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册

列车驶过的时候，旁观的人们愣住了。

“每当他问起我”这句子里面的“ä”^[1]字飞出来，像一个球飞滚出草地。

他的严肃令我窒息。头深埋在衣领里，头发一丝不苟地贴在脑袋上，下方脸颊上的肌肉紧绷着。

这片森林还在那儿吗？这片森林还在那儿，可真够大的。可是我的目光还没到达十步之外的地方，就停住了，我又被那无聊的对话吸引过去了。

在这片黑暗的森林里，在这湿软的地面上，我只有靠着他衣领的白色来找到我的路了。

我在梦中请求舞者埃德瓦多娃，希望她再跳一遍查尔达什舞。在她的脸上，在额头和下巴中间，有一条宽宽的影子，或者说有一道光束。就在这时，一个举止猥琐、带着一股不自知的阴险气息的人走过来，告诉她列车快开了。从她听到这个消息的姿态中，我再明白不过，她不会再跳舞了。“我是一个邪恶的坏女人，不是吗？”她说。“哦，不是的。”我说着不是的，便转身随便朝着一个方向走了。

在此之前，我曾询问她腰带上插那么多花是怎么回事。“这些花是欧洲所有的侯爵送的。”她说。我思索着，欧洲所有侯爵送的这些鲜花插在舞者埃德瓦多娃的腰带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舞者埃德瓦多娃是一名音乐爱好者，无论她走到哪儿，哪怕在电车里，都有两名小提琴手跟在她身边，她常常让他们演奏。为什么不能在电车里演奏呢？这里又没有规定不准在电车里演奏，况且如果演奏得好，乘客们不仅感到愉悦，还不用花一分钱，也就是说演奏完后也不向乘客收钱。虽然一开始乘客们有些吃惊，没过多久，每个人都会觉得这样不合适，但是在整个旅途中，在阵阵劲风和寂静的巷道里，这琴声听上去却是如此美妙。

舞者埃德瓦多娃在外面时不像在舞台上那么漂亮。苍白的肤色，一对颧骨将皮肤绷得那么紧，以至于脸上几乎没有较明显的表情，一颗大鼻子——似从低洼处隆起，但人们却不能以此取乐，比如测测鼻尖的硬度，或者轻轻揪住鼻梁拽来拽去，还说着“现在你得跟着来了吧”。她身宽腰高，穿着一条褶皱过多的裙子，这又能让谁喜欢呢——她看上去很像我的一位婶婶，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许多上了年纪的婶婶看上去都差不多。舞台外的埃德瓦多娃身上，除了一双颇美的玉足外，再没有什么能弥补这些缺陷的了，真的没有什么能让人爱慕、惊叹或者至少给予关注的了。而且我常常看到这样的埃德瓦多娃被冷漠对待，即便是那些本身非常圆滑世故、举止得当的先生，也无法掩藏这种冷漠，尽管他们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像对待舞台上的埃德瓦多娃一样对待这位有名的舞者。

我的外耳摸上去鲜嫩、毛茸茸、冰凉、柔软，好像一片叶子。

我写这个完全是出于对我的身体和这副身体的未来的绝望^[2]

如果这份绝望是如此确定，如此受其对象约束，如此被克制，像是被一名掩护撤退并为此碎身糜躯的士兵克制一样，那么它不是真正的绝望。真正的绝望会立刻并且不断超越其目标，（这里的逗号表明，只有第一句话是正确的）

