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第一节　日本古代小说发展状况概览

一、古代和中世：日本古代小说的形成与发展期

中国古代所谓的“小说”，其概念与内涵都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存在着错位。“小说”最早被用来指代难登大雅之堂的街谈巷语、稗官琐言，千百年来一直为正统文人所不屑。古代小说囊括的内容繁杂而众多，像《山海经》《淮南子》中的先秦神话传说、《庄子》《韩非子》等哲学著作里的寓言故事、《左传》《战国策》等史书性质的叙事，还有六朝的志怪志人、唐代传奇、明代以后的话本等，均可纳入此范围。现代的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以及具体的环境描写，广泛而深刻地反映现实的一种文学样式，因此，可划入现代小说范围的古代文学类型包括六朝志怪志人、唐代传奇、明代以后的话本等，不再包括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以及历史叙事。可见，现代小说所涵盖的范围要远远小于古代小说。

古代日本对于“小说”的理解基本与中国趋同。最早可划为小说样式的文体是从平安时代到室町时代的“物语”，物语是以作者的见闻或想象为基础来叙述人物事件的散文文学作品，包括传奇物语、写实物语、歌物语、历史物语、说话物语、军记物语和拟古物语等类型。其次是中世、近世流行的“草子”（以绘画为主的小说），包括御伽草子、假名草子、浮世草子、草双纸、洒落本、滑稽本、人情本、读本等众多类型，大多以传奇或怪异为主，既注重娱乐性也非常强调教化功能。

在古代日本，小说作为单独的文学样式确立起来，同样与历史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在《史记》《汉书》《三国志》等中国正史的启示下，日本撰写了《日本书纪》（720）、《续日本纪》（797）《日本后纪》（840）等六部国史，而“正史之外的《竹取物语》《伊势物语》及之后的王朝物语群、残余物语、幻想故事、恋爱故事等，则以草书假名为媒介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问世”⁽¹⁾。同样，受到中国将这类文字视为稗官野史、难登大雅的街谈巷语等观念影响，日本早期物语的地位也远远低于正史，“或成为宴席的余兴，或沦为下级神人乃至乞丐等人赖以求生的技艺”⁽²⁾。人们对物语普遍怀有瞎编乱造的误解，物语也注定将一直在与史书的比较中和攀附中，为自身的价值作辩护。

日本古代小说的发生和发展还离不开中国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志怪传奇等的滋养，日本小说或是在整体构思上模仿，或是在局部行文中引用中国文学的素材，这既根源于向先进文明靠拢的愿望、对异域唐土情调的憧憬，同时也弥补了日本小说素材匮乏的缺陷，对经典文献的引用还能起到不言自明的隐喻效果。

《竹取物语》是平安初期诞生的日本最古老的物语，讲述的是伐竹老翁从竹节中发现一个女孩，并将其抚养成光彩照人的赫映姬的故事，这一构思起源于福岛地区流行的伐竹传说、《万叶集》伐竹翁偶遇仙女等情节。同时，《竹取物语》也深受中国神话传说及民间故事的影响，像赫映姬飞返月宫的情景，就融合了六朝志怪中的“变异”体构思和民间传说中的“嫦娥奔月”情节，而五个求婚者惨遭失败的生动描写，则显然受到四川藏族地区古老传说《斑竹姑娘》的启示。像这样，《竹取物语》是一篇融合中日两国传说的浪漫传奇物语，而且，它并没有局限于单纯的虚构或猎奇，而是在虚构中传达着某种社会生活的真实，即对于贵族虚伪本性的嘲讽和对强权政治的无奈。

平安中期的《浦岛子传》被视为日本最早的“汉文小说”，作为由神话传说向物语体小说过渡阶段的作品，它取材于日本古老的“浦岛传说”，同时摄取了六朝志怪以及唐代传奇的诸多营养，特别是唐代张文成的传奇小说《游仙窟》，更被视作《浦岛子传》创作时的范本，从构思、情节、主题乃至语言等方面对其产生了整体性影响。此外，“蓬莱仙界”“刘郎传说”以及道教成仙思想等，也被和谐地融汇进《浦岛子传》的行文脉络中，起到了很好的隐喻效果。

“歌物语”流行于平安时代中期，是以和歌为中心的短篇物语集，堪称韵文与散文的完美融合。《伊势物语》是歌物语的代表作，它讲述了“六歌仙”之一在原业平（825—880）浪漫而奔放的人生历程，当然焦点在于恋爱的风雅情趣以及无尽的回味。尽管在构思上有些散漫与罗列，但歌物语还是以其浪漫性和优雅情调获得世人青睐，并对后来的《源氏物语》等产生了重要启示。

平安中期的王朝小说《源氏物语》（约1008）描写了宫廷贵族的情感纠葛和政治纷争，其浓浓的感伤情调成为日本文学传统审美观的重要源头。其实，“物哀”审美观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起源于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等感伤诗的浸润，紫氏部还积极借鉴了白诗的讽喻功能，进而赋予了《源氏物语》更为深刻的内涵。《史记》等中国史书对《源氏物语》的点拨性影响也非常显著，紫式部借鉴了从个人或家族的命运沉浮来观察历史兴衰的视角。除在编年体、历史观、典故等方面加以模仿外，紫式部更加推崇《史记》卓越的文学性，她深刻领会了司马迁的历史实录精神，并将关切的目光锁定在宫廷内部，以女性的视角完成了一部平安朝的宫廷贵族史。

平安中期以后问世的“历史物语”是一种历史性与文学性相融合的小说类型，常被称为“物语风”的史书，代表作为《荣华物语》《大镜》《今镜》等。历史物语有意识地继承了之前朝廷编选六国史的传统，但其特点在于全部围绕宫廷或贵族展开，几乎都以赞美的语气缅怀藤原道长执政时的荣华，讽喻性淡薄而哀感浓郁。《荣华物语》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宇多天皇到堀河天皇两百年间的宫廷贵族社会史，继承六国史最后一部《三代实录》的意图非常明显。不过，作者在后半部融入了大量宫廷女官间流行的传说和普通男女的恋情等，并“深入探究了历史波澜中个人内心世界的浮沉，政治帷幕之后的女子、强权斗争中败北的失意之人自不待言，就连强权者，也常常将其作为一个人，来展现其一喜一忧”⁽³⁾。的确，历史物语有从历史实录向文学性逐渐倾斜的倾向，对史实的改写和舍弃也很常见，虚构性渐浓使它更接近于物语这一体裁。

到了中世（主要指镰仓和室町时代，1185—1573）时期，经历过保元、平治之乱以及源平会战等动荡年代，日本社会逐渐形成了以德川幕府的武士统治为基础、传统贵族文化与新兴武家文化并峙且交融的局面，与之相对应的小说样式无疑便是“战记物语”（也叫“军记物语”，代表作为《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平家物语》《源平盛衰记》等）。战记物语延续了历史物语注重实录的特质，但侧重点在于展现宏大而惨烈的战争与衰亡，渲染武士悲壮的死亡以及生离死别时的哀愁。战记物语大量引用汉籍典故以深化主题，信奉儒家的忠孝节义思想，并重点宣扬发展为武士道核心理想的“忠”的精神，但与中国史传类小说不同的是，战记物语对于历史兴衰的解释，虽然也遵照儒家是否实施“仁政”的准则，但更多的是以佛教“盛者必衰、诸行无常”的观念来解释盛衰，这种消极无奈的历史观是佛教居于中世思想界主流的直接反映。

