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子曰”类文献

这里所谓的“子曰”中的“子”即孔子，“子曰”即“孔子曰”或“仲尼曰”。“‘子曰’类文献”即包括《论语》在内的先秦两汉等记载孔子言论的文献。古人已经开始尝试整理这些“子曰”，如孙星衍的《孔子集语》。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又进行了新的编辑整理，如姜义华等先生编校的《孔子—周秦汉魏文献集》，如吴龙辉撰写的《孔子言行录》，孔健编撰的《孔子全集》等。古代文献中的“子”并非都是“孔子”，这里所说的“子曰”专指孔子所说的话。这些话的存在形态多样，有“子曰”、“孔子曰”、“仲尼曰”等。本书把这些话统称为“‘子曰’类文献”。如何给这些“子曰”命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总体来看“‘子曰’类文献”的说法还是比较好的。孔子的话是否可以归为一个类别，从而称之为‘子曰’类文献”呢？应该说是可以的，这些文献虽然有真假之别，有不同的思想倾向，从思想的本质上或许不是一个“类”，但就都以“子曰”的名义讲出这一点来说，这些文献具有共同性，这个共同性就是都是以孔子的名义说出来的话。这里所说的“‘子曰’类文献”中的“类”只是就这一点来说的。有价值的“子曰”文献主要集中在南北朝以前，尤其是先秦时期，可以把南北朝当成“子曰”类文献的下限。

“‘子曰’类文献”的说法受到了“《论语》类文献”这一说法的启发。梁启超曾经使用过“《论语》学”这样的字眼。郭沂认为：“《论语》之外那些门人所记孔子言行录的性质与《论语》一样，故我们可称之为《论语》类文献。种种迹象表明，《论语》类文献是的确存在的。”郭沂把“《论语》类文献”限定在：今本和帛书本《易传》、《荀子》、《孝经》、大小戴《礼记》、《孔子家语》和《孔丛子》中的有关文献；以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中的有关文献，定县竹简《儒家者言》和《哀公问五义》中的有关文献。本书所说的“‘子曰’类文献”范围远远大于“《论语》类文献”所设定的范围，其范围包括所有以孔子名义说出的话，而以秦汉文献中“子曰”为主。

关于《论语》以外“子曰”的来源，一种看法认为《论语》为孔子少数弟子编辑，除此而外还有其他《论语》存在，成为“子曰”文献的来源，郭沂在《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一书中就持有这种看法。“在西汉以前的古籍中，我们常常见到集中记载孔子言行的文字，从上下文来看，绝非私家著作的征引，而是某部书或某部书的某些部分。”因为本书所说的“子曰”范围超过了“《论语》类文献”，也可以认为《论语》是孔子大部分弟子参与编撰的具有一定的共识性的文本，当时有部分孔子的话没有被收入《论语》之中，就构成了其他的“子曰”的来源，至于这部分“子曰”是否有部分内容是以《论语》或者《语》的形式出现的，则需要进一步进行考证。关于《论语》中的“子曰”和其他文献中的“子曰”的关系，是很复杂的问题。陈少明先生指出：“《论语》是了解孔子的基本文献，但它为孔子弟子或再传弟子所记所编，其最早成书时间未能判定，而相传为七十子所传，包含孔子思想资料的《礼记》、《家语》之类儒家文献，是否有独立于《论语》的思想资源，也不能完全排除。因此，作者不准备把所有由‘子曰’或‘孔子曰’引导的言论，当做《论语》的反响。处理其他儒家以外的文献时则会更加小心。在《论语》及其他论述之间建立源、流关系，需要用心挑选与分析。”

“‘子曰’类文献”的研究对于勾勒孔子思想的全貌很重要，对于研究孔子弟子的思想和早期儒学的创立和发展也很重要，值得花大气力去挖掘和开拓。

二、“子曰”类文献研究的难题

“‘子曰’类文献”包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但是为什么这么重要的文献一直以来却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真假问题限制了研究工作的开展。“毋庸讳言，原始文献不足征，以及真实文献、不同记录、各种传闻乃至神话臆测互相混杂，造成孔子言行及其学说的若干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也是导致孔子与孔子研究充满纷（作者注：原文使用“纷”而非“分”）歧与抵牾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比较准确地了解现存各种古代文献所提供的孔子及其思想、学说的有关资料，无疑应是对孔子及其思想、学说进行科学分析的必要前提。”

真伪问题是研究“‘子曰’类文献”的一个基本障碍。光《论语》的注本就有上千种，真可谓众说纷纭，使人莫衷一是。想要借助这些注本求得《论语》的“原意”，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如果又因为有真伪问题而放弃了对“‘子曰’文献”哲学思想的开掘，则是得不偿失的。阐发思想价值的重要性和弄清原创者同等重要。在暂时还无法一一确定真伪问题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暂时搁置追问原创者，而把重点放在思想价值的阐发上面。

面对“‘子曰’类文献”的真伪问题，可以重新调整解决问题的顺序。“《论语》的伦理学价值根基于其文本整体的内容，而非根基于其思想原创者其人其说的历史真实性。”同样的道理，“‘子曰’类文献”的学术价值并非根基于其一定是孔子的思想。当然，如果没有弄清作者，会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明显的问题是表述的困难和历史定位的困难。

求真的问题分成两个步骤来进行。先行一步的工作是尊重“子曰”思想的历史性存在。然后挖掘文本材料的思想性价值与其史料价值。要更为关注文本思想的整体性合逻辑性。至于追溯孔子的原始言行、探讨原创者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可以作为下一步的工作。对于“子曰”的真伪问题可以先搁置争议，尊重“子曰”表达的哲学思想，挖掘文本材料的思想价值，探究文本思想的差异性和整体逻辑关系；然后结合历史素材分析其史料价值；最后结合逻辑和历史两个方面提出“子曰”文献真伪的看法。可以先厘清不同文献中共同的、连续性的话题并辨析答案的异同，从“历史”中的孔子，“文献”中的孔子入手，这样就可以为去伪存真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鉴别“子曰”的真伪问题，需要注意区分一些关系，比如“子曰”所在文本与“子曰”的关系。“子曰”所在文本的作者、时代性等问题不直接决定其中“子曰”的真伪，但对“子曰”的真伪有一定的影响。一般情况下，晚出的文本中的“子曰”的可靠性要低于早出的文献中的“子曰”，儒家文献中的“子曰”的真实性要高于道家等文献中的“子曰”。但这一点也不是绝对的，需要实际地加以考察。

