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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1944年1月。我走向圣日耳曼德佩地铁站的入口，一刻也不想耽误，因为需要搭上一趟开往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列车到巴黎东部去。为了远离其他乘客，我挑了一个折叠座位。公文包里装着很重要的东西，我把它紧紧抱在胸口，同时在心里默念着经过的每一站。共和国站，还有三站就到了。忽然，从后面一节车厢传来一阵躁动和说话声。汽笛已经响了好几秒，可车门却一直没关。紧接着，说话声被一阵响亮、尖锐、极为特别的脚步声所取代。我立刻听了出来。当佩戴着肩章、贝雷帽压得很低地戴在平头上的民兵巡逻队闯进车厢的那一刻，我的胸口感到一阵灼烧。他们给了司机一个手势，车门就关上了。

“证件检查！把包都打开准备好搜查。”

我没有看他们，而是在车厢尾部等着。虽然警察检查对于我而言已经不再陌生，但今天我却害怕了。

保持镇定，压抑住自己的情绪。我不能暴露，至少不是今天，不是现在。脚别乱动，以防暴露内心的慌乱。别让前额上的那滴冷汗淌下来。血管里的血液正在突突直跳，快让它停下。我努力让心跳变得平稳，慢慢呼吸，藏起自己的恐惧，泰然自若。

一切如常。我有个任务要完成。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就在我身后，那群人正在检查身份证，搜查包裹。我要在下一站下车，但每个车门处都守着一个士兵，看来我是没法逃避检查了。于是我站起来，自信地走向他们，把我的证件拿给一个正打算朝我走过来的士兵看，我挥了挥手，示意他我马上就要下车了。他大声读着我的证件：“朱利安·凯勒，十七岁，染匠，法国安省人，住在克勒斯公寓……”他拿着我的证件翻来覆去地仔细检查，不时抬头用他那双充满狐疑的小眼睛观察我的反应。我始终保持着镇定，因为我知道他看不出我有多么害怕。同时我也知道并且确信我的证件是齐全的——毕竟都是我亲自伪造的。

“证件齐全……凯勒，你是阿尔萨斯人？”

“是的。”

“你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这是我最不想被问到的。那个士兵指着我怀里的公文包，当时我正紧张地抓着拎手。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脚下的地板摇摇欲坠，恨不得马上逃离，但任何试图逃走的尝试都是徒劳的。一阵慌乱让我的血液瞬间冷却，必须马上想个法子应对。

“你聋了吗？你包里装的是什么？”士兵提高了声音问道。

“三明治。你要看看吗？”为了配合自己说出的话，我打开了公文包。

是的，我包里确实有三明治——它们只不过是我不惜一切代价要藏好的那个东西的一个伪装罢了。一丝犹豫过后，士兵瞪了我一眼，又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仿佛要找出什么破绽。于是我给了他一个傻笑，每当必要时我都能露出这种笑：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奇蠢无比。接下来的几秒钟像是几个小时那样漫长。此时我们已经到达拉雪兹神父公墓站，列车开始鸣笛，车门马上就要关了。

“好了，你可以走了。”

我依然清晰记得当时在墓地里从墓碑上方尖啸而过的寒风。我在拉雪兹神父墓地的一条小路旁找了张长椅坐下，不过不是为了冥想。我的牙齿打战，身体发抖。为了给自己找个清静的地方好好整理下思绪，并将压抑在平静表象底下的感受释放出来，我不得不走出地铁站，拖着身子进了公墓。我把这个过程叫作“回顾式休克”：让身体慢慢摆脱压抑的情绪。我只需耐心等待脉搏恢复正常，等手指放松下来不再颤抖。我不知道过了多久自己才平静下来。五到十分钟吧。不过已经足够让我感到寒冷并回过神来，记起自己是为了谁、为什么冒这么大的风险在这儿，同时也提醒自己这趟送件有多紧急。也正是这份紧迫感，把我从公墓厚重的寂静里所产生的恍惚中拉了出来，提醒自己一分钟都不能耽误，根本没时间去感受绝望、自怜、恐惧或沮丧。

我准备好重新出发。在起身前，我打开了公文包，小心翼翼地做最后的检查。我拿起三明治，东西都还在——我视若珍宝的物品：五十张空白的法国身份证，我的钢笔、墨水、橡皮图章和一个订书机。

