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人生

平心而论，我的童年和少年更多的是在少不更事的时光中度过的，对于我来说，谈不上叛逆，即使偶尔倔强也是性格使然。但是随着我渐渐长大，开始受制于各种现实境遇，成年以后所遭受的挫折让我的倔强性格渐渐变成了一种抗争。也许正是这种抗争，使我的人生之路充满变数。

我是个“犟种”

母亲一直说我是个“犟种”，是头“倔驴”，直到她临咽气时还叮嘱我：“四儿啊，你做事能不能别像一头倔驴犟到底啊？”我没听。

一路走来，有成功，有失败。细究原因：成功是因为我倔强，失败是因为我太倔强。

故乡的云一直遮着我的心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因为怀念故乡而留下许多经典名句。然而，每当我读起这些名句，都有一种莫名的伤感。儿时有一首歌叫《谁不说俺家乡好》，至今久唱不衰，但我一听就想哭，因为家乡让我伤心，我很难以家乡为傲。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没有故乡的孩子，故乡的乌云一直遮着我的心，每当想起故乡，我的心便不再晴朗。

其实，我的家乡举世闻名——它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的旅顺口，我就住在东临黄海、西濒渤海、南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北依大连市区的老铁山下。

旅顺口历史悠久，汉代时属沓氏县，东晋时名“马石津”，隋唐时谓“都里镇”，元代时称“狮子口”。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派马云、叶旺二将率军从山东蓬莱乘船跨海在此登陆收复辽东，因海上旅途一帆风顺，遂将“狮子口”改名“旅顺口”，一直沿用至今。

旅顺口后来的历史发展并不像它的名字那样一帆风顺，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它历尽沧桑：1880年，李鸿章在此建立了北洋水师；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1月21日旅顺口被日军攻占，日军进行了大屠杀，血洗全城，我的第一个奶奶就是因为在家里“包小脚”无法逃跑而悬梁自尽的；1898年5月7日，沙俄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中俄《旅大租地条约》，强租军港旅顺口和大连；1904年2月8日，日军偷袭旅顺口，日俄战争爆发，最终日军占领旅顺口；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根据《雅尔塔协定》，旅顺口恢复苏军租借权，直到1955年，苏军才将旅顺口归还给中国。如今，经过战乱的旅顺口已经成为举世闻名的国家级旅游胜地。

我们单氏家族是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从山东漂洋过海落户到旅顺口老铁山下的。就像旅顺口的历史境遇一样，单氏家族也经历了百年沧桑。我爷爷的第一个老婆被日军逼死后，爷爷又娶了第二个老婆，就是我的亲奶奶。奶奶生了三个儿子，我父亲排行老二。因为家境贫寒，父亲没有念过书，十三岁便只身来到沈阳（当时叫奉天）学徒，后来成了一位技术高超的裁缝。

1946年2月14日，我在沈阳铁西区富贵里出生，我兄弟姐妹共八个。在六个兄弟中，我排行老四。

1948年，辽沈战役前的一天，父亲抱着我在门口乘凉，我的一个干姑父将父亲拉到隔壁。隔壁屋里坐着十几个人正在开会，说是动员大家参加国民党。父亲说：“我是个裁缝，拉家带口的，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会写几尺几寸外，其余什么都不会，我参加那个干什么。”说完就抱着我离开了隔壁小屋。然而就是这么一段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经历，却成了我父亲、成了我们全家包括我终生的噩梦。

1949年年初，沈阳风雨飘摇，父亲做裁缝已无法养家糊口，于是用一副担子一头装着缝纫机、一头装着我，带着全家逃荒回到旅顺。当时，旅大地区已被苏军解放并实施军事管制，父亲带着全家夜里偷偷渡河过关卡，不料抱着妹妹的母亲失足跌倒落水，情急中的父亲扔掉扁担去救母亲，却将三岁的我淹在水中。我凄厉的哭声惊动了苏军士兵，他们将我救起来抱上岸，在查清了我们只是往家乡奔的难民后，友好地放行，还给了我们一块黑列巴（黑面包），这让父亲对苏军充满了好感。

