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互联网这种现代传媒，将相隔千里且从不相识的人群联在一起。我与作者宏瞻君从未谋面，却对她的向学之志和人生追求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其管道便是网上的交往。我曾经在明史交流QQ群中，见证了她的活跃，领略了她在研究张居正方面的刻苦、细致和孜孜不倦。她对围绕张居正的各种文献了如指掌，许多网友向她咨询相关文献时，她都能信手拈来并予以贴出，且经常是比较偏僻的古籍文献。

这不能不让我对这位神秘的“张粉”感到好奇，也曾打听过她的一些情况，比如她年方二十余岁，从事财经工作，从未读过历史专业，等等。一个非历史专业出身的业余的年轻的历史爱好者，对张居正的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文献如此精通，让我不得不对她刮目相看，同时也引出我的许多思考。

其一，加深了对历史价值的认识。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布洛赫指出，历史所具有的永恒魅力是其存在的唯一理由，这种魅力使人产生强烈的兴趣，直至乐此不疲、为之销魂的地步，因此历史具有娱乐功能。像作者这样的业余爱好者，在工作之余，将全部时间、精力付诸历史，达到了废寢忘食的境地，正说明了历史所具有的无穷魅力和娱乐价值。他们徜徉在历史的海洋中，游刃有余，优哉游哉，毫无功利色彩，全凭个人兴趣，与其他人利用业余时间打麻将、玩游戏具有同等快乐，甚至更加乐在其中。

其二，兴趣是成功的最好老师。历史人才的产生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现代教育制度的培养，一种是个人兴趣的滋润。两种方式各有其利弊。通过本科、硕士和博士培养制度培养的历史专业人才，具有规范化、系统化、学术性和理论性的特征，然而，由于它被纳入实用性的高考和考研体制，因此成为部分人“为稻粱谋”的终南捷径，被动地从事历史学习和研究，未能充分激发起学习兴趣，最后的成效也不尽如人意；而后一种形式属于自学成才的模式，纯属个人兴趣的驱动，毫无功利目的，其以前的缺点是独学无友，而今网络时代则能结成群组，相互交流，甚至吸引一些专业历史学者加入，使得他们在自学过程中，也获得了学术交流带来的相互磨砺和学术增值。作者及其群友们的经验，证明了后一种模式的意义。当然，后一种模式也有比较大的弱点，便是容易走向“粉丝化”，对研究的对象倾注过多的个人感情。如果能够将两种模式结合，将对历史有强烈兴趣的人纳入现代教育体制，则无疑是如虎添翼。但现代教育体制“求全责备”的特征，常常将“学术偏才”拒之门外。怎样改革现代教育体制，是个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

其三，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火爆和成功与其说是栏目和讲史人的成功，毋宁说是它引爆了业余历史爱好者对历史潜在的热情所致。原以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没想到在人海茫茫中经商、从政的各色人等，都有了解历史的愿望和冲动。通过该节目的走红，让人忽然发现原来社会上还有如此之多的历史爱好者，他们关注着历史，感受着历史的无穷魅力。通过宏瞻们对历史的痴迷，可以洞悉《百家讲坛》成功的原因。

谈完了以上的感想，再来谈谈宏瞻这部《世间已无张居正》。由于作者属于第二种人才成长模式，因此她采用了业余历史爱好者常走的通俗史学之路。本书不像一般的历史专业学者所撰述的规范的学术专著，而是通过叙述形式，生动讲述张居正的人生道路和为政经历，偶尔在叙述中夹杂作者的一些议论和评价。

这部书看起来只是在叙述史实，其实中间蕴含着许多作者的研究心得，一些不起眼的表述中，凝结着作者的考证成果。其中对张居正与同僚、同乡、同年之间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微妙关系的描写，就多有自己的发现。比如张居正夺情时阳明学者耿定向对他夺情起复的看法，从侧面反映社会名流并非都拘泥于纲常名教，折射出当时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又如张居正与王世贞的恩怨情仇影响张氏身后几百年的毁誉评价，张居正与陆光祖的争执反映出张居正改革的艰难以及他和主流政治理念的冲突；门生傅应桢弹劾张居正引来状元门生张元忭的劝谏以及张元忭对老师夺情事件的态度，以此窥见张居正与门生的相处之道。

特别是作者指出，一贯反对张居正的邹元标，在张居正死后并未如一些史书所说，积极为张居正的平反奔走呼号。作者认为，以邹元标为代表的东林清议对张居正其人其学其治国之术始终存在分歧。此外，有些学者批评张居正晚年自称“孤”是其权力膨胀的结果，有僭越之罪，而作者则指出，明人父母去世，居忧时或有以“孤”自称的风习。方弘静《千一录》载：“自称者，生、仆、走、不肖，其来旧矣，非不雅也；乃有称不榖，居忧称孤者，不知其不可也，盖当时风气如此。”

这种历史的细节和历史现象之间的微妙关系，在专业历史学家那里或被忽视，而本书则通过细微的考证，揭示出许多生动曲折的历史情节。

世间已无张居正，但世间永存张居正。有张居正建立的丰功伟业，有历史学明史专业和政治史专业的严肃研究，有像作者这样更广大的历史爱好者的热切关注，张居正不再是一个渐行渐远的历史符号，而是一个与现实日益相联的文化现象，永远存活在现代人的心中。

是为序。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谢贵安

2013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