例如，《平家物语》以平氏一门的盛衰兴亡为核心，记述了治承到寿永（1177—1184）年间战乱频发的岁月。开篇“祇园精舍之钟声，有诸行无常之响；沙罗双树之花色，显盛者必衰之理。骄奢者不得永恒，仿佛春宵一梦；跋扈者终遭夷灭，恰如风前微尘”⁽⁴⁾的语句，如实传达出弥漫于中世社会的无常史观。作者以赵高、王莽、安禄山等人走向灭亡的史实来暗示平清盛的结局，旨在说明骄奢淫逸的残暴统治必将导致民怨沸腾，最终将无法摆脱盛者必衰、骄兵必败的无常宿命。武家社会在面临生离死别时浓郁的无常哀感，极大提升了《平家物语》作为小说的艺术特色。

二、近世：日本古代小说的繁荣期

1. 近世的年代划分及社会背景

作为历史学的时代划分，“近世”的概念是由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提出来的。内藤湖南认为西方学界传统的“古代→中世→近代”三个时代的划分方法，不完全符合日本的历史，因此提出“近世”的说法。日本近世的显著特征是强大的武家政权掌握国家权力，实行强有力的国家集权式统治。关于近世的起点和终点有诸多观点，笔者将采纳目前最为通行的划分方法，即日本史上的近世主要指江户时代（有时也包含安土桃山时代在内）。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获胜，并于1603年被封为征夷大将军、开设江户幕府，自此算起直到1867年德川庆喜“大政奉还”结束，江户时代大约历时260余年，史上也称“德川时代”。

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德川幕府结束了战国时代以来的“以下克上”势头，施行中央集权政治，通过“参觐交代”（江户幕府命令各藩诸侯定期到江户参拜，1635年制度化以来，实行一年在领地、一年在江户的原则）等方式，削弱各藩诸侯的力量，推行严格的“士农工商”四民等级制，使各阶层民众服从治理并安于现状。在与外界交流方面，江户幕府施行锁国体制并颁布了一系列锁国令，以防止基督教传播的名义，规定除中国、荷兰外，禁止与其他国家进行通商或交易。

在意识形态方面，德川幕府将儒学提升到“官学”的思想界主流地位。日本中世处于支配地位的净土宗佛教，其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否定现世主张已不再适用，经历长年战乱后，凭借实力掌握统治权的武士阶级以及经济实力增强的上层町人，讴歌现世幸福并肯定人的力量，而尊重现世与人的儒学恰好顺应了时代需求。德川幕府在各藩建立以儒学为基础的藩校，任用林道春等朱子学者来教授和弘扬儒家思想。

江户时代的“游里”⁽⁵⁾和剧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成为近世小说一个非常重要的舞台。首先，这与町人阶级的现世享乐思想密切相关，经济实力增强却又居于身份等级制度最底层的町人，沉醉于将旺盛的生命力挥霍到奢靡的娱乐场所，“正因为所处的社会地位低下，反而使他们获得了没有必要受到传统制约的、无拘无束的自由”⁽⁶⁾。游里的繁盛也根源于德川幕府当初的政策设定，为防止各地诸侯反叛，缓和因战乱而蔓延的尚武杀伐之风，德川幕府默认甚至鼓励花街柳巷的发展。不出所料，因参觐交代制度而久居江户的各路诸侯，沉醉于奢靡浮华的不在少数，以致武士阶级后来呈现出难以挽回的文弱与颓废之势。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江户时代的文学，贯穿着两种不同的思想潮流，它们互相交错、反驳、妥协。一种是以儒教为背景的武士阶级的理想主义，一种是平民自由的甚至是自然主义的现世思想”⁽⁷⁾。

具体到小说领域，主体是以町人为描写对象及读者群的现世主义文学，同时也有读本这样偏重于理想主义的文学。而且，现世主义与理想主义思潮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状态。例如，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专注于描写人性的本能与金钱万能观念，洒落本聚焦于花街柳巷的风流情趣，滑稽本热衷于记录底层町人的滑稽戏谑，这些小说满足了文化水平不高且崇尚自由与享乐的町人的文化需求，但处于德川幕府不断掀起的文化高压政策之下，即使洒落本、人情本等也经常标榜“劝善惩恶”“因果报应”等论调，借以强调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并向正统价值观靠拢。读本堪称小说领域理想主义的代表，读本以宣扬清廉洁白、忠孝义理等儒家道德为宗旨，既顺应了德川幕府的文化要求，又满足了町人惩恶扬善的愿望，而且读本并非一味的道德说教，其中的奇异构思、风雅情趣等也为近世小说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 近世小说的主要类型及基本特征

由于城市的蓬勃发展，町人阶级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出版业的兴旺发达，日本近世诞生了以写实为基调，以义理、人情、好色、粹、通、滑稽等为主题的多姿多彩的文学类型。近世文学以18世纪中叶的享保年间（1716—1735）为界，划分为江户前期和江户后期两个阶段。具体来说，江户前期的上方文学，是以元禄期（1688—1704）为顶点的町人文学。在小说领域，井原西鹤创造出聚焦欲望与金钱，并直指世道人心的浮世草子；在俳谐领域，松尾芭蕉创建了极具艺术性的蕉风俳谐；在戏剧净琉璃领域，近松门左卫门描述了义理与人情难以调和的矛盾纠葛，抒发了由此而生的绝望与哀愁。总之，以元禄时期为顶点的上方文学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

江户后期的文学是从明和、安永年间直至幕末的文学，最繁荣的时期出现在从天明到文政期间。在俳谐领域，与谢芜村（1716—1783）、小林一茶（1763—1827）等俳句诗人创作了风格独特的诸多佳句；在小说领域，曲亭马琴的史传类读本、面向庶民的娱乐读物赤本与青本等备受青睐；在戏剧领域，歌舞伎因鹤屋南北（1755—1829）、河竹默阿弥（1816—1893）等剧本作家的回归而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

近世小说的类型繁多，中村幸彦先生在《近世小说史》中对其名称和出现顺序做过介绍：“近世小说史的前期，按年代顺序先后出现了假名草子、浮世草子、八文字屋本，进入后期，几乎同一时期出现和流行的是初期读本、初期滑稽本（包含谈义本）、洒落本，后来各自发展为后期读本、后期滑稽本、人情本。”⁽⁸⁾

“假名草子”是江户初期小说类的总称，时间跨度大约从江户开设幕府的1603年直到天和年间（1682），被视为由中世文学向近世文学的过渡。假名草子采用简易的拟古假名文体写成，具有启蒙性、娱乐性、教训功能，还残留着较为浓郁的中世“说话”色彩。假名草子反映出从中世佛教到近世儒教或以儒教为中心的三教一致现象，寓意逐渐从佛教的彼岸思想，发展到儒教对人的尊重和对现实的肯定。处于社会形态的转折点，假名草子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燃眉之急，因此即使是传奇和戏谑性质的作品，也都以现实生活为对象。假名草子的代表作家是浅井了意（？-1691），他的《浮世物语》（1661）在滑稽中体现着一种批判精神，怪异小说集《伽婢子》（1666）受到《剪灯新话》等中国志怪传奇及明清小说的直接启示，也延续了日本传统的万物有灵意识及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因其趣味性与文学性而被视作近世“怪异”小说真正的开端。

“八文字屋本”是浮世草子的余绪，主要指后来在京都书店八文字屋发行的对于井原西鹤的模仿之作，流行于元禄年间（1688—1704）到明和年间（1764—1772），代表作是江岛其碛的《倾城色三味弦》（1702）等好色物，江岛其碛借鉴了歌舞伎戏剧表现经验，以巧妙的结构为八文字屋本开创了新局面。除“好色物”外，八文字屋本还包括后来的“气质物”，即将人划分为不同职业和类型的带有滑稽色彩的作品，代表作如《世间子息气质》等。八文字屋本以书店运营为核心，为迎合读者而一味追求娱乐消遣、日渐庸俗化且欠缺新意，更不具备井原西鹤般对于现实深刻而犀利的洞察。

