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〇〇问 曹雪芹是借省亲事写南巡吗

既然历史上既无后妃省亲制度，也无这类事实，曹雪芹为什么非要写出元妃省亲这一大篇花团锦簇的文字？甲戌本在第十六回的回前有一条脂砚斋批语：“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惜（昔？）感今。”这是告诉我们，曹雪芹写元妃省亲是虚，借这个事件写南巡之事是实。书中也确实在谈及元妃省亲之后，马上让王熙凤说：“……若果如此，我可也见见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几岁年纪，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没见世面了。说起当年太祖皇帝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偏我没造化赶上。”赵嬷嬷便接着说：“……那可是千载希逢的！那时我才记事儿，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都花得淌海水似的！”这个南巡，一般认为是指康熙皇帝南巡，这就与曹家本事挂上了钩。

康熙皇帝登极之初，天下尚未安定，尤其是三藩之乱，搞得社会动荡不安，康熙二十年以后，三藩平定，天下安堵，于是康熙搞了六次到南方的巡视，这六次巡视中，有五次是以江宁织造署为行宫，曹雪芹的曾祖曹玺、祖父曹寅先后任江宁织造，接驾五次。曹寅一人接驾四次，他这四次又和别的官员不一样，别的官员只在任所接驾，他却是在南京、苏州、杭州三地接驾，实际上是十二次。虽然康熙在谕旨中反复强调不许靡费，但是曹寅这些人心知肚明，皇上说归说，该办的还是要办，因此那一种靡费就让人睁不开眼了。小小不言地进一顿“御宴”，就是一百多桌，此外还要看戏、观灯、游览，还要打点随行的太子、皇子、近臣、侍卫。当时有人形容江南迎接“圣驾”的奢靡情景说“三汊河干筑帝家，金钱滥用比泥沙”，与这一回书中赵嬷嬷所说“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你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那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竟是如出一口。曹寅因为接驾，落下大量亏空，到他死后，还留下三十多万两银子的亏空无法抵补。所以许多人说，曹家的真正败落，是由于这几次接驾造成的。

那么曹雪芹虚构出这个元妃省亲的故事，是不是在暗写当年康熙南巡？如果确是如此，目的又是什么？是追怀往日繁华还是揭示败家的根源？按照脂砚的批语，似乎是这么回事。但是若果如此，这个故事在整部书中有什么意义呢？我以为曹雪芹写这一部《红楼梦》，并不是一个落魄王孙追怀往日繁华，更不是旧家子弟揭示家道式微的根源。诚然，我不否认他在书中写了自家往事，就拿元妃省亲这个故事来说，也可以承认确有当初康熙南巡的影子。可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曹雪芹写这一切只是当作故事背景来处理的，他的真正着眼点是女儿，是女儿的命运，这是一部写女儿的书，是为女儿说话，说女儿话的书。许多学人接触到书中这些与曹家史实相合的材料，就会生发许多想象，不由自主地往政治上扯，往家族上扯，殊不知这恰恰有意无意地贬低了曹雪芹作为伟大思想家的思考深度和伟大文学家的文学自觉。胡适先生在认真考究《红楼梦》和曹家本事的同时，不承认它的艺术成就，认为只是老老实实地描写了一个“坐吃山空”的过程，就是最好的例证。我过去也是深受这种态度影响的，可是这次重读《红楼梦》，我时刻提醒自己，本身就是曹雪芹笔下那种“泥做的”“须眉浊物”，万不可用这种俗眼去看《红楼梦》，必须“换新眼目”。这个“新眼目”是什么？就是女性视角，女性立场，女性话语。只有从这种角度去读，才能读出这部书的伟大，它的不同凡响。所以我说脂砚的这一条批语，并不是在揭示曹雪芹的写作目的，而是在发表自家的观感，他是从男性视角，男性立场，男性话语来读这书的。我这里并不是说脂砚是一位男士，他是男士还是女士是另一个话题，我只是说他的角度、立场、话语是男性的，也就是体制内的主流话语。从这个角度读《红楼梦》，自然会读出许多政治的、家族的感怀，却会把女儿故事推到背景上去，顶多是一种表面的载体，在表面的现象之下，是不为人知的宫廷故事、家族故事。其实曹雪芹在书的开头已经明确说过，书中“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我们还是应该相信曹雪芹的话，多关注一些书中那些女儿的命运，女儿的眼泪，从中悟出一些有用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