你绝望了吗？

是吗？你绝望了？

你跑开？你想躲起来吗？

我从那妓院旁走过，就像走过一个情人的房子。

作家们说着臭话

白衣女裁缝们在瓢泼大雨里。

从车窗向外

终于，五个月过去了，这段日子我什么也写不出来，对此我或许感到满意，这对我而言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取代的，尽管也许所有人都该对此负责，但这五个月之后，我突然有了再次同自己说话的念头。当我真的向自己提问时，我总会做出回答，就像一个稻草堆，从中总能拍打出些什么。这五个月来，我就是这个稻草堆，我的命运看起来也像它一样，在夏天被点燃，看客们还没来得及眨眼就已化为灰烬。但愿这种事情只发生在我身上！而且应该十倍地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从不会为这种不幸的时刻感到懊悔。我的状态不是不幸，但也不是幸运，不是冷漠，不是软弱，不是疲惫，不是别的兴趣，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我对此无从知晓，大概也与我不能写作有关。我想我不用知道其根源，也能够理解这种无能之感。也就是说，所有那些突然出现的想法，从不知什么地方中途冒出来，都无法从根本上激发我。然后有人试着抓住它们，试着抓住一棵草，并且向这棵刚从茎秆半腰中长出来的小草求助。也许有些人能做到，比如日本的杂技演员，他们可以在一架梯子上攀爬，这梯子不是立在地上，而是由一个半躺着的人用脚掌托住，这梯子也没有靠在墙上，而是伸向空中。这我做不到，且不说我的梯子也没有那双托着它的脚掌。当然这也不是全部，这样一种质问还不足以让我开口。但是每天至少有一行字是针对我的，就像有人用望远镜对着彗星一样。倘若我真有一次出现在那样的句子前，我会被那样的句子吸引，就像我在去年圣诞节上那样，当时我离得那么远，远到我只能勉强保持平衡，当时我真的觉得到梯子的最后一阶了，但是这梯子静静地躺在地上，靠在墙上。可那是怎样的地面！怎样的墙！然而那架梯子没有倒下，我的双脚就这样将它压在地上，就这样将它抵到墙上。

比如，今天我有过三次狂妄的举动，对一位售票员，对一位站在我面前的人，这样说来只有两次，但是他们让我感到像胃痛一样难受。也许在每个人看来这都是狂妄的举动，在我看来也正是如此。于是我从我的自我中走出来，在空气中，在雾中，最令人恼火的是，没有人注意到，我也把这种狂妄作为一种无耻行径施加到我同伴的身上，我不得不这么做，不得不做出恰当的表情，不得不负起责任；然而最糟糕的是，甚至连我的一个熟人都不把这种狂妄看作是一种性格的表征，而是当作性格本身看待，让我注意到我的狂妄并为此惊叹。我为什么不留在自我之中？不过，现在我会对自己说，看吧，这个世界任你捶打，在你离开的时候，售票员和站在面前的人是那么平静，后者甚至向你打了招呼。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当你离开自己，你什么也得不到，不过反正你在你的圈子里又能错过什么呢？对这段话我只回答：我也更愿意让自己在这个圈子里扭打，好过自己在外面打架，不过，这见鬼的圈子在哪儿呢？有一段时间我看见它在地上，好像和石灰飞溅出来一样，可它现在只会这样在我身边飘荡，甚至连飘也不飘了。

〈1910年〉5月17至18日〈18至19日〉

彗星之夜

同布莱、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在一起，我在自身之外短暂倾听到自己的声音，就像一只小猫随口发出的哀鸣，但至少发出了声音。

多少天又悄无声息地过去了，今天是5月29日。我甚至连将这支蘸水钢笔、这支笔杆子每天拿到手里的决心都没有。我已经明白，我没这个决心。我划船、骑马、游泳、晒太阳。因此我的小腿肚良好，大腿也不错，肚子还可以，可是我的胸腔已经损耗得非常严重，而且如果我脖子上的脑袋^[3]

星期日，1910年7月19日

睡着，醒来，睡着，醒来，不幸的生活

如果就此思考的话，那么我必须说，我受的教育在某些方面对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我也不是在某个偏远的地方，譬如说在山里的废墟上接受教育的呀，如果是这样我就不会说出任何责备的话。如果真存在这种危险，即所有我过去的老师都没能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我宁愿并且最希望自己是那个小废墟的居民，被阳光灼烧，也许那里的阳光在瓦砾之间从各个角度照在温暖的常春藤上，照在我身上，就算一开始我在自己良好品性的压力之下可能是孱弱的，这种品性可能会以杂草之力在我体内生长

如果就此思考的话，那么我必须说，我受的教育在某些方面对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种指责牵扯到许多人，我的父母、一些亲戚、我家中的几个访客、各种各样的作家、某位特定的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送我去学校的厨娘、一群教师（我必须将他们在我的记忆里紧紧挤压在一起，否则有时候会忘记其中的一位，因为我将他们挤压得这样紧，这个整体中又有些地方脱落了）、一位学监、缓慢行走的路人，简言之，这种指责像把短剑一样蜿蜒地穿过这个社交圈。对于这种指责，我不想听到什么反驳，因为我已经听到了太多，也因为我在大多数反驳中被驳倒，所以我将这些反驳一并纳入我的指责中，并且声明现在我受的教育和这些反驳在好些方面严重伤害了我。