“读本”是流行于宽延年间（1748—1751）直到幕末的重要小说类型。读本在日本传统题材的基础上，融入了大量中国稗史的情趣，奉行“劝善惩恶”的教化理念，以“因果报应”观统括全篇，文体雅俗折衷、中日混合。读本的诞生得益于中国白话小说和怪谈的滋养，对《水浒传》的翻改和仿作推动其日趋成熟。前期读本的代表作是上田秋成的短篇怪谈集《雨月物语》（1768），在梦幻与现实交错的凄惨悲切的叙事氛围中，刻画着某种人性的真实。1787年至1793年间的宽政改革，禁止批判幕府的言论、严禁私娼、严惩色情读物的传播。山东京传、曲亭马琴等小说家纷纷将目光转移到触犯禁令可能性较小的读本领域，假托过去的时代并融会贯通中日两国史实与传说，在虚实演义中贯穿着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伦理教化，受到下至贩夫走卒上至学者公卿的广泛欢迎。

“谈义本”是江户中期具有讽刺性质的滑稽教训读物，并成为滑稽本的先驱。作者以讲经说法僧人的口吻，忠实描摹江户风俗，并在滑稽中对庶民进行教化，早期作品包括《田舍庄子》《当代下手谈义》等。后来，平贺源内在《根无草》《风流志道轩传》等作品中，由滑稽教化转为猛烈讽刺，谈义本的风格从此有所改变。

“滑稽本”是江户后期的一种小说类型，主要以洋相故事、恶作剧、食色性故事等为题材，通过插科打诨等方式博人开怀大笑，具有一定的幽默写实风格。十返舍一九（1965—1831）的《东海道中膝栗毛》是一部充满滑稽色彩并略显粗俗的游记，确立了滑稽本的基本地位。式亭三马（1776—1822）是滑稽本的代表作家，其《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在日常闲聊中栩栩如生地展现着江户市井百态，在滑稽逗乐的表象之外，又隐含着对社会伦理的揶揄与讽刺，如套用“仁义礼智信”来解释澡堂规则，就体现出对儒家身份等级制度的不满，对“卧冰求鲤”的调侃也表达了对儒家僵化伦理的嘲讽。当然，滑稽本的讽刺内容不多而且言辞并不激烈，这是德川幕府文化高压政策之下町人作者的明哲保身之举。

“洒落本”是明和到天明年间主要在江户发展起来的小说类型，采用游戏性质的对话文体，描写青楼男女的风流情怀，通过“通”（冶游场所的行家）与“半可通”（一知半解的门外汉）的对比，以及插科打诨或一语道破等方式，对当时风俗进行诙谐的记录。山东京传（1761—1816）的《通言总篱》对青楼百态进行了详尽记录，成为洒落本的代表作品。洒落本的缺陷在于人物性格单一且类型化，没能实现对广阔人生的把握。天明年以后，由于对人物事件的过度写实以及情色描写等，洒落本作者触犯了幕府禁忌并最终遭到处罚。总之，洒落本迎合了江户后期市井百姓日渐颓废的欣赏趣味，是政治与经济均陷入僵化停滞的消极反映。

“人情本”是近世小说的最后一个样式，是描写江户市民男女恋情纠葛的风俗小说，并辅之以大量江户市井风俗的细致描写。人情本延续了日本文学传统中对于哀感审美的渲染，并被赋予了热烈、痴情、绮艳等浓郁的江户市井色彩。为永春水（1790—1843）的《春色梅历》是人情本的代表作，文中的种种痴情缠绵深深倾倒了以青年女性为主的读者群。为永春水明确提出以“人情”为创作核心，主张不加嘲弄地如实展现男女常怀的叹息、无常的愁苦、世人的迷惘等，并设身处地去感受蕴含其中的“物哀”心绪。人情本的流行表明江户末期扎根于儒家文化的封建义理对于人情的束缚不再严苛，人的本能欲求受到空前的肯定与关注。人情本不仅在《小说神髓》中受到坪内逍遥的重视，还在情节与心理刻画方面对二叶亭四迷的小说《浮云》（1887）产生过启示，尾崎红叶的砚友社风俗小说也同人情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因此，人情本也被称为“明治文学的母胎”。

三、日本近世小说与中国小说

江户时代是日本小说接受中国影响最为深刻和广泛的时期。伴随着以长崎为口岸的中日贸易日趋频繁，《三国演义》《忠义水浒传》《西游记》“三言二拍”等明清白话小说，得以有机会被大量购入日本。白话小说其实早在庆长（1596—1615）之前就已东渐日本，在宝历（1751—1764）前后达到了全盛时期。由冈岛冠山、荻生徂徕倡导的以学习当代中国语言为宗旨的“唐话学”，就选取了明清白话小说作为生动易解的教材。白话小说给日本知识人带来全新的题材和小说理念，并引发了阅读、模仿及改编的热潮。

中村幸彦指出，《源氏物语》等王朝物语年代久远而且过于古雅，近世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江岛其碛的八文字屋本又流于浅薄而且文采匮乏，因此均无法满足近世读者的阅读期待：“中国小说之所以广为流行，想来是因为从之前的年代开始，从学界到一般社会就对中国当代高度关注，中国趣味的延伸、日本创作小说的匮乏等，均是外部原因。一言以蔽之，较之于日本以往时代的任何作品，中国白话小说具有丰富的小说性。”⁽⁹⁾中村幸彦将其优越性具体归纳为以下四点：第一，作为虚构物语，情节构成非常巧妙；第二，从白话小说中发现了人与社会的关联；第三，以文学的形象化来表现思想；第四，素材极为新奇⁽¹⁰⁾。

中村幸彦对中国小说的结构与性格给予特别的关注。日本古代其实缺少真正的长篇小说，即使是《源氏物语》，其实也是诸多短篇的连缀，近世的八文字屋本在情节上也多重复乃至跳跃，很多情节的插入生硬而不自然。与之相对，“《水浒传》《西游记》等长篇白话小说，全体首尾一贯呈大纺锤形，很多插话如小纺锤，参与到整体情节中。而且，前面的插话与后面的插话遥相呼应，关联也很紧密，如同捻成的绳索一般，若果将其视作命运之丝，那么使得全体情节保持一贯的，就是主要人物的性格。据我所见，从中国小说中提炼出‘性格’一语，并教授给日本作者的，是金圣叹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¹¹⁾。

的确，较之于丧失写实性并流于类型化的浮世草子及后来的八文字屋本，白话小说具有毋庸置疑的优越性：“首先，它具有明确的主题，而且，主题是通过人物行为描写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的，属于作品内在的思想性，截然不同于浮世草子常见的露骨教训。此外，出场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活动都与事件的展开紧密关联，人物描写也很写实。总之，白话小说不同于末期浮世草子空虚的夸张、刻意的滑稽、好色和道德教训，它注重描写人性的真实。”⁽¹²⁾

