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意气风发

1955年初，因为完成了研究生论文，邹衡自己是很得意的。毕竟，自己提出的观点是新的，而且他自己又认为是站得住脚、能够引起导师们的极大兴趣的。他在等待毕业答辩，然后因为这篇论文，可能会再回到二里岗，进行一下阶段的挖掘，从而得到更多的物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邹衡特别希望能够在二里岗进行进一步的深入挖掘，找到更多关于商代前期的历史资料，以进一步证明自己的推测和完善自己的见解。

毕竟，在论资排辈的考古界，他太年轻了，而且主持二里岗考古的是他的两位老师，要越过自己的师傅，提出一家之言，不但需要充足的证明，更需要莫大的勇气。邹衡是个率真的人，吾爱吾师，但吾尤爱真理，所以他决定突破前人的见解，创立自己的夏商代史观。

好了，毕业了，以后有更多的时间踏足田野，进行考古活动了。

他对自己的未来是有信心的，他是北大考古学系的第一个研究生，又有比较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再赴二里岗不过是迟早的事情而已，而且郭宝钧老师也是支持他的观点的。但是，没有挖掘更深的地层，没有见到地层下更古老的陶器、青铜器和上边的铭文，光以第一、二次挖掘出来的文物就下如此的论断，在说服力上显然是有欠缺的。所以，需要再度发掘更深的地层，地层越深挖出的文物能够证明的年代就越久远。如果在更深的地下挖到了比前期挖掘更早的文物，就能够证明邹衡的推测，即二里岗是一个时代比殷墟更早的文明，它绝对不是其他文明的附属品，它具有独特的地位。

毕业前，坐在自己的斗室中，邹衡发狠地啃着自己从琉璃厂淘来的书籍——这可是花了自己大半薪水得来的，不好好咀嚼，怎么对得起自己空空的肚子？！北大图书馆虽然有的是书，但邹衡更喜欢自己拥有书，这种属于自己的墨香味道，常常让他沉醉。他觉得，在这个世上有一样东西完全是属于自己的，那就是书。虽然它们不会说话，但是每个字，甚至每一个标点，对他都是有情的。

意气风发值得强调的是，在阅读方面邹衡的涉猎面颇广。跟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也喜欢传奇作品。邹衡在琉璃厂买的中国古典小说比较多，比如《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他还喜欢巴金，买全了他的作品。在外国小说方面，他买的主要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以及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此外，他还买了钱穆、王国维、翦伯赞等人的部分著作。

在辛苦的田野考古之余，躺在床上，捧一本自己喜欢的古典小说，在传奇故事中，尽情驰骋。年轻的邹衡的头脑中不再有夏商周难题，不再有二里岗和西周古墓，有的只是封神榜里的奇异遐想和山海经的离奇故事——阅读带来的精神放松和享受，令他悠然神往。

也许会有人觉得，这是不务正业，一个考古系的学生，应当多看一些历史方面的书籍，应该多查阅史料和考古方面的专著，怎么能够看这些天马行空的小说、神话呢？这些作品，杜撰、传说的成分占了七八成，而那可信的二三成中，也有很多根本说不清楚的。

然而广泛的阅读，尤其阅读中国古典小说，不仅培养了邹衡儒雅的学者气质，激发了他对古代文化追求的热情，更重要的是，给了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虽然，在考古时不可能进行没有依据的想象下判断，但善于联想和想象却让邹衡在研究时有了大胆假设的基础，在以后的考古生涯中，他能想人所不敢想，有超越他人眼光的胆略，在夏商周的田野考古和理据考证上，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研究的代表性人物。

年轻的邹衡是充满自信的，他并不担心自己的出路，他认为，以自己的学识和考古基础，以老师们对自己的赏识和自己考古时的努力表现，学校一定会把自己分到二里岗考古实地，再次参加发掘。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跟他同系的同学都很羡慕他。没有机会亲临考古现场的本科生会不厌其烦地向他询问当时的挖掘情况，尽管邹衡的挖掘经历其实大半就是跟泥土打交道，但当他说到出土陶器和青铜器的样式，津津有味地告诉学弟们地层发掘的种种情况时，同学们都忍不住发出啧啧的声音。

