何忠义一直牵挂着启尔德和史蒂文森两家人。他们和四个可爱的孩子，脱离危险了吗？他们在哪里？

苍白的月色，很淡很淡。何忠义清楚地记得，启尔德和史蒂文森的家人是穿着白色的衣衫逃走的，但愿他们能像月光一样悄无声息地远离灾难之地。阿门！

二、洋枪难挡怒海

当时，启尔德在砸门声中已经知道，凭两支洋枪是无法抵挡咆哮的怒海的，赶紧带着两家人由小门逃进了诊所。这里有一座砖砌的药房，前面有高墙，大门挂着大铁锁。他们心慌意乱地躲藏在一堆木板下面，却被一个曾到医院治过病的中国人发现。“你们在这里是藏不住的，赶紧走吧！”他引领着启尔德和史蒂文森两家人走到大门旁，到了那里，发现嵌板破损，已成为野狗方便出入的狗洞。只花了一点力气，便将破损处扩大，两家人终于有了逃生之门。

不远处是东较场，有一座兵营。他们直奔兵营而去，却被驱赶。史蒂文森的妻子，用蹩脚的四川话请求兵爷们保护，却被兵爷飞起一脚踢翻在地，更吓得六神无主。

他们只得沿着城墙逃往内地会的外国人住处。

半夜之后，城市安静下来。

第二天，何忠义看到了赫斐秋修建的礼拜堂以及启尔德和史蒂文森的住所已被捣毁，门窗变成了一个个黑洞。衣服被褥、炊具餐具、生活用品被洗劫一空。书籍、文件等被撕碎，仪器被砸烂，碎片扔了一地。特别是那架从万里之外运来的风琴，被当成邪恶的箱子抬到大街中间给“开肠剖肚”，砸得稀烂。

一位官员来了，何忠义打开了紧闭的家门。这位官员搭上梯子趴在墙头上向四下望了望，对何忠义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宽慰的话，算是“视察了”。

四圣祠街上一阵哄乱，又拥来了大批民众。何忠义爬梯上墙探出头来，看见那位官员居然上了一乘小轿溜之大吉！

官方已经不管这事了，明摆着，把洋人交给愤怒的民众处置！

何忠义感到了深深的绝望。

有人指着墙头喊：“看，那里——洋鬼子！”何忠义知道自己被发现了，立即缩着头下了梯子。几块石头唰唰地砸向墙头，溅起一片墙土。

为什么四圣祠街又成了风暴的中心？

原来，官方勉强安抚了民众之后，有人钻进教堂，“发现”了一口大箱子，里面藏着一个痴呆的小孩，一问三不知。顿时，人声鼎沸，众口一词：这就是洋鬼子拐走的小孩，他已经被妖术迷惑，变成痴呆儿了。消息传遍成都，民众从四面八方拥向四圣祠街。

接着，民众发现一只盛满了准备用来制作樱桃酱的红樱桃的大玻璃瓶。这些红樱桃被误认是小孩子的眼珠。

看，这就是“眼珠”!“罪证”将民众彻底激怒了。

幸好何忠义一早就安排了妻子带着孩子去玉沙街女布道会暂避，他不等民众砸破前门，忙翻越后墙，藏在一间破屋里。他眼睁睁地看着杀红眼的民众在院子里一阵乱抢乱砸，然后将住宅点火焚烧。当浓浓的黑烟升起时，何忠义一阵心痛，这是刚建成还不到两个月的新房子啊！

5月29日上午十点，不仅是四圣祠街的基督教堂和天主教堂燃起了大火，陕西街、平安桥、玉沙街等所有的教堂连同教士们的住宅、诊所和学校都被大火吞噬。一时间，古城成都，火光冲天，浓烟滚滚，遮天蔽日，呛鼻的焦煳味在四处弥散。

中国西部第一所西医医院（1894年）

“成都教案”中被毁的医院（1895年）

再说，还未等到愤怒的民众拥向玉沙街女布道会，何忠义一家已翻墙逃走，邻居将他们护送到内地会。在内地会才待了两个小时，民众又拥过来。传教士和家属们能雇轿子的，迅速雇轿子逃走。何忠义和启尔德的家人翻过后墙，遇上一邻居，一再恳求加重金酬谢，邻居才答应收留他们两家人。

他们被安排在阴暗的平房里，一家人挤在一张小床上。放下蚊帐，恶臭扑鼻，燠热难挨。启尔德的儿子出生不到两个月，仿佛懂得此刻的处境是多么危险，热得汗水淋漓竟没有啼哭一声。