回到旅顺老铁山后，我们全家挤进了爷爷的破草房子。我清楚地记得，1949年刮台风，我们家屋顶到处漏雨，母亲把锅碗瓢盆摆满了炕上地下，用来接雨水。我兴奋地在接雨水的碗盆中间跳来跳去，突然一阵狂风，卷走了我们家的茅草屋顶……

因为做裁缝的手艺高超，加上对苏军友好，父亲被招到旅顺苏军将校被服厂当裁缝，专门为苏军将校级军官做军服。母亲则在家里带着孩子们下田务农。

1950年，新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要求一切有历史问题的人必须立即坦白交代。胆小怕事的父亲也向组织上“交代”了他在沈阳抱着我到隔壁参加过一次会议的情况，由于没有证据证明父亲参加了国民党，于是父亲就被列为“历史上有污点的人”。

1953年，苏军开始陆续撤离旅顺口，苏军将校被服厂解散，父亲因为手艺精湛，被特招到北京，专门给中央首长做服装。这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一份了不起的荣耀。父亲在亲邻的艳羡中风风光光地坐上火车赴京。然而，就在我们全家也兴奋地准备举家搬迁到北京的时候，父亲突然沮丧地回来了——政治审查不合格，“历史上有污点查不清”。

“历史上有污点查不清”的人还不如“历史上有问题已查清”的人的日子好过。假如父亲是国民党党员或者有什么历史罪行，只要是查清了，定性了，日子都能过，问题是“查不清”！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历史上有污点查不清”就意味着是历史悬案，就意味着可能还有更严重的罪行，就是一个不能相信、不能重用的人。

父亲被从北京清退回来后，就在国营的旅顺被服厂当了工人。按理说父亲是贫下中农出身，又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在那个年代应该多自豪啊。可是不行！因为“历史上有污点查不清”，父亲就成了被“内控”的人，每到工厂开职工大会或者传达上级指示的时候，领导就会喊一句：“历史上有污点的人不能参加！”父亲就得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会场，这种尴尬和羞辱让老实得连话都不会多说的父亲无地自容。

因为忍受不了政治上的不信任，父亲不知回家流了多少泪，最后，在母亲的劝说下，父亲毅然辞去了国营工厂的工作回家务农，和母亲一起给生产合作社喂猪。

父亲的工作很努力，他竟然被评上了“旅大市畜牧业先进工作者”，戴上了大红花，还得到一条白毛巾和一块印有鲜红大字“旅大市畜牧业先进工作者”的篷布围裙作为奖励。

然而，打击又来了，有人激愤地向组织上反映：“集体的猪怎么能让历史上有污点的人喂呢？一旦把猪毒死了怎么办？”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幅标语张贴到养猪场的当天，父亲和母亲就被调离了养猪场，下地锄田了。

在接下来的年月里，每当村里大喇叭一喊“‘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历史上有污点的人马上到生产队开会”，父亲就哭，以至于后来每每听到村里大喇叭响，父亲都会情不自禁地手发抖。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让父亲的人生受到严重冲击，在那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年代，父亲自然被审查、被批斗。父亲绝望了，几次要自杀，母亲和全家人日夜寸步不离地守在父亲身边，不给父亲一分一秒独处的机会。亲情终于使父亲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由于父亲的原因，我们兄弟姐妹八个都受到了一定的牵连：当兵当不了，入党入不了，提干提不了，考大学政审不过关。所以，我们兄弟姐妹八个尽管都很聪明，学习成绩都很优异，但没有一个报考大学，学历最高的是高中和中专毕业。而我儿时的许多梦想都因为父亲的缘故化为泡影。政治上受打压，经济上贫困潦倒，我甚至连一张儿时的照片都没拍过，以至于在整理这本自传的时候，我几乎找不到二十岁以前的照片。而对生我养我的家乡，我心中有怨，只想早点儿逃离这块让我伤心的土地。1963年我初中毕业，因为学习成绩优异，班主任老师一直希望我报考旅顺最著名的高中——旅顺一中，以便将来考清华、北大。然而，一是因为家里穷，二是因为我患了神经衰弱，最重要的是我想永远逃离这个让我伤心的地方，所以我坚决报考了不收学费又能离开旅顺的旅大师范专科学校。尽管班主任老师一怒之下撕了我的报考表，但我还是毅然决然，坚持不改。