在大家平常的谈论中，也不乏对邹衡未来的肯定。

“小邹是铁定去野外的，上次到二里岗，这么大的收获。”

“谁说不是呢？郭老到洛阳挖古墓还带他去呢，一去不就发现个西周古城？”

“去年就让他独立主持洛阳东周古墓的挖掘了，据说可能挖到王城了。”

“小邹那是没得说，要学问有学问，要见识有见识，又肯吃苦，又能研究，这样的人才哪里找去。像我们啊，以后出去，就教书的份，再好啊，能分进个文物管理所，也差不多了。”

“小邹会留校不？他那四大导师，哪个不是北大响当当的人物啊！”

“大树底下好乘凉嘛，他还用得上担心？老师随便一推荐，铁定进考古研究所。留校，还小用他了。”

……

邹衡不是木石，同学们的议论，他当然是听在耳中的。对大家的羡慕之语，他一笑置之。他为人还是保持着湖南乡下孩子的心态，依靠自己的努力，取得自己的果实，既没有非分之想，但又不担心自己会进入并不合适的岗位。

夏天的风，很快吹暖了北大，吹暖了燕园，吹暖的了未名湖。但却让年轻的邹衡觉得莫名其妙的寒冷。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被分配到兰州大学历史系当助教。

起初，听到自己被分配到这个岗位，邹衡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自己学习的是考古专业，专长是田野考古，而且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并且一再向自己的老师表明了要深入挖掘二里岗遗址的愿望，怎么可能把自己分到远远的兰州，去担任一个小助教呢？

他并不是不乐意当助教，如果他热爱的是考古教学，当助教刚好是他展示自己教育才华的第一步。但此时的邹衡，还不是以后那个孜孜不倦教育学生的良师邹衡，当时的邹衡，怀着对二里岗的热情，一心想的是论证自己认为二里岗比殷墟更早的观点。他的一腔热血，早在二里岗挖出第一捧土时，就已经洒进了大地之中。让他到兰州当一个助教，姑且不说跟他的专长很难对上口，更重要的，是给他心中熊熊燃烧的研究之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不过，乡下孩子的朴实、天性的忠厚善良，还有骨子里的傲气和才气，让邹衡并没有向任何人抱怨，也没有以种种借口拖延去兰州，更没有跑到向达老师、郭宝钧老师那里进行活动，以期望能够调到理想的位置。他只是默默地收拾起行装，坐上西行去兰州的火车。在非常的简陋非常坚硬的席位上，邹衡感到茫然，放眼望去，周围都是陌生的眼睛、陌生的声音，自己该何去何从？

兰州大学历史系，邹衡是有所耳闻的。1946年，兰州大学历史系正式成立。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史念海等人当时曾在系内执教。解放后，该系蓬勃发展，先后有赵俪生、张孟伦、李天祜等一批著名学者在兰州大学工作，经过老一代的艰辛努力，奠定了它在全国学术界的地位，同时，也开创了“吃苦耐劳，严谨求实”的系风。

邹衡曾经读过两年历史系，转入考古学系读研究生后，历史研究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主要专业课程。邹衡不是害怕去历史系当助教，他害怕的是自己会在这里跟刚刚爱上的田野考古说再见，从此后，可能也就一辈子埋在故纸堆中做空泛的推论。如果是这样，他想解决郭沫若先生三大难题的宏愿，就不可能实现了。

所以，自己在兰大，要如何定位呢？

离开书卷气极浓的未名湖，一脚踏上西北的黄土，邹衡突然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兰州大学成立于1909年，也算是全国名校之一了，兰州人皆以这座学校而自豪。

进入兰州大学，建国后建设起来的独特的苏式建筑，不同于北大传统建筑的圆融大气和优雅，这里的建筑更多的显示出了西北人的倔强和正直昂扬。穿行其中，看着这左右呈中轴对称，平面规矩，中间高两边低，主楼高耸的建筑，邹衡突然觉得，这建筑似乎更像是一个方正却又充满锋芒的人。