刺耳的喊杀声、打砸声近在咫尺，让启尔德夫妇大气都不敢出。找不到洋人泄愤的民众，开始追打无辜的教民，地痞流氓趁火打劫，成都成了恐怖之城。

蚊帐里是炼狱，分分秒秒都是煎熬。

启尔德不停地祈祷着。

第三天，有消息说，华阳县衙门成了外国人的集中地。启尔德一家偷偷从藏匿的地方出来，坐上轿子，转弯抹角，走最僻静的小巷，终于到了县衙门。而何忠义一家早一天被转移到一位姓范的医生家中。范医生又担心何忠义在去衙门的路上遭人截拦，便想了个办法。

盼望中的何忠义终于来了，他穿一身中国女装，头上还顶着一块红帕子——就这样穿街过巷，来到了县衙门。

最后一个来到县衙门的是脸上带伤的法国主教杜昂。他资深名重，拥有清廷钦赐三品顶戴，威严且高傲。全城大乱时，他居然稳坐天主堂，以为谁也不敢动他半根毫毛。孰料暴怒的民众根本不管他是谁，一砖头扔去，顿时半边脸满是血污。在一片喊杀声中，他不得不落荒而逃。

十八名传教士，十一个孩子，挤在县衙门的两间小屋里。没床没被褥，水和食品都非常有限。大家却因劫后余生而高兴，分享着各自的惊险经历。对于启尔德一家，相比在蚊帐中，至少现在可以呼吸得更顺畅一些。

衙门外，不断有民众结队前来“参观”。他们想看看传闻中挖孩子眼睛、烹食人肉的洋鬼子长得是什么样子。兵丁们只能连哄带轰：“去，去，去，洋人不在这里！”若无兵丁把守，民众早就冲进衙门了。

十天过后，有位官员露面了。他帮助传教士们弄到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同时，让两名外国人去接受审问。审问的内容竟然是，那个木箱之中的孩子，是不是准备用来做人肉筵席的！

看来，竟连这位官员也相信，外国的传教士要吃人肉！

弄清了这个问题后，官员的态度转向温和。之后，他神秘兮兮地说：“有一秘密消息，你们不得外传，就是你们要准备好，午夜之时，一齐到东门码头，送你们离开成都。”

后来，何忠义才知道，有一位邮电局的职工，在5月28日夜里，冒险给英国驻重庆总领事发去电报，报告了四圣祠街发生的事情。重庆总领事立即转报给北京的英国大使馆。英国大使深感事态严重，第二天便要求晋见李鸿章。清政府不得不给四川总督刘秉璋发密电，要总督控制局势，保护洋人。如果没有朝廷密电，一向对洋人心怀敌意的刘秉璋肯定会煽动民众痛下杀手，闹出更大的事来。

午夜来临，成都沉入梦乡。官府安排好的数十乘轿子，将衙门内躲藏了十来天的传教士和家属们悉数接走。月光之下，轿夫们脚步轻快，七拐八弯，穿街过巷，一串黑影无声无息而去。只有几声狗吠为曾经雄心万丈的传教士们送行。

码头上有重兵把守。启尔德一行婉拒了兵丁继续护送，登上了小船。

小船太窄了，但逃出危险境地的心情还是愉悦的。江风阵阵吹来，一群群水鸟绕船翻飞，启尔德终于松了一口气：自由了！

浪里颠簸了十天，启尔德一行终于到了重庆。

种种迹象表明，重庆也并不安宁。启尔德跟何忠义、史蒂文森商量，决定去上海。重庆的朋友们再三劝阻，说涨大洪水了，过三峡是非常危险的。

一路风急浪高。斗大的漩涡，卷着破船板擦舷而过；不时有尸体在浪中沉浮，上演着长江天天再现的沉船悲剧。

到了上海，何忠义的妻子和史蒂文森的妻子都住进了医院。

混乱中，史蒂文森的双胞胎女儿之中的一个险些丢失，妻子受刺激太深，精神一直恍惚，一时难以康复。史蒂文森决计带家人回加拿大。

启尔德觉得万分遗憾，却又不得不尊重史蒂文森的选择。还是何忠义说出了启尔德的心里话：“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成都办一所大医院。史蒂文森却走了，未来的医院失去了一位最棒的五官科医生。”

老前辈赫斐秋给启尔德捎来了口信：“别气馁！我们正在向官府索赔，相信我们会盖出更高大、更漂亮的房子！”

