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问 警幻仙姑是中华爱情女神吗

西方古代神话中，有专门的神祇管领爱情，大抵是年轻貌美的女性，比如著名的维纳斯。中国就没有这样的神祇，中华文化的一个极大特点就是神话很少，传说特多，在有限的神话中，又没有爱情的位置，这是一个绝大缺憾。在上古时代，与男女有关的神祇，有一个高氏，每年的仲春，天子都要率领众妃嫔用太牢去祭拜他。但他是男是女，一直不大清楚，一般的说法，说他就是著名的伏羲氏，也就是女娲的丈夫，是一个男的。他的主要职能也不是管领爱情，而是管理生子，生有才干的儿子，因此他不是一个爱神，而是一个生殖神。后来有一个月下老人，主管人间姻缘，男的女的经他老人家用红线一牵，就能走到一起。粗看起来他应该是管爱情的，可是细究起来，他管的也不是爱情，而是婚姻。我们的婚姻质量一直不高，与这个主管婚姻的糟老头子有很大关系，他不懂爱情。

性、婚姻、爱情，粗看起来似乎是一回事，人们也一直盲目地寻求这三者的统一，实际上这是三个不同的领域，有着极大分别。性属于生物学范畴，婚姻属于社会学范畴，爱情属于文化学范畴，互有联系又互有区别。要使三者统一起来，难度很大，人世间无数悲剧，都起于这三者的不统一。中国古代也有不少描写情爱的文学作品，比如《西厢记》《牡丹亭》等等，大体停留在墙头马上，一见钟情，着眼在色身，归趋在婚姻。致于宣扬王宝钏等枯守寒窑的大量作品，则连情爱的边也沾不上，是宣扬从一而终的伦理道德作品。能够把情爱上升到精神层面，文化领域，把情爱变成爱情，只有曹雪芹先生的《红楼梦》。有人说过，在中国文化史上，老子提出一个天道观，孔子提出一个人世观，曹雪芹提出一个情爱观，这三个人可以并列，确有见地。

按照中国传统习惯，提出一种说法，就要给他一个根据，这根据越古老越可靠，越神圣越有说服力。于是曹雪芹先生十分敏锐地发现了中国文化的这一个极大空缺——爱神缺位，他便为我们塑造了警幻仙姑这一个中华爱神。这是一个绝顶美丽的年轻女子，我们看曹雪芹为她写的那一篇赋，可使人想起曹植著名的《洛神赋》。她的职能就是“司人间之风情月债，掌尘世之女怨男痴”。从书中所写看，她可能就是太虚幻境的掌门人，她的手下还有众多同样美丽的爱神，比如书中提到的痴梦仙姑、种情大士、引愁金女、度恨菩提等等，但是她们之间没有尘世和仙界都无法摆脱的统属关系，她们以姊妹相称，关系平等，她们住的太虚幻境是一个女儿的纯情天国。

可是我们这一位爱神并不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她对于爱情有着清醒的认识，她一出场便唱道：“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寄言众儿女，何必觅闲愁。”她在布散相思的同时便在布散痛苦，欲摆脱痛苦就需离情断欲，但这又极其艰难，几乎不可能。因为情爱与生俱来，绵绵不尽。她在矛盾、悖论中尽着自己的职守，正因为这种矛盾与悖论，使她对普天下痴男怨女有着许多同情，所以她所居住的天宫大门上一副对联是：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而她的居室之内也有一副对联曰：幽微灵秀地；无可奈何天。她把贾宝玉引入太虚幻境的目的是想让他领略情爱之真相后迅速觉悟，委身经济之道。可是恰恰相反，她反倒开启了贾宝玉情爱的闸门，堕入迷津，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这种目的与结果的矛盾正是她职守的矛盾。矛盾是我们这位爱神的存在方式。

佛教认为人生即苦，其苦有八，生老病死之外，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是其中三苦，都与情爱有关。欲摆脱痛苦，唯有摆脱一切欲望。警幻的身上有着佛教的深刻影响，在她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观世音菩萨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看到佛陀的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西方一位作家说过，人生有两个最大的痛苦，一个是得不到自己追求的东西，一个是得到自己追求的东西，得不到与得到都是痛苦。就《红楼梦》来看，林黛玉没有得到，她在痛苦中死去；薛宝钗得到了，却同样痛苦，在痛苦中煎熬。贾宝玉却是在得到与得不到之间迷茫，那是一种更大的痛苦。警幻这位美丽的爱情女神，就在一片痛苦的呻吟中引导人们超脱，但是真正能够超脱的总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痴男怨女注定要在痛苦中挣扎以致毁灭。于是我们这一位美丽的女神就有了许多“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式的悲壮与悲凉。这种爱而不得的悲剧是人生根本性的悲剧，将与人类相终始，永远也不会得到彻底解决，那么警幻这位独特的爱情女神也就有了超越时空的普适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