我常常就此思考，然后总是必须要说，我受的教育在颇多方面深深伤害了我。这个指责针对一大群人，当然，他们在这里是站在一起的，像在老旧的合影中一样，不知道相互之间该做些什么，就连眼皮下垂也想不到，而且他们因期待而不敢微笑。他们是我的父母、一些亲戚、一些教师、一位特定的厨娘、一些舞蹈课上的少女、一些旧时家中的访客、一些作家、一名游泳教练、一名售票员、一名学监，然后还有一些与我在街上有一面之缘的人，以及一些我恰巧记不起来的人，还有那些我再也不可能记起来的人，最后还有这样的一些人，我当时不知怎的分了神，完全没注意到他们的说教，简言之，人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必须留神，不要把一个人说上两遍。而且我向他们所有人提出我的指责，以这种方式将他们公布给彼此，但不能容忍任何反驳。因为我确实已经承受了太多反驳，而且由于在大多数反驳中被驳倒，我别无他法，只能将这些反驳一并纳入我的指责之中，并且说，除了我受的教育之外，这些反驳在很多方面也深深伤害了我。

也许人们期待的是我曾在某个偏远的地方接受过教育吧？不，我是在这个城市的中心接受的教育，在城市的中心。不是在诸如群山中的废墟或者湖畔之类的地方。我的父母和他们的随从们直到现在一直被我的指责笼罩并且感到无望；如今他们轻松地将这个指责推到一边，而且发出微笑，因为我从他们那里抽走我的双手，放在我的额头上，想着：我本应该是那个废墟上的小小居民，聆听寒鸦的叫喊，任凭它们的影子从我头上掠过，在月光下变得冰冷，被在瓦砾之间从各个角度照射到我的常春藤床上的阳光灼烧，即使一开始我在自己良好品性的压力之下有一点孱弱，这种品性定会以杂草之力在我体内成长。

我常常就此思考，并且任由思绪飞舞，不受自身的干扰，而且无论我如何扭转它，总会得出这个结论：我受的教育在颇多方面对我造成了可怕的伤害。这种想法里面隐藏着对一群人的指责。这群人里有我的父母、亲戚、一位特定的厨娘、一些教师、几位作家、与我家交好的家庭、一位游泳教练、一些避暑地的本地人、城市公园中的几位太太，可能从她们的外表完全看不出这一点，一位理发师、一个女乞讨者、一名舵手、一位家庭医生，而且还有很多其他人，倘若我愿意并且能够将所有人的名字说出来，则还有更多。简言之，人数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必须注意不要将这群人中的一位说上两遍。现在人们也许会认为，一种指责会因为这庞大的人数而丧失稳固性，而且一定会失去稳固性，因为指责不同于只会前进而不知分散的将军。倘若指责是针对过去的人，那么正是这种情况。这些人似乎带着一股遗忘的力量留在记忆里，他们的双脚几乎无法再踩到地面上，而且就连他们的腿也已化作烟。如今应该出于某种目的来指责这种状态里的人们所犯下的错，就是他们过去在教育一个男孩时曾犯下的错，现在这个男孩在他们看来是那么难以捉摸，如同他们在我们眼中一样。然而人们不止一次提醒他们那段时光，但他们什么也想不起来，如果人们攻击他们，他们就沉默地把人们推到一边，没人能强迫他们，不过显然这也根本不能说是强迫，因为他们极有可能完全听不到这些话。他们像疲惫的狗一样站在那里，因为他们为了在回忆里保持正直的形象用尽了所有力气。但是，倘若真的让他们听到和讨论，那么可能你的耳中只有反唇相讥在嗡嗡作响，因为这些人深信死者的尊严会随他们到来世，并且这尊严在来世会放大十倍。倘若这个信念不正确，或许死者对生者有极大的敬畏，他们才会正确对待他们生的过往，因为它最靠近他们，而且可能会再次让我们的耳朵嗡嗡作响。即使这个信念不正确，死者恰恰非常公正，那么他们也决不容许人们用无法证实的指责来叨扰他们。因为这样的指责在人和人之间已然无法证实。在过去的教育中犯下的错，就像著作权一样，是无法证实的。那么我倒是想看看，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指责不会变成叹息。