1966年毕业于旅大师范专科学校，这是二十岁前仅有的一张留影，当年的小伙是不是还挺帅？

离开旅顺去大连报到的那一天，我天没亮就摸黑离开了家，连头都没有回，我下决心一辈子不回来。

我在旅大师范专科学校中师毕业时，按照当时的分配政策，毕业生“哪儿来哪儿去”，我必须回旅顺口区教学。我上来了犟劲儿，赖在区教育局分配办死活不走，我提出哪怕是分配我去新疆、西藏都行，只要不回旅顺。然而分配办就是不同意，我气得当场就昏倒在地，这一昏救了我，领导特批我可以不回旅顺，将我分配到靠近旅顺口区的甘井子区营城子公社郭家沟小学。呜呼，我终于逃离了故乡。

“文革”后期，我的一个本家哥哥当了村长，他对父亲说：“二叔，你如果老戴个‘历史上有污点查不清’的帽子，你到死都得背着这个污点，儿女们也都得跟着你受牵连。干脆，你就承认你是国民党党员，我把你档案改为你是‘普通国民党党员，但没有活动，历史问题已查清’，你说好不好？”父亲哭了一宿，终于点头了。

父亲是患肺癌去世的，临死前，他含着泪说：“我牵连你们了，可我真的不是国民党党员，我冤死了啊！”

事情过去了很多年，我心中的怨恨也逐渐淡去，有时候我也这样宽慰自己：“不要怨恨家乡父老，那是一个时代的错误。”然而，我还是对故乡没有那份深深的情，每当想起故乡，我的心便蒙上了乌云。

我的作家梦从老师的一句话开始

童年，正是人生的懵懂时期，父母或者别人的一句话都可能影响你的一生，我也如此。

1954年9月1日，我在旅顺铁山乡中心小学读一年级。开学的第一天，全校师生到海边野游，当年的海滩遍地都是大小不一的鹅卵石，同学们都兴高采烈地翻找鹅卵石下的小螃蟹。新班主任老师问：“同学们，这些磨石蛋子（我们那地方把鹅卵石叫磨石蛋子）原来都是带棱带角的石头，你们说石头怎么会变成了磨石蛋子呢？”大家争先恐后地回答，有的说用锤子砸的，有的说用铁锉磨的，有的说用砂纸蹭的，我在一旁不言不语。老师指着我：“那个同学，你说！”我胆怯地说了句：“让海水冲的吧？”同学们哄堂大笑：“水还能把石头磨平了？胡诌！”我脸红脖子粗：“就是海水冲的！”老师一下子把我抱起来，高兴地说：“你答得很对，是海水冲了石头，石头互相摩擦，日久天长，石头就成了磨石蛋子！你非常聪明，将来你要当大作家、大科学家。小班长就你当了！”于是，我当上了小班长。从此，“将来当大作家”就成了我的梦。

当上小班长，我可把这个“小官”当成大事了！从我们村到铁山小学有五里地，每天上下学，我都把我们村的十三名同学集合起来，吹着哨子“一二一！”排队走。

一天放学，我正带着十三名学生列队走在回家的路上，一辆苏军大卡车停了下来。车上跳下来一个苏联军官（那时候旅顺还有苏联的驻军），他从大卡车上拿了一个白列巴（白面包）、一个黑列巴（黑面包）给了我，每个列巴都像小枕头一样大。苏联军官拍拍我的脑袋，连声说：“哈拉少！哈拉少！”原来是因为我带领同学们整齐列队回家，苏联军官看了一高兴而给我的奖励。与此同时，苏联军官又分别给每个女同学一个白列巴，给每个男同学一个黑列巴。哈！我们十四个人夹着枕头大的列巴排队往家走，劲头更足了！