1. 唐通事与唐话学

日本人接触明清白话小说的最初动机是学习中国俗语，日本政府为应对频繁的贸易往来，曾专门在长崎、鹿儿岛等地设立“唐通事”（汉语翻译）一职，负责贸易接洽及汉籍验收等事物，明清小说是当时学习中国俗语的最好教材。同中国的情况一样，在日本，小说戏曲类为正统汉学者所不屑一顾。文学以诗赋文章为正宗雅驯，研究小说戏曲者寥寥无几。正德、享保年间，一些徂徕派学者以教训之名假托寓意方便，也曾涉猎汉代、唐代及宋代的文言小说，因为这些汉学者对明清的白话俗语不甚了解，所以只能阅读文言小说。正是由于唐通事的出现，才使得白话小说获得了广泛传播的契机。

冈岛冠山对《水浒传》的翻译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白话小说的流行。冠山从享保十三年（1728）年开始训点翻刻《忠义水浒传》（1—20回，5册），成为日本翻译中国白话小说最初的尝试。宝历七年（1757）秋，冈岛冠山的《通俗忠义水浒传》上部15卷20册面世，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俗语体小说翻译，并直接引发了读本创作领域的“水浒热”，建部绫足的《本朝水浒传》、仇鼎山人的《日本水浒传》、振鹭亭的《简本水浒传》、曲亭马琴与高井兰山编译《新编水浒画传》、曲亭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等水浒系列的小说相继问世。冈岛冠山的弟子冈白驹（1692—1767）还从“三言”和《西湖佳话》等明清小说取材，训点注释了《小说精言》（1743）、《小说奇言》（1753），泽田一斋训点刊行了《小说粹言》（1758），这些翻译和改编工作极大推动了中国白话以及文言小说的流行。

禅宗中的“黄檗宗”传入长崎，也对唐话的普及起到了推动作用。德川时代初期，黄檗宗在德川将军的政策优待下得到弘扬，诸侯纷纷皈依，黄檗宗僧人从中国大陆源源不断地进入长崎，大臣们纷纷学习唐话，以便与黄檗宗僧人展开问答。儒学者荻生徂徕就曾向长崎出身的几个“唐话通”学习，冈岛冠山、学问僧大潮等也是唐话研究与传播的杰出人物。像这样，汉学者以学习唐话为契机，开始将研究的视野拓展到明清白话小说。正如石崎又造所言：“历来局限于西陲一隅的唐话学，得到徂徕这样伟大学者的赞同，再加上长崎出身的冠山及大潮等人的指导，终于获得学界瞩目。后来，白话小说还受到以博学多识而著称的古文辞派的欢迎。从这时开始，日本的俗文学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¹³⁾

2. “翻案”与“读本”：嫁接移植、另辟蹊径

在汉语中，“翻案”一词通常解释为推翻原来的判决、供词，泛指推翻原来的处分、评价等，或者理解为推翻前人的论断、另立新说，在文学领域多指对前人诗文的成句或原意反而为之。

但与中国有所不同，“翻案”一词在日语中通常被理解为改编，尤其是文学领域的改写。例如，《广辞苑》对“翻案”的解释如下：“模仿前人所做事情的梗概，改变细节进行重新创作，特别就小说、戏曲等而言。”《世界大百科事典》（第2卷）中对于“翻案”的解释是：“将文学作品的梗概和情节脱胎换骨改写成另外的作品，特别指将外国作品改写为本国风。平安朝的汉诗文，就有很强的夸耀和依赖他处典据的倾向，明治以后日本文学为了繁荣发展，进行了很多的翻案尝试，政治小说之类的翻案就很显著。”

日本文学的“翻案”传统最早可追溯至平安时代（794—1192），内容涉及对中国汉诗汉文、志怪传奇以及印度佛教故事等的摄取。明治维新之后，小说戏剧领域流行将西洋作品“翻案”成日本风，例如，尾崎红叶就模仿莫里哀的《吝啬鬼》写下了《夏小袖》（1892）。不过，他过滤掉了原作的批判讽刺意味，将其改写为一篇以会话为主体、富于江户风情的滑稽剧。日本学者常以“adaptation”来对应“翻案”一词，的确，翻案小说家通常会考虑到本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审美趣味等，进行顺应性的改编。

其实，日本江户时代的“翻案”之风最为盛行，而且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江户时代是日本接受中国影响最为深刻和广泛的时期，伴随着以长崎为口岸的中日贸易日趋频繁，《三国演义》《忠义水浒传》《西游记》“三言二拍”等明清白话小说大量传入日本。冈岛冠山、荻生徂徕倡导的以学习当代中国语言为宗旨的“唐话学”，极大推动了白话小说的普及，并引发了日本小说家翻译、模仿、改编即“翻案”的热潮。其中，“读本”堪称接受明清小说影响最为显著的小说类型，其重要特征即“翻案”中国小说，“初期读本作家的努力，就是从中国文学中寻求粉本，为陷入停滞的日本文坛注入一股清新的气息”⁽¹⁴⁾。

的确，翻案成为读本诞生重要的原动力，日本读者对当时已丧失写实性并陷于类型化的浮世草子倍感厌倦，与之相对，翻案小说汲取了中国小说的诸多优越性，如“雅俗融合的高雅文体、历史背景的考量、起伏跌宕的情节、前后照应的紧密结构、人物性格的鲜明塑造、故事展开中融入的思想性”⁽¹⁵⁾等，因此迅速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同样的，后期读本的代表作如《南总里见八犬传》《椿说弓张月》等，在内容上与八文字屋本、滑稽本、人情本等相区分的最重要条件，也是“以某种形式模仿中国小说”⁽¹⁶⁾。

日本近世小说家进行的“翻案”尝试，是在对明清小说进行整体、局部译介的基础上，结合本国风土或阅读习惯加以改编，进而进行跨越多种素材、纵横汉和古今的融会与贯通。值得注意的是，翻案小说对明清小说的改编很多时候并非“暗喻”，而是“明言”，小说家尝试通过积极的“翻案”，激发读者联想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都贺庭钟的短篇小说集《古今奇谈英草纸》（后文简称《英草纸》，宽延二年，1749），被称为“读本之祖”。《英草纸》受到《古今小说》《警世通言》《初刻拍案惊奇》等短篇白话小说的深刻影响。例如，第一编《后醍醐帝三折藤房之谏》翻案自《警世通言》所收《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第二编《马场求马沉妻成樋口婿》翻案自《古今小说》和《今古奇观》所收《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第三编《丰原兼秋听音知国之盛衰》翻改自《警世通言》及《今古奇观》所收《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这些翻案作品大都替换了国家、朝代、人名与地名，并适当融入了一些来自《太平记》等战记物语的本土情节。总之，《英草纸》通过“对于人的富于洞察力的思想性、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准确描写、厚重的文言文体、致密的时代考证等等，获得了截然不同于末期浮世草子的优越的文学性，同时也开创了读本这一崭新的小说样式”⁽¹⁷⁾。

嫁接移植、融会贯通是翻案小说家倾力追求的目标。近世小说家不仅从中国的史传或小说中摄取精巧的构思，还积极从日本的传说和战记物语中寻找素材，以实现两种题材之间的有效移植或嫁接，使读者不至于产生隔阂感，仿佛就是自己国家发生的事情一般，从而实现外来新奇构思与本土风俗及审美趣味的有机融合。