那天就和往常一样，我按照前一天收到并花了一晚上背下来的名单挨个儿去敲门，名单上有几十个犹太家庭的名字和住址。据组织掌握的情报——这多亏了那些打入政府内部的极富同情心的人——名单上的人将在黎明时分被围捕。我从梅尼孟丹大道走到皇冠街，接着钻进美丽城大道后面的小巷里。我遇见的每张新面孔都会和那些未知的名字对应上。在木兰乔丽街上住着布吕芒塔尔一家：莫里斯、露西，还有他们的三个孩子，名字分别是让、伊莱恩和维拉。他们收下了伪造的证件，从此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

最理想的情况是：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护照照片，我直接把它们订在空白的证件上就好，然后再模仿市政厅职员的笔迹小心地帮他们填上信息。有时他们收到伪造的证件时会很高兴，却缺少相应的照片。但不管怎样，他们都很重视我的来访，并向我保证第二天围捕时决不待在家里。他们当中有的人会躲到舅舅家、女朋友家、侄子家等任何能够藏身的地方，有的人则无处可躲。

还有一些人起初会拒绝我，后来在我保证不收钱后才又改了主意。不过可惜的是，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好说话。比如那天晚上，那位住在奥贝康夫路的寡妇——德拉达女士——所表现出来的无知与固执（她坚持认为我在骗她）简直让我感到震惊。

当我把证件拿给她时，她感到被冒犯了：“我，什么都没做，家里几代都是法国人。我凭什么要躲起来？”说话期间，我的目光越过她的肩膀，看到她的四个孩子正围坐在客厅里的桌子旁，安静地吃着晚餐。我使出浑身解数想要说服她。我解释说，我所在的组织想把她的孩子们藏起来——并视之为义不容辞的义务。孩子们会被安置在郊区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和一群善良的人待在一起——她甚至能时不时收到他们的消息。可是不管我怎么哀求，她都无动于衷，一个字都不想听，只是很气愤地站在那里。最让我受打击的是，当她听说我曾被拘禁于德朗西^[11]，并在那儿目睹过成千上万的人被驱逐出境、整车整车的人被带向死亡后，只是冷漠地回应道，死亡营根本不存在，并表示她根本不相信那些英美人为了政治宣传所撒的谎。说到这儿，她停顿了一下，紧接着便威胁我，如果我再不离开她就要报警了。她完全没有意识到，第二天早晨就要来抓走她和她孩子的警察，怎么会现在过来保护她呢？

带着我的公文包和我的痛苦这双重负担，我继续上路了，挨家挨户地敲门，在脑海中完成我的清单，一边是能顺利躲起来的犹太人，一边是被驱逐出境的人。我当时就知道，我会一直清楚地记得后者，永远无法把他们的名字和面孔从我的记忆中完全抹去。甚至有时候还会做关于他们的噩梦。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很可能是他们自由的最后见证人，于是我试着在记忆里为他们留下一点点位置。

着急也没用，冬夜寒冷的黑暗已经驱散了二月^[12]清朗的阳光。当清单上最后一个地址的最后一扇门在我身后关闭时，早就过了宵禁时间。于是我不得不隐藏起身形，贴着墙壁，避免被路灯照见，压低脚步声，悄无声息地消失。不过我得先找个电话亭，好让联络人知道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拨通号码，留下一条加密信息，然后我才能回家。

在焦急地走了差不多二十分钟后，我终于远远看到了青年人旅馆这座砖砌建筑的轮廓，即现在的妇女避难所。当时，那是一个供学生和年轻工人们居住的小旅馆，价格很便宜，在没找到更好的地方之前我一直住在那儿。我走到已经紧闭的门前，按了几次门铃都没人开。我冷到脚都冻僵了，却在宵禁时被锁在了门外。黑暗中透出的阴影，无处不让我感觉自己已受到威胁。我听到了一些声音，感觉自己已被危险包围，无处可逃。

我感到筋疲力尽。尽管我已经不再抱着会有人来开门的幻想，但还是最后按了一次门铃，之后，我躲进一幢公寓的门厅，蜷缩成一团坐在台阶上，双手环抱着身体，就这样等待破晓来临。我一刻也不敢眨眼，更别说睡着，一阵风都能把我吓个半死。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想到了德拉达女士，想到了那些我没能说服的人，尤其是那些孩子。一想到他们，我便感到一种毫无缘由的愧疚。我有些后悔当时没能想到合适的话和有说服力的证据。我需要继续相信自己和同伴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我很好奇“水獭”是否赶在宵禁前完成了他的任务，是不是比我发出了更多的证件。我希望他没有被抓——否则他现在肯定已经死了。