消息迅速传开，第二天早上，我家门口就聚集了全村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同学，从此我吹着哨子，带领全村五六十个学生天天列队上下学。然而我们望穿双眼，再也没碰到苏联军官运面包的卡车停下来。不久，这支队伍又恢复到了十四个人。

作文课，老师出了个题目：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我写了《大列巴的故事》，这应该算是我的第一个作品，老师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范读，我沾沾自喜。不料读完后，老师在肯定我写得好的同时，又批评我，说选的这个故事中心思想不积极，不应该把分大列巴当成高兴的事，只给了我三分。我不服气，当场哭了。我不理解，既然让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读作文，还夸我写得好，为什么才给我三分？写大列巴的故事怎么就中心思想不积极了？当天我也没组织同学排队回家。

那时的老师真敬业，晚上，班主任老师就来我家家访。我躲在门后不见老师，还冤屈地哭了。母亲跟老师连连赔不是，说：“老师你别生气，我四儿是个‘犟种’，等我收拾他！”班主任老师在妈妈面前把我好一顿夸，然后说作文代表一个人的思想，中心思想不正确，将来会犯大错误的，妈妈吓了一跳。从此，“中心思想”这四个字牢牢地扎根在我幼小的脑海中，甚至影响到我今天的创作。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迷上了长篇小说，读了《三侠五义》《九命奇冤》《洪武剑侠图》《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我如饥似渴，别人看小人书，我觉得小人书看了不过瘾，什么书厚我看什么书，很多字看不懂，全靠查字典。古有囊萤映雪的佳话，我有布衾挑灯的笑话。那时家里没有电灯，用的都是玻璃瓶子捻上棉绳做的煤油灯，看书看到天亮，两个鼻孔全是黑的。有一次，因为母亲不让我点灯熬油，我就将煤油灯蒙在被子里看书，不小心烧了被子，自然挨了一顿打。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那时候我还什么都不懂。一天早上，班主任高老师没来给我们上课，校长却领来一个眼睛有点儿斜的男老师，姓林，说是当过解放军飞行员，接替高老师当班主任。因为高老师对我太好了，所以放学后我就一个人跑到高老师家，高老师搂着我就哭，说她再也不能当老师了，她被定为右派了。原来当时反右斗争抓右派分子是有名额要求的，高老师说话直率，又正好生孩子在家坐月子没上班，就被顶上名额打成右派分子了。而这些事对于作为一个小学生的我，当然一无所知，于是我在日记里就写了《我最喜欢的老师走了》，细数高老师的好。当年的日记没有什么隐秘，好像都是写给别人看的，班级墙报上经常贴满了同学们写的日记。林老师发现了我的日记，把我叫到办公室，一顿批评，眼珠子瞪得特吓人，我至今忘不了林老师那只受过外伤而且有点儿斜、眼球外凸的眼睛。林老师说：“高老师是‘五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被开除了，你不能替坏人说好话。”我心里很不服：“这么好的女老师怎么能是坏人呢？”没文化的母亲则说：“以后不许写日记！写日记又费笔又费纸，老师又不给评分，还受批评，有什么用？好好学习吧！”小“犟种”这回没跟母亲犟，于是把所有的日记本全烧了，从此不再写日记，至今也没有留下一篇类似日记的东西。不过打心眼儿里说，我小时候对“地富反坏右”不那么恨，原因之一是我那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父亲属于“历史上有污点的人”，而“历史上有污点的人”是和“地富反坏右”连在一起的；原因之二就是高老师太好了，我不知道一个好人为什么突然成了坏人。

小学四年级，我当上了少先队大队长。我们村临时住了几个解放军战士搞部队养猪场。我一直盼望当解放军，每天晚上都缠着解放军班长给我讲武侠故事，我还恳求班长叔叔回部队请示一下，能不能跟我们村的小学生搞一次联欢会。班长叔叔特喜欢我，就回旅顺军营把情况说了，连里领导表示同意。我兴奋异常，马上开始自编起节目来。记得我编了一个因为不讲卫生拉肚子的相声，还编了一个歌颂解放军的三句半，叫什么名字都忘了。