上田秋成的短篇小说集《雨月物语》被誉为“日本近世怪异小说的顶峰”，其作品多从《古今小说》《剪灯新话》《警世通言》等撷取构思。例如，《蛇性之淫》一篇翻案自《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主人公丰雄在渔家避雨时结识了美貌的真女儿和使女阿麿，并在姐姐的帮助下与真女儿结成连理，谁知同游吉野山时，真女儿被当麻酒人识破蛇精的身份而投入水中。丰雄识破女子的真相后返回故乡，在父母建议下与曾在后宫任职的美女富子成婚，谁知在新婚后不久，丰雄与富子开玩笑：“你常年居住宫中，恐怕常与中将、宰相等共寝吧，现在想来，真令人嫉妒！”⁽¹⁸⁾富子马上抬起头说：“海誓山盟抛诸脑后，却宠爱这并无特别之处的女人，我的憎恨之情要更深于你呢！”⁽¹⁹⁾话虽然出自富子之口，却分明是真女儿的声音，丰雄吓得汗毛倒竖，呆若木鸡。真女儿继续恐吓丰雄，而这时从屏风后面走出来劝解的丫头，竟然就是真女儿的使女阿麿。白天，丰雄家请和尚来降妖，但和尚却因不敌蛇精的毒气而死，最终还是道成寺的法海和尚用袈裟将真女儿扣住，装入铁钵内埋在佛殿的前面。

不难看出，这篇小说的梗概模仿自《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但中间插入了蛇精附体、借富子之口倾吐怨恨的情节，这很明显延续了生灵或死灵作祟信仰（日语中称为“物の怪”）。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开创了生魂作祟描写的先河，六条妃子陷于嫉妒与怨恨而难以自拔，夕颜怪异的死亡据说与她有关，正妻葵姬也可能是因其生魂的纠缠难产而死的。葵姬生产时被一个顽强的魂灵附着在身上，附体的生灵还葵姬之口对光源氏倾诉苦衷。生魂游离出窍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女性，虽然有令人同情的苦衷，但生魂往往是人们厌恶或谴责的对象，人们往往采取请高僧做法事的形式来镇魂。

像这样，上田秋成在对明清怪异小说进行翻案时，更加倾向于撷取同日本传统信仰相类似的情节（如怨灵作祟、灵魂附体等），注重表现人性中抑郁难平的哀、怨、恨、嫉等情绪，并适当融入一些民俗中的镇祭慰灵信仰，从而使翻案作品更加符合日本的风土人情。上田秋成还是一名在和歌物语方面很有造诣的古典研究者，也是一名致力于通过追溯古典来弘扬本国固有精神的国学者，国学思想中“真”“诚”“情”等理念潜移默化的影响，古典物语中以“哀”为基调的对于人性的哀悯与探究，共同构成了怪异短篇小说集《雨月物语》的情感底色。

除去通过积极的嫁接移植以激发读者联想、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外，翻案小说家的着力点还在于如何通过“另辟蹊径”，使构思更为巧妙和别具一格，并通过这些“同”中之“异”，来获得当世乃至后世知音的理解与共鸣。

例如，曲亭马琴在《八犬传》中对明清小说最为典型的仿写与改编，就是结局处“关东大决战”的水战描写，此处情节移植自《三国演义》的“赤壁之战”。同样是两路敌军讨伐正义的一方，同样采用火攻的策略，主君里见与军师摊开手掌时一个相同的“火”字，揭示出关东水战与赤壁之战的深刻渊源。一些战斗场景的描绘和英雄人物的刻画也如出一辙，例如犬饲现八长坂川孤胆退敌，就是对张飞长坂坡吓退百万曹军的仿写，犬田小文吾与敌军两名头号猛将的激战，作者也予以主动的提示：“唐国三国之初，冀州刺史袁绍，手下自负万夫不当之二勇士颜良、文丑，与关云长之战想来也如此般激烈，不可细细名状。”⁽²⁰⁾

尽管“关东大决战”的战略基本蹈袭赤壁之战，但曲亭马琴对决战时的“风火”进行了更为周密的谋划。与赤壁之战最显著的差异是，积极策划火攻的是相当于敌方曹操的扇谷正定，“赤壁之战”的情景盘旋在双方的脑海中，相当于正义之师的里见义成将计就计，让点大法师扮成“风外道人”接近敌军统帅，并使敌军对自己呼风唤雨的本领深信不疑。按照约定的日期，“风外道人”刮起西北风，敌船乘风大举前来进攻，当敌船已然靠近我方阵营时，风外道人又借助甕袭珠将风向由“西北”改为“东南”，敌军阵脚大乱，正义之师反倒借助火攻的方式，一举击溃了扇谷正定的大军。

可见，正义之师派遣“风外道人”等接近并迷惑敌军统帅，通过“反间计”使对方深陷计策而不自知，双方对火攻的可能性都心知肚明，谁能更胜一筹是决胜的关键。可以说，这一战既是对“赤壁之战”的模仿，也是一种另辟蹊径，似有脱胎换骨之妙。对于阅读过《三国演义》的读者来说，这样的仿写可以引发积极的联想、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不太熟悉《三国演义》情节的读者而言，既可以带给他们新奇的构思，也能起到普及三国知识的启蒙功效。

像这样，日本小说家通过上述移植嫁接等“翻案”的方式，汲取了中国小说的诸多养分，如“雅俗融合的高雅文体、历史背景的考量、起伏跌宕的情节、前后照应的紧密结构、人物性格的鲜明塑造、故事展开中融入的思想性”⁽²¹⁾等，从而极大地加快了自身的发展进程。曲亭马琴等小说家在对明清小说表达钦佩之情的同时，也在努力尝试另辟蹊径，争取实现“笔端波澜，与彼《水浒》《三国演义》拮抗”（《八犬传》第九辑序）⁽²²⁾，这同时也反映出后进文化常见的追赶和超越心理。

第二节　日本近世小说观念的中国文学思想渊源

小说观念是小说家和评论者对于小说的概念、主题倾向、审美理念、虚实比例、社会功用、写作技法等的见解。具体到日本近世时期，小说观念大都处于不成体系的朦胧状态，或是通过作品流露出的某种创作态度，或是通过序跋、书信等表达的零星见解，亟待研究者的提炼与解读。中国文学思想尤其是明清小说理论对日本近世小说观念产生了重要的指导性影响，瞿佑、谢肇淛、金圣叹、毛宗岗等评论家的言论，成为日本小说家创作和评论时重要的理论支撑。当然，由于理论研究先天的薄弱以及“二流文艺”“戏作”的尴尬定位，日本近世小说观念一直在较低的水平徘徊，只有少数作家能够融会贯通并有所发展，像曲亭马琴留下的大量中国小说评论文和中日小说比较论，就深刻折射出两国历史及文化背景的同源性与差异性，并为我们了解本国文化内涵提供了很好的“异域视角”。

一、研究现状综述

追溯日本古代小说观念的中国文学思想渊源，属于东方比较诗学一个至关重要的研究领域。较之于日本的汉诗汉文以及和歌理论研究，日本古代小说观念的研究还相对滞后与薄弱。其中，近世是日本古代小说最为繁荣的时期，近世小说观念也更为显著地接受了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但是围绕两者的比较文学及文化研究尚未系统而充分的展开。

当然，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启示下，一些日本学者围绕近世小说观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久松潜一（1894—1976）在《日本文学评论史》（近世近代篇）中，从“劝善惩恶”和“慰藉娱乐”两大视角解读近世小说观念。他指出，小说往往被视为逊色于正统文学的游戏之作、二流文学，而小说家和评论家则试图借助“劝善惩恶”等教化论调，将被视为鄙俗甚至罪恶的小说提升到经史子集的水平，这正是“劝善惩恶”和“慰藉娱乐”的对立统一之处。近世中后期的戏曲小说一直延续着这一模式，只是，洒落本、滑稽本、人情本等标榜的劝善惩恶大多流于形式⁽²³⁾。像这样，久松潜一准确概括出近世小说观念对立统一的基本特征，成为评价近世小说观的基调。

