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明梵竺

古代印度，与古代华夏一起位于四大文明古国之列。其优秀古老的文化成就，较完整地保存在了中国古代文人的记忆中。“同条共贯，粗陈梗概”[45]，古代印度文明的轮廓渐次清晰。

一　地广壤沃　物产丰饶

人类本性有一个特点，在描绘未知的或辽远的事物时，自己对它们没有真正的了解，或是想对旁人也不了解的事物作出说明，总是利用熟悉的或近在手边的事物的某些类似点，亦即“诗性地理”智慧。[46]这种认识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一方面，这是在科技尚不发达、交通尚不便利的限制下，古代人面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原始、素朴的认知方式；另一方面，特定的地理环境和位置，的确会养成特定的生活习性，特定的生活习性又会造就特定的民族性格，“近山为农，居水为渔，临路行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法国哲学家丹纳也对“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与文学艺术的紧密关系作过详细论证，其中的要素之一“环境”，既指文化观念、思潮制度等社会环境，又指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从地理位置和环境出发去想象和描绘异族社会，是古代中国人认识外部世界的基本思维方式之一。相应地，从地理环境出发去了解印度，也是古代中国人关于印度的完整认知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种地理认识，当以《禹贡》为先。该典籍首先以印度须弥山附会于中国之昆仑山，又误认印度之四河为中国之黄河、黑水及弱水三河。[47]这自然是神话地理想象。但早期中国地理与印度人相联系，却有一定的史籍依据，《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永昌郡》载：“明帝乃置郡……去洛州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僚、僄越、裸濮、身毒之民。”[48]这说明，东汉时，永昌境内已有印度人居住，永昌在今云南西陲，自古即为中印交通的一个要道。

然而，古代文人真正对印度进行地理认识，当以《史记》《后汉书》的权威、明确记载为代表：

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49]

“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50]

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水。[51]

古代中印间交通并不发达，喜马拉雅山脉横亘在中印之间，要翻山越岭取得交通联系实为不易，可能存在的其他几条陆路连接也并不为时人所熟悉，像张骞这种开拓性的描述也是借助第三国人的认识来猜测得到。《旧唐书》以葱岭为参照来描述印度，是因为已有中印僧人经葱岭往来并对印度地理有了实际认识：

天竺国，即汉之身毒国，或云婆罗门地也。在葱岭西北，周三万余里。其中分为五天竺：其一曰中天竺，二曰东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数千里，城邑数百。南天竺际大海；北天竺拒雪山，四周有山为壁，南面一谷，通为国门；东天竺东际大海，与扶南、林邑邻接；西天竺与罽宾、波斯相接；中天竺据四天竺之会，其都城周回七十余里，北临禅连河。[52]

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则以其亲历认识描述道：“五印度之境，周九万余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广南狭，形如半月。……时特暑热，地多泉湿。”[53]此后，在中国文人的集体意识中，一个荒幻博远、气候湿热、国临大水的印度形象就开始出现。后期的史书特别是正史中，大多沿袭这一形象。这基本符合印度实际。除相距中国遥远外，南亚次大陆属典型的热带季风气候，常年高温且年降水量大，也就是所谓的“卑湿暑热”“时特暑热，地多泉湿”。此外，中国文人对印度河流的印象颇深，载籍中多有“国临大水”的记载，想必是对印度河、恒河等印度河流的初步认识。《水经注》则在《河水经》中，对印度河和恒河的来龙去脉，以及流经地域的地理情况和历史事迹，以丰富的知识作了注释。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对恒河的记述最为具体生动：

水色沧浪，波流浩汗，灵怪虽多，不为物害。其味甘美，细沙随流，彼俗书记谓之福水。罪咎虽积，沐浴便除。轻命自沉，生天受福。死而投骸，不堕恶趣。扬波激流，亡魂获济。[54]

文中，玄奘不但对恒河的自然风光进行了描摹，还对恒河在印度文化中的特殊意义作了介绍。华夏文明自身对于河流的敏感、崇敬以及“智者乐水”的文化传统，使这些古代文人对邻国印度的河流给予了持续关注，在元朝耶律楚材的《西游录》、清朝魏源的《海国图志》等著述中，还时见对印度河和恒河的描摹：

此国之南有大河，阔如黄河，冷于冰雪，湍流猛峻。[55]

印度河长四千里，入海口处，阔一百六十里。[56]