三、黑蚊帐中的反思

回头再说关在黑蚊帐中的启尔德，通宵难眠。他在想什么？

在这狭窄得令人窒息的生存空间里，怎能不怀念故乡？那里有多么辽阔的天空、大地和海洋！安大略湖浩瀚如海，随着阴晴变幻着令人着迷的色彩。在那里，金斯顿皇后大学博士启尔德，与同学们漫步湖畔，畅谈未来。他早已下定决心：到中国去，传播福音！他相信自己会取得成功。

然而，福音的种子遇上了坚硬的岩石：传教士们费尽唇舌地宣教，完全像是与聋子对话，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别看每次发放精美的宣传品都会被哄抢一空，让传教士们欣喜一阵子。仔细观察才发现，民众们喜欢的不是宣教的福音，而是光滑结实的纸片，可以拿去剪鞋样、糊鞋垫。

想一想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吧，作为外来的宗教，完全不同的文化理念，为什么没有在华夏大地上遭遇大规模的抵制？

因为，佛陀是骑着白象来的。

而天主教、基督教，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签下不平等条约，才成群结队进入中国，怎么不遭遇中国人的抵制？

原来，上帝是乘着炮弹来的。

启尔德回忆起赫斐秋老爹的“反思”。他的“反思”里包含着深深的忏悔。

当船过三峡之后，老爹告诉几个年轻人：“我第一次进入四川时，连续八天，纤夫们在暴雨中每天要行走十二小时。道路泥泞，洪水暴涨，他们筋疲力尽，休息的地方没有火烤、没有衣换、没有床睡、没有被盖，只有一个砖炕，铺着破旧的席子，吃的是粗米饭、豆腐或稀饭。晚上常弓着身子，围在煤油灯前，贪婪地吮吸鸦片烟。夜深了，他们就在鸦片带来的麻醉和满足感中沉沉入睡。”

纤夫们用血汗与生命换来的钱，就化为一缕缕致命的烟！

老爹还说：“英国人以做事公平而闻名于世，通常是令人尊重的贸易伙伴。但鸦片贸易例外！而且，其不公平的程度令人惊骇！”

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早已是世人皆知的事实。两次鸦片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中国土地上已盛开罂粟花。

赫斐秋在给妻子艾德琳的信中写道：

一株株罂粟盛开着白色、粉红色或暗紫色的花朵，花儿在风中向人招手。多么美丽的景色啊！但是，一想到每一株罂粟都会使可怜的中国人一步步走向死亡，就使人感到悲哀！

启尔德突然懂得了，在长江上航行时中国人的冷漠甚至敌意，有着复杂的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想让他们信奉上帝，容易吗？

传教，是一种心灵的皈依。心灵上的皈依，能靠武力吗？

前辈赫斐秋不断地点拨，先别急着传播福音。因为中国人从小读的《三字经》中说的是“人之初，性本善”；而你宣讲的是，人要不停地向上帝忏悔与生带来的罪愆，才能进入天堂，他们能接受吗？或许，从医学和教育入手，取得中国人的信任之后，再尝试传播福音，效果会更好。

两年多来，启尔德、史蒂文森勤奋、认真地工作，小医院已经初见成效。若不是今年闹春旱，也许端午节这一场灾难可以避免？

不，不仅是成都平原上的小气候，中国的政治大气候也不断酝酿着对洋人的冲天怒气。

刚刚过去的1894年，发生了一场甲午海战，上千年来向中国纳贡称臣的蕞尔小国，竟把万国来朝的泱泱大国打得落花流水，颜面扫地，把中国人孱弱的自尊与自信轰成碎片，沉入大海。在中日大战时，西方国家保持中立，甚至暗中帮助日本，这难道不也是中国人更加仇视洋人的原因吗？

只要是洋人，不管是趾高气扬的外交官，还是一心传播褔音的传教士，统统都是企图让中国亡国灭种的坏家伙。这难道不是普通中国人十分牢固的观念？

成见太深，误会太深，鸿沟太深，敌意太深。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踏上中国领土，经过十九年不懈的努力，才见到明朝的万历皇帝。利玛窦想打入中国的上层，让皇帝一声令下，将天主教提升为国教。也许是眼光局限，万历皇帝对最有价值的万国地图、地球仪毫无兴趣，只喜欢把玩自鸣钟，令利玛窦深感失望。三百多年过去了，多少传教士前赴后继，甚至死于非命，传教之路依然举步维艰。中国依然是儒、释、道三教盛行的国度，民众可以向孔子、佛陀、老子叩头，你要求信徒们抛弃三教，独尊耶稣，太难了！