原田芳起（1906—1991）的《日本小说评论史序说》（大同馆书店，1932年），是日本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小说评论著作，共分三个阶段，对日本小说评论的发展史进行了梳理。首先，追溯了日本古代物语意识的萌芽，并具体分析了《源氏物语》的批评精神；接下来，对中世的物语评论书《无名草子》进行考察，指出《伊势物语》的“讽喻”特质，并分析了歌学和国学研究对于物语批评的渗透。最后，在近世阶段，原田芳起延续了久松潜一的观点，准确指出近世小说观念“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交错的典型特征。他一方面认识到明清小说批评对日本小说作者的深刻影响，一方面也指出日本古典的“狂言绮语”论、“义理人情”说以及戏作精神等，在近世小说评论中依然保有着活力。

近世小说批评中已经有小说本质论、小说价值论，甚至出现了曲亭马琴那样理论和主张体系几乎已成形的优秀批评家。他的批评观消化了中国小说批评的知识，以此对中国小说和我朝小说稗史进行评论。另外，近世也出现了完整的扎根于古典研究的文学批评论。从这些近世批评中尝试抽离出“娱乐慰藉”和“劝善惩恶”理念、“义理”和“人情”理念，可以看出近世批评的两个侧面是相互交织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纠葛以近世特有的风格铺陈开来。⁽²⁴⁾

《日本小说评论史序说》是日本难得一见的关于小说评论史的专著，作者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既突出对重点作品的深入解析，又由点及面，兼顾对整个时代思潮的把握。可以说，在相对而言理论研究较为薄弱的日本文学研究界，这是一次非常有价值的尝试。

中村幸彦（1911—1998）是日本近世文艺思潮领域的权威学者，在小说观念方面，其《近世文艺思潮考》《近世小说史》等专著为相关研究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和文献学基础。中村幸彦充分肯定了《水浒传》等中国小说及相关小说批评对日本的影响，例如，他对金圣叹“性格”论的启示十分关注：“在中国的小说评论家特别是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的《读第五才子书法》中，经常使用‘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等‘性格’的用语，耗费最多的笔墨对李逵等人物进行评点。”⁽²⁵⁾中村指出，金圣叹的性格论促使上田秋成、曲亭马琴等小说家领悟到性格描写的重要性，例如，“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春雨物语》，通过作家内省的头脑情感，赋予了出场人物接近于近代小说的性格。虽然身兼国学者的上田秋成，其作品中仍然残留着古代说话的形态和寓意，但与中世作品有很大不同的是，寓意并不是覆盖于故事情节之上，而是蕴含于人物的性格和行动中”⁽²⁶⁾。

中村幸彦对近世小说大家曲亭马琴的小说观进行了全面考察，很多结论都颇具启示意义。他指出在读本创作初期（宽政八年至文化三年，1796—1806），曲亭马琴的小说观可以概括为三大特征，“一是讲述虚诞的故事，二是以通俗的语言来表达，三是具有劝惩的目的”⁽²⁷⁾。但这些见解还大都只是对明清小说理论的照搬和模仿，欠缺独到之处。从文化三年（1806）《椿说弓张月》的执笔开始，曲亭马琴的读本创作进入第二阶段，在模仿学习《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明清小说的基础上，马琴确立起“演义体”的写作方针，且将演义体小说特征归纳为“历史小说”“长篇”“雅俗折衷文体”。在第三个阶段，曲亭马琴一直在虚构怪诞特征与劝惩教化功效之间摇摆，并尝试以“寓言”论来合理地解释蕴含劝惩之意的虚诞物语。到了较为成熟的第四个阶段，在天保六年（1835）的《八犬传》第九辑中帙附言中，提出以小说技法论为主的“稗史七法则”（主客、伏线、衬染、照应、反对、省笔、隐微）。

中村幸彦是日本近世文学研究的大家，在汉诗汉文、和歌物语等诸多领域都有丰硕成果，既扎根于严密的实证研究，又有理论的探索与升华，同时研究视野非常开阔，在《近世小说史的研究》（枫樱社，1961）、《戏作论》（角川书店，1966）、《近世文艺思潮考》（岩波书店，1975）、《中村幸彦著述集》（全15卷，中央公论社，1984—1989）等系列专著中，中村幸彦将近世文艺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把握，对于小说观的考察也是在整个时代思潮的大框架内进行的，因此其研究结论非常客观且具有说服力。在中日文学的比较研究方面，中村幸彦是一位开拓型的学者，具体到小说领域，他十分注重对来自中国文学的素材与理念进行追根溯源，同时也致力于对日本小说家独创性的开掘，为中日古代小说观念的比较研究作出了很多具有奠基意义的工作。

当然，上述日本学者的研究依然存在一些有待继续完善之处。例如，侧重于对小说家零散言论的搜集整理、侧重于细致绵密的出典考证，较少做理论上的提炼与归纳，较少结合历史及文化背景进行宏观解析；受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对戏作小说（特别是滑稽本、洒落本等）研究不够深入，较难客观地展现日本近世小说观的全貌；对某些小说观念的中国文学思想渊源及异同较少做深入的对比分析，较少做进一步的民俗学和文化学考察。其中，被奉为近世小说批评家巨擘的曲亭马琴，其小说批评如《水浒后传批评半闲窗谈》（1831）、《续西游记国字评》（1833）、《三遂平妖传国字评》（1833）等，都还没有得到翻译、整理和研究，这为研究者留下了巨大的探索空间。

在我国的日本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界，围绕日本近世小说理论的研究也早已展开，以下，笔者将按照代表性专著的出版顺序进行介绍。

严绍璗先生在《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中，考察了中国古汉文小说及唐代传奇等对日本物语文学的深刻影响，探讨了明清俗语文学东渐对江户时代小说繁荣的推进作用，并从“复合形态的变异体文学”的角度，揭示了日本古代小说对中国文化由接受到抗衡再到变异的接受轨迹。

王晓平先生早在《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中，就考察了明清小说批评对前期读本作者如都贺庭钟、上田秋成、曲亭马琴的影响，深入剖析了两种小说观汇通与碰撞的历史事实。在《中日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中华书局，2014）中，王先生详细描述了中国古典小说在日本的传播历史，并从文化嫁接与传播考量的角度分析了曲亭马琴对《水浒传》的翻译与翻案。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日本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中，专辟章节考察了日本前近代小说的勃兴与中国文化的关联，重点从序跋、评论、书信中探讨了江户小说家的小说观念，并从发送者的角度考察中国小说观念传入日本后的变化与影响，在章节的结尾，王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日本小说理论的特质与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中日的小说艺术都有自己的审美理想，有各自起支配作用的思想和文化传统，也有各自的理论批评体系。从总体上讲，一部分作家对明清小说批评的摄取，虽然丰富了日本的小说理论，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与改变日本小说最基本的特性。不论是对日本的小说理论，还是对中国的小说理论，今天都有重新探讨与研究的必要。而对中日小说交流史的回顾，正是这种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²⁸⁾

叶渭渠先生在《日本文学思潮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中，将日本古代小说思潮进行了分类，分别概括为浪漫的物哀文学思潮、性爱主义文学思潮、劝善惩恶主义文学思潮。叶渭渠先生考察了“物哀”与日本传统文学理念的渊源及与儒佛的关联，并探讨了近世本居宣长将其理论化的必然性；以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和近松门左卫门的净琉璃为核心，分析了“粹”“好色”等审美理念的具体含义及历史源流；探讨了劝善惩恶理念形成的新儒学文化背景，在深入分析从安藤为章到曲亭马琴的劝惩文学论后，对劝惩文学观展开了近现代意义上的批判和反思。