以上是古代中国人对包括河流在内的印度地理环境的大致描述，内有想象，亦有亲历，这种地理形象一直沿袭下来。至南宋，僧人志磐在《佛祖统纪》卷三十二中绘有《西土五印之图》，首次以手工绘图的形式替代了地理想象中的印度，这是由于求法的僧人们早已创辟荒途，对佛国印度有了实际的地理认识，如前述法显、玄奘等。

此外，部分中国典籍还对印度的气候、风俗也作了描述。对印度风俗的特点描述，均与其暑热的气候有关，有代表性的描述如：

《括地图》曰：天毒国最大暑热。夏草木皆干死，民善没水，以避日。入时暑，常入寒泉之下。[57]

“风壤既别，地利亦殊。”[58]方物，即出自异国的东西，也是异国形象的一部分。方物的种类、形状、品质等等，都会给文人留下深刻的直接印象，这种印象就会被附加在异国形象上，成为异国形象的一部分。因为两种相异文化的交往，哪怕是物质的交往，都会打上交流双方的价值观的烙印。正如法国学者艾田蒲所言：“任何东西都在一种文明中加以体现……当一个中国人喝法国的葡萄酒时，他便分享了我们的价值观，而当罗马妇女身着中国丝绸衣装时，她们也就打上了中国的价值标记。”[59]

中国古代文人向来轻视商人，故由于贸易交往而带来的对印度物产（动物、植物及出产物品）的认知在正统诗文作品中较为少见，中国正史的记载仍是我们了解印度物产的主要途径。[60]

先看动物。中国载籍中，来自西域的“灵兽”“灵鸟”记载颇多，东汉处士祢衡《鹦鹉赋》曾言“惟西域之灵鸟兮，挺自然之奇姿”[61]。其中的印度动物，主要以牛、象、鹦鹉、孔雀为代表。

牛。牛，在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东方各国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印度尤其如此。公元前2700年的印度河文明中，已经使用牛来耕地、拉两轮车，在已出土的印度河印章文字上已有牛的形象出现。在印度教神话系统中，牛是主神湿婆的坐骑，另一主神毗湿奴的化身黑天也曾是一个牧牛娃，所以，印度教教徒敬牛如敬神。佛教神话中的牛更具足威仪与德行，“人中牛王”常被用来赞美佛陀德行的广大无边，亦有“行步安平，犹如牛王”和“牛眼睫相”来形容佛陀的相好；禅宗以牛喻众生之心，《十牛图》代表修行的十个境界，“露地白牛”则喻指体达清净自在的悟境。中国史籍中对印度出产牛留有不少记载，黄支国[62]进献犀牛之事分别见于《汉书·平帝本纪》《汉书·地理志》《汉书·王莽传》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西域来的犀牛曾一时轰动中原朝廷，对此，班固在《西都赋》中曾这样生动描摹：

西郊则有上囿禁苑……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63]

南朝宋刘义庆则不但在《宣验记》中记载了天竺有牛，还赋予了天竺牛能开口讲话、现身说法的神异本领：

天竺有僧，养一牸牛，日得三升乳。有一人乞乳，牛曰：“我前身为奴，偷法食，今生以乳馈之。所给有限，不可分外得也。”[64]

象。大象是出产于南亚次大陆的典型动物，在出土的印度河文明时期印章上即有大象的图案。中国典籍中，《史记》《后汉书》对印度大象均有明确记载，如印度人“乘象而战”或“出象、犀……”等。一直到元代，《长春真人西游记》中仍有记载：“又见孔雀、大象，皆东南数千里印度国物。”[65]中国人自古对印度的大象印象深刻，一是因为印度独特的地理、气候特点使然，《大唐西域记》中载，作为“象主之国”的印度“暑湿宜象”[66]，大象出产众多。二是文化因素的影响。在印度教大大小小的众多神祇中，湿婆神之子象头神格涅沙是最受欢迎的神之一，印度人在重大活动开始之前，往往都会膜拜象头神格涅沙，以期得到他的保佑以克服任何的困险阻碍。在佛教传说中，象更是高贵的象征，如佛陀之母梦六牙白象而孕，以象为主要角色的佛本生故事更多，亦以“香象之文”通称佛典。佛典中，常用象王来譬喻佛陀，因其举止威仪如象中之王。又因龙与象分别是水上、陆上最有力之动物，佛典中常将二者合用，以“龙象”喻指菩萨的威仪具足或能力殊胜，后来，一些威仪庄严的高僧大德也被赞为“法门龙象”。直到今天，中国人还习惯以“象”来作为印度的别称，如“龙象共舞”“龙象之争”等。[67]另有中国象来自印度之说，已被书面文献和地下考古证据所证伪。[68]