一个星期天，我带着我们村六十多个学生，唱着歌，步行二十多里地来到旅顺军营。连长真拿我们当回事，不但组织战士们看了我自编自演的烂节目，还让厨房给我们做了一顿饭，主食是高粱米干饭，菜是萝卜丝小豆腐。这一顿饭吃得太香了，至今我还忘不掉那个萝卜丝小豆腐的味道。

联欢会结束后，部队用大卡车把我们送回了家，还赠送了一百本图书。当我把一百本图书交到少先队辅导员手上时，我又成了校内校外人人称赞的人物。校长说我太有领导才能了，将来一定会当个大干部。而我当时最兴奋的是我给解放军叔叔演了我创作的第一个曲艺节目。其实那个节目编得很幼稚，今天回想起来，自己都觉得极可笑，我不由得打心眼儿里佩服那些解放军叔叔，他们怎么能耐得住性子看我的烂节目呢？

1958年的“大跃进”，可给了我少年施才的绝好机会。那年头，全民大炼钢铁，我们经常不上课，拿着小铁锤漫山遍野地找铁矿石，老铁山沟沟岔岔拥满了找矿石的大人、小孩儿，家家户户的门把手、门合页都被卸下来扔进了炼铁炉。

1958年的“除四害”运动更让我们兴奋。学校大黑板报写着每个班级每天消灭的老鼠、苍蝇、麻雀和蚊子的数量；每个班级的小黑板报上，则是写着每个同学消灭“四害”的数目。苍蝇是要按每天打死多少只数的，老鼠是要按每天有多少根老鼠尾巴算的，而消灭的麻雀则是按每两条麻雀腿算一只登记的。为了抓老鼠，我们把好好的田地挖了许多坑；为了多抓苍蝇，我带的午饭不舍得吃，将玉米面大饼子抹上臭豆腐放在教室外招苍蝇，等苍蝇闻到臭味在玉米面大饼上聚满时，我一个大苍蝇拍打下去，然后将死苍蝇一只只用筷子夹起装进小瓶子。因此，我每天消灭苍蝇的数字是最多的，我也成了“除四害”的先进典型。不过我不吃午饭、用大饼子抹臭豆腐招苍蝇的经验让学校大喇叭一宣传，引起不少同学的效仿，他们早晨都带着臭鱼酱、臭虾酱到学校，结果搞得满教室臭烘烘的，倒把苍蝇都引进了教室，于是这个办法很快就被学校制止了。当时，一根老鼠尾巴算消灭一只老鼠，有的同学很狡猾，就把一根老鼠尾巴剪成两截，算是消灭两只老鼠，然而这些都被我这个班长给识破了。为了杜绝谎报数字的情况，学校专门把各班班长集中在一起，由我介绍如何识别造假的老鼠尾巴。今天我们有些人谎报产值，我觉得一点儿不奇怪，我们小时候就会了。

抓麻雀更是一件让我兴奋不已的事：那年头，为了消灭一只麻雀，那真是全民上阵，大人小孩儿你喊我叫，有吹喇叭的，有敲铜锣的，有敲队鼓的，有敲脸盆的，有敲铁片的，而我则打着竹板，大声念着自己编的快板书：“小竹板，！小麻雀，快死光！小朋友，上前方！”愣是把麻雀惊得无处落脚，直接从天上掉了下来。过了许多年，我们突然得知麻雀又成了益鸟，唉，当年轰轰烈烈消灭麻雀的全民行动原来是错的！

“大跃进赛诗会”可给了我施展才华的好机会。那时候真是吹牛皮不上税，你能吹，我比你还能吹，满大街都是标语口号：“亩产万斤粮，一夜进天堂！”“一条大鱼装满船，一棵麦穗扁担长。”比比皆是。而各种诗歌比赛也搞起了“大跃进”，大家现场编现场演，看谁编得多编得好。我编顺口溜又快又押韵：“大苹果像脸盆，大西瓜赛车轮，一根黄瓜扛不动，少先队员真高兴！”我怎么那么能吹牛啊？诗歌比赛大会我拿了好几个奖状，想当作家的梦想更强烈了！

