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天足会会长

采访手记

受访人：黄玛丽，启尔德的外孙女。

弗朗丝·瑟维丝（Francie Service），谢道坚的孙女，唐茂森的外孙女。

与黄玛丽多次见面，终于有了一个长谈的机会。

黄玛丽的寓所在离多伦多约两百公里的一座小镇上，女儿把她接到多伦多小住。初夏的阳光，洒在多伦多一条僻静的老街上，一路斑斑点点，亮亮的蜜黄，让人感觉很温馨。我与多伦多电视台的记者找到了黄玛丽女儿的家。

老乡见老乡——八十四岁的黄玛丽和七十三岁的我，都是在华西坝长大的。话匣子一打开，有太多的共同话题。黄玛丽回忆起“最成都”的一些习俗。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她曾三次带着女儿和孙辈，走进竹海中的望江公园。成都标志性建筑之一的崇丽阁（望江楼），依然亭亭玉立于锦江之滨，让她感到非常亲切。几把竹椅子、一桌盖碗茶，不管周围谈情说爱者的窃窃私语，也不理会有三朋四友之人的高谈阔论或搓麻将打牌之人的笑语喧哗。静心聆听，有鸟啼蝉鸣不绝于耳，举目远眺，有白鹭紫燕盘桓于锦江之上。黄玛丽从小就喜欢竹子，便向女儿和孙辈介绍望江公园里上百种竹子优雅的名字。一家人围坐着，喝着香茶，随便闲聊，实在惬意。

“好安逸啊！”“巴适得很！”她摆龙门阵不时冒出一两句四川话，突然又喊了一声：“李大娘！”

她说她最想念的人是她的保姆李大娘。于是，她满怀深情地讲起了李大娘。她说：“李大娘是没有童年的。”

李大娘她们的童年是“小脚一双，眼泪一缸”!

一、李大娘的小脚

黄玛丽拿出了一张黑白老照片。照片背景暗得一塌糊涂。一张苍白的脸从黑夜浮出，那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婆。从轮廓线可想象到李大娘年轻时的模样，那是丰饶的大地滋养出的端庄与清秀。

我问：“她，就是李大娘？”

黄玛丽说：“李大娘没有拍过单人照片。这是一张摄影艺术作品，但非常像我的李大娘。所以，我一直珍藏着。”

八十多年了，童年的记忆还那么鲜活。因为父母都非常忙，李大娘就一直陪伴着黄玛丽。李大娘做的饭菜真香，李大娘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李大娘把黄玛丽打扮得漂漂亮亮。好多个雷雨之夜，只要雷声响起，李大娘就会来到黄玛丽身边，抱着她，安抚她说：“不怕，不怕！”李大娘教唱的儿歌，黄玛丽至今都唱得挺流利。

黄玛丽说：“李大娘非常勤劳，只是常常喊脚痛，有时行走得很慢。我问她脚痛是怎么回事，她没有回答。后来，她在柴房洗脚，没有关上门，我推门进去了。她从不让我看她洗脚，结果让我看到了。那一双小脚，四根脚趾都萎缩了，挤在脚心底下。小脚又红又肿，太可怕了！我问李大娘，你的脚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李大娘拿起一根长长的布条说：“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就要用裹脚布把脚挤小再缠紧，天天这么缠呀缠，就缠成这个样子了。”

黄玛丽问：“缠足很痛吧？”

李大娘说：“从四岁到十多岁，要痛好多好多年，天天都痛啊，夜夜都痛啊，钻心的痛，痛得不想活了！”

稍微长大一些之后，黄玛丽就后悔不应该去看李大娘的小脚。加之，她还目睹过中国的父母给女儿缠足时的情景。被缠足的小女孩凄惨地尖叫着，吞咽着泪水，犹如被谋杀时可怜的挣扎。

这是黄玛丽一生都感到非常恐怖的事！

后来，黄玛丽跟姥姥启希贤谈到了李大娘的小脚，启希贤郑重地告诉黄玛丽：“好多年了，姥姥一直在做一件事——反对给中国小女孩缠足。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懂得，缠足是件很坏很坏的事情，今后不会再有人给小女孩缠足了。”