鹦鹉。古代印度在与中国的官方往来中，常常以鹦鹉充当“友好使节”，这在史书中有所记载，如《旧唐书》载：“八年，南天竺国遣使献五色能言鹦鹉。”[69]诗人王维则有著名的《白鹦鹉赋》传世，对来自西域的鹦鹉赞叹不已：

若夫名依西域。族本南海。同朱喙之清音。变绿衣于素彩。惟兹鸟之可贵。谅其美之斯在。[70]

至于这种来自西域印度的会说话的鹦鹉能否记诵佛经，《旧唐书》和王维都没有提到，但在《全唐文》中却有所体现：

前岁有献鹦鹉鸟者，曰此鸟声容可观，音中华夏。有河东裴氏者，志乐金仙之道，闻西方有珍禽，群嬉和鸣，演畅法音。以此鸟名载梵经，智殊常类，意佛身所化，常狎而敬之。[71]

这是因为，在印度民间传说中，鹦鹉本是只神鸟，如佛本生故事里，菩萨前生即曾为鹦鹉。如此，在唐人丰富的想象世界中，脱胎于佛教故事的神鸟鹦鹉往往成为绝佳的创作原型。

孔雀。孔雀是印度的国鸟，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幅员辽阔的奴隶制帝国即命名为“孔雀王朝”，因为该王朝的创建者旃陀罗笈多原出身于一个为国王饲养孔雀的家族，声名远播的阿育王统治的四十多年则是孔雀帝国的极盛时期。印度孔雀也在中国载籍中频频出现，《汉书·西域传》中已有简洁记载，《艺文类聚》中晋公卿对西域所献孔雀的赏玩和赞叹则较为形象：“世祖时，西域献孔雀。解人语，驯指，应节起舞。”[72]西域孔雀“解人语”，《拾遗记》中所载含涂国“鸟兽皆能言语”[73]，这无疑给中国文人的印度想象增添了一丝幻丽色彩。孔雀在佛教中也具有特殊意义，佛本生故事中，佛陀曾转生为孔雀；由于常被视为能啖尽一切五毒烦恼，孔雀后成为密教本尊之一孔雀明王的坐骑。

除以上动物外，中国典籍中也时见对来自印度的骏马、狮子、骆驼等的记载和描述，德国汉学家孔好古（August Conrady）在其著作《中国所受之印度影响》（Indischer Einfluss in China）中认为，《战国策》中所载的若干动物寓言，完全源于印度，仅动物名称加以更易。[74]

再看植物。典籍中的印度植物，以莲花、贝多、毕钵罗、胡椒、甘蔗为多。

莲花。莲花是印度的国花，是印度文化的一个重要意象。印度教神话中，毗湿奴的肚脐上曾生出一朵莲花，而梵天自此莲花而生。莲花与佛教的关系更为密切。佛教神话中，释迦牟尼诞生之初即化为成人，每行一步，便生一朵莲花，名曰“步步生莲”。佛弟子虔诚念佛称为“口吐莲花”，善于说法称为“舌上生莲”，苦中作乐则称为“旧宅生莲”。此外，佛国也被称作“莲界”，佛寺称作“莲宇”，《妙法莲华经》称作“莲经”，袈裟称作“莲花衣”，雕成莲花状的佛龛称作“莲龛”。在佛教遗址、建筑和造像上，处处可见莲花图案。中国文人对莲花也偏爱有加，周敦颐的《爱莲说》即道出众多文人墨客的心声。中国文人爱莲，在很大程度上仍与佛教倡澄净妙悟相联系，如崔融《为百官贺千叶瑞莲表》：“夫莲花者，出尘离染，清净无瑕。有以见如来之心，有以察如来之法，道之行也。”[75]