另外鉴别真伪问题要注意文献中的“子曰”的不同理论层面。一个文献中的“子曰”可能是用来论证文献作者的思想，但是也可以包含自身的自足性。比如“楚人遗弓，楚人得之”一段，显然公孙龙子是想用孔子的话来论证自己的“白马非马”观点的，但其中的孔子的话依然保留了自身思想的足性。“楚王仁义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孔丛子·公孙龙第十二》）这段话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自足性的。因为这里孔子讲的是仁义的问题，仁义应该爱人，而不单单是爱楚国人。从一般的道理来讲，自足性高的文本真实性更高一些。不过也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是伪造者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能够以尽量符合孔子的思维和语言风格的方式进行创造。

“‘子曰’类文献”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研究态度有关。尽管现代以来，有信古、疑古、释古等态度和方法可供选择。但“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成为一时的风气，疑古的态度和方法甚至弥漫到“信古”和“释古”之中。受二十世纪兴起的疑古思想的影响，《论语》及其他文献中的“子曰”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怀疑，“子曰”中的“子”被认为不是孔子，而是孔子弟子或者是其他人，或者认为是伪托之作。《孔子家语》和《孔丛子》等书被认为是伪书，思想往往被弃而不用，影响了其思想价值的阐扬，也往往使得中国思想史变得愈发支离破碎。近年来又出现了娱乐化甚至庸俗化的倾向。如果采取娱乐化的态度对待古代典籍，自然不需要全面、系统的考察，相应的任意解读也就在所难免。理性的评判，同情的理解，综合创新，存疑、小心求证、求真是一种严肃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在这一前提下，应当以建设性的态度对待中国哲学史。

从研究路径来看，长期以来，从社会背景出发解读孔子的思想是时代的主流。求真的思路与从社会背景出发进行研究是一脉相承的。因为要定义孔子言论的真伪就是要找出言论的真正作者，找出文献出现的时代，进而把相关的思想定位到一定的历史环节中去。在这一思路下，对思想的系统性的研究往往被遮蔽了。因为上述工作本身就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加之不同结论之间的冲突，往往让后来者望而却步。关于“子曰”类文献的研究可以有哲学的路径和史学或者思想史的路径可以选择。“子曰”类文献的研究，以《论语》中的“子曰”的研究最为突出，不过由于其他“子曰”类文献，尤其是《孔子家语》等文献有历史情境和历史事件的记载，更容易受到偏向思想史研究路向的学者所重视。如杨朝明先生说：“与《论语》的简略相比，《家语》有完整的场面；与《大学》《中庸》作为专题论文相比，《家语》中的思想更为全面；《史记》记录了孔子事迹，但《家语》的记录时代更早，内容更多，更加准确。”哲学的路径强调创造性的解释，强调今人思想和古代文本的交融、沟通以搭建现代的精神世界；从思想史的路径看，哲学路径容易导致对资料进行哲学框架式的剪裁。《论语》中的“子曰”和其他文献中的“子曰”在历史事件的记载方面详略不同，《论语》的思想性更强，这就要求把两个路径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开展本课题的研究。

贺麟曾经提出过内观法，也就是从思想本身看思想的方法以与从外在的环境看思想的外观法相区别。对“‘子曰’类文献”的研究可以优先使用内观法，然后使用外观法，并辩证处理二者的关系，用整体的方法进行研究。如果更为注重原典的内在范畴运用的逻辑层次性，在内容的选择方面，进行多元的、系统的分析，从整体结构上澄清个别论述的实际内涵或许更有助于真伪问题的解决。

“‘子曰’类文献”研究另外一个难题就是语言文字问题和思想的表达方式问题。“‘子曰’类文献”和其他中国古代哲学文献一样，是用古代汉语来表达的。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有很大的差异，这给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一种文化的思想受其语言结构的指引和制约，中国思想与古汉语的关系密切。张东荪的《从中国言语构造上看中国哲学》《思想、言语与文化》等讨论了这一问题。葛瑞汉也有《中国思想与汉语的关系》，另外洪堡、陈汉生等都论到古代汉语与中国哲学关联的问题。研究“‘子曰’类文献”需要充分考虑“子曰”文献的语言结构特征，并作为鉴别思想差异的一个参考因素。

“‘子曰’类文献”研究要契合古代汉语的基本语境，力求把握中国哲学表达哲学思想的独特的比喻、对话、传统、情境性特征。要剥离意义与情境和事件、道德指令句子的等同性关系，解释孔子在事件和人物评论、譬喻过程中的一般哲学意义。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论语·述而》）

理解这段话，首先要弄清楚社会情景和事件。这个对话发生在卫君（卫灵公的孙子定公辄）和其父（灵公的儿子，世子蒯聩）争国的情境之下。然后要了解典故和传统，也就是伯夷、叔齐的故事。然后要了解问题。对话中冉有提出的问题是：孔子帮不帮卫君；子贡提出的问题是：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是不是有“怨”。解决问题要分析事件评论中的原则和主张，其中包括家庭价值和国家价值，争和让等问题。如此才能把握这段话包含的丰富的哲学思想。

