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问 《红楼梦》是“情场忏悔”之书吗

1921年胡适写出他的《红楼梦考证》之后，并没有停止对于这本书的研究，而他的这篇文章也引起他两个学生的兴趣，一个是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一个是著名红学家俞平伯。顾颉刚时常受胡适之托查找一些资料，俞平伯则经常和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的问题，有什么新的见解顾颉刚就及时告诉胡适，胡适有什么新发现也会通过顾颉刚告诉俞平伯。过了一年，胡适写出了他的《红楼梦考证》修改稿，里面就引入了一些俞平伯的意见。而在1923年，俞平伯也出版了他的红学专著《红楼梦辨》，影响极其深远。在这本书中，俞平伯就《红楼梦》的主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后来被称为“情场忏悔说”。

俞平伯和胡适一样，是“新红学”的创始人，他的立论角度也与胡适相同，即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书中的贾宝玉就是曹雪芹本人。从这个大的前提出发，俞平伯在这本书中特意写了《作者的态度》这一章，对于《红楼梦》的主旨做了深入探讨。

他首先认为这本书是曹雪芹本人感叹身世之作，书中开头石头自怨一段，就把他怀才不遇的悲愤完全写出，而其本人自身历史与书中贾宝玉的性格也极其相似，由此可以说，这本书是以贾宝玉为主体，其他一切都是戏台上的背景。在这个前提下他又提出《红楼梦》是为“十二金钗”做本传的书，他驳斥了当时一般读者对于书中女子的态度，认为其中女子没有一个好人，他说：“其实这是他们的意思，作者几时说来？”他认为书中女子除秦可卿、王熙凤之外，都不见得有什么暧昧的事情。他还批驳了当时流行的另一种说法，即是说《红楼梦》是一部“春秋经”，曹雪芹于每一个人物都含着褒贬，尤其是对于林黛玉与薛宝钗，实际上是褒林而贬钗的。他说曹雪芹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对于这两个人物实际上平等看待，若双峰并峙二水分流，不分高下。这一种说法后人称为“钗、黛合一论”。然后他就提出这本书实际上是一部情场忏悔之作。他同意高鹗续的后四十回让宝玉出了家，但是不同意他在中举人之后出家。他认为宝玉应是亲眼见了书中十二钗的悲剧结局之后，“往日欢情悉已变灭，穷愁孤苦，不可自聊，所以到年近半百，才出了家”，他认为书中甄士隐、智通寺老僧，都是贾宝玉的影子。也有可能除了情场忏悔之外，还有生活的逼迫在里面。他举例说曹雪芹的晚年就是在“举家食粥酒常赊”中度过的。这三种说法互相联结，为新红学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对于摧破当时读书人对于《红楼梦》的种种迷误确实起到了摧枯拉朽的作用。

由于时过境迁，如今的读者也许难以想象当时的人们怎样解读《红楼梦》，当时有的人或者醉心于考证书中所写究竟是顺治皇帝与董小宛的爱情，还是写著名的词人纳兰性德的爱情故事，或者是写“康熙朝政治”。要不就是为书中人物的好恶争论不休，为了争论究竟是林黛玉好一些还是薛宝钗好一些，竟至挥拳相向。这三种说法对于引导人们正确解读《红楼梦》起到了很大作用。

需要指出，俞平伯在这本书中对于《红楼梦》的评价并不是很高，他说：“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这种看法与胡适的看法极其相似，胡适也说《红楼梦》在艺术上连一个布局都没有，在思想上还不如《儒林外史》。胡适明确地说他做《红楼梦考证》的真正兴趣在于试验一种方法，即把人们用来治经治史的方法用到小说的研究上来。而另一个新红学的创始人顾颉刚也说他研究《红楼梦》“不过是从兴罢了”，目的是“练习一个研究书籍的方法”。这说明新红学的三个创始人的真正兴趣都在于考证上面，反而对于这本书的真正价值所在不甚注意，这就与王国维、吴宓等人对于《红楼梦》的高度评价拉开了很大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