中国民众见到洋人，疑惑的眼光中还是老问题：

你们的眼珠为什么是蓝色的，而不是黑色的？

你们烹食人肉吗？你们是不是通鬼神，会催眠术，会摄人魂灵？

你们的脖子上为什么挂个十字架？耶稣会显灵吗？什么时候显一次灵给我们看看？

不能全怪百姓太无知。贵为天子的中国皇帝骄傲得无与伦比，却对国门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

对于中国皇帝而言，什么狗屁不值的国际礼仪，老子就是国际；什么外交语言，老子一开金口就可以号令天下。我巍然屹立千年的老大帝国，啥都不缺，是你一身长毛的海外蛮夷有求于我，我接见你们是皇恩浩荡，怎容许你们谈条件呢？

启尔德深深感到，古老帝国留传下来的紧闭国门、冥顽守旧、不思进取的传统，必然与西方的开放、竞争、充满活力的理念发生摩擦。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地君亲师，三纲五常。在中国，最为重要的是人际关系，皇天在上，绝对权威，那是宝塔之巅，只可仰视不可僭越。处于最底层的亿万百姓安贫若素，做牛做马，为奴为仆，心甘情愿。别说身不由己，连思想也被彻底奴化。对于外来的文化，习惯于排斥、蔑视，拒不接受。

四川，是教案频发、流血最多的地方。

1858年的“重庆教案”，是法国传教士范若瑟自恃有朝廷文牒，强拆长安寺，引起民众在暴怒中捣毁多座教堂；1886年的第二次“重庆教案”，是美国传教士执意在鹅岭购地建房，涉及地理位置（风水）等敏感问题，再次引发的捣毁教堂、驱赶洋人事件。

1865年的“酉阳教案”，民众杀了法国传教士玛弼乐；1869年的第二次“酉阳教案”，民团首领何彩杀了法国传教士李国，华籍教士覃辅臣组织教友武装报复，杀死民众一百多人，伤七百余人。小小酉阳，竟成一片血海。

再看省外，1868年的“扬州教案”，1870年的“天津教案”，均是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对比“重庆教案”，也许一开始选择在四圣祠街修教堂、办诊所就是个错误。

四圣祠，是为祭奠孔子门下四大弟子曾参、颜回、子路和子由而修建的，一直香火鼎盛。在中国文化土壤最深厚的地方，大兴土木，兴修洋教堂，传播福音，拉走中国信徒，岂不是一种挑战？

是成见，就要消除；是误会，就要解释；是鸿沟，就要填补；是敌意，就要化解。而语言，是沟通心灵的桥梁。如果医学传教士都能讲一口流利的四川话，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在这之前，一位腿骨受伤的病人来就诊。启尔德仔细看了病情后，决定给他做一副夹板。在他手提锯子寻找木板时，病人惊慌失措，竟逃之夭夭。一问才知道，病人以为启尔德要用锯子锯他的腿！

沟通，要靠语言。启尔德痛下决心：学好四川话。

沟通，更需要一种心灵的语言，填平一切沟壑。

一百多年之后，在图书馆埋藏多年的书山中，人们发现了一本由启尔德编著的厚厚的《四川话英语教科书》。据专家考证，这本书，是当时所有入川传教士的重要工具书。

夜幕终于降临，打砸之声渐渐平息下来。虽然闷热，启尔德却不敢打开蚊帐。蚊帐四周，蚊子永不停息的嗡嗡声表达着对血的渴求。启希贤不停地摇着小扇子，以给可怜的儿子一丝清凉。

有一股风，从启尔德心上吹过。在沉重如磐的夜色中，他看到一线微光。

四、赫斐秋晋见李鸿章

沿长江顺流而下，简直像坐滑梯一样快速而刺激。

1895年夏天，“成都教案”引发的动荡平息了。站在甲板上的赫斐秋并没有胜利者的得意。清廷如何赔偿教会的损失？天主教、基督教的各个差会都提出了索赔清单。在赫斐秋看来，有的教堂完全夸大了损失，目的是尽可能地让清廷多赔些银两。

在上海，赫斐秋换乘了海轮，日夜兼程，一路北上。7月的海上，炎阳喷火，海风灼热，许多乘客都站在甲板上，指指点点。看，船头左舷方向，就是刘公岛！

北洋水师余部在此覆亡。那时，日军已将刘公岛团团围住，丁汝昌将军拒绝了日本伊东祐亨的诱降，选择了自杀殉国。

船过刘公岛，在汽笛的悲鸣声中，甲板上的中国人个个表情痛苦，有的还流下热泪。

赫斐秋想起了何忠义私下说的话：“这个老大帝国，远看像一根参天巨柱，表面光鲜油亮，气势不凡，走近仔细一瞧，早已裂了缝，而且被虫蛀空了。只要一场风暴，一点外力，它就会轰然垮掉。”