这是我必须提出的那种指责。它有健康的内核，有理论支撑。但是，这个已经在我内心变得腐朽的东西，我会暂且忘记或原谅它，而且不会对此大肆喧嚷。与此相反，我可以在任何一个瞬间证明我受的教育想要把我变成另一个人，而非我本来会成为的那个人。教育我的人按照他们的想法使我遭受的伤害，我将以指责的形式还给他们，从他们手里要回我现在成为的那个人，并且因为他们没法把那个人给我，我将指责和嘲笑化为击鼓之声送给他们，直到传入来世。不过，这一切仅有另一个目的。我指责他们损害了我的一部分，损害了我善良美好的一部分——它有时出现在我的梦中，就像出现在别人面前的死去的新娘一样——这个指责总是准备化作叹息，它首先应该像一个真正的指责一样，像它本来那样，完好无损地到那边去。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个什么都不会发生在它身上的大的指责牵着小的指责的手，大的指责走着，小的指责跳着，但是一旦小的到了那边，它就还会凸显出来，对此我们一直在期待，还伴着鼓声吹着小号。

我常常就此思考，并且任由思绪飞舞，不受自身的干扰，但是我总会得出这个结论：我受的教育对我的毁灭超过了我对它的认知。从外表看我是一个和其他人一样的人，因为我接受的教育是平常的教育，正如我的身体也很平常一样。即使我有点矮小而且有点胖，但依然有许多人喜欢我，不乏姑娘们。对此没什么可说的。最近还有位女士说了些非常理性的话，她说：“啊，若我能见到您裸体的样子，那么您必须首先是漂亮的，而且是能被亲吻的。”倘若我这儿缺上唇，那儿没外耳，这儿缺根肋骨，那儿少根手指，就算我头顶无毛，满脸痘疤，也不足以与我内在的缺陷相对应。这种缺陷不是先天的，因此更让人心痛。因为像别人一样，我也从出生起就在心中有了我的重心，那愚昧的教育也没能动摇它。虽然我拥有这个美好的重心，但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属于它的躯体。一个无事可做的重心，变成了铅，并像猎枪子弹一样插在躯体里。然而，那个缺陷也不是我应得的，我并无过失，却不能避免它的出现。因此，即使我努力寻找，在心中也找不到半点儿懊悔，因为懊悔于我而言是好的，它在心里放声痛哭；它将痛苦搁置一旁，并独自将那件事处理得很体面；我们依然正直，因为懊悔宽慰了我们。

我的缺陷，如我所言，并非天生的，也不是应得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比其他人能更好地承受它，那些人依靠伟大的创造性劳动和挑选的辅助工具承受了小得多的不幸，譬如一位丑恶的妻子、贫苦的生活、不幸的职业，但绝不会因绝望而面露阴郁，而是白里透红

我并非如此，仿佛我受的教育已经如它所愿如此深入我的内心。也许是我的青春太过短暂，我在40岁的现在，仍要放声歌颂它的短暂。只有这样，我才能依然有力而清晰地看见我青春的缺失，接着，克服这些缺失带来的痛苦，接着，向各方提出对过去的指责，并在最后将剩余的力量留给自己。但是，这所有力量又仅仅是我孩童时的力量的剩余，而且它使我比别人更多地蒙受青春毁灭者的影响，是的，一辆好的跑车首先会被尘和风追随和超越，障碍物迎面飞向它的车轮，以至于人们几乎应该相信爱情。

在这股力量中，我最清楚我现在还是什么，这些指责想要凭着这股力量跑出来。有一段时间，我的心里除了盛怒之下的指责之外没有别的，虽然身体安康，但我会在街上牢牢抓住陌生人不放，因为这些指责在我心里来回窜动，就像迅速端起的盆里的水。

那段时光已经过去。指责散落在我心中，像等待抓住和举起的陌生工具一样，但我已不再有勇气。此外，似乎我过去受的教育的腐朽，重新开始对我的内心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回忆的瘾，也许是我这个年纪的单身汉的一种普遍特征，再次将我的心向着我本该用指责去击打的人们敞开，一件仿佛昨日的事，过去像家常便饭，现在却那么稀奇，以至于我要把它记录下来。