1959年，我们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生产队搞起了集体大食堂，家家户户的锅都砸了，用来大炼钢铁了，每顿饭都端着盆到生产队大食堂免费领饭吃。母亲在集体大食堂做饭，专烀玉米面大饼子。集体食堂的大铁锅实在是太大了，母亲在家里烀饼子的时候，饼子只有巴掌大，而在生产队的大食堂烀饼子，一个大饼子都五六斤重，得用胳膊摊。开始那些天，全村人每天都排着队到生产队领大饼子、萝卜丝汤，吃得那个香啊！家家不用做饭，天天白吃白喝，人多还热闹。于是我的作文《共产主义是天堂》又把集体大食堂一顿夸，把在大食堂做饭的母亲一顿夸！然而好景不长，首先是做饭的母亲被撸了下来，“历史上有污点”家里的人连给生产队喂猪都不行，怎么能喂人呢？下毒怎么办？阶级斗争观念太不强了！

不久，集体大食堂就办不下去了。社员们实在吃不惯天天大饼子、萝卜丝汤，尤其是中午学生带饭，大食堂更是忙不过来。热闹一阵子的集体大食堂散伙了，我和哥哥又从土杂商店里买来一口铁锅，重新吃上母亲做的“一锅炖”，真香！小锅饭就是比大锅饭好吃，一夜之间从“共产主义”又退回到“社会主义”，那儿篇作文也让我悄悄撕了。

共产主义没有提前实现，三年困难时期却突然降临了。1960年到1963年，正是我读初中的三年，也是我长身体的三年，却碰上了饥饿的年代。在每个人每天只有三两粮的年月里，我吃过榆树皮、玉米秸、地瓜藤、豆腐渣。那时候我每天想的就是怎么能填饱肚子，将来当大作家的梦再也没做过。每天放学回来，我们兄妹就会分别扛着一把镐头，揣上一把玉米种子或黄豆种子到山里去开荒，刨一小块地方，就扔上几粒种子，然后再找一条沟，找到能开荒的地方，再挖几个坑栽上秧苗，以至于到秋天收割的时候都记不住到底在哪里开了多少荒。

肚子太饿了，哪有力气开荒啊？我躺在山沟里看屎壳郎如何滚粪蛋：一坨刚拉过不久的牛粪上，爬来一大一小两只屎壳郎，我分析大的是公的，小的是母的，这是一对夫妻。公屎壳郎先是在牛粪上选择最厚的一坨，顺时针地用嘴凿成一个圆，然后两只屎壳郎开始一点点用嘴往下凿，凿成一个不算圆的牛粪球，费力地将牛粪球拱到地上。公屎壳郎用前爪抓住牛粪蛋来回地滚，越滚越圆，上面还沾上了一层泥土。紧接着，两只屎壳郎开始搬运牛粪蛋，母屎壳郎在前，倒着身子用爪子扒，公屎壳郎在后，用脑袋顶，牛粪蛋开始移动。看着屎壳郎将牛粪蛋滚了一小段距离，我折一小截树棍横在屎壳郎要经过的地方，两只屎壳郎发现木棍挡路后，母屎壳郎先爬到木棍上用爪子往上扒，公屎壳郎趴在下面用脑袋往上顶。眼看着牛粪蛋要被掀过木棍了，我用山枣树刺又将牛粪蛋扒拉下来。这时候，只见两只屎壳郎碰了碰头，大概是它俩在商量对策，随即公的爬到木棍上扒，母的用脑袋在下面顶。就在牛粪蛋又要被掀过木棍的时候，我用山枣树刺扎到了母屎壳郎的脑袋上，母屎壳郎死了。这时候，公屎壳郎放弃了牛粪蛋，爬到母屎壳郎的身边，绕着母屎壳郎闻啊闻，最后把母屎壳郎拱在自己的背上，一点点地往前爬。看到这里，我心里突然非常难过，原来屎壳郎也有情啊。