“‘子曰’类文献”研究难以持续开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思想过于零散，话题众多，难以系统化和概念化。基于此，关注“‘子曰’类文献”的概念体系，以概念范畴为纲要，会有助于研究工作的开展。比如可以把“子曰”类文献中知、志、学、识、问、思、闻等范畴认定为孔子的认识论基本范畴。这部分内容以《论语》中的记载为主要参照，同时其他文献使用的范畴有变化，如“理”这一范畴的使用等等。可以把“子曰”类文献中的一、二、三、中庸、譬等看做是方法论范畴。在这方面，《论语》以外文献中的“子曰”中对“类”和“喻”的关系有说明，并且追问“所以”的思维方式比较突出。对这类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分析思想方法与文献的时代之间存在的可能关联，以及思想方法和儒学形态和儒学发展历史之间的关联。可以通过孝、仁、义、信、忠、礼等范畴来研究“子曰”类文献中的德性思想的历史和逻辑演进。可以研究“庸人”、“士”、“君子”、“圣人”等范畴，其中有一定的演进规律可循。

现代以来，“子曰”类文献的研究不能不受制于中西问题的回答。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对儒家哲学，包括《论语》在内的解读，罗哲海概括成了韦伯式论述，新实用主义或具体情境论。“韦伯式论述（Weberian discourse）把中国描述为呈现排他意识、安于现世、遵守他律和天人交融的国家，而与西方的普遍原则、人定胜天、着重自律，以及超越性（transcendence）形成对比。近来，这种韦伯式论述特别与崛起于美国的另一种论述模式—新实用主义（neopragmatism）或具体情境论（contextualism），互通声气。”而罗哲海把自己的论述说成是描述“中国伦理学之‘后习俗’（postconventional）特性中。”西方人的理解里面包含着东西方文化和哲学的对比，有的侧重文化层面来讲，比较注意东西文化的宏观的、表层的区别。有的则从原著内部的思想出发，侧重哲理的分析，特殊性的分析。当研究对象被聚焦在一个有着相对固定范围的资料上的时候，文化和哲学两个方面都是需要的，一般的把握要和具体的探讨结合起来。既需要以西方为参照解释中国，同时也应以中国为标准解释西方，互相阐释的目的和结果是综合创新。

“‘子曰’类文献”研究没有受到较大的关注，还在于在处理古今的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往往从现代社会需求出发简单地面对古代经典。对现实肯定较多的人往往去阐发古代经典的现代意义；否定较多的人则把现实生活的种种缺陷都归结为古代哲学或者某种古代哲学。这两种倾向都没有把直面古代经典当成首要的任务，对古代经典的关注只是服务于现实的解释、维护或者批评。这种倾向不全然是缺点，就古今问题而言，“‘子曰’类文献”的研究涉及儒学与现代社会交涉涉及的诸多问题，如儒学与中国贫富的关系，与工业化的生活方式的关系，与熟人社会和公共生活的关系，与官员的效率与行政效能的关系，与共和民主的关系，与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关系，与个性发展和家庭稳定的关系，与世界性价值的关系，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等等。如何处理好研究中的古今问题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可以从“子曰”文献思想逻辑出发探讨传统与现代交涉涉及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对于“子曰”文献哲学的现代阐释与文本原意的关系问题。“子曰”文献包含的“原意”是丰富的，有直接论述的问题，有间接提出的问题，有主要的哲学范畴，有次要的哲学范畴，包含多个层面的哲学思想，对文献本身关注的重点和角度不同，“原意”的追寻就变成了“现代”阐释。可以从文献中选取和现代交涉的问题、角度、范畴、逻辑关系进行阐发，力求保持原意与解读间的连续性和引申的合理性。

三、“子曰”类文献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把“子曰”文献合起来成为一个类别进行研究是必要的。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人们谈论孔子思想的时候，或者引用《论语》来说明，或者使用《春秋》等来说明，或者引用《孔子家语》中的材料。因为使用的材料不同，得出的结论也自然千差万别。其中《论语》中的“子曰”使用率和认可率高，被认为是孔子的思想言论。但《论语》中对孔子言行记载得相对简单，历史上的注解很多，单纯从《论语》文本自身的资料有的时候很难确定孔子言论的具体内涵。《论语》中的“子曰”往往缺乏相关背景或情景的说明，而其他文献中的“子曰”往往和《论语》有互补性，这使得合起来进行研究显得很必要。

例如《论语》中曾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但是在这一记载中，话题马上就转为谈论“知”的问题。要想弄清楚“爱人”的内涵，当然可以从《论语》中的其他资料寻找线索，不过其他文献中的“子曰”也有很重要的价值。“爱人”中的“人”是一般的人、特殊的人还是个别人，还是兼容一般与个别，或者就不应该用一般和个别的逻辑来分析呢？“楚人遗弓”的故事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还可以另举一例加以说明。“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乐山”“乐水”的哲学韵味何在？《孔丛子》中记载子张引用《尚书》的话问孔子“仁者何乐于山？”孔子进行了解释。《大戴礼记》中记载子贡问孔子关于水的问题，孔子回答：“浅者流行，深渊不测，似智。”（《大戴礼记》）

从以上两个例子来看，《论语》中的“子曰”与其他文献中的“子曰”相比较，前者抽象，后者具体；前者往往没有说明“为什么”，后者往往说明了“为什么”；前者对情景的交代不详细，后者往往有历史场景的描述。如孔子和子张谈论《书》的时候讨论了“乐山”的问题；前者和后者之间话题可能不一致，如《大戴礼记》论“水”时涉及“水”和“知”的关系，《论语》论“知者”的时候涉及“水”和“知”的关系，这两个说法都涉及“水”和“知”的关系，可以互相说明、互相补充。“子曰”文献间的这种关系使得其思想构成一种系统性，把其合起来进行研究就显得很必要。

对“‘子曰’类文献”进行研究可以使《论语》提出的问题和表达的思想得到补充、完善，从而使“子曰”文献形成一个有连续问题和思想主题，有一定层次性和结构性的思想系统。《论语》的思想价值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其他“子曰”文献对《论语》思想有扩展、正面印证和反证的作用，其思想价值也不容忽视。正因为“‘子曰’类文献”的哲学思想具有互补性、呼应性，使得研究具有了可行性的前提。