应该说，这一场大海战尚未开打，胜负早已确定。大清帝国，输得太惨了！

船泊大沽，天津在望。比照二十五年前的“天津教案”，“成都教案”完全是“天津教案”的翻版！

“天津教案”起因于“传教士迷拐幼童，用来取眼挖心做药引”的谣言。愤怒的民众将望海楼大教堂包围。冲突中，直接导致二十名外国人死亡——其中法国人十三名、俄国人三名、比利时人两名、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各一名。

这是清末最重大的教案。清廷不得不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处理。

一边是发誓复仇，炮口已对准中国大门的气势汹汹的列强，一边是认定洋教士取眼挖心而怒不可遏的千万国民，曾国藩深知“开战”肯定是下下之策。他立下遗嘱，亲赴天津，力求一个“和”字。

在一片乱哄哄的呼叫声中，数百“证人”举着状纸，拦轿喊冤。曾国藩不为所动，厉色问道：“哪一位亲眼见过洋教士取眼挖心？你、你、你，还是你，何时、何地亲眼见洋教士取眼挖心？”

跪了一地的上百号“证人”，没有一个亲眼所见之人。

曾国藩完全弄明白了“天津教案”是怎样发生的。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力辩外国无挖眼剖心等事”。

“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处死为首杀人的二十人，充军流放二十五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四十六万两白银，并由崇厚率使团至法国道歉。

结果一出，朝野大哗，坚信传教士取眼挖心的人比比皆是。有人将高悬于京师湖广会馆的曾国藩题匾拔落烧毁，一代名臣之声誉，竟毁于“天津教案”!

那不是一个摆事实讲道理的时代。在闭关自守、迷信盛行的国度，哪有科学的立锥之地？

面对海河，京城在望。想起大清昏官满朝廷，罕有的明白人曾国藩早已溘然长逝，赫斐秋不禁一声长叹！

完全出乎意料，经朋友搭桥，曾国藩的弟子李鸿章李中堂大人亲自出面接见赫斐秋。

刚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替慈禧担着千古骂名的李鸿章，精瘦老迈，白髯飘飘，按西方礼节，跟赫斐秋握手为礼。

赫斐秋感到那一双手冰凉而无力，不禁心生悲悯。

李中堂眼皮已松弛，一双极其疲惫却又强睁着的三角眼，颇有礼貌地注视着赫斐秋，表示他一直在细细倾听。讲到“成都教案”的过程，李中堂只说了一句：“为首的作恶者肯定要给予严惩。”

分歧是很明显的。李中堂对罗马教廷深为不满，赫斐秋的解释也显得缺少说服力。谈到赔偿，双方意见一致。李中堂表示：“这不是赔，是把损失的东西从坏人手中夺回来。”

谈话使双方变得亲切，李中堂让赫斐秋坐得更近一些，让赫斐秋给他看看脸上的枪伤。原来，这就是李中堂接见赫斐秋的另一个重要目的。

四个月之前，李鸿章在日本商讨《马关条约》时，被刺客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伤左脸，血染官袍，当场昏倒在地。所幸子弹没有击中要害，但全世界舆论大哗，日本立刻陷于被动。李中堂挨这一枪，使日本将索赔的银两从三亿两减少为二亿两。

李中堂害怕伤口里的铅会引起感染。赫斐秋仔细看过后，认为伤口愈合较好，没有感染，请中堂大人放心。

接着，李中堂请赫斐秋去他家赴宴，并请他欣赏慈禧太后赏赐的那些令人惊叹的财宝。

那天晚宴，赫斐秋兴致很高。他看到李中堂左眼下的伤疤，因兴奋而隐隐发红。由此想到，在这儒、释、道三教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如何传播福音呢？直截了当地发展教徒，收效甚微。在卫生状况糟糕、流行病猖獗、婴儿死亡率极高、当时人均寿命只有三十五岁的中国，从平民百姓到统治阶层，亟须现代医院；在文盲充斥、积习深重、闭关自守的中国，亟须现代教育。

坚持从医学和教育入手，待取得了中国民众的信任之后，才有可能放手去传播福音。这就是赫斐秋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