我当然知道，一直以来所有警察都在竭力搜寻巴黎的伪造者。我还知道这是因为我找到了大规模伪造证件的方式，这些证件早就遍布整个北方地区，甚至远及比利时和荷兰。在法国，任何一个需要假身份的人都知道，只要联系到抵抗组织的任意一个分支，马上就能拿到证件。于是很明显：如果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那么警察肯定也知道。伪造的身份越多，我们越要加倍小心。我最大的优势在于，警察们可能一直都在找一个拥有机器的“专业人士”，有印刷机和木浆厂。他们肯定不会猜到，原来他们一直在找的那个伪造者，不过是一个小毛孩而已。

很明显且幸运的是，我不是一个人。我们实验室的头儿叫萨姆·库杰尔，二十四岁，大家都叫他“水獭”。上一个负责人是勒妮·格卢克，同样二十四岁，代号“睡莲”，是一名药剂师，后来离开这里去护送孩子们和处理边境前线事宜了。他俩的代号都是从战前一起参加法国犹太童子军^[13]时的绰号而来。实验室的成员还有在艺术学院就读的苏西·席德洛夫和赫塔·席德洛夫姐妹俩，她们一个二十岁，一个二十一岁，凭借着辛勤的工作和永不消减的幽默感为实验室做出了巨大贡献。以上就是传说中法国犹太人总工会^[14]的神秘分支“第六部”伪造证件实验室的人员配置。除了我们五个，没有人知道实验室在哪儿——就连我们的上司们也不清楚。正因为他们无从知晓这个秘密，再加上所有人都严格遵守保密规定，我们很自信能够躲过不少灾难，避免被抓的命运。

我们假装成画家作为掩护。伪造证件的实验室在圣佩雷斯街十七号的一间狭窄的顶层小阁楼里，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了一间艺术工作室。屋子很小，只有不到十五平方米，但多亏有天窗，可以让我们享受到迷人的日光。两张并在一起的桌子几乎占据了整个房间：一张桌子上放着两台打字机，另一张桌子上放有几沓吸墨纸。固定在墙壁上的书架上，有我全部的化学品和不同颜色的墨水，严格地按照使用顺序一字排开。我们会在旁边放上几支画笔，好让人以为这些瓶瓶罐罐都是绘画用的颜料和溶剂。为了升高工作台，我在两张桌子底下胡乱拼凑了数十个抽屉架。这样，我们就能在没人察觉的情况下一次性晾干大量证件了。另外几面墙上挂满了我们匆忙完成的画作，在这些画的背面藏着我们伪造好的证件，直到能把它们交给联络人。我们每个人都遵循着一个固定的日程表和办公时间，以免引起看门人的怀疑，而且时不时地，我们还会带着画家专用的调色板过来。所以，没有一个邻居过来问我们屋里为什么会有化学品的气味。查电表的人也是如此，每次他进来都会恭喜我们完成了新的画作。当他的脚步声消失在楼梯尽头时，我们总会爆发出一阵大笑。要知道那些都是乱画的，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们的组织很特别的一点在于，它是在法国犹太人总工会的中心建立起来的。这个工会是一个由维希政府^[15]成立的犹太组织，所用的钱和物品都是从犹太人那里以国家名义征用的。犹太人总工会的任务是把犹太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在儿童福利站设立了分支，让孩子们上学，保障其饮食合理——这使得很多人以为他们是出于正当而真诚的动机。但实际上，这是法国政府找到的一个万无一失的方法，用来在道德外衣的掩盖下有序地驱逐犹太人。他们已经先于所有其他被占领的国家，建立起了一个用现有档案和穿孔卡片组成的体系：犹太人已无处可去，而且由于被禁止工作，他们全部无可挽回地依赖于犹太人总工会，住在工会的爱心旅馆里。随后他们被登记在册，几乎是立刻便被围捕。

当他们发现自己正在不知不觉中参与驱逐犹太人时，犹太人总工会里的一些官员决定利用手中的资金成立一个秘密部门。他们招募志愿者，尤其是从法国犹太童子军里招，因为那些孩子年轻又忠诚，迫切地想要加入抵抗组织。这些人从一开始就成了组织的主力。而第六部能够优先拿到几乎所有被捕人员——无论他们住在犹太人总工会旅馆，还是任何其他地方——的名单，则要归功于它的双面间谍。