二、残忍的“国粹”

1892年2月底，启希贤初到上海就发现，不少的中国女人走路都摇摇晃晃，迈着碎步，仿佛重心不稳，随时会摔倒。再看她们尖尖的小脚，穿着精致得不可思议的绣花鞋，据说，这就是美！中国男人都喜欢女人有一双小脚，缠足是流传千年的“国粹”。

与之相反，不少中国妇女见到启希贤时，总要指着她的脚说：“你看，你看，那个洋婆子，开着两条大船过来了。”接着，是一阵哄笑。

以天足为丑、小脚为美，多么畸形的审美观，不可思议！

启希贤认为：上帝赋予我们生命和完整的躯体，缠足实际上是故意让身体致残，这是对上帝的亵渎。基督教会应当坚决反对缠足。

在上海，启希贤结识了正在筹组天足会总会的英国人立德夫人（Archi-bald Little）。她在中国生活多年，经深入调查，了解到小脚是怎样缠成的：“在束脚的三年里，中国女孩子的童年是最悲惨的。她们没有欢笑，失去了像英国小女孩一样的玫瑰色的脸颊。可怜啊！这些小女孩靠在重重的一根比她们还高的拐棍上，或趴在大人背上，悲伤地哭泣。她们的眼睛下面有几道黑线，脸上有一种特别奇怪的、只有与束脚联系起来才能看到的惨白。她们的母亲通常在床边放一根长竹竿，用竹竿帮助女儿站起来，并用竹竿抽打日夜哭泣使家人烦恼的女儿。女儿能得到的唯一解脱是吸食鸦片。要么把双脚吊在小木床床头上，以停止血液循环。”

立德夫人还告诉启希贤，经伦敦传教会的牧师约翰逊·麦克高望（J.Mac Gowan）十余年的努力，1875年在厦门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反缠足的团体——天足会，到现在入会者已有上千人。但与已缠足的女孩人数相比，这只是个微乎其微的数字。

在仁济女医院，启希贤有了更深的体会：因缠足造成的各种病症困扰着中国妇女。她试图说服一些就诊者放弃给自己的女儿缠足，就诊者回答说，一切由丈夫说了算。

丈夫有多大的权威？一位手臂骨折的妇女来医院就诊。问她为什么会骨折，吞吞吐吐好半天才说是丈夫发脾气提起凳子砸过来，她挡了一下，手臂就被打断了。她后悔不该挡那一下。启希贤纳闷了：“你不挡那一下，不就把你头砸破了，有生命危险啊。”妇女很平静地说：“反正女人命不值钱，死了就算了。”

启希贤向她讲述《圣经》故事，她觉得很新鲜。启希贤希望她们能经常见面，她却摇头表示，身不由己，一双小脚，走不出家门。

缠足的女人，被紧紧缠住的不仅仅是双脚，还有思想与灵魂。她们像钉在标本盒子中的蝴蝶，钉死在家中，难以接触到任何新鲜事物。她们一生受到了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摧残。启希贤决心向缠足的恶习宣战，在四川筹建天足会。

从上海寄来的《万国公报》，创办于1868年。此报不断刊登反缠足的文章，给启希贤以很大的鼓舞，也送来了宝贵的经验。

她在教徒中宣讲缠足的危害时，学习福建的经验，写下契约，为父母者发誓不让家中的女子缠足，未婚者发誓娶天足女为妻，契约一分为二，教堂和教徒各存一半。立约者必须恪守对上帝的承诺。

启希贤身穿绲边褂子大脚裤，长发绾成髻儿盘在头顶，一副中国妇人打扮。她乘一小轿，走街串巷；或坐一辆鸡公车，深入乡场，利用给病人看病、公众聚会、达官贵人宴请的机会，散发宣传品，讲述天足会要义，艰难地发展着会员。