但如何开展研究工作呢？“‘子曰’类文献”哲学思想的研究是一个难度很高的课题，涉及的资料多，资料分散，资料的真伪问题不好鉴别，话题很多，如何以一个合适的逻辑结构进行整理和研究都是一项挑战性很高的工作。具体的技术路线如下几种是可行的。

其一，以范畴为纲进行研究。可以“子曰”类文献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范畴（字）组织起来的。然后把“‘子曰’类文献”依据价值论、认识论、方法论、道德论、天道论、人论、政治论等进行了分类的研究。

其二，进行不同文献中的“子曰”的专门研究和比较研究。可以按照如下类别进行：儒家经书中的“子曰”，包括《春秋》三传中“子曰”，《易传》中的“子曰”，《礼记》中的“子曰”等。诸子文献中的“子曰”，包括：周秦诸子文献中“子曰”（儒家文献中的“子曰”，道家文献中的“子曰”，墨家文献中的“子曰”，名家文献中的“子曰”，法家文献中的“子曰”，杂家文献中的“子曰”；两汉诸子中的“子曰”，魏晋南北朝诸子中的“子曰”。史志中的“子曰”，包括周秦史志中“子曰”，包括两汉史志中的“子曰”，包括魏晋南北朝史志的“子曰”。纬书中的“子曰”。孔子家学中的“子曰”，包括《孔丛子》中的“子曰”和《孔子家语》中的“子曰”。新出土文献中的“子曰”。可以在这些分别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一定比较研究和整体性研究，对孔子及其弟子的哲学思想进行一定宏观描述。在比较的时候，以《论语》的研究为基础逐步拓展开来，可以以对《论语》的哲学解析为基础，并以之为基本的参照系，并假定《论语》为真。

其三，以“‘子曰’类文献”关注的主题或话题为中心开展研究。可以从孔子对待修身、家、邦国、天下等问题入手，整合相关的文献，勾勒思想的整体面貌。

以上三条技术路线并不是彼此冲突的，而是互相补充的。综合运用以上三条技术路线，就可以有效地开展“‘子曰’类文献”哲学思想的研究。

四、现有的“子曰”类文献整理概说

现有的“子曰”类文献整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如下一些成果。

其一，《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所说之“《论语》类文献”。“论语”是什么时候定下来的？学者们莫衷一是。《礼记·坊记》中记载说：“《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郭沂认为：“《坊记》既已提到《论语》其名，说明《论语》在成书时就已经命名。”也有认为《论语》书名是由后儒取定的，最迟在秦汉之间。王充《论衡·正说篇》说：“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始曰‘论语’”。也有依据王充的说法认为《论语》这个书名到汉代才有。

《论语》书名何义？古往今来，人们提出很多解释，其争论的焦点是“论”字。“语”是答述的意思，这一点已基本为大家所公认。关于“论”，人们提出有论纂、讨论、议论、伦次、条理、选择、编录、编纂、经世、次序、整理、普遍的道理等含义。人们比较多地侧重于“论”包含的某一个方面意义。就中国语言文字的基本特征来讲，“论”字是一个开放的意义体，上述说法均有其成立的合理性，或许并不需要去寻找编纂者使用这一名字时的本义。《论语》这一名称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解读。从编辑过程来说，“论语”两个字的使用说明对孔子及其与弟子们的谈话，是进行了选择、整理这一过程的，在选择整理的过程中自然涉及议论、分析、衡量、推测。从编辑到定稿基本上就是一个公认的有共识的本子。从文本的性质来看，既然是经过议论、整理的，自然就是“选集”性质的了。从文本的内容来看，任何一个被编辑的文本自然都有一定的次序和条理，至于这个次序和条理是否完善，是否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地方则另当别论。任何一个编辑的文本都会有一定的主导思想和理则、突出显现某些道理。自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概括《论语》文本所要显现的道理。

《论语》是哪些弟子结集的？曾经被提到的有仲弓、子夏、子游、闵子骞等。郭沂断定：“《论语》一书的编者，一定是孔门德行科的弟子。”“《论语》当结集于公元前436年至公元402年这34年之间。”也就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两代。因而《论语》中有部分“子”是称呼孔子的弟子的。“《论语》将孔子的某些弟子称‘子’，当是孔子再传弟子对直传弟子的称呼。”《论语》中的“子曰”大部分可以认定为孔子所说的话，具有较高的真实性，其他文本中“子曰”的真实性与否可以以《论语》为基本的参照系来考察。不过，一些质疑的观点也提出了问题，值得关注。“在现存二十章之中，语言学的分析表明，某些部分应当属于较晚的时代。魏礼等人找到了许多他们称为‘不属于孔子的’，甚至是‘反对孔子的’段落。他发现，那些关注过语言与实在之间关系的段落必定是后加的，因为据他看来，中国古代的‘语言危机’应当属于较晚的思想发展阶段。津田左右吉（Tzuda Sokichi）是一位在考据方面立场激进、充满反迷信精神气质的批评家，他发现，这本著作是如此之充满了矛盾与颠倒时序的错误，以至于根本就不能用作孔子思想的原始材料。”如果把视野拓宽到整个“子曰”类文献，思维方式的多样性以及彼此的矛盾性正是“子曰”类文献思想的常态，研究工作恰好要关注这些矛盾性。

