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古红颜多薄命，人生几得到白头？每一段白头偕老的背后，都有一曲不为人知的悲惋情歌。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也是如此，两人在长达五十五年的婚姻旅途中品尝过贫贱辛酸，也见证过纷飞战火。正如破茧之蝶，没有风雨波折，何来生死情牵。“文章知己千秋愿，患难夫妻自可悲。”不知有多少人羡慕沈从文与张兆和相守一生的恩爱，但世事岂能尽如人意。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有太多的无奈和遗憾，却也正因这些无奈和遗憾而分外美好。这或许便是李商隐所说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缘牵一线，情定三生。两个本来完全不相干的人，因缘际会，在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相遇于多情的上海。他来自湘西边城，他勇毅，他果敢，他是文坛明星、才华横溢，他顽固地爱着她；她来自烟雨江南，她温婉，她善良，她是名门之后、大家闺秀，她顽固地不爱他。为了得到张兆和的爱，沈从文想尽了办法。蔡元培先生甘为说客，胡适先生要做媒人，丁玲和巴金出谋划策，一个又一个今日耳熟能详的名字，为这份爱情蒙上了一层传奇的色彩，然而真正打动张兆和的却是沈从文的执着与淳厚。他问她，“我什么时候才能喝杯甜酒呢？”她回他“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四年的等待，千余个日夜的思恋，终于酿成了这杯芳香的美酒。一封又一封没有回信的情书，搭成了两人之间的鹊桥，也成就了这段璀璨的佳话。

新婚的那夜，沈从文认真地对张兆和说：“三三，我要为你写一本小说。”也正是这本小说，感动了全世界的同时也拉近了两个人心的距离。一边是成熟的面孔，另一边是稚嫩的脸庞，差异巨大的外表下隐藏的却是两颗同样年轻的心灵，这并不能阻止他们相爱。可遇与可求之间，只在太过年少的时候看来，才仿佛隔着沧海桑田。

才子佳人从纸上开出的爱情之花，在真实的生活中绽放的也是那么美妙。“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名门出身的张兆和在女红和家务上，展现了惊人的天赋。沈从文的表侄黄永玉曾回忆道：“婶婶像一位高明的司机，对付这么一部结构很特殊的机器，任何情况都能驾驶在正常的生活轨道上，真是神奇之至。两个人几乎是两个星球上来的人，他们却巧妙地走在一道来了。没有婶婶，很难想象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又要严格，又要容忍。她除了承担全家运行着的命运之外，还要温柔耐心引导这长年不驯的山民老艺术家走常人的道路。”

虽然日子几近贫寒，倔强的沈从文拒绝了岳父张吉友的资助，凭着微薄的收入，两个人的生活倒也安逸。每日，沈从文在院里的老槐树下摆一张八腿红木小方桌，借着透过槐树的一角阳光，用最好的文字写最美的她，就这样，由早至完，直到夕阳西下，如红豆一点，将相思洒满天穹。

突如其来的战火为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点燃了血色的浪漫，战争可以成就一段倾城之恋，也会为无数的爱人留下无数的无可奈何。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揭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同时也带走了美好的一切。

此时的沈从文，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小小的四口之家，在这个民族倏然降临的灾祸中，开始接受一份新的命运，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最终两夫妻商定，沈从文先离开北平，张兆和随后再带孩子南下，到上海聚会。

1937年8月12日清晨，沈从文和几个知识分子化了妆，乘坐第一次平津通车向天津出发。可天津早已不是太平圣地，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一出车站，他们一刻也不敢停歇，直奔法租界，原本以为能得到法国人的庇护，可谁知法国人乘机敲诈钱财，几番交涉未果，他们只好住进一家大旅馆。按既定计划，他们一行人取道天津，到南京集中，然后再去上海，可谁知日军在8月14日对上海发动猛烈攻击，去上海无疑是凶多吉少。在天津逗留了十多天后，终于在熟人的帮助下来到烟台，并辗转来到湖南长沙。

逃难的途中，沈从文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家中的妻儿，每晚的牵挂在不断地煎熬着他。战乱年代里，一次离别或许就意味着永不能再见面。沈从文自己心里也不知道到底还能不能和家人团聚，再享天伦之乐。所有的思念都照例化成那一封封书信里牵挂的文字，这些书信以后都有一个美丽的名字——《飘零书简》。