启希贤坐鸡公车

一张启希贤坐鸡公车的照片，令人顿生敬意。鸡公车，能在又细又窄的田坎上载人载物，直达偏远乡村，是当时重要的交通工具。由于是独轮，无任何减震结构，乘坐者常常被颠得一身骨头疼。启希贤居然能忍受颠簸，常坐鸡公车，也算是修炼来的“功夫”。尽管启希贤非常努力，天足会的工作却进展缓慢，教会内部也有阻力。

一些传教士认为：基督教立脚未稳，需要小心行事，不可轻举妄动。缠足属于中国人的千年积习，中国人“把祖先流传下来的任何东西都看得神圣不可侵犯，绝不允许人们有一指头的改革”。曾于19世纪初来中国的美国人罗斯也认为，“缠足是每一个阶层的人们，无论是穷的还是富的，都必须遵循的习俗”。

福建一教友，听从了天足会的宣传，给自己的女儿放了足。这一行为受到亲戚朋友的冷嘲热讽，女儿不得不悄悄地再次缠足。由于脚趾上的伤口感染化脓，引发了败血症。女儿生命垂危，被送到医院。医生责问教友，为什么不顾女儿死活给她缠足，教友委屈地说他哪有那么大的力量强迫她再次缠足，周围的人说三道四，她顶不住啊！

启希贤明白了：习惯势力是多么顽固的力量！

三、徐先生陈述“缠足史”

启尔德的中文老师姓徐，人虽年轻，但饱读诗书，颇有见地。

启尔德与徐先生多次探讨过，缠足这千年陋习，究竟能不能废除。

徐先生沉思良久，说道：“缠足始于何时，众说纷纭。较为一致的说法是，缠足始于南唐李后主那亡国之君。吾辈以为，亡国之君，遗毒千载，缠足陋习，祸害众生，非除不可！近几年来，有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鼓吹变法，深得民心。广东、福建已有天足会成立，更有维新人士参与其中。”

说到如何禁止缠足，徐先生又踌躇起来：“自古以来，吟诵小脚之诗文，数不胜数！大宋以降，前有东坡，后有少游，皆有名句传天下。流传至今的七字诀‘瘦、小、尖、弯、香、软、正’,已成品评金莲之圭臬。京城之中，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言及把玩小脚，皆津津乐道，痴迷者何止千万！若禁绝缠足，恐树敌八面，传教当更为艰难……”

启尔德捋着翘翘的胡子，听完徐先生前后矛盾的话，不禁哑然失笑。

启尔德夫妇与他们的中文老师

传教士们曾展开讨论：“许多野蛮部落曾经发明过一些残忍的手段来毁损和破坏人的身体，但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高度文明和优良传统的国家，仍然保留这种行为，实难理喻！”

“究竟是什么‘英雄’气概让中国妇女能忍受这种带给她们终身痛苦的风俗？”

在清军入关前，努尔哈赤就曾下令不准学习汉族妇女缠足，入关后清廷有令，剃头放足，违者砍头。但整个汉民族“男从女不从”，男人都剃了头，缠足却带着一丝对抗之意，从康熙到慈禧，屡禁不止。

清廷也未认真追究，就一直沿袭下来。

其实，启尔德的中文老师已做出了全面的回答。

缠足，从宫廷娱乐行为传向社会，很符合中国这个男权社会畸形的审美观。审美观一固化，就形成了不需思考的千百万人的习惯。“小脚为美”也变成了女性的追求。

如果说缠足恶习是一堆“混凝土”的话，文化就是“钢筋”。那么多文化人提供了“钢筋”，将缠足恶习垒成了一座屹立千年、异常顽固的堡垒。

启希贤势单力薄，要想一举摧毁这堡垒，是不是有点像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

四、百折不挠反缠足

在反缠足的活动中，启希贤始终紧跟着全中国前进的脚步。启希贤不断收到立德夫人的信件。立德夫人就是她的榜样。

立德夫人在《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一书中这样写道：

如果你还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踏进冰冷的海水时的感觉，那么你就能体会到我现在动身去中国南方宣传反对裹脚时的心情。