然而，除此之外，我还是我自己，那个正把蘸水钢笔搁在一旁要去打开窗户的我，也许是我的挑衅者们的最佳助力。因为我低估了自己，而这就意味着我高估了其他人，但是，我除了高估他们之外，还直接伤害了我自己。倘若我被指责的欲望侵袭，我就从窗户看出去。谁会否认坐在他们船里的渔民，像从学校被带到河边的小学生一样；好啊，他们的沉默常常让人无法理解，就像窗玻璃上苍蝇的沉默一样。电车同往常一样伴着劲风驶过这座桥，呼啸而过，像腐蚀的钟一样发出鸣响，毫无疑问，这名浑身上下全是黑色、胸前的勋章闪着金光的警察，让人除了地狱之外想不到别的，现在他抱着与我相似的想法注视着一位渔民，他在哭喊，或许是遇到鬼怪，或是木塞在抽动，他突然向船边俯下身去。这一切都是正确的，但只是在那个时候，现在，唯有我的指责是正确的。

它们针对一群人，可能这的确使人恐惧，而且不只是我，其他每个人可能都更愿意从敞开的窗户向外观察这条河。这儿有我的父母和亲戚，他们以爱之名伤害了我，这使他们的罪过更大，他们本可以更加地以爱之名利用我呢。然后是一些关系不错的家族，他们带着恶毒的眼神，负罪感使他们变得沉重，他们不愿回忆起这些。然后是一群保姆、教师和作家，还有一位特定的厨娘。然后是沆瀣一气、应该受到惩罚的一位家庭医生、一位理发师、一名舵手、一个女乞讨者、一个卖报人、一个公园看守者、一名游泳教练。然后是城市公园中的几位外地太太，可能从她们的外表完全看不出这一点，一些嘲讽无罪本性的避暑地的本地人，以及许多其他的人。不过，如果我想并且能够将他们所有人的名字一一列出，那么还有更多人，简言之，人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必须留神，不要把一个人说上两遍。

我常常就此思考，并且任由思绪飞舞，不受自身的干扰，但我总会得出相同的结论：我受的教育带给我的毁灭超过了我认识的所有人，超出了我对它的认知。然而，对此我只能不时谈起一次，因为接着会有人问我：“真的吗？这可能吗？这可信吗？”出于精神上的恐惧，我已经尽力约束此事。

外表上看起来我同别人一样：有腿、身体和头，裤子、上衣和帽子。人们让我像模像样地做操，尽管我是那么矮小和虚弱，但这就是生活，无法避免。此外，有很多人喜欢我，甚至有年轻姑娘们，而且那些不喜欢我的人仍觉得我可以忍受。

据说，并且我们也愿意相信，处于危险中的男性甚至连漂亮的陌生女人都不会注意；假如这些女人妨碍了他们从失火的剧院里逃生，他们会把她们推到墙上，用头和手、膝和肘撞她们。那时，我们这些健谈的女人们便闭口不语，她们没完没了的谈话被喝止，原本舒展的眉毛抬了起来，腿部和臀部动作随着呼吸的节奏骤然停止，那因害怕而轻轻闭上的口中流入了比平时更多的空气，脸颊看起来也微微鼓起。

桑^[4]：法国人都是演员；但只有他们当中最弱小的人才演喜剧

法国剧院里雇来捧场的人：在剧院正厅里指挥的人。用哈哈大笑引导周围的人，用丢报纸的动作引导顶层楼座的人。

木槌表明开始

1911年2月19日

无论我今天多么想从床上爬起来，我还是直接晕倒了。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就是我完全被说服了。不是被办公室，而是被我的其他工作。如果我不是非得去那里的话，如果我可以从容不迫地投入我的工作，而不必每天在那里虚度这六个小时的话，特别是周五和周六，我被满满一堆事情折磨，这是您无法想象的，那么，与我相比，办公室有一部分是无责的。我知道这终究只是一通胡扯，我是有责的那个人，而办公室对我提出了最明确与最合理的要求。只是于我而言，这是一种可怕的双重生活，从中只有精神错乱这唯一的出路。这是我在美好的晨光中写下的，倘若它没有那么真实，倘若我不像爱一个儿子那样爱它，那么我肯定不会将它写下。

此外，明天我一定会与大家再相聚，并走进办公室，那时我将是第一个听到您说想要我离开您的部门的人。

1911年2月19日

在我灵感的特殊形式里，我，这个最幸运和最不幸的人，现在于凌晨两点准备入睡（只要我能忍受这种念头，这种形式也许便得以留存，因为它比以往所有的形式更高级）。我灵感的特殊形式是，我无所不能，不只基于某一种特定的工作。若我随意写下一句话，譬如他向窗外望去，如此它已是完美的了。