马兴国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与日本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中，对经典作品在日本的翻译与仿作、小说观念的融合与碰撞等做出了深入解析，勾勒出中国古代小说东传日本并产生影响的基本轨迹。李树果先生在《日本读本小说与明清小说－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透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中，着重从“翻案”的创作技法角度，对《剪灯新话》、“三言”、《水浒传》等明清小说在近世的影响做出了详尽考察。李树果对于《南总里见八犬传》（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的翻译，以及在《日本读本小说名著选》（上下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中对代表性读本的翻译工作，也为国内相关研究的展开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王向远先生在《日本古代诗学汇译》（昆仑出版社，2014）、《日本古典文论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日本物哀》（本居宣长著，王向远译，吉林出版社，2016）等系列著作和论文中，对日本古典文论如“物哀”“人情”“理”等进行了全面译介和深入解读，为日本文论和比较诗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只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专著从中日比较文学、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角度，对日本近世小说观念及其与中国文学理论的关联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已有的学术著作及学术论文由于篇幅所限或研究重点的不同，往往只能涉及近世小说观念的某些专题，还无法展现日本近世小说观念的全貌，而这也正成为本课题研究的切入点。

二、基本观点与研究意义

日本近世小说观念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大都是通过书信、序跋等表达的零星感悟，或者是蕴含在作品中的隐约意识，基本没有专门的小说理论家或者小说评论文。因此，笔者拟从如下方面提炼日本近世小说观念的基本特征，并深入考证其形成过程中的中国文学思想渊源；同时结合近世学者的明清小说评论和中日小说比较论，力求在探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指导性影响的同时，发现一些对中国文学理念的取舍、侧重乃至偏离，并进一步探究其历史及文化根源。

1. 基本观点

（1）“劝善惩恶”小说观的主流地位与文化成因

日本近世即江户时代是儒学的全盛时期，德川幕府推行文以载道、劝善惩恶等实用主义文学观，小说家迫于幕府压力也大都通过序跋标榜作品的劝惩教化功效，瞿佑、李渔、冯梦龙、金圣叹等明清小说理论家的劝惩主张成为其直接的理论来源。劝善惩恶小说观在完善日本小说叙事、纠正庸俗艳情倾向、满足民众朴素愿望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很多作品过分强调道德教化而忽视艺术审美，情节怪诞荒谬、人物生硬且类型化，因此劝惩小说观自诞生起也一直在遭遇抗衡。

（2）“虚实”论的多重演进及明清小说理论的浸润

近世初期的假名草子等怪异小说，受到《剪灯新话》等中国志怪传奇及明清小说的直接启示，且多与百物语等民俗活动相结合、并时常融入日本传统的生魂作祟情节。读本、合卷等史传类小说在谢肇淛“虚实相半”理论的启示下，逐渐摆脱“史余”问题的缠绕，领悟到只有通过艺术虚构才能抵达“游戏三昧”之境。浮世小说和戏作小说中流露出较强的“写实”倾向，在情爱纠葛、金钱追逐、滑稽戏谑的纷繁表象之外，还揭示出金钱社会人性的复杂与悲哀、义理与人情的冲突与妥协等。

（3）“浮世”小说的世情写实与批判意蕴

井原西鹤的好色类浮世小说主要表现出町人阶级对爱欲的追求与赞美，充满了浓厚的世俗气息和轻松戏谑的情趣，并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对束缚人性与自由的封建道德的反抗、对“金钱万能”社会法则的嘲讽、对“好色”的质疑和反思。以经济生活为主体的“町人物”是浮世小说的另一主要类型，讲述了依靠勤劳智慧而发家致富的经验、总结了因奢侈游乐而倾家荡产的教训，对中下层町人的贫困表现出深切同情，对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也有了一定的认知，并由最初对金钱万能的热情歌颂，发展到矛盾迷茫，最终加以调侃和质疑。尽管其质疑并未上升到有意识的理论层次，但仍为我们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重要启示。

（4）“发愤著书”思想在近世小说领域的传播与变形

日本近世小说家深刻接受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发愤著书”思想，但又扎根于本国文学传统而有所侧重和变形。上田秋成在国学思想中“真”“诚”等理念的浸润以及古典物语的熏陶下，着重抒发人性之哀与恨，过滤掉了家国情怀及道德教诫等因素。曲亭马琴受到陈忱等明清小说理论家“泄愤”“雪冤”主张的深刻启示，常通过改写历史以发散郁结，这既是劝惩与果报观念的体现，也是对古代物语镇魂传统的继承，德川末期儒家权威的衰落和戏作的鄙俗化趋势，也使得曲亭马琴心有愤激而寄情于史传小说。

（5）“物哀”论在近世的延续及其庶民化特征

“物哀”是近世国学者本居宣长提炼并强调的审美理念，用以概括日本传统和歌与物语的审美特质。“知物哀”论其实与中国的“发愤著书”说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不同点在于发愤的“内核”由“愤”转“哀”。本居宣长认为，“知物哀”与儒佛文学观既对立又统一，他因儒佛的某些道德观念压抑人情而反对讽喻教诫之说，但也注意到儒佛尤其是佛教看似断绝人情，实则深知物哀。在朱子学居于统治地位的德川幕府时代，呼吁物语向“知物哀”的审美传统回归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对于道德及社会属性的完全排斥及对物哀之美的过度强调，则根源于同儒佛等外来文化相抗衡的偏狭心理。还需注意的是，物哀审美在近世表现出浓郁的庶民化特征，且常常伴随着“义理”与“人情”的博弈。

（6）“戏作”心态的盛行与中后期的庸俗化趋势

日本戏作在形成之初受到中国“以文为戏”思想、唐宋年间戏作诗、庄子寓言等的深刻影响。例如，洒落本延续了浮世草子的青楼题材和中国艳情小说的游戏心态，“通”“穿ち”“遊び”等概念集中体现出其戏作属性，弥漫其间的虚无感成为洒落本最大的戏谑所在。滑稽本借助玩世不恭的嬉笑怒骂等形式，在类似喜剧的氛围中达到揭露愚蠢、谴责邪恶的讽刺效果，对压抑人性的封建幕府进行着消极的反抗。由于充斥着无聊的戏谑玩笑和对情欲的过多渲染，戏作的文学价值经常遭到近现代学者的蔑视乃至遗弃，这主要是因为身为四民之末的町人阶级作者缺乏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早期戏作中较为健康的讽刺精神、反礼教传统渐渐削弱，而消遣娱乐性却呈现出畸形的、疯狂的增长态势。

（7）日本古代小说戏剧的佛学主题及文化成因

日本古代小说大都具有浓郁的佛学色彩，净土、无常、果报是最典型的三个侧面。首先，净土思想是日本佛教的主流且具有明显的现世特征：平安物语的净土信仰成为救赎宫廷贵族脱离苦难的精神支柱；中世战记物语的净土信仰多与死亡紧密相连，成为对战乱中人们渴求来世幸福的终极关怀。其次，无常是日本小说尤其是中世物语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无常既是对人间永无常住的感性叹息，也是对盛者必衰社会法则的理论解释，更成为武家社会切身感受的“生死观”。第三，因果报应思想贯穿日本小说史的始终，它与宿世、轮回、转生等观念互为表里，成为孕育日本怪异小说流行的土壤之一，并表现出与儒家劝惩观念相结合的世俗化趋势。