立德夫人自费从沿海到内陆，走一处宣讲一处。一次，她邀请众多官员参加宣讲会，官员竟率众仆役前呼后拥来到会场，那豪华阵容将翻译吓得跑了路。在汉阳，一次全是上层男人的集会上，她问：“女子从小缠足是她们自愿的吗？”竟引起哄堂大笑。在苏州一家美国人办的医学校，她费尽唇舌，列举了缠足的弊病，而有两个学员则用勇敢而坚定的语气回敬她说缠足的好处是“漂亮”!

立德夫人根本不把冷嘲热讽当回事，为了让中国人更能接受，立德夫人在演讲时张贴大清名臣张之洞反对缠足的题词，还联系上李鸿章，希望他能支持天足会。

那天，风急雨骤，立德夫人暗想：真是好天气。李中堂见一个外国妇女冒着大雨前来拜望，就不好一口回绝吧。一见面，李中堂就跟她打哈哈：“你想让我发布命令，让全国的女人都不裹脚？我可没那么大权力……你想让我给你写点东西，像张之洞那样？好吧……”他随后嘟哝，“我现在老了，写不动了。”立德夫人灵机一动，立即铺开一雪白扇面，恭请中堂大人在扇面上留下墨宝。

按说，李鸿章并没有直接表态支持天足会，但是立德夫人手握着中堂大人的墨宝！关键时刻把扇子哗地打开，晃一晃，显示了我立德夫人与中堂大人关系很铁，就像手握尚方宝剑，雷霆之力油然而生。

立德夫人在信中表示，中国天足总会坚决支持启希贤的工作，并提醒她：多跑跑官场。如果没有官方支持，无法改变四川天足会的疲软状态。这一提醒，让启希贤恍然大悟。在中国，办事不找官府找谁？

可是，如何跟官方搭上关系呢？

女子医院刚开张，一位官太太就被丫鬟们扶来看扭伤的脚。

那金丝银线精心绣成的小鞋，简直是令人叫绝的工艺品！解开长长的华丽的裹脚布，启希贤看到了据说是无数人赞扬过的、成都著名的小脚。

这是怎样一双畸形的小脚：除大脚趾头外，四根脚趾完全萎缩蜷曲成为脚底的一部分，脚背呈弓形，整个脚形犹如端午节的粽子，一手就可以握住。上帝呀，这样一对小小的“粽子”，怎么支撑身躯？每行一步，都踩着自己的四根脚趾，那是怎样的疼痛？由于右脚踝扭伤，红肿得厉害，官太太好久没有下地走过路了。

启希贤精心给她做了一番治疗，再三叮嘱她：“伤口不能捂，把华丽的裹脚布扔一边吧！”

官太太不无得意地炫耀：“有了这双脚，我才有现在的身份和地位。”言下之意是，这对“粽子”就是幸福之本。

官太太说：“出身贫寒的女儿，要干重活，就不能缠脚。家境宽裕点的女子，父母才给她缠脚，为的是能嫁个好人家。我家父亲是学馆的先生，教了一辈子‘子曰’,日子紧紧巴巴，只比种田人好过点。他不甘于清贫，总想生儿子挣得些功名。哪晓得我母亲的肚皮不争气，给他生了五个女儿！让他大半辈子不开心。后来，他转念一想，五个女儿要是能嫁个上等人家，不比生儿子差。从小，他就让我们苦读诗书，还教我们琴棋书画。为出人头地，我们五姐妹缠的脚，才是真正的‘三寸金莲’。方圆几十里，无人能比！

“果然，我的四个姐姐嫁的不是官宦就是有钱人家。我家官人是六品通判。前年，才娶过门的新娘子就得暴病死了，算命道士给的竟是白居易的诗句：‘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说要娶个‘小头鞋履’才吉利。他一想，那个暴死的新娘子脚缠得不好，娶亲时他心里就不断嘀咕。这一次，一定要找个真正的‘三寸金莲’。结果，媒婆给他说了十几个，最后我把那十几个全都‘比’下去了，因为我的脚缠得最小，最好看！”