在学校的征文比赛时，我写了《屎壳郎和牛粪蛋》。从来征文比赛都获一等奖的我这一次没评上奖，老师在评语中写的是“描写细致，文笔流畅，但主题思想不积极，写屎壳郎意义不大，情趣不高。”我心里极不服气：“屎壳郎也是动物的一种，它们还会碰头研究对策，说明屎壳郎也有思想，还那么有情义，描写屎壳郎怎么就意义不大、情趣不高了？”

这段开荒时偶尔发现的屎壳郎滚驴粪蛋的过程，我无数次讲给别人听，也让我从此不敢再伤害任何一种小动物，我觉得所有的小动物都有情有义。

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找到能吃的东西，我的“聪明才智”也充分显现出来：生产队的地瓜大片收获后，势必会遗留下一些小地瓜被埋在土里。放学回来，小伙伴们都会拿着头到地里去刨土，我们叫“揽地瓜”。我们的肚子饿得受不了，哪有力气漫无边际地刨地啊，但为了“揽”得一个地瓜，所有的人都低头拼命地刨。我可不出那个笨力，我把生产队的猪赶到地瓜地里，然后坐在地埂上，两眼紧盯着猪在地里乱嗅乱拱。猪的鼻子灵啊，拱着拱着，遗漏的地瓜就被拱出来了，于是我抡着头猛扑过去，一头将猪打跑，猪嘴拱出来的地瓜就被我缴获了。有时候我只能从猪嘴里夺下半块地瓜，也有时候因为猪跑得太快，我追不上，即使追上了，猪咬住地瓜也死不松口，无论我怎么用头把儿砸它，它都不松口，呱唧呱唧全吃掉了。尽管如此，每次“揽地瓜”我都比其他小伙伴的收获大，“猪口夺食”的经历也让我常常津津乐道。

“抽玉米穗”的经历更有趣，我更觉得自己绝顶聪明。秋天，生产队的玉米收割完了，一捆一捆上了垛，田野里，经常堆满了左一垛右一垛的玉米秸，形状像带屋脊的农房，垛得比房子还高。在收割玉米的时候，农民再仔细也难免遗漏一些玉米穗，而这些玉米穗就被垛进了玉米垛。冬天放学回来，大雪铺地，我和堂哥决定到生产队的玉米秸垛里去“抽玉米穗”。

什么叫“抽玉米穗”？一捆捆的玉米秸在垛成垛的时候，都是根朝外、尖朝里，一捆压一捆，压得严严实实，像房子。我们就拿出吃奶的劲儿一根一根地把玉米秸往外抽，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碰巧能抽到一个玉米穗。在一天只有三两粮的日子里，一个玉米穗就是五六两，就是一天的粮食啊。但有时抽了一下午，抽出来的玉米秸扔在身后，把人都埋起来了，也没抽到一个玉米穗。同时，随便乱拆生产队的玉米垛也是不允许的，被生产队长发现了那是不行的。然而在饿红了眼的时候，被抓住了挨一顿打也比饿肚子强啊。我们就在下雪天偷偷上山抽玉米穗，那时候生产队长肯定不出门，在家里炕头上睡觉呢。

堂哥一到玉米秸垛就发疯般地往外抽玉米秸，我可不那么傻，我绕到玉米秸垛的后面，顺着一片片玉米秸秆的根部，仔细地往玉米秸垛里瞅。堂哥身后已经堆了一大堆抽出来的玉米秸，我却一根也没抽，还像玩似的往玉米秸垛里看。堂哥说：“你怎不赶快抽，还在那儿玩啊？”我也不说话。其实，我是在仔细观察玉米秸垛中哪个地方有被老鼠啃碎的玉米秸末，我知道老鼠的鼻子比猪的鼻子还灵敏，有玉米秸末的地方就是老鼠啃过的，肯定就有遗漏的玉米，于是我就在这个地方开始拼命地往外抽玉米秸。这样抽出来的玉米秸很少，但很快就会抽到玉米穗，尽管这些玉米穗都被老鼠啃了不少，但也会剩下不少玉米粒。每次抽玉米穗，堂哥要么颗粒无收，要么收获很小，而我每次都是收获大大的。为什么会这样？堂哥到最后都没弄明白我是在上演“鼠口夺粮”。