（8）日本近世小说家的明清小说评论和中日小说比较论

日本知识分子在阅读欣赏之余，也开始进行模仿创作，并自然而然地将其与日本的小说戏剧进行比较，已经体现出鲜明的比较文学意识，其中既有对中日小说异同较为准确的把握，也有因民族主义情结或个人水平所限而导致的偏颇见解。考察近世小说家对于中国小说的评论，有助于了解明清小说在异域日本最初的被接受情况，有助于更加清晰地认识中日两国小说观念的异同。本章主要以《曲亭马琴对<水浒传>的考证与点评》《曲亭马琴对<金瓶梅>的批判性摄取及其文化根源》《曲亭马琴对<水浒后传>的校勘与解读》《曲亭马琴读本序跋与李渔戏曲小说论》等章节为中心进行考察。

综上所述，日本近世小说观念的发生与发展大都得益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潜移默化的滋养。日本近世小说家及评论家有选择地汲取着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精髓，并融合本人、本时代、本民族的文化审美需求，逐渐赋予了日本近世小说观念更多特殊的内涵与外延。

日本近世小说在主体上注重娱乐性，例如，沉迷志怪趣味、热衷浮世艳情、重视物哀审美、追求滑稽讽刺等，是新兴市民阶级的娱乐需求在文学领域的典型反映。但在形式上，近世小说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儒佛劝善惩恶、因果报应等理念的束缚，这既是对明清小说写作模式的仿效，也是近世“戏作者”为避免遭受幕府打压而采取的韬晦之策。

佛教绝大部分时间在日本思想文化史上居于主流，日本古代小说的佛教色彩比中国更为普遍和强烈，王朝物语的净土信仰、战记物语的无常观等在近世小说中均得以延续。佛学思维成为孕育怪异小说流行的文化土壤之一，并表现出与儒家劝善惩恶思想相结合的世俗化趋势。

日本近世小说家或评论家的中国小说评论和中日小说比较论，为我们了解本国文化的丰富内涵提供了很好的异域视角，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因文化背景不同、个人水平所限、民族文学意识等而导致的“误读”，因此要予以批判地看待并探究其历史文化根源。

2. 研究意义

（1）展现日本近世乃至整个古代时期小说观念的全貌。

日本近世小说观既延续了古代和中世以来的小说理念，又在明清小说理论的指导下取得了多方面发展，因此，本研究不仅有助于把握日本近世小说观念的发展脉络，还有助于明确日本整个古代时期小说观念的全貌。

（2）明确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及影响类型。

课题将深入考察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对日本近世小说观念广泛而多层次的影响（包括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反影响、超越影响等），研究结论将对我国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提供更多新的素材与视角。

（3）揭示日本文学吸收和改造外来文化的兼容性特征。

日本近世小说观念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吸收具有取舍、侧重与变形等特征，它既深深扎根于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又紧密贴近时代的文艺思潮及民众的审美选择，同时融会贯通中国文学思想的精髓，从而形成了近世独具特色的小说观念。

（4）有助于深化对其他文学类型及文艺思潮的理解。

日本近世的小说观念与汉诗文、和歌、俳谐、歌舞伎、净琉璃等有着千丝万缕的纵向或横向联系，其发生与发展都不能割裂于文学传统以及当时的文艺思潮。同时，近世小说观念的研究，也非常有助于了解日本近现代文学某些特质的历史渊源。

（5）提供从异域视角重新认识明清文学的全新思路。

日本近世学者的明清小说评论以及中日小说比较论，不仅有助于我们多角度地认识中日两国文学观的异同，而且有助于从异域视角重新认识本国文化的丰富内涵与特质，因此成为研究中国文学在域外被接受情况的宝贵资料。

（6）有助于了解中日两国的某些文化差异及其历史根源。

中日古代小说观念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学研究，能够使我们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两国文学观念乃至文化传统的一些差异，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些差异得以形成的历史及文化渊源。

（7）提供研究方法和研究文献的借鉴。

国内外首次对日本近世散见于作品、序跋、书信的小说观念进行系统梳理和理论概括，并揭示出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指导性影响。日本近世小说绝大部分尚未翻译成中文，特别是一些专门的小说评论文字及书信序跋等，几乎都处于原始写本的状态，即使在日本也还有大量原始文献亟待整理与研究，而这些都将成为研究海外中国学的宝贵资料。

(1)　（日）原田芳起：《日本小説評論史序説》，东京：大同馆书院1932年版，第34页。

(2)　（日）原田芳起：《日本小説評論史序説》，东京：大同馆书院1932年版，第34页。

(3)　（日）久松潜一等编：《增補新版日本文学史2　中古》，东京：至文堂1975年版，第662页。

(4)　（日）佚名著，郑清茂译注：《平家物语》，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5)　江户时代，幕府将平安至镰仓时代形成的公娼强制集中到特定区域，著名的有江户的吉原、大阪的新町、京都的岛原等。游郭内形成了独特的游乐风俗，是江户町人最具代表性的交际场所，并成为很多歌舞与音曲的源头。

(6)　（日）重友毅：《日本近世文学史》，东京：岩波书店1950年版，第246页。

(7)　（日）麻生矶次：《江戸小説概論》，东京：山田书院1956年版，第16—17页。

(8)　（日）中村幸彦：《近世小説史》，东京：中央公论社1987年版，第10页。

(9)　（日）中村幸彦：《近世小説史》，东京：中央公论社1987年版，第167页。

(10)　（日）中村幸彦：《近世小説史》，东京：中央公论社1987年版，第168—170页。

(11)　（日）中村幸彦：《近世小説史》，东京：中央公论社1987年版，第168页。

(12)　（日）日野龙夫：《近世文学史》，东京：鹈鹕社2005年版，第572—573页。

(13)　（日）石崎又造：《近世日本に於ける中国俗語文学史》，东京：弘文堂书房1940年版，第9页。

(14)　（日）麻生矶次：《江戸小説概論》，东京：山田书院1956年版，第158页。

(15)　（日）德田武：《読本と中国白話小説》，诹访春雄、日野龙夫编：《江戸文学と中国》，东京：每日新闻社1977年版，第55—56页。

(16)　（日）山口刚：《読本について》，《山口剛著作集》（第二），东京：中央公论社1972年版，第153页。

(17)　（日）日野龙夫：《近世文学史》，东京：鹈鹕社2005年版，第573页。

(18)　（日）中村幸彦、高田卫、中村博保校注：《英草紙　西山物語　雨月物語春雨物語》，东京：小学馆1973年版，第434页。

(19)　（日）中村幸彦、高田卫、中村博保校注：《英草紙　西山物語　雨月物語春雨物語》，东京：小学馆1973年版，第434页。

(20)　（日）曲亭马琴著，（日）小池藤五郎校订：《南総里見八犬伝》（九），东京：岩波书店1985年版，第211页。

(21)　（日）德田武：《読本と中国白話小説》，（日）诹访春雄、日野龙夫编：《江戸文学と中国》，东京：每日新闻社1977年版，第55—56页。

(22)　（日）曲亭马琴著，（日）小池藤五郎校订：《南総里見八犬伝》（六），东京：岩波书店1985年版，第17页。

(23)　（日）久松潜一：《日本文学評論史　近世近代篇》，东京：至文堂1968年版，第283—304页。

(24)　（日）原田芳起：《日本小説評論史序説》，东京：大同馆书店1932年版，第212页。

(25)　（日）中村幸彦：《近世小説史》，东京：中央公论社1987年版，第13页。

(26)　（日）中村幸彦：《近世小説史》，东京：中央公论社1987年版，第13—14页。

(27)　（日）中村幸彦：《近世文芸思潮論》，东京：中央公论社1982年版，第286页。

(28)　王晓平：《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日本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351—3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