通判的太太说得热闹，启希贤听得后背阵阵发凉。

一晃两年，启希贤完全将这官太太遗忘之时，一乘小轿来到医院，说是要抬院长去给一位官太太看病。

启希贤走进深宅大院，看到了雕花大床上形销骨立的官太太。若不是脂粉浓抹，太太的脸色不知道有多难看。

官太太一再提醒：我们见过面。那华丽的裹脚布，金丝银线精心绣成的小鞋，才让启希贤记起了她。

一双可怜的坏死的小脚，缺血发绀。因血液循环障碍，脚上皮包骨，腿上的肌肉因废用而萎缩。再细看，静脉窦连接坏死的骨头和足背……启希贤怔住了，无法回答任何问题。

不久，官府又将启尔德请来。官太太从启尔德夫妇严肃的表情中读到了绝望。当通判和两个孩子也来到病榻前时，官太太竟掩面痛哭。

启尔德对通判直截了当地说：“太太的一双脚都废了。坏死的血管会产生一些血栓，如果血栓堵塞了心脏，会危及生命。”

通判瞪圆了眼睛：“那，怎么办？”

“必须——马上截肢。”

在成都，有一双“最美小脚”的女人，最后不得不锯掉两条腿！

启尔德在《治病救人》一书中，将这个残酷的故事写到此，戛然而止，留下悬念。其实，悬念不悬，如果不给她截肢，她只能苟延残喘，随时等着阎王爷在生死簿上将她的名字钩掉。

此消息，一阵风传遍官场，让四川总督锡良也大吃一惊。

恰好，有人通报：启尔德医生的夫人，四川天足会会长启希贤率会员代表来总督府请愿。

启希贤？锡良想起刚上任时，英国总领事率领启尔德夫妇和四圣祠医院的洋医生拜会过他。启尔德的四川话，流利得令人吃惊。但是，这天足会又是怎么回事？

五、总督赞助天足会

启尔德一生的重要著作《治病救人》，记录了医学传教士在成都艰难创业的史实。书的封面，竟然是一个大清帝国官员的头像。这个官员就是四川总督锡良。可见启尔德夫妇对锡良的好感与尊重。

1903年，锡良接见了启希贤和四川天足会的请愿代表，对启尔德启希贤夫妇大加赞扬。了解到医学传教士入川后的种种困难，锡良慷慨解囊，捐赠两千大洋。这是大清帝国正二品高官的重要表态，也是启尔德随前辈赫斐秋入川十年以来获得的最大的奖励。

锡良下令各州府县将“劝禁男人吸烟妇女缠足”的告示贴遍城镇街道、水陆码头。启希贤多年努力发展的天足会会员空前活跃，各州府县也纷纷酝酿成立天足会。

曾经感到孤军奋战的启希贤，得到了“天佑神助”。

锡良认为，他的前任岑春煊写的《不缠脚官话浅说》，是很不错的文告，应当大量翻印，传播。没想到，他的想法与启希贤不谋而合，而且竟能在短期内实现了！

原来，1897年由赫斐秋创办，后由文焕章经营的一个基督教印书馆——加拿大监理会印书馆（嘉定教文馆），实际上是中国西部第一家现代印刷厂。该厂的效益一直不错，为了进一步扩大业务，恰好在锡良上任后，由乐山搬迁到了成都，落户四圣祠街。马达轰隆一响，印机一飞转，岑春煊的《不缠脚官话浅说》很快就印了五万册，迅速向全川散发。

由于得到了锡良的支持，四川天足会在文殊院召开了放足大会。相比两年前在乐山召开的第一届全省年会规模更大。

据乐山女作家徐杉分析，天足运动在全川尚未形成气候时，启希贤选乐山作为突破口，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的。