1938年三四月，沈从文搭乘汽车离开沅陵，西行经晃县，出湘境，取道贵州贵阳，再入滇去昆明。至此，逃难生涯落下帷幕。

直到年底，张兆和和孩子们才到达昆明，开始了他们在彩云之南的共患难之旅。虽说昆明条件艰苦，但这确是沈从文与张兆和生命中一段相对快意的时光。虽然空中战斗机的轰鸣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这对患难夫妻，战争远没有离去。但也正因为这种朝不保夕的状态，两个人的感情却多了一份生死相依。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你会有多爱我？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用生命去爱。

抗战胜利后，以为风波终于过去的沈从文却又被批为“桃红色作家”，走“第三条路线”。这让本就已经无心文学创作的沈从文大为惶恐，不得不决定放弃写作。而最严重的一次，他竟在家中试图自杀。

1950年3月2日，沈从文进入华北大学，后随建制转入中央革命大学，成为中央革命大学研究班的一员。名为学习，实则接受政治改造。

不仅如此，1966年“文革”初期，沈从文作为反动学术代表，不断遭到批判，两年内被抄家八次，其中被抄走的就包括他那些六公斤一捆的书信——那些相爱的见证。“在这期间，听政治报告，学习各种政治文件，讨论，座谈，对照自己过去的思想认识，检查、反省、再认识，是学员们每天的课目。这些学习，将沈从文带进一个过去因隔膜而陌生的世界。恰如当年从湘西走入都市，两个世界构成的强烈反差，使精神不易取得平衡。他业已感到，自己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已经为变化了的社会观念和社会人事所不需要，而对新的观念和现实的接受认同，只能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课题……”恰如沈从文的坚守，在爱情上，沈从文也是如此。晚年时，沈从文神智一度不清，可是当有人拿出一张照片给他看时，他却突然清醒，抢过这种照片，大呼“这是三三”。继而流泪，哭得像个孩子。

“文革”以后，沈从文回到北京，虽然生活条件依旧艰苦，房屋分配问题也久久得不到解决，但历经灾难的沈从文还是在历史博物馆开始了勤勤恳恳的工作。他和助手们一起焚膏继晷，连日增删校订，终于顺利完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截稿、出版，为史学和学术界留下了重要的一笔财富。

1988年5月10日，八十六岁的沈从文与世长辞。

遍观世界文学史，伟大的作家因其巨大的超越性，往往在生前不能得到自己应有的荣誉与尊敬，在去世后才会真正被世界所认知。沈从文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沈从文先生逝世近二十年后，一位名叫马悦然的瑞典人，为我们揭开了尘封的往事。原来，汉学家马悦然早在1985年就当选为瑞典学院院士，并且成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在翻译了沈从文的《边城》《长河》等作品之后，他深深地为沈从文的诗心与才情所打动，在马悦然的极力推荐下，评委会成员看到了沈从文的作品，并且为之折服。在1988年5月的会议上，瑞典学院确定沈从文为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谁料想，5月10号，马悦然接到龙应台的电话，说沈从文可能已经去世。大吃一惊的马悦然赶紧拨通了大使馆的电话，询问沈从文的近况，得到的却是一句冰冷的回答“沈从文是谁？”不死心的马悦然想尽方法同大陆取得了联系，证实了沈从文先生的死讯。根据诺贝尔奖的评选规则，获奖者必须尚在人世，故此，沈从文先生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中国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直至2014年莫言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这一错过就是二十多年。

虽然无缘诺贝尔文学奖，但是读者与时间给了沈从文最公正的评价，在沈从文去世后不久，《沈从文全集》的编订工作就被正式地提上了日程。为了能够给读者提供一个更加清晰的沈从文形象，早已退休的张兆和女士选择了重新执笔。用自己的整个晚年主持《沈从文全集》的编辑工作，就这样，张兆和忙了十年，哭了十年，思念了十年，终于完成了《沈从文全集》的编订工作。此后不久，张兆和女士也因为过度劳累与心神损耗，安静地离开了人世。死后，与沈从文先生合墓，归葬于凤凰古城。

回顾两人五十五年的婚姻，当才子佳人的浪漫遇见了柴米油盐的烦琐，当平静的夫妻生活碰上了战火纷飞的残忍，当我要给你幸福的承诺遭遇了天灾人祸的无奈。却在人生的最后，化为一杯沉郁的美酒。

五十五年的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在天国的彼岸幻化为简单而又华丽的表白：我只愿在心里，再为你投递一封情书，让它伴你走过那风朝雨夕。于今，陪伴在两位老人身边的是湘西的山山水水，凤凰的朝朝暮暮。叹边城暮雨，愿相见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