“你还要在这里待很久吗？”我问。随着这突如其来的对话，我的唾液从口中喷出，像一个坏的征兆。

打扰到你了吗？倘若打扰了你或者可能妨碍了你上去，我会立刻走开，不然我还是愿意留下，因为我累了。

1911年3月28日

画家波拉卡尔林，他夫人那两颗又宽又大的门牙把那张巨大的更确切地说是扁平的脸，顶出了一个尖儿；霍夫拉特·比特纳女士，作曲家的母亲，岁月雕琢了她粗壮的骨骼，因此她至少在坐着的时候看起来像个男人：——施泰纳博士常常被他那些不在场的学生们打扰——在作报告时，这些死气沉沉的学生常常催促他。求知欲？可他们真的需要吗？显然是的。——睡了两小时。自从有人切断了他的电灯，他就一直随身携带一根蜡烛。——他离耶稣非常近。——他在慕尼黑写过舞台剧（“你可以在那儿研究上一年，却不明白它的意思”），设计过服装，写过曲子。——教过一位化学家。——勒维·西蒙，巴黎蒙塞码头上的一名丝绸商，从他那里得到了最好的商业建议。他将自己的作品翻译成法文。因此，这位内廷参事夫人在她的笔记中写道：“如何认识更高层次的世界？在巴黎的S.勒维那里。”——在维也纳共济会里有一位神智学者，65岁，身体非常强壮，曾经是一个肥头大耳的大酒鬼，他不断地相信神，又不断地怀疑。这应该是非常有趣的。比如有一次他参加布达佩斯的会议，在布罗肯山的一场月光晚宴上，施泰纳博士意外地加入了他的社交圈，他出于害怕，拿着有把手的酒杯，躲到了一个酒桶后面（尽管如此，施泰纳博士并没有为此生气）——他也许不是当今最伟大的人文研究者，但他独自担负起将神学与科学统一起来的使命。因此，他也无所不知。——

有一次，一位植物学家，一位伟大而神秘的大师，来到了他家乡的村庄。他使他顿悟。——我将追随施泰纳博士，这是那位夫人为我设定的开端。——当这位夫人身上出现流感的苗头时，她的医生向施泰纳博士讨要了一种药剂，给这位夫人开了此药，她很快就康复了——一位法国女人用法语跟他说“再见”。他在她身后挥手。两个月之后，她死了。还有一件类似的事发生在慕尼黑。——一位慕尼黑医生用施泰纳博士指定的色彩治好了病。他把病人送进绘画陈列馆，配上处方，即在一幅特定的画前集中精神半小时或者更久。——亚特兰蒂斯消亡，雷姆利亚大陆沉沦，现在利己主义带来毁灭。——我们生活在一个关键的时代。只要恶神阿里曼的力量不陡然增大，那么施泰纳博士的尝试就会成功。——他能喝两升杏仁奶，吃长在高处的果子。——他靠思维形式和他不在场的学生们交流，将思维形式传授给他们，而不必在思维形式生成之后继续跟他们打交道。但它们很快就过时了，他必须再创造它们——范塔女士：我记性很差。施泰纳博士：您别吃鸡蛋。