贝叶。贝多罗树的叶片，简称贝叶。生于热带，树叶修长，非常适合书写。古代印度倚重口耳相传、不重文字书写，有限的文字书写的主要载体就是贝叶。法显、玄奘、义净的著述和《酉阳杂俎》《旧唐书》《太平御览》《资治通鉴》等史籍中皆有记载，如“于是词发雌黄，飞英天竺；文传贝叶，聿归振旦”[76]，“贝多，出摩伽陀国，长六七丈，经冬不凋。此树有三种……西域经书，用此三种皮叶，若能保护，亦得五六百年”[77]，“其人皆学《悉昙章》，云是梵天法。书于贝多树叶以记事”[78]，“贝多叶长一尺五六寸，阔五寸许，叶形似琵琶而厚大，横作行书，随经多少，缝缀其一边，怗怗然”[79]，等等。早期佛教经典几乎全为贝叶所垄断，为保存和携带方便，便有了梵夹，“梵夹者，贝叶经也；以板夹之，谓之梵夹”[80]。贝叶具有防蛀、防潮特性，可保存数百年之久，今天印度那烂陀博物馆仍保存有大量的贝叶经。

毕钵罗。印度常见树种，在出土的印度河文明印章上已有菩提树的图案存在。相传因释迦牟尼在一棵毕钵罗树下悟道成佛，该树种便被称为菩提树，从而成为佛教的“圣树”。《大唐西域记》卷八载：“金刚座上菩提树者，即毕钵罗之树也。昔佛在世，高数百尺，屡经残伐，犹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觉，因而谓之菩提树焉。茎干黄白，枝叶青翠，冬夏不凋，光鲜无变。每至如来涅槃之日，叶皆凋落，顷之复故。”[81]后因禅宗神秀和慧能的两首菩提偈而为人熟知，《酉阳杂俎》载该树种亦名“思惟树”。在陕西铜川玉华宫肃成院对面的山谷中，至今还生长着两棵菩提树。

胡椒。也是印度的重要物产，盛产于古里、柯枝等地。段成式《酉阳杂俎》载：“胡椒，出摩伽陀国，呼为昧履支。其苗蔓生，茎极柔弱，叶长寸半，有细条与叶齐。条上结子，两两相对，其叶晨开暮合，合则裹其子于叶中。子形似汉椒，至辛辣，六月采，今人作胡盘肉食皆用之。”[82]胡椒是郑和下西洋回程的主要货物之一，曾被朱棣用来发放作为官员俸禄。

甘蔗。印度气候湿热，适合甘蔗生长，印度人很早即学会用甘蔗榨糖。中国人对此也有了解，“又土多甘蔗，广如禾黍，土人绞取其液，酿之为酒，熬之成糖”[83]。20世纪初，在伯希和掠走的敦煌文献中发现一张记有印度甘蔗的种类、栽培技术及制糖技术的残卷（P.3303），季羡林先生曾对此有专门研究。[84]

上述印度动物、植物在中国载籍中屡屡出现，是中印古代文化交流的典型例证。其中不少物种本身或其文化意象跟宗教特别是佛教密切相关，这说明，宗教文化的传播意义绝非仅限于宗教本身。

其他物产。“印度国自古有名，所出宝物不可胜数，人皆视为乐土。”[85]除以上动物、植物外，车渠、琉璃、火浣布、刀剑等印度物产也引起中国人的注意。

车渠。西域七宝之一，纹理细腻柔和，一直被古人视为珍宝。《玄中记》载“车渠出天竺国”[86]，曹丕则以《车渠椀赋》对天竺车渠极尽描摹：

车渠，玉属也，多织理缛文。生于西国，其俗宝之。小以系颈，大以为器。惟二仪之普育，何万物之殊形。料珍怪之上美，无兹椀之独灵。苞华文之光丽，发符采而扬荣。理交错以连属，似将离而复并。或若朝云浮高山，忽似飞鸟厉苍天。夫其方者如矩，圆者如规，稠希不谬，洪纤有宜。[87]

椀，同“碗”，是一种盛饮食的器具。据《古今注》等记载，曹操曾以车渠制成酒碗，这些车渠可能是曹操在建安二十年攻屠氐王、平定凉州之后，西域诸国所献赠。除曹丕外，曹植、王粲、应玚等人都有《车渠椀赋》传世。唐代杜甫也在其《谒文公上方》诗中以“金篦刮眼膜，价重百车渠”[88]诗句称道来自印度的金篦医术（治疗白内障的医术）。

琉璃。人多认为来自西方特别是罗马的玻璃器皿品质最为出色，却不知来自西域的琉璃制品“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89]，玻璃宝镜亦“举国不识，无敢酬其价者”[90]。晋时潘尼有《琉璃椀赋》传世：