我是最后一个加入第六部实验室的，一进来就不得不推翻了他们原有的工作方式。当睡莲告诉我说，她一般是用蘸有煮开的普通修正液或漂白剂的吸水棉来擦去犹太人的标记，然后苏西再用蜡笔重新给身份证上一遍色时，我差点没晕过去。他们的方法实在是太过冒险了。我马上给他们解释道：只要碰到皮肤或沾上一点汗渍，手写的笔迹几天后就会变黄。而且，如果不用碱性物质来中和修正液的话，纸张很快就会被腐蚀，处理过的地方便会马上呈现出吸墨纸的质感。这张身份证就废了。随后，当我展示了一遍自己的化学处理方法，并教他们以后该怎么做时，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其实这对我来说很容易，这些技术知识来源于我此前做染匠时的经历——当时我和一个化学乳剂专家天天待在一起。正因为这段在染坊的学徒时光，我才知道如何在不影响羊毛线的情况下给棉线染色。而且，我从十四岁起就开始做化学实验，研究如何擦掉所谓“擦不掉的”墨水。我研究了很多年，却一直没找到任何一种这样的墨水——它们全都能被擦掉。

我被他们夸张的反应逗笑了，苏西说这简直是魔法。几天后，睡莲决定去做护送孩子们的工作，因为她确信我们这个伪造证件实验室已经找到了最合适的化学工程师，不再需要她的帮助了。

而这只是一个开始。到了后来，伪造证件这件事变得越来越复杂，与此同时，对假证件的需求也与日俱增。我加入组织时，第六部已经和很多犹太人组织建立起紧密的联系，比如：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犹太战斗组织、阿姆洛路上的免费诊所，以及儿童拯救组织。后来，另外一些组织同我们联系得更加紧密，比如从伦敦接收指令、同战斗和解放北部组织合作的国家解放运动，同时还有共产主义组织——自由主义者与游击队以及移民工人组织。^[16]联合抵抗组织便这样产生了。一张联结不同组织的大网已经铺开，每一方都能发挥各自的优势来对抗驱逐，并组织马基斯小分队。^[17]这些组织间的相互联系使重要信息能够迅速交换。至此，在有了这些小的、独立的自发组织和机构加入后，作为整体的抵抗组织慢慢形成了一个类似章鱼的结构：其内部的各个小组就像是彼此依赖的触手。我们成了法国资源最丰富、效率最高的实验室；再加上当时我发现了一种技术，让我们不但可以涂改已有证件，还能做出和政府部门印发的一样真实的新证件，我们实验室也由此成为唯一能够大批量伪造证件的地方。我还自己动手把纸张加厚，并且给自己刻了一个橡皮“公章”。

在这里我必须得补充一句，我并非只有一个实验室。事实上，可供我随意使用的工作室有两个。当在国家解放运动里负责伪造文书的莫里斯·卡修得知了我的这些小成就之后，他直接联系我，问我能不能做照相凸版印刷。当时，为了避免漫长的上班路和途中的警察检查，我从青年人旅馆搬出来，在雅克布路上的另外一栋离第六部实验室非常近的寄宿公寓里找了个房间。我把自己伪装成一名业余摄影师，寄宿公寓里一个对我有好感的厨师，让我使用楼上的那间空屋子——一直以来，她都以为我在用那间屋子做摄影实验。事实上，我在那儿建起了一间专为国家解放运动伪造证件的研究实验室。

这也是一间女仆的屋子。但不同的是，这里的地址绝对机密——因为我是唯一能够进入房间的人。夜晚，我就在这间屋子里加工纸张，也因为照片凸版印刷，我能够源源不断地生产印章、印有抬头的信纸和水印图案。所有空白证件都出自这间位于雅克布路的屋子。其实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临时的，全部是用从旧货店里找来的废弃材料一点一点搭起来的。但就是通过这种胡拼乱凑式的组装，我得以造出高度精密的仪器，性能和真正的照相凸版印刷厂里的一样好。因为使用离心力是将光敏液体在衬底上涂开的唯一有效方法，我就用自行车轮造了一台离心机。我的烟斗成了把被酸性物质损坏的文件碾平的绝佳工具——事实上这也是它唯一的用途，因为我从不抽烟。利用凸透镜、凹透镜和一小块半透明的镜子，我造出了一台列奥纳多·达·芬奇曾经使用过的机器，把需要手工复制的图案或印章投影出来，尽可能确保线条的精准性。所有这些全部为手工制作，但是非常好用！为了不断地制造出这些新东西，我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