《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所说的“《论语》类文献”范围较广。关于《易传》，郭沂认为“第三部分为孔子的《易序》轶文，包括《系辞》的另一部分和《说卦》前三章。”郭沂认为这部分是《论语》类文献。“《孝经》确为孔子和曾子的对话，与《论语》性质相同，反映了孔子有关孝道的思想，并非伪书；《孝经》在曾子去世之前就已成书，早于《论语》，其编者是曾子弟子乐正子春。”郭沂认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中的有关文献，如《孔子闲居》、《曾子立孝》、《诗论》、《夫子答史蒥问》等为“《论语》类文献”。《子羔》、《曾子》、《子路》、《颜渊》等篇“或者为《论语》类文献”，“或者分别是孔子这些弟子的言论或著作”。1973年河北定县出土的《儒家者言》，“该书所载大抵为孔子和孔门弟子的言行。”而《哀公问五义》“自然也是《论语》类文献。”《荀子》中的《大略》等六篇“大抵为孔子的言论，也有一些有关古礼的记载。”实乃《论语》类文献。《孔子家语》和《孔丛子》自然是《论语》类文献。“《孔子家语》为结集《论语》所剩余的材料。”《孔丛子》，旧题陈胜博士孔鲋撰。现存的版本有七卷和三卷两种系统，篇数皆为23篇。《孔丛子》载有大量孔子和子思的对话，但是，学界普遍认为子思在孔子去世时年龄太小，无法亲受孔子之道，从而怀疑《孔丛子》的史料价值。“《公羊传》出自公羊高，《谷梁传》出自古梁子。两人俱为子夏弟子，故两书有关孔子的记载亦属有据。”他认为：“所以先秦儒家子书中有关孔子的记载，皆有其传承，其源头就是各种口传和笔录的《论语》类文献。”郭沂的这些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其二，《孔子全集》。孔健编著的《孔子全集》分为两编，第一编是孔子言行。在这个部分分成了“论语所载孔子言行”、“孝经所载孔子言行”、“儒书所载孔子言行”、“子史所载孔子言行”几个部分。第二编为孔子传记，包括《史记》、《孔子家语》、《孔丛子》，该书虽说是全集，但并未收入新出土文献。该书有释义，并未对字词进行注解。另外，书名本身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直接说成是《孔子全解》容易引起误解，以为其中所有的话都是孔子所说。

其三，《孔子集语校补》。清孙星衍的《孔子集语》分“劝学”、“孝本”、“五性”、“六艺”、“主德”、“臣术”、“交道”、“论政”、“论人”、“博物”、“事谱”、“杂事”、“遗谶”、“寓言”，依据一定的主题整理孔子言行。该书的缺陷是没有纳入《十三经》中的资料。郭沂除了把已经存在的补遗进行了综合校补外，还补充了九种资料，包括《左传》、《孝经》、《易传》、《帛书易传》、《儒家者言》、《孟子》、《礼记》、《史记·孔子世家》、《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集语”一说相对合理。

其四，《孔子-周秦汉晋文献集》。姜义华、张荣华、吴根梁编写的《孔子-周秦汉晋文献集》是关于孔子言行资料比较好的一本资料。该书除了未收录新出土文献（有《儒家者言》）以外，资料较全，分类也比较合理。该书分为“儒家经书”、“周秦诸子与史志”、“两汉诸子与史志”、“纬书”、“魏晋南边朝诸子与史志”几个部分。该书全文收录了《春秋》等著作。本书使用的“子曰”基本上来自这本书。但这本书在版本和点校方面还有可以完善的地方。

其五，《孔子语录全编》和《孔子言行录》。吴龙辉撰写的《孔子言行录》和《孔子语录全编》也是比较好的关于孔子言行的整理文献。《孔子言行录》有注释和译文，很方便读者阅读。该书采自先秦两汉典籍，但没有收入道家学派的寓言、两汉之际的谶纬、众所公认的伪书。《孔子语录全编》选材与《孔子言行录》大致相同。该书分为“志学”、“忠信”、“义利”、“仁智”、“礼乐”、“诗教”、“为政”、“君臣”、“慈孝”几个部分。该书选取了作者认为真实可靠的孔子言行，不过所选取的文献本身依然有真伪的问题有待考证。

其六，《孔子经典言论全编》和《孔子言论经外集》。聂猷轩编著的《孔子经典言论全编》材料主要来自《十三经》。该书分为“伦理要旨”、“远鬼神知天命”、“修身处世”、“为政治国”、“致力教育”、“钟爱文史”。《孔子经典言论经外集》也是分成“伦理要旨”、“远鬼神知天命”、“修身处世”、“为政治国”、“致力教育”、“钟爱文史”几个部分，不过资料来源于《国语》、《晏子春秋》、《越绝书》等二十五部历史名著。

其七，《孔子资料汇编》。李启谦、骆承烈、王式伦编的《孔子资料汇编》选材与《孔子—周秦汉晋文献集》大致相同，不过该资料比较突出的一点是有收录碑刻中关于孔子的相关文献。另外还收录了《易林》、《曹植集》、《嵇康集》、《阮籍集》、《魏书》、《颜氏家训》等典籍中有关孔子的文献。可以把《孔子资料汇编》《孔子—周秦汉晋文献集》两本书相对照，以全面把握有关孔子的资料。

其八，《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和《郭店楚墓竹简》等新出土文献。目前编撰的“子曰”文献整理性的书籍往往会收录竹书《儒家者言》和帛书《易·系辞》，其他新出土文献收录较少。荆门市博物馆编写的《郭店楚墓竹简》中的《淄衣》受到学术界比较广泛的关注。《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中有较多处涉及孔子。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中的《孔子诗论》，和《淄衣》，《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的《民之父母》、《子羔》、《鲁邦大旱》，《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中《相邦之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的《季康子问于孔子》、《弟子问》、《君子为礼》，《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六）》中的《孔子见季桓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八）》中的《子道饿》、《颜渊问于孔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九）》中的《史蒥问于夫子》。

常佩雨的《上博简孔子言论研究》把孔子的言论分为传世文献、辑佚文献和出土文献三类。传世文献则分为易经类、春秋与左传类、礼记类、诗经类、论语类、孔子家语与孔丛子类。另外，该文还整理了《鲁邦大旱》、《仲弓》、《弟子问》、《君子为礼》、《孔子见季桓子》，并对相关思想进行了阐发。王化平的《简帛文献中孔子言论研究》则考察了帛书《易之义》与《说卦》、《系辞》，以及《孔子诗论》、《子羔》、《鲁邦大早》、《仲弓》。对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有关孔子言行篇章，近年来有很充分的讨论，对新出土文献中孔子言行进行综合考察的条件是成熟的。