览方贡之彼珍，玮兹椀之独奇。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其由来也阻远，其所托也幽深。据重峦之亿仞，临洪溪之万寻。接玉树与琼瑶，邻沙棠与碧林。瞻阆风之崔嵬，顾玄圃之萧参……光映日曜，圆成月盈。纤瑕罔丽，飞尘靡停。灼烁旁烛，表里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91]

琉璃，本为梵文vaidūrya的音译，佛教七宝之一，上述西域传入中土的琉璃制品，其技术源头无疑是印度本土。[92]

织品。中国纺织享有盛名，古代印度的纺织品也不逊色，《太平御览》分别引《广雅》《吴时魏国传》道：“天竺出细织成……大秦国、天竺国皆出金缕织成。”[93]在古代印度的纺织品中，以火浣布最为有名。《山海经》《搜神记》等均有记载，《列子》的描述相对详致：“火浣之布，浣之必投于火；布则火色，垢则布色；出布而振之，皓然疑乎雪。”[94]印度与中国官方往来时经常用这种布品作为礼物，在《晋书》等正史中多有记载。值得注意的是，《艺文类聚》载“大秦国贡奇布”之事，《马可波罗游记》中亦有大汗赠送火浣布给罗马教皇的记载，《南史》《梁书》《晋书》中均载天竺人与大秦人“交市于海中”，可见出天竺与大秦的古代贸易往来关系。[95]

刀剑。《列子》有对“切玉如切泥”练钢赤刀的描述，梁吴均在《咏宝剑》一诗中有对昆吾剑的描述，与对练钢赤刀的描述如出一辙：“我有一宝剑，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96]对昆吾究竟今属何地，历来理解有分歧，但联系前文周穆王得此剑于西戎的解释，应为出自西域、靠近印度或属印度之地。

除以上外，典籍中对来自印度的金刚石、新陶水、珊瑚、珍珠、香料等时有记载。这些都是印度的特产，大多见于频繁的进贡往来中，但有的印度商人以进贡为名，行贸易之实，这也是古代中印交往、中外交往的一大现象。[97]不管是政治目的，还是经济目的，却都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印文化的交流。刺目的是，印度来华的贡品中竟然偶有“黑小厮”“番奴”之类，即奴隶，这真是一种特殊的“物产”！虽然不一定都是指印度奴隶（还可能是非洲等地区的奴隶），却直观反映出奴隶们的悲惨境遇。其实，在文学性较强的唐人作品中即有记载，如《陶岘传》中载“海船昆仑奴”名曰“摩诃”[98]。据考，唐长安城曾列有专门的“口马行”，竟将人和牲口并置，长安城大量出现的“胡姬”即为粟特商人从西域倒卖而来的女奴。可见，奴隶贸易自古有之，而非近代以来才出现。

研究过程中发现，在中国典籍中时有对源自中国的物产输入印度的记载，这再次动摇了古代中印文化交流“单向说”[99]的根基。季羡林先生经过考证，认为中国的丝、糖、钢等物品曾在古代流往印度，对单向交流一说提出质疑。明代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中也均明确记载有中国丝绸输入印度的情形。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中也曾着重记录了一座中国“土塔”，此塔位于今天印度泰米尔纳德邦东岸的讷加帕塔姆，土砖材质。《岛夷志略》载，“居八丹之平原，木石围绕，有土砖甃塔，高数丈。汉字书云：‘咸淳三年八月毕工。’传闻中国之人其年旅彼，为书于石以刻之，至今不磨灭焉。”[100]八丹为“沙里八丹”之简称，即今天印度泰米尔纳德邦东岸的讷加帕塔姆，中古时期曾为印度半岛上极其繁荣的国际贸易大港。“高数丈”，明显为中国风格，这是宋人将中国的建塔风格和建筑技艺带到印度。“咸淳三年八月毕工”则提供了该土塔的建造年代，即公元1267年。这说明，一直到南宋末期，中印间海上贸易往来仍很活跃，当时仍有诸多中国人远赴印度半岛经商。至于建塔的原因，推测很可能是中国商人们出于礼佛的需要（公元8、9世纪到12世纪，讷加帕塔姆曾为南印度主要的佛教中心），同时在塔上书刻汉文以表达对故土的思念。1725年，欧洲旅游家瓦伦丁（Valentyn）曾参观该塔，并称之为“中国宝塔”。[101]16世纪，葡萄牙人巴尔比（Gasparo Balbi）曾在该地见到“支那七塔”，土塔为其中之一，其余皆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