每天早上，我要做的就是把空白证件拿到第六部实验室去填。因为距离很近，我连地铁都不用坐。

我们为所有人服务。订单源源不断地涌进来，数量越来越大。其中有来自巴黎的、来自法国犹太人总工会的、来自南部地区的，还有来自伦敦的。我们不得不保持一定的工作节奏来应对这几近无法控制的工作量，有时甚至一个星期要做五百个证件。

一般情况下，由水獭和我负责联络那些下订单的人。我记得水獭看上去也很天真无邪，和我一样。这是我们最好的伪装。他个子不高，浅褐色头发，脸上有雀斑，鼻子非常小，表情顽皮。这种看上去十分孩子气的稚嫩外表，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种“芝麻开门”的效果。他最常和犹太人组织联络，而我主要负责国家解放运动和联系共产党人。不过紧急情况下也会有变动。通常，我们会把见面地点安排在巴黎一些繁华的地段，最好是和一个女人接头，这样见面时就可以假装是正在约会的情侣。我总是会提前到，手里拿着一束玫瑰，然后和我的“未婚妻”一起“散个步”。一旦感觉被监视了，两人就会深情地对视。当我们分开时，彼此都知道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

但有一次和我见面的不是我虚拟恋人中的任何一个，而是马克·哈蒙，绰号“企鹅”，他也是法国犹太童子军的一员，当初就是他把我招进了抵抗组织。

我明白，如果是企鹅亲自来的话，那就说明问题非常紧急，他已经等不及让组织里有空的女成员来了。我们约好在杜伊勒里宫花园见面。当我到那儿的时候，他正坐在一张长椅上，看起来非常疲惫且忧心忡忡。我说他比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瘦了不少，听到这话他大笑起来，夸了我两句。随后他的语气就变得严肃了。

“昨天伦敦电台给我们传来了一些好消息。德国军队正在全线撤退，而且从现在起，所有北非军队都站在我们这边。不过问题是，纳粹决定加速清除犹太人，正准备在整个占领区内实行一次大型围捕。三天之后，巴黎的十个儿童福利站将会同时遭到突袭。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清单。我需要上面的一切材料：定量供应卡、出生证明、洗礼证明，还有协助孩子穿越前线的大人的身份证、命令单，以及所有人的通行证。”

“有多少？”

“你是说多少个孩子？……超过三百个。”

三百个孩子。这意味着要准备超过九百个不同类型的证件，而且是在三天之内！这根本不可能。一般来讲，每天收到的订单数量有三十到五十个，有时候会多点。此前我也面临过巨大的挑战，但这一次数量实在太过巨大，我震惊了。和企鹅的会面结束之后，我第一次害怕起失败来。在这之前，我总能通过积累的各种知识，想出一些神奇的办法来解决技术问题。随着证件的更新换代，我要制造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也更需要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好能利用手边有限的资源，伪造出根本不可能被伪造的证件。但这一次我们要的并不是解决方案，而是巨大的数量，而我清楚当时自己已经是满负荷运转了。一天的时间不会缩短，但不幸的是，它也不会延长。没时间多想，我得先去雅克布路造纸：紧致的、好用的、密实的或精细的，有纹理或没纹理的——根据证件原本的质地来准备。我必须得抓紧，倒计时已经开始，比赛的枪声已经打响。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与死亡的抗争。

告别了企鹅，我抱着装满空白证件的公文包气喘吁吁地赶到实验室，水獭、苏西和赫塔已经在那儿等着了。令我惊讶的是睡莲也在——因为有别的任务，最近很少能在实验室看到她。他们都看向我，表情无比震惊。他们告诉我说已经接到了通知，毕竟事关三百个孩子——这也是睡莲会出现在这儿的原因，她是特地来帮我们的。除此之外，水獭还刚刚收到了一份来自移民工人组织的订单：他们需要给匈牙利小组的成员准备证件。所有人都以询问的目光看着我。他们想知道：我们真的能满足所有需求吗？

