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诸子学述略

陈志平

［摘 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称作诸子百家复兴时期，不仅子书创作繁盛，子学批评也很发达，且对前代子书的研究著述也很丰富。此诸子学时期大体可分为三国、两晋、南北朝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诸子学各具特色。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 诸子学 研究

宗白华曾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也是最富于艺术精神和哲学气质的一个时代，“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这也是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这个伟大的哲学时代，自然少不了子学的参与。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称魏晋时期，诸子创作“作者间出”，作品“充箱照轸”。而至南北朝时期，子书创作势头虽稍减，但依然有人写作，故颜之推批评道：“魏晋已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敩，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颜氏家训·序致》）。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诸子百家的复兴时期，颇值得关注。

一、魏晋南北朝子学的基本情况

魏晋时期，上至帝王，下至普通士人，均好子学。帝王如魏武帝曹操好法家、兵家之学，“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史臣赞），并注《孙子》十三篇。魏文帝曹丕“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三国志》卷二《文帝纪》），创作子书《典论》，其《自叙》云：“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蜀汉先主刘备“不甚乐读书”，临终却遗诏敕后主刘禅：“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吴大帝孙权“博览书传历史”，并劝吕蒙及蒋钦“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裴注引《吴书》）。孙权第六子景皇帝孙休亦“锐意于典籍，欲毕览百家之言”（《三国志》卷四八《吴书·三嗣主传·孙休》）。至于士人，亦多读子书。如蜀汉李譔，“五经、诸子，无不该览，加博好技艺，算术、卜数、医药、弓弩、机械之巧，皆致思焉”（《三国志》卷四二《蜀书·李譔传》）。吴国甘宁，“颇读诸子”（《三国志》卷五五《吴书·甘宁传》）。西晋郑冲，“耽玩经史，遂博究儒术及百家之言”（《晋书》卷三三《郑冲传》）。皇甫谧“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晋书》卷五一《皇甫谧传》）。夏侯湛号“夏侯子”，自云：“颇窥《六经》之文，览百家之学。”“自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图纬六艺，及百家众流，罔不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晋书》卷五五《夏侯湛传》）东晋葛洪自号“抱朴子”，并因以名书，且“抄《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晋书》卷七二《葛洪传》）。徐广，“世好学，至广尤为精纯，百家、数术无不研览”（《晋书》卷八二《徐广传》）。杜夷，“博览经籍百家之书，算历、图纬靡不毕究”（《晋书》卷九一《儒林·杜夷传》）。

南朝时，诸子学稍衰，但仍有不少学者研读诸子。如刘宋王镇恶，“颇读诸子、兵书”（《宋书》卷四五《王镇恶传》）。何承天，“儒史百家，莫不该览”（《宋书》卷六四《何承天传》）。南齐竟陵王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南齐书》卷四〇《武十七王·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萧齐周颙，“泛涉百家，长于佛理”（《南齐书》卷四一《周颙传》）。徐摛因创作宫体诗，被梁武帝质问，“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末论释教，摛商较纵横，应答如响”（《梁书》卷三〇《徐摛传》）。伏挺，徐勉称其“穿综百家，佃渔六学”（《梁书》卷五〇《文学下·伏挺传》）。庾诜，“幼聪警笃学，经史百家，无不该综，纬候书射，棋算机巧，并一时之绝”（《梁书》卷五一《处士·庾诜传》）。陈朝孔奂，“好学，善属文，经史百家，莫不通涉”（《陈书》卷二一《孔奂传》）。沈洙，“治三《礼》、《春秋左氏传》。精识强记，五经章句，诸子史书，问无不答”（《陈书》卷三三《儒林·沈洙传》）。

此时期除南朝汉人爱读子书，北方少数民族亦喜好诸子。如五胡十六国时前赵开国皇帝刘渊，乃匈奴人冒顿之后。“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晋书》卷一〇一《载记·刘元海传》）。刘渊第四子刘聪，“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晋书》卷一〇二《载记·刘聪传》）。北魏高祖孝文帝拓跋宏，“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魏书》卷七下《高祖孝文帝纪》）。而一些流落北方的汉人，家学不坠，亦读诸子。如崔浩，“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于理，时人莫及”（《魏书》卷三五《崔浩传》）。张普惠，“精于三《礼》，兼善《春秋》，百家之说，多所窥览，诸儒称之”（《魏书》卷七八《张普惠传》）。李琰之，“善谈经史，百家无所不览”（《魏书》卷八二《李琰之传》）。常爽，“明习纬候，《五经》、百家多所研综”（《魏书》卷八四《儒林·常爽传》）。温子昇，“长乃博览百家”（《魏书》卷八五《文苑·温子昇传》）。

甚者，方外之士亦好诸子。东晋以来，佛教兴盛，僧人多精通老庄之学。如竺潜，“潜优游讲席三十余载，或畅方等，或释老庄，投身北面者莫不内外兼洽”（《高僧传·竺潜》）。僧肇，“每以庄老为心要，尝读老子《道德章》”（《高僧传·僧肇》）。释慧远，“博综六艺，尤善老庄”，“尝有客听讲难实相义，往复移时弥增疑昧，远乃引《庄子》义为连类，于是惑者晓然”（《高僧传·释慧远》）。刘宋时释慧观，“既妙善佛理，探究老庄”（《高僧传·释慧观》）。南齐时释慧芬，“及魏虏毁灭佛法，乃南归京师。……时御史中丞袁愍孙，常谓道人偏执，未足与议。乃命左右令候觅沙门，试欲语之，会得芬至。袁先问三乘、四谛之理，却辩老、庄、儒、墨之要。芬既素善经书，又音吐流便，自旦之夕，袁不能穷”。萧梁时释昙斐，“其方等深经皆所综达，老、庄、儒、墨颇亦披览”（《高僧传·释昙斐》）。当时僧人多以佛理与《老子》《庄子》相互发明，佛学与子学互相激荡影响。汤用彤指出：“因此而《般若》各家，盖即不受老庄之影响，至少亦援用老庄之名辞。”又谓：“佛陀跋多罗在建业斗场寺，宋僧弼与宝林书云：‘斗场禅师，甚有大心，便是天竺王、何，风流人也。’比佛教禅匠于辅嗣、平叔之风流，人士之所向可知。”此时佛教所讨论的哲学问题，基本上是与玄学相通的，有时甚至援引玄学来回答。另外，当时佛教名僧的生活习俗、风度仪表举止，亦与名士同，名僧名士合而为一。而子学发展亦因此又入新境。子书内容中亦有讨论佛学者，如张湛《列子注》以为《列子》“往往与佛经相参，大归同于老庄”。颜之推《颜氏家训》在《归心》和《终制》中，专门写了自己的学佛体验，表达自己的佛教思想，如《归心》认为：“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积为异，深浅不同。”同时，梁萧子显以九流与佛教教义相参，评议百家（见萧子显《南齐书》卷四五《高逸传》“史臣曰”）。而佛教经典的缜密体系和因明学，对刘勰《刘子》的体系结构和论证方式亦颇有影响。

除诵读子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对前代子书展开了研究。魏晋以来，玄风盛行，《老子》《庄子》作为“三玄”中的两种“经典”，备受关注。据笔者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老学著作60余种，庄学著作30余种，另外墨家、名家、法家、纵横家、杂家等均有人关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