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吴秀明

假如将迄今为止种类繁多的中国语言文学“选本”进行分类，我以为大体可分为非专业与专业两种类型。前者，主要针对非中文专业的学生而言，也包括社会上的一般语言文学爱好者，它侧重于作品的诗学价值；后者，则主要针对中文专业的学生而言，它除了诗学价值外，还要兼及史学价值。本丛书属于后者，它带有专业化、专门化的性质和特点，其初衷是为他们提供诗、史兼备，并与现行的“通史”（语言史、文学史）教材相配套的一套“选本”，以满足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和创新型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这也是中文核心主干课程的主要教材。按时下的类型划分，不妨称之为研究型教材。

众所周知，现有的中文专业学生使用的“选本”尽管在选择的标准、内容、形态、方式等方面各具特色，存在着不少差异，但在基本范式和总体思路上彼此却表现了某种惊人的同构性：那就是选文的对象和范围都锁定在文学作品上，它向我们呈现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当然也是美轮美奂的经典之作。所谓的“选本”，其实就是“文学作品选”，它也只向“文学作品”开放，其所内含的“诗学”指向是非常明确的。文学作品作为特定历史阶段文学创作的表征和载体，它凝聚了时代思想艺术的精华，对中文专业的学生来说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尤其是近些年因诸多原因导致的审美贫乏症，在往往只记住概念、名词而对作品整体美、内在美不知何物的情况下，更是具有非同寻常的特殊意义。也因这个缘故，我对近些年来各高校一改旧观而普遍重视经典作品的教学理念表示理解和赞赏，并认为将来还有继续强化之必要。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仅仅是中文教育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它也不能包办和取代其他。实践表明，作为一个传统基础系科，中文教育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各个专业彼此间的办学目标、层次、规格也不尽相同。特别是一些学术积累比较深厚、师资力量比较雄厚、办学水平比较高的系科，更是已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少探索，这也是当下中国乃至海外中文教育的客观历史和现实。而对研究型教学来说，到底如何在读好、读懂、读深经典作品的同时增加学生的根源性学养，培育他们良好的研究习惯与学风，为将来继续进行专业深造和可持续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一句话，到底如何拓宽学生的思维视野和知识结构，培养他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这是当前中文教育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也是研究型教材的主旨所在。

浙大中文系推出的这套涵盖文艺学、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5个二级学科、总计12卷的《中国语言文学核心课程作品与史料选》，就试图在这方面进行探索。我们编选的这套“选本”，看似好像只是在“作品”之外增加了一些“史料”，但它却反映和体现了我们对教学、研究及人才培育理念上的一些新的思考。

一、这套“选本”强调客观呈现，注重历史还原

这里所说的呈现和还原，当然包括“选本”所选的文学作品在这方面的功能价值——文学作品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诚如经典作家所说的那样，它的“书记官”的功能价值，使它在反映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毕肖酷似上往往达到连史家都叹服不已的程度；但主要还是指被我们特别引进的这些文献史料：如序跋、诗话、传记、碑文、笔记、书信等，现代以降的如社团、传媒、文件、讲话、批示、社论、纪要、评论等。这些形态各异史料的编选，不仅有效地拓宽了原有“选本”的内涵和外延，使之在整体构成上产生了革命性的扩容，而且还以其物化的形式引领我们穿越时空隧道，返回到彼时彼地的那个时代的语境与场域，与“作品”形成了富有意味的对话关系。史料作为中国语言文学的载体，它原本就是属于历史的，在它身上积淀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而文献史料作为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一种史料是实物史料），它凭借语言文字同时兼具能指与所指的双重功能，在还原和营造历史尤其是历史现场感方面还有自己独到的优势。因此它特别适用于文学作品的历史解读，历来备受重视，成为自古至今人们解读文学作品的重要参考和佐证。从某种意义上讲，作品与史料是一对孪生体，它们彼此具有难以切割的血缘联系。如果说作品是悬浮在空中的一种空灵的感性存在，那么史料就是紧紧扎根在大地之上的一种具体切实的物态存在。也正因此，史料的有无、多少以及真实与否，史料意识的自觉与否以及实践运用的程度如何，不仅直接关涉和影响着具体作品的解读，而且也反映乃至决定着整体中文教育的水平和质量。中文教育的睿智与睿智的中文教育，都十分注意作品与史料之间的内在关联，而不是将它们彼此孤离割裂。王国维所谓的治学“三互证法”，即“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取地下之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¹⁾ 可以说是对此的精辟概括。他的《宋元戏曲考》以及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梁启超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阿英的《晚清小说史》、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姜亮夫的《楚辞通故》、夏承焘的《唐宋词人年谱》等作，都可以称得上是这方面的典范。在他们那里，史料经过发掘、勘误、订正、转化、处理，不仅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且成为还原历史、破译作品奥秘的一个重要的载体。许多长期以来的语言文学之“司芬克斯之谜”，也因之得到了合理解释。

北大中文系教授温儒敏有感于“专业阅读”存在的经典作品与当代读者之间的“历史隔膜”，在十年前曾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主张，叫“三步阅读法”，其中第二步为“设身处地”，就是借助和调动文学史及文化史知识，再融会自己的想象，努力“回到作品产生和传播的历史现场”。⁽²⁾ 我们之所以在“选本”中增加了史料，其实也就是借助于史料“设身处地”地“回到作品产生和传播的历史现场”。在这里，史料一方面可以很好地起到营造历史氛围的作用，这对因“历史隔膜”造成的各种主观随意或过度阐释无形之中形成一种防范和反弹；另一方面它也引导我们情不自禁地进入到特定的历史规定情境之中，以“了解之同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³⁾ 从而对作品作出更加精准到位、也更合乎情理的解读。当然，重视史料之于还原历史以及参证和解读作品的功能，绝非意味它可以取代对作品的艺术分析，用所谓的“史学价值”来代替“诗学价值”，那同样是不可取的。在“作品与史料”或者说在“文学与史料”的关系问题上，我还是比较赞赏一位年轻学者的这样一种说法：“勇敢地跨出樊篱，而更丰富地回返自身。”⁽⁴⁾ 这可能更合适、更接近温儒敏所说的“专业阅读”，也更符合中国语言文学的属性和趣味。