走过绿树建筑和谐展开的校区前端，出现在他眼前的中央校区，这里巨树参天，矮丘环绕着池塘碧波，在树木丛中、错落的花草树木间，传来青年学生们欢快的笑声。“我才27岁啊，我正当青春年华，我应当像他们一样，充满着快乐和激情，无论处于何种境遇，无论受到什么挫折，我都不能失去一个青年人应有的朝气和理想。”刹那间，完成三大难题的理想之火又在胸膛中燃烧。他加快脚步，直奔历史系的教学楼。

进入兰大，邹衡很快适应了这里的学术氛围。兰大的校训是“自强不息，独树一帜”，这刚好跟邹衡这27年的人生经历不谋而合。

进入兰大，听到兰大的校歌，更令他骨子里的热血沸腾起来：

这首写于抗战时期的校歌令邹衡青年的生命被整个燃烧起来，他突然觉得不管任何挫折、任何失落，只要自己的双脚还踩在大地上，只要自己的生命之河还在流淌，自己心爱的考古就是自己的生命旅程，他绝对不会认输，更不会放弃。

兰州大学的历史系虽然不能和北大相比，但也藏龙卧虎。邹衡进入这里当助教后，发现兰州人性格都憨厚直爽，不太会耍心眼，跟人讲话也直截了当。这让邹衡松了一口气，因为他是个直性子，到了这里，不必再为其他事情烦忧，反倒可以静下心来，研究自己的课题。

他随身携带了在二里岗考古时期的所有资料，本来以为只是给自己留作纪念，现在发现，这些资料成了他在兰州半教半学生活的最好工具。他静下心来，仔细从各种角度研究手上的照片和文字材料，然后再翻阅相关陶器、青铜器和其他器具研究的作品。功夫不负有心人，生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又是西部城市，各方面的不熟悉反倒给了邹衡更多的时间来研究和探讨。终于，仅仅一年后，他就让自己的毕业论文变得更完善，并且得到了《考古学报》的青睐：《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于1956年公开发表，使得邹衡一下子站到了二里岗文化争论的风口浪尖上。此文一出，一群还在讨论二里岗是否是殷墟支线，或者二里岗可能真比殷墟早这两个专题的考古学家们突然发现自己落后了——一个28岁的青年人，走在了他们的前面。

这篇论文跟邹衡以后的专著比较起来，可能只是短短的一篇，但正是这篇文章让邹衡这个名字引起大家的关注。在这篇文章里，邹衡以翔实的考古资料，把郑州的殷商文化和安阳小屯殷墟作了对比研究，在已经挖掘到的建筑样式、陶器的制作工艺的异同、青铜器的异同、各种手工作坊的生产工具和方式的异同等等方面，对这两个文明进行了详细的对比。

邹衡在论文中，大胆地提出了两个文明之间是先后发展的关系，也就是说，二里岗文明是殷墟文明的源头，二里岗是商代早期和中期文化的代表之一。这也就把二里岗的考古发现提到了和殷墟并重的地步。他还提出了一个发展序列：郑州早期—郑州中期—(即安阳殷墟)小屯早期—小屯中期(与郑州晚期同时存在)。这篇文章奠定了邹衡在夏商周考古学方面的地位，坚定了他以夏商周考古作为自己一生事业的决心。

在文中，他首次科学地论证郑州商文化与安阳商文化的分期，以及两者年代的早晚与性质关系。“这是考古类型学的理论在商文化研究中的成功实践，奠定了商文化分期研究的基础。郑州二里岗商文化被证明早于殷墟文化的早期，确定了‘二里岗文化’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¹⁾”邹衡的学生陈旭的这段话，其实是考古学界的共识。

北大历史学系又向邹衡伸出了橄榄枝。邹衡迅速被北大从兰州调回，仅仅当了一年助教，他又回到北京，重新到考古学系，当起老师们的助手来。

这一阶段，是邹衡这个湖南来的乡下小子非常快乐的时期。一方面，他重新回到了考古学界的前沿阵地，他摩拳擦掌，随时准备上阵。同时，这时候他和北京一位姓杨的年轻文静的医生完成了终身大事。杨医生服务于中共中央党校，是位校医。杨医生深深理解邹衡工作的特殊性，往往一声令下，背上包袱就走，一走可能就是一年半载不能回家。在他们结合后的50余年中，杨医生默默地支撑着家庭和孩子，默默地支持和祝福着在远方考古基地的邹衡。可以说，50多年的守望，她始终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