一是乐山为水陆要冲，流动人口多，官宦之气相对弱化，即使有反对派说三道四，也不至于“死磕”；二是乐山商业繁荣，风气更为开放；三是乐山的兼容性较强，儒释道三教自古以来就和谐相处。

还有一点不说自明：乐山是启尔德夫妇开拓现代医学的处女地，人脉关系好，选乐山定会“旗开得胜”。

启希贤（后排右二）及她主持的天足会（后排左一为立德夫人）

应启希贤的邀请，中华天足总会会长立德夫人从上海来到乐山。她的讲话如银针扎准穴位，针对性很强——从缠足造成的肢体残缺，体弱多病的母亲如何影响到后代的健康，直击传宗接代这一中国人关注的核心问题。她的讲话，由启希贤为她翻译成标准的四川话，入情入理，听起来亲切自然，完全征服了听众。

这次在成都文殊院召开的四川天足会放足大会，更是盛况空前。

这天是四月初八，是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香火很旺的川西第一丛林香客盈门，人声鼎沸。本来就不宽的小街，突然挤来了许多轿子和车子，坐轿乘车的是一百多名官宦眷属和女孩子，个个衣着鲜亮，环佩叮当，简直是成都的“丽人行”。

四川天足会会长启希贤主持了这场别开生面的放足大会。

就像钦差大臣亮出了尚方宝剑，立德夫人又一次展开折扇，亮出了李中堂大人的墨宝，赢得一阵喝彩。她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之后，一百多名妇女和女童，当众脱下小鞋子，放开裹脚布，穿上事先准备好的塞了棉花的大鞋子，一个个站立起来，迈出了放足后充满自信的第一步。

一阵阵欢笑声和鼓掌声，在古庙老街回荡。

成都的放足大会刮起了一股龙卷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各州府县，不少地方纷纷效仿，办放足会。《万国公报》发表了立德夫人的文章《成都天足会近状》，将四川天足会的成绩公诸天下。该报还赞扬了袁世凯、张之洞、岑春煊等“中国明理之大员”，为天足运动“首先之助力”。

启希贤并没有丝毫懈怠。她深知，大脚女难嫁人是问题的核心。参照各省天足会的做法，在她的建言下，教会规定不允许教徒娶缠足之女，更不允许教徒给其女缠足，所有会员必须为他们的儿子寻找团体内同道者的女儿为妻，这样就自然地解决了在会员中推广天足的过程中最麻烦的事情。

接着，在护士和护工招聘、女子学校招生等方面，医院和学校明确表示只招收天足女子。而且，只有天足女子才能得到助学金。正如启希贤所预料的那样，几年后，当一批接一批的女教师、女医生、女护士走向社会，有了令人羡慕的职业时，那蹒跚而行的小脚女人就不再是中国男人追逐的对象了！

历史终于翻过了沉重的一页——“使全中国中最重要之一半人化为废物”的缠足时代终于过去了！

六、为天足寻找出路

林语堂先生说：“基督教传教士们用十字架废除了裹小脚。”

但是，任何历史的进步，都需要付出代价。

清末民初，全国反女子缠足渐渐获得成功，使得民风大变，男人们——特别是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式男人”，将小脚视为封建文化的糟粕，但囿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是婚娶的主要方式，娶小脚女人成了迫不得已的走过场。小脚女人得不到真爱、孤寂的一生被概括为“守活寡”。

这类故事太多了。鲁迅先生的原配夫人朱安，郭沫若先生的原配夫人张琼华，就是这样的悲剧人物的典型。朱安嫁到周家四十一年，完全是家中的一件摆设，古董花瓶一样，在北平老宅院中终其一生；张琼华二十二岁嫁到郭家，六十八个春秋，像个无声无息的黑影。当郭沫若夫人于立群带上女儿去老家看望她时，人世间才第一次传来她呼天抢地的哭声。那凄惨的哭声，鬼神听到都会胆寒。