有关孔子言行资料还有进一步进行整理的空间。主要是在如下几个方面可以加强。上述对孔子言行资料的整理，基本的共识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点是有必要的。目前对孔子言行资料的整理有两种主要的分类方式，一种是按照来源书籍分，一种是按照主题分。进一步的整理可以参考使用。

首先，按照来源书籍分类。作者打算按照如下分类方式进行重新整理。分为 《论语》、儒家经书、诸子文献、史志、纬书、孔子家学、新出土文献七个部分。作者打算按照“六经”的概念来理解“经书”，与《孔子—周秦汉晋文献集》把《论语》、《孟子》、《孝经》列为儒家经书不同，《论语》单独列出。《孟子》《孝经》则列入诸子之内。在诸子文献部分，则分为先秦诸子、两汉诸子两个部分。先秦诸子则按照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杂家等分类。

其次，按照主题进行分类。现有的分类方式相对宏观，主题较少。把相似或者重复的部分编辑在一起，有助于鉴别真伪，也有助于把握思想和语言的差异。另外，把有同样的哲学范畴的段落编辑在一起，有助于把握这些范畴的内涵。以一定的主题进行编辑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研究的基础之上。

再次，现有的关于孔子言行资料的整理版本或者没有注释，或者没有白话文翻译。这方面还有努力的空间，可以开辟专题，形成“‘子曰’类文献集注”等成果。

最后，对新出土文献中的孔子言行记载有集中综合研究的必要。对于新出土文献，有两个研究角度是很重要的，一个是与其他文献的比较研究，一个是新出土“子曰”文献自身的综合研究。现有的成果还比较零散，可以形成“新出土‘子曰’类文献研究”的成果。

关于“子曰”文献的真假问题很复杂。吴龙辉的说法是：“这些孔子语录大都散见于先秦和西汉时代的典籍，它们的真实性可以分作这样几种情况：（1）见于《左传》《国语》《孟子》《荀子》《孝经》等成书于秦始皇焚书之前的儒家典籍，真实性和《论语》几乎没有什么差别。（2）见于《礼记》《大戴礼记》《韩诗外传》《说苑》等成书于西汉时代的严肃的儒家典籍，它们在口耳流传中可能增添了一些枝叶，但可信度和第一种相差不大。例如《礼记》中的大量孔子语录，宋朝儒者曾怀疑它们出自汉人之手，但其中的《淄衣》篇在十余年前出土于湖北郭店的公元前 300年的楚墓简牍中发现，证明它们并非汉人的杜撰。（3）见于近些年来出土的战国楚简，其真实性不在第一种之下。（4）见于《孔子家语》等无法判定作品真实性的著作，但其中保存了不少可信的史料。（5）见于《墨子》《庄子》等先秦时代的非儒家学派的典籍，其中有真实的，也有杜撰的。（6）见于西汉人撰写的 “谶纬”，基本上不可信，但其中也引用了一些史料。（7）汉代以后出现的一些纯属虚构的故事。”这一说法和郭沂的说法有相近之处，可以参照使用。鉴于目前还很难一下子得道合适的结论，各种说法都可以参考，并暂时“搁置”起来。鉴别真伪的工作，需要等待绝大多数“子曰”文献的思想阐发完毕后进行，这样或许能得到一些新的较为可靠的结论。就可靠性程度而言，《论语》和新出土文献应该得到较高的尊重，其他文献虽然待考，不过其思想价值是不容置疑的。

五、研究目标和内容

“子曰”类文献研究工作量较大，研究目标包括如下几点：初级目标是比较全面地搜集、整理“子曰”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找出共同的话题或有连续性的问题，进行合理的分类，以构造出“子曰”类文献的话题域；对孔子哲学和孔子所创立的原始儒学形态进行定性和定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子曰”文献真伪问题的意见；以“子曰”文献研究为例回答中西古今问题；勾勒早期儒学发展线索和脉络；拓展性的工作是给孔子弟子哲学思想的研究准备资料和研究思路。

“子曰”类文献研究的较高目标是把这些文献合在一起分成一定的主题研究这些文献表达的哲学思想。研究的目的是通过这些文献的对比分析，对于同一话题有差异性的哲学论述给予特别关注，其中对可以整合到一定的思想系统结构中去的进行整合，对于能够进行理论层次定位的给予定位，对于共同的思想进行互证，对于可以互相补充的进行补充，力求通过这种研究达成如下目标：比较全面地搜集、整理“子曰”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找出共同的话题或有连续性的问题，进行合理的分类，以构造出“子曰”类文献的话题域；对孔子哲学和孔子所创立的原始儒学形态进行定性和定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子曰”文献真伪问题的意见；以“子曰”文献研究为例回答中西古今问题；勾勒早期儒学发展线索和脉络；拓展性的工作是给孔子弟子哲学思想的研究准备资料和研究思路。

关于“子曰”类文献的研究，从内容上看，要逐步解决如下一些问题：其一，“子曰”类文献的存在形态研究。这部分内容分析《论语》中的“子曰”和其他“子曰”文献在文献整体中的存在状况，并会对《论语》以外的“子曰”的存在形态进行考察。如“子曰”只是作为思想体系中的一小部分存在，在论证思想体系中的某个问题时候使用，像《孟子》中的“子曰”；集中了某个话题的“子曰”，并构建一个偏向一个固定话题的专门的理论系统，如《易传》中的“子曰”；突出行为描述，强化行为规范的意义，同时记载相关言论等。