为配合当前这种紧急的情况，我把一个装满空白证件的纸箱子放在桌子上，用行动给出了一个信号。

“孩子优先！”睡莲补充道。

实验室里马上变得一片忙碌：睡莲负责用切纸机把纸板裁成卡片，苏西填色，赫塔用笔和打字机填写文字。只有水獭——一般情况下，他从不参与制作，只负责管理所有行政琐事——像游魂一样转来转去，茫然无措。

“如果你想帮忙，那就从盖章和签字开始吧。”

于是他立刻投入工作。而我正用一台自己造的机器把纸张做旧：塞进去一些灰尘和铅笔芯，然后转动把手，让纸张看起来又脏又旧，以免看上去太新，或者像是刚从打印机里拿出来的一样。屋子里慢慢开始弥漫起一种化学用品混合着汗水的气味。在不同的角落里，我们切纸、裁边、盖章、上色、打字，在这个简易文书工厂里埋头苦干。我们把做好的假证件放到镜子背面和底部可拆卸的抽屉里，塞得满满当当。虽然在内心深处我们都知道这个目标很难完成，但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不把它说出来。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意志力。毕竟，除了乐观，我们一无所有，这也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唯一动力。

天黑以后，所有人都回家了，我朝自己位于雅克布路的实验室走去。即便有睡莲和水獭的帮助，我们一整天也才完成了不到四分之一的数量——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睡觉？按照这个节奏，我们或许能完成孩子们的证件，却要以牺牲那些匈牙利人为代价。这让我无法接受。

保持清醒，时间越长越好，和睡眠做斗争。算法其实很简单：一个小时我能做三十张空白证件；如果这一个小时我用来睡觉，就会有三十个人因此而死去……

经过两个晚上无止境的痛苦工作，我的眼睛几乎快要贴到显微镜上——疲劳成了我最大的敌人。我得一直屏住呼吸，伪造证件是一项只有一丝不苟才能完成的任务——你的手甚至不能有一点抖动，是非常精细的工作。我最害怕的是技术性的失误，或一次错漏，或任何一个我没能注意到的小细节。哪怕一瞬间的注意力不集中都会是致命的，因为每一张证件都生死攸关。每一页我都会一遍又一遍地检查，哪怕它们已经很完美了，我还是会担忧。那就再检查一遍。压力虽然消失，但更糟的是，我已经在打盹儿了。我站起来想让自己精神一下，在屋里走了几步，甚至扇了自己几巴掌，然后重新坐下。一个小时等于三十条人命！我没资格放弃。我眨了眨眼，然后眯起眼睛让自己看得更清楚。到底是我把这些东西印模糊了，还是我的眼睛在这暗室的微弱灯光下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

第三天，圣佩雷斯街的实验室里充盈着一股激动的情绪。

我们就要完成任务了。下午五点，水獭和睡莲就会带着我们做好的所有证件出发，这是我们三天来不眠不休劳作的成果。当我们这天早上已经完成八百多份证件的时候，我终于开始有信心了。所有人都像机器人一样，疯狂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我们以熟练的手法不停歇地工作，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我们的衣服早已变得油腻，散发着化学品的刺鼻味道，身上全是汗，不过这一天空气中却散发着一种新的气息，有什么无形的东西飘在空中。那是狂喜！我们大声地喊出一个个数字来为自己鼓劲：八百一十、八百一十一、八百一十二……伴随着打字机不间断且有节奏的嗒嗒声、切纸机的撞击声、盖章的砰砰声、订书机的咔嗒声，还有纸张做旧机器低沉的隆隆声。

正当我沉醉于各种操作的旋涡中时，我突然感到眼前一黑，紧接着，就在那一瞬间彻底晕了过去。我眨了眨眼，又眯了眯眼睛，但无济于事。感觉眼皮很沉，没有知觉，眼前一片漆黑。我的听觉被一阵持续的嗡嗡声所取代，双手麻木。感觉身体一下子不再受自己的控制。

我再也无法支撑自己，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再次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地板上，蒙着眼罩。睡莲把我带到了住在附近的一个联络员的家里，以便有人照顾我。我很担心会因为自己不在而导致证件无法及时完工，坚持要他们别让我睡超过一个小时。我还记得睡莲当时说的话，这句话把一种对他人生命的责任感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证件伪造者阿道夫，而不是另一具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