历史的进步，让我们的先辈——包括鲁迅、郭沫若这样的思想解放的先驱，革命大军中的一些男同志，无情地抛弃了小脚女人——这就是残酷而高昂的代价。

唐茂森的夫人，一直是启希贤天足会有力的支持者。她是一位家具设计师，颇有经济头脑。她分析，天足会的妇女，即使得到社会的承认，在家中也要听男人的，因为她们没有一分一厘的经济收入，没有任何话语权。她发现蜀中女子很会绣花，而欧美市场需要各种手绣的手绢、桌布、床上用品。于是，她组织了一些女会员，当然也包括一些不被男人正眼看的小脚女人，按照她设计的图案绣出了优质的工艺品，很快就有了收入。这些工艺品成了大清帝国的“外贸产品”。

可以想象，那些被深锁家中的妇女，走出去之后，挣回了白花花的银圆。这对于男人来说，是多大的刺激？

之后，唐茂森夫人建立了绣房，有十二名绣工正式上班，还有一些领活儿回家做的，形成了出口绣品的产业链。

一百多年过去了，唐茂森的外孙女弗朗丝·瑟维丝还珍藏着当年天足会会员的绣品。

2016年10月17日，在“加拿大人在中国”老照片展览会上，她带来一张手绢，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图案，古朴典雅，绣工精细。想一想，一百多年前，那些绣工，日夜不停地飞针走线，用细细的绣花针，挑开如磐夜色，也为自己的命运挑出一片亮色。

弗朗丝·瑟维丝展示当年天足会女子手绣的手绢

七、启希贤功不可没

启希贤二十多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缠足女孩的哭声终于消失了。清末民初，一首成都《竹枝词》，描绘出天足女孩的欢欣：

女生三五结香俦，

天足徜徉极自由。

小塑胶鞋新买得，

归途更续踏青游。

1919年，启尔德夫妇回国休假。

他们已经有了四个儿女：除了小女儿启智明，其他三个孩子都在中国出生，在华西坝长大，全家人对中国都满怀深情。

1920年，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启尔德口腔医学博士学位。还来不及好好庆贺一番，启尔德就染上了肺炎，突然病逝。

噩耗传到成都，传遍全川。中外人士在孔庙，按中国礼仪，举行了隆重的悼念大会。外国记者写道：“在这之前和之后，没有哪一位教授受到如此特殊的待遇。”

安葬了启尔德之后，启希贤面临选择：是留在加拿大，还是回到中国？她的决定是不仅自己要回到中国，还要带领子女们返回中国，去完成启尔德未竟的事业。

那时，华西协合大学才创办十年，医学院才创办五年，一切都处于草创阶段。在那里，还有启尔德没有写完的一摞摞讲稿，还有启尔德正在翻译的专业书籍，还有学院为启尔德安排的密密麻麻的课程，还有中国学子们一双双期待的眼睛……

办好华西协合大学，是启尔德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

启希贤回来了，又工作了十三年。除了继续管理仁济女医院，还教授儿科学、治疗学和其他课程，她的课程排得很满，直到七十岁才退休回到加拿大。九年之后，即1942年，为中国人服务了四十多年的启希贤病逝于多伦多。

如今，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门诊部大厅里，有一尊启希贤的塑像。她在花丛和绿色植物中微笑着。

当中国女性穿着运动鞋、高跟鞋、练功鞋、舞蹈鞋、水晶鞋、长筒靴等各式各样的美丽鞋子，在大街上、在舞台上、在辽阔的海天走出一道风景、走出一种自信之时，当中国女性在绿茵场上大显身手、在职场上意气风发、在劳动中粗细全能、在家庭与事业中忙碌，处处展现出活力与健美之时，想没想过，因为她们有一双足，一双天足！

想一想，在长达千年的历史中，长在中国女子身上的一双足竟然不属于她们自己，足的生长权和行走权全都被褫夺了！属于她们的只有“小脚一双，眼泪一缸”!

如果一百多年前，吸鸦片、缠足这些顽固的恶习不被坚决取缔，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中国女性会是什么样子？

为此，请记住一个加拿大女医生的名字：

启希贤，四川天足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