其二，“子曰”类文献的语言特性与孔子哲学。一种文化的思想受其语言结构的指引和制约，中国思想与汉语的关系密切。张东荪有《从中国言语构造上看中国哲学》《思想、言语与文化》等讨论了这一问题。葛瑞汉也有《中国思想与汉语的关系》，另外洪堡、陈汉生等都论到古代汉语与中国哲学关联的问题。本部分利用这些成果来研究“子曰”文献的语言结构特征，并作为鉴别思想差异的一个参考因素。

其三，“子曰”类文献的认识论思想研究。把“子曰”类文献中知、志、学、识、问、思、闻等范畴认定为孔子的认识论基本范畴。这部分内容以《论语》中的记载为主要参照，同时其他文献使用的范畴有变化，如“理”这一范畴的使用等等。

其四，“子曰”类文献的方法论思想研究。本项目把“子曰”类文献中的一、二、三、中庸、譬等看做是方法论范畴。在这方面，《论语》以外文献中的“子曰”中对“类”和“喻”的关系有说明，并且“所以”的思维方式比较突出。本课题会对这类问题进行研究，并分析思想方法与文献的时代之间存在的可能关联，以及思想方法和儒学形态和儒学发展历史之间的关联。

其五，“子曰”类文献的语言哲学思想研究。传统的确定性的逐步丧失，也表现为各种意见的提出，语言问题就日益成为一种哲学和社会的问题。“子曰”文献中有很多讨论“言”的段落，其他文献如《孔丛子》中有讨论是否要“尚辞”的问题。本部分将会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

其六，“子曰”类文献中“礼学”伦理思想研究。这部分内容将会分析“子曰”文献中的关于“礼”的思想，并分析和《孟子》《荀子》等书“礼”思想的差异。从伦理入手，后面将会考察“子曰”类文献的德性思想。其中首先考察的是“礼乐崩丧”问题，对其进行习俗性的或者后习俗性伦理的考察。从“礼废乐崩”的角度来解释儒学的诞生是历史上一个传统的套路。比如《史记》就说：“周世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太史公自序》）《论语》有对礼太奢侈，过分物质化为“玉帛”、“钟鼓”，没有“仁”的内涵，“损”或者“益”的太过等的批评以外，其他“子曰”文献中也有很多资料，如讨论人是否生逢其“时”问题。《孔丛子》中记载说孔子到东周拜访精通音律的周敬王的大夫苌弘。“苌弘曰：‘尧、舜、文、武之道，或驰或坠，礼乐崩丧；其亦正其统纪而已矣。’既而夫子闻之，曰：‘吾岂敢哉！亦好礼乐者也。’”（《孔丛子·嘉言第一》）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会根据文献涉及的问题和领域讨论家庭及其意义的追寻、朋友的伦理价值、国家和政治的论域、神与巫术性思维问题、天道与超越性问题等。

其七，“子曰”类文献中“礼学”德性思想研究。主要通过研究孝、仁、义、信、忠、礼、耻等范畴来研究“子曰”类文献中的德性思想。“子曰”类文献提出了很多道德范畴，本部分内容将尽量按照一个合理的逻辑结构进行整合，力求照顾到相关资料，又有一定的系统性。

其八，“子曰”类文献中的“为己”之学与君子理想研究。主要研究“子曰”文献中关于“己”、“身”、“庸人”、“小人”、“士”、“贤人”、“君子”、“仁者”、“圣人”的思想。

其九，“子曰”类文献中的天命论研究。把“子曰”类文献中的天命、道等看做是天命论范畴，探讨所谓超越性问题和巫术性思维与伦理学的关系，探讨礼和道的关系等。

其十，“子曰”类文献中政治思想研究。“子曰”类文献政治思想相当丰富，包括对对“有道”政治的追求，对“无道”政治的针砭，对“为政”的精义的追寻，对礼和刑关系的探讨，对政治人物修身的要求，对个人与政治的关系的说明等等。

其十一，“子曰”类文献与儒学的表现形态研究。主要研究孔子哲学和原始儒学的表现形态以及早期儒学发展的历史。不同文献记载的“子曰”所显示的哲学思想各具有自己的连贯性和侧重点，但又构成了一个思想整体；相比较而言《论语》所体现的孔子哲学思想较为精粹，其他文本所体现的思想对《论语》的思想有所拓展和补充，并常常有特定的视角，表现出丰富的多样性。这部分内容将会对“子曰”文献的真伪等问题进行考证和说明。

“子曰”类文献研究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有三：“子曰”类文献哲学思想的要件、层次性、结构性和整体性；借助“子曰”文献论证孔子哲学和原始儒学表现形态；“子曰”类文献的真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也会在研究过程中逐步给出意见。

六、“子曰”类文献的研究对丰富中国哲学史的意义

近现代以来，中国哲学创新虽然也关照到了“子曰”，但对“子曰”思想的使用系统性不强，建设性不够，对“子曰”思想进行系统解读，有助于以其为思想资源思考中国哲学创新的问题。“子曰”类文献的哲学思想是丰富的、有生命力的，有很多思想属于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可以使得“子曰”类文献成为中国哲学创新的契机和环节。

对“‘子曰’类文献”进行全面的整理提供的较为翔实的资料，可以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方便的条件。目前的“‘子曰’类文献”存在状况不仅零散，而且分类不清，话题不集中，更缺乏必要的文字训诂和现代汉语的转化工作。这给研究人员和广大读者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子曰’类文献”的初级目标显然是比较全面地搜集、整理“子曰”文献资料，并进行训诂考证和现代汉语的转换工作。进一步的工作显然是在文献整理的基础找出共同的话题或有连续性的问题，进行合理的分类，以构造出“子曰”类文献的话题域。如此研究工作才能奠定在可靠的基础上。