“猪口夺食”和“鼠口夺粮”的故事我觉得很有趣，要拍成动画片才有意思呢，于是我就写了《揽地瓜》和《抽玉米》两个故事，偷偷投给了《少年》杂志。不久稿子便被退回来了，编辑说我写得很好，但行为不好，和动物抢食没有教育意义。这是我第一次投稿，尽管被退回来了，但编辑说我写得挺好，我很兴奋，在我眼中，编辑比作家的官还大，将来要当作家的美梦我又做了一回！

在困难时期，我还搞过一次恶作剧。我们家的一头毛驴胀死了，母亲把驴肉卖了，留下一点儿驴肉给我们包了一顿驴肉包子。“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可是民间俗语，况且又是在吃不饱的年代，能吃上一顿驴肉包子，那多难得呀！母亲给每个孩子分了两个驴肉包子，我只吃了一个，留下一个准备拿到学校去炫耀。上学路上，我故意举着驴肉包子给同学们看，不料有个叫韩刚强的同学突然从我背后蹿过，夺走了我的驴肉包子，我在后面拼命地追，要夺回我舍不得吃的驴肉包子。可就在我马上追到韩刚强的时候，他突然朝驴肉包子“呸呸呸”吐了三口唾沫，我恶心死了，再也不能夺回那个驴肉包子了，韩刚强三口两口就把驴肉包子吞了下去。吃了大亏，一天不舒服，我脑子里想的全是怎么能把韩刚强“修理”一下。办法终于想出来了。放学后，我提前离校，在路边沟里捡了一张别人吃完蛋糕扔掉的包装纸，那时候蛋糕都是用土纸叠成三角形来包装的。接着又在马路上找到刚拉的驴粪蛋，把驴粪蛋装到包装纸里。那时候商店卖的蛋糕又黑又硬，跟驴粪蛋差不多，我趁天没黑之前，把包装袋放到韩刚强家门口，然后故意变着声音喊韩刚强出来。韩刚强出来后，果然发现了地上的“蛋糕”，他一下子扑上去，撕开包装纸，也没顾得仔细看，抓起一块就咬，“哇”的一声又吐了出来。我躲在墙角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作文课，老师出的题目是《记一件有趣的事》，我把驴粪蛋变蛋糕的故事写了出来。语文老师说：“单联全，你怎么净写一些稀奇古怪而中心思想又有问题的故事啊？”我又一次挨了批评。我也纳闷儿了，我的作文中心思想为什么总是有问题啊？我顶了老师一句：“老师你不是说要写一件有趣的故事吗？韩刚强抢了我的驴肉包子，我用驴粪蛋变蛋糕教训他，我觉得挺有趣的啊！”老师说：“你就犟吧！早晚有你犯错误的时候！”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语文老师原来也喜欢写东西，1957年反右斗争挨了不少批评，幸亏受名额限制，在教育局又有亲戚，才侥幸没被打成右派分子。

三年困难时期，“黄饼子事件”更让我记忆犹新。我班一个同学午饭带了一块纯玉米面饼子和一块煎刀鱼。那个时候野菜饼子都吃不饱，突然能有一块金灿灿的玉米面饼子和一块煎刀鱼，那可是让人垂涎三尺。这个同学急不可耐，上课的时候，他不时地偷偷掀开课桌盖，摸摸他的黄饼子和煎刀鱼，时不时地偷着掐一点儿吃，还故意拿出来让我们看。教室里充满了煎刀鱼的香味，谁都没心思上课，饿啊！馋啊！课间操的时候，班主任梁老师让我们全体同学都到操场跑步，连值日生都得去。可谁也没想到，就在我们做课间操的时候，梁老师在教室里把那个同学的黄饼子和煎刀鱼偷吃了！课间操一结束，那个同学第一个冲进教室，当他掀开课桌盖后，立即号啕大哭：“我的黄饼子丢了啊！”教室顿时乱了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