我去拜访施泰纳博士。

一个女人已经在等着了（在容曼大街维多利亚饭店二层上面），但她急忙请我在她之前进去。我们等着。秘书过来，敷衍了我们。我向走廊里瞄了一眼就看见了他。紧接着，他半张开双臂向我们走来。那个女人解释道，我是第一个来的。现在我跟在他后面，好像在将我引进他的客房一样。他在演讲当晚穿的衣服像黑色皇袍一样（不是抛光的那种，而是因纯粹的黑色而闪烁光芒），现在在日光之下（下午三点）看起来积满灰尘，尤其是后背和肩膀处，甚至有点污渍斑斑。在他的房间里，我试图通过为我的帽子寻找一个荒谬的位置来表现出我的谦恭，那份我感受不到的谦恭；我将它放在了一个系靴带时用的小木架上。桌子在屋子中央，我坐下来，目光朝向窗户，他坐在桌子左边。桌子上有些纸，上面有一些图样，让人想起那些关于神秘心理学的演讲。一册《自然哲学年鉴》盖在一堆书上，这堆书看起来也是随意摆放的。只是你不能东张西望，因为他始终试图用眼神来锁定你。如果他偶尔没这么做，那么你就要注意收回目光。他以几句随意的话开头：您就是卡夫卡博士吗？您早就研究过神智学吗？不过，我用事先准备好的话接着说，我觉得，我内心很大程度上是渴望去研究神智学的，但同时我对这门学科有着特别大的恐惧。我害怕会从神智学那儿得到新的困惑，这对我而言非常糟糕，因为我现在的不幸恰恰就是困惑造成的。这种困惑便是：我的幸福，我的能力和潜能，无论如何从来都存在于文学领域。然而，在这里我经历的一些状态（不太多），在我看来与您，博士先生，所描绘的那种看透一切的状态非常接近，在这些状态中，我完全陷入每个突如其来的想法中，但我也填满了每个想法，而且在这些状态中，我不仅感觉到了自己的极限，也感受到了人类的极限。但是，这些状态缺少热情后的平静，这大概是看透一切之人所特有的，尽管并非完全如此。我由此得出结论，我不能在这些状态中写出我最好的作品。——我现在无法完全献身于文学领域，就像这是必须的一样，虽然从各种原因看来都并非如此。除去我的家庭状况之外，由于我的作品诞生缓慢并且特点与众不同，我不能靠文学作品维生；此外，我的健康状况和性格也不允许我将最有利的状态奉献给不确定的生活。所以，我成了一家社会保险机构里的职员。现在，这两种职业互不相容，也无法容忍一种共同的幸福。一种职业里最小的幸福会导致另一种职业里巨大的不幸。如果我在某天晚上写出了好的东西，第二天在办公室就会火烧眉毛，而且什么都做不成。这种反反复复的情况越来越糟。

在办公室里，我表面上履行工作的职责，内心的职责却没得到履行，那个内心没有履行的职责变成了不幸，这不幸再也无法从我心里移开。有了这两种水火不容的追求，现在我还要把神智学当作第三种追求吗？它难道不会干扰这两者，同时自身受到这两者的干扰吗？现在这个如此不幸的我，能将这三种追求进行到底吗？博士先生，我来此地，就是为了问您此事，因为我预感到，如果您认为我可以做到，我就真的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他听得非常投入，没有一丁点儿观察我的痕迹，完全沉浸在我说的话中。他不时地点头，似乎把这当作精神高度集中的助力。刚开始，一个无声的喷嚏妨碍了他，鼻涕从他的鼻子里跑出来，他不停地把手绢伸进鼻子深处，一根手指轮番插在每一个鼻孔里。

由于读者已经习惯了在当代西欧关于犹太人的小说的字里行间，搜寻和发现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法，但在《犹太女人》中却没有指明这样一种解决办法，甚至没有任何相关猜测，因此，读者可能会简单地认定，《犹太女人》中有缺漏，而且非常不愿意看到，据说犹太人在大白天到处走动，未受到任何来自过去或将来的政治鼓励。这时他必须告诉自己，围绕着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法，如此清楚地摆在那里，尤其是自犹太复国主义崛起以来，以至于最后只需作家转一下身子，就可以发现一个确定的、符合当前问题的解决方案。

我通过他的眼神猜测，他是因为我受的那些累，而且现在——也许只是因为他累了——他确定了这一点。假如一点点紧张还不够，假如成功地做到瞒天过海，那么也许现在依然能成功。我到底要不要替自己辩解？虽然我固执地站在这里，在这座房子前，但我也固执地犹豫着要不要走上去。难道我要等到客人过来，唱着曲子把我接上去？

1911年8月15日

已经流逝的这段日子，我什么都没写出来，但它对我很重要，因为我在布拉格、柯尼希斯萨尔和赛尔诺施尼茨的游泳学校里，已不再为我的身体感到羞愧。正如我直到28岁才补回我受的教育，这在赛跑中叫作延迟起跑。这种不幸造成的损失也许并非无法弥补；这只是那种逐渐消失的、变得无边无际的不幸中尚可看见的、明确的、健康的内核，这种不幸会把本该绕在圈子周围的人们赶进圈子内部。此外，在这段短暂却幸福的时光里，我也发现了自己身上许多其他的东西，我将试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把它写下来。

1911年8月20日

我有一种不幸的想法，就是我没有时间去写哪怕一丁点儿好的作品，因为我确实没有时间去写一段故事，我没有时间涉足世界的各个领域，好像我必须这么做一样。然而，当我通过一点点写作得到放松，并重新尝试写作时，我又会觉得，我的旅行最好还是取消，我最好还是去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