“‘子曰’类文献”有很高的哲学价值，从丰富发展中国哲学史的角度来看，如下三点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其一，比较全面系统地勾勒孔子的哲学思想。目前存在的研究成果对孔子哲学思想的把握大多使用的资料是《论语》，对其他涉及孔子的文献，尤其是“‘子曰’类文献”鲜有所及。这使得孔子的很多思想被忽视，被遗忘。后人有偏好地选取孔子的只言片语去论证自己的看法，也使得孔子哲学思想的整体思路和整体特征不能得到有效的彰显。正因为如此，孔子的哲学思想甚至成了一个无法“研究”的课题，社会中流行着一种以情感为主去对待孔子的态度，似乎孔子的言论只是适合用来作为信念的支撑或者道德劝诫来使用，而不应也不能成为一种有系统的哲学。加之对真伪问题的担忧，以及解释的正统等问题的限制，孔子哲学全貌一直缺乏深入的探讨。借助“子曰”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有助于说明孔子哲学以及勾勒孔子后学发展孔子思想的逻辑脉络。把握孔子的哲学全貌可以从语言风格、表达方式、思维方式、思想观点等多方面进行研究，以《论语》为参照系，分析其他“子曰”文献与《论语》的差异。可以以《论语》为相对可靠的资料，并纳入部分其他“子曰”文献的资料定性孔子哲学，整体地把握孔子哲学的理论特性，把握孔子所创造的原始儒学的存在形态，说明孔子哲学自身的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

另外，与“‘子曰’类文献”紧密相关的文献中有大量对孔子生平的记载，以及对孔子和“六经”关系的把握。相关文献中还包括对孔子形象的不同定位。对“‘子曰’类文献”的研究与这些文献结合起来，可以更为准确地定位孔子言论的时空背景，并进一步勾勒孔子的生平，把握孔子形象的基本特质。这有助于全面展现孔子的形象，提炼孔子哲学，这对于凝聚民族精神，提高民族道德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二，全面研究孔子弟子的哲学思想，勾勒早期儒学的哲学全貌，勾勒早期儒家哲学思想发展线索和脉络。“‘子曰’类文献”为孔子的言论集，其中绝大部分言论为和弟子的对话。因为弟子所问不同，孔子的回答也不同。从这些对话中，可以把握弟子关心的问题，可以了解弟子的思维方式，可以勾勒弟子的形象。可以以此为契机，进一步研究孔子弟子的生平和思想。“‘子曰’类文献”虽然特指孔子的言论，但是这些文献是存在于其他文献之中的，而相关文献中有大量弟子的言论，弟子的言论和孔子的言论互相交错，交相辉映，构成了原始儒学的绚丽画卷。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哲学如果缺乏对其弟子哲学的系统研究，孔子哲学思想的价值就不能进一步被开掘出来，先秦哲学史尤其是其中的儒家哲学史的脉络就会显得存在很多跳跃，存在着很多空白。可以以孔子哲学的理论特性和存在形态作为研究孔子后学的理论参照，说明早期儒学的存在形态的多样性及存在形态的变迁。可以说，“‘子曰’类文献”的研究为孔子弟子哲学思想的研究准备了资料和研究思路，使得对孔子弟子哲学的研究提上了日程。

其三，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先秦儒家和其他相关各家的关系问题，从一个宏观的思想平台上把握先秦哲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与“‘子曰’类文献”相关联的文献中有很多孔子和道家关系的记载，孔子的弟子也和其他思想流派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但这种关联的细节和较为详细的面貌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的揭示。就“‘子曰’类文献”本身而言，其中很多文献是存在于其他学术流派学术经典之中的，如《墨子》、《庄子》等典籍。这些典籍中的“子曰”及其思想有其较为独特的面貌，对不同思想流派典籍中的“子曰”进行对比研究是研究儒家和其他思想流派关系的切入点之一。“‘子曰’类文献”的研究有助于说明“子曰”文献在其他哲学流派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对于阐发相互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其四，有助于回答秦汉尤其是先秦主流文化及其流变的相关问题，总结主流文化建设的经验。“‘子曰’类文献”较好地记载或者反映了先秦两汉主流文化遇到的挑战和危机。可以透过“‘子曰’类文献”分析先秦两汉主流文化的特质以及应对挑战的思想回应，结合历史现实，立足当代文化建设的需求，总结中国古代主流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

中国哲学史的每一次创新，总是和对不同经典的关注和挖掘有关。有理由相信，对“‘子曰’类文献”的深入研究，可以引申出大量的学术话题和现实话题，从而提供先秦两汉哲学史研究创新的动力。

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47页。
2. 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4页。
3. 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5—356页。
4. 陈少明主编：《思史之间：〈论语〉的观念史释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页。
5. 姜义华、张荣华、吴根梁：《孔子—周秦汉晋文献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6. [美]李幼蒸：《仁学解释学—孔孟伦理学结构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7. 本书所使用的“子曰”文献在写作过程中来自不同的版本，在出版前为阅读查证的方便统一使用姜义华、张荣华、吴根梁所编写的《孔子—周秦汉晋文献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后文不进行特别的标注。该书有部分文献的点校方式是值得商榷的，除特别需要标注的地方以外本书未进行改动，读者如有疑问可以参考其他点校方式。该书没有收录的部分本书进行了单独的注释。
8. 杨朝明：《孔子家语通解》，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41页。
9. [德]罗哲海：《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10. [德]罗哲海：《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11. 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39页。
12. 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37页。
13. 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38-339页。
14. 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38页。
15. [美]本杰明·史华兹著：《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2-63页。
16. 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6页。
17. 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6-357页。
18. 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8页。
19. 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8页。
20. 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9页。
21. 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9页。
22. 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60页。
23. 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67页。
24. 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67页。
25. 该书为东方出版社2012年出版。
26. 见齐鲁书社1998年版。
27. 该书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28. 《孔子言行录》，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孔子语录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
29. 该书为安徽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30. 该书为黄山书社2004年版。
31. 该书为山东友谊书社1991年版。
32. 该书为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33. 常佩雨：《上博简孔子言论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2页。
34. 王化平：《简帛文献中孔子言论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35. 吴龙辉：《〈论语〉的历史真相》，《湖南大学学报》，《湖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90页。
36. 李启谦、骆承烈、王式伦：《孔子资料汇编》，山东友谊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