二、这套“选本”倡导研究意识，培养学术兴趣

这也是研究型教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它主要体现在选文以及选文的注解上，也体现在对史料的选择上。在这些地方，本“选本”努力倡导研究意识，体现研究理念：一方面用研究的眼光进行选与注，在选什么、怎样选问题上体现史家的眼光，学者的思维和素养，使之超越庸常而具有一定的学术含量；另一方面调动和激发学生的学术兴趣，从选文、注解特别是从史料那里切入探寻问题，进行必要当然也是初步的学术训练。这里所谓的研究，就史料而言，主要有以下两个向度：（一）立足史料，以史料为基点向社会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化学、政治学、心理学辐射出去广泛地涉及彼时彼地的“社会关系总和”，从那里寻找质疑和问题的点，在“跨界”的反观中达到对研究对象的新的认知，当然也包括新发现或新引进的地下新史料、域外新史料；以此为基点研求问题，不仅可以开拓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而且还能进而演化为一个“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寅恪语）。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四大文献史料甲骨文、敦煌遗书、居延竹简、大内档案发现对中国文学研究产生的重大影响，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二）通过史料与作品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它们彼此之间潜在的矛盾、抵牾和裂缝，从中思考、质疑和发现新的问题，形成问题意识。如南朝梁顾野王所撰《玉篇》中的“今上以为”一词条，以往的一些语言研究者往往将“今上”解读为当时的“梁武帝”，认为这是顾野王在引用梁武帝的看法，藉以说明当时对异体字的重视。而最近有学者在对《玉篇》残卷全面校勘和语词及书写分析的基础上，对此作出了全然不同的正确解读——原来此处的“今上以为”实际是“今亦以为”的讹误，⁽⁵⁾ 于是最终证否了抄本里唯一的“今上以为”与“梁武帝的看法”有关的猜想。大量事实表明，中国语言文学中的很多问题往往都源于史料，正是对这些本源性的史料的精心收集、整理和研究，特别是对这些史料与作品裂缝的敏锐发现、质疑和把握，人们才从习见的话题中翻出新意。这也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浙大中文系不少优秀学生学位论文或学年论文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吧。像2005届一位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论明初诗僧姚广孝及其诗文》，就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在编写《姚广孝年谱》的基础上将其置于元末明初风云变幻的语境下进行考察，令人信服地作出了自己的结论。该文后以《诗僧姚广孝简论》为题刊发于《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这就从一个侧面证实研究意识培养的重要和必要。

当然，文学研究是很复杂的，它的如何进入和展开因人因对象而异，有不同的范式和路径，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作为一个“选本”，它对学生研究意识的培养主要是引导，而不是刚性的指令，且在本科阶段不可操之过急，对学生提出不切实际的太高要求。但无论如何，强调研究意识的培养，强调对本源性史料尊重的实事求是学风，强调必要的学术训练，对学生来讲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须臾不可或缺。可能是受西方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影响，也与现行的体制有关，中文教育长期以来重“思想阐释”而轻“史料考据”。尤其是“三古”（即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古典文献）以外一些新兴或比较新兴学科以及相关课程，这个问题似乎显得更突出，也更严重。这就使中文教育尤其是某些作品的解读无形之中被空壳化了，它似乎变成了某种“思想”的简单符号或工具而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这种“思想”在以前是政治学、社会学的，它也被强行纳入政治学、社会学视域中进行解读；现在则被纳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视域中进行解读，从观念、思维到概念、术语完全是西式的。一切都效法西方，以是否符合刚引进的西方某某主义为取舍标准，而很少顾及作品的“历史语境”和自身的实际情况，更没有很好地考虑与中国固有、迄今仍然富有价值的传统思维理念和研究方法的对接。这样的解读貌似时尚，实则是用虚蹈空洞的所谓“思想”（准确地说是“西方思想”）代替具体而微的艺术分析。这样一种不及物的研究，它往往不可避免地对作品进行粗暴图解和肢解，显然是不可能真正发现美、洞察美的。为什么现在不少中文系学生对经典作品反应比较冷漠，感受不到其中妙处，先入为主地用某种所谓的“思想”去套作品，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需要指出，在时代整体学术风气的影响下，中文教育重“思想阐释”而轻“史料考据”的现象在最近一些年程度不同地有所改正。在文艺学、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那里，开始出现了由单一的“思想阐释”向“思想阐释”与“史料考据”的双向互融的方向发展。这是很可喜的，它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出现了重大的“战略转移”。但这仅仅是开始，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由于西学在中国的强势存在，也由于学术浮躁风的盛行，上述现象还没从根本上得到改观。据说前几年有人在做“重返80年代”研究时去采访韩少功，曾把新时期的一次重要的文学自觉运动“寻根文学”，说成是因为政治“压力之后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弄得韩少功很郁闷很生气。⁽⁶⁾ 这里之所出现这样的误读，主要原因在于它不是从“事实”（“史料”）而是从“思想”出发进行。陈寅恪先生在1936年曾批评“今日中国，旧人有学无术；新人有术无学，识见很好而论断错误，即因所根据之材料不足”。⁽⁷⁾ 陈氏所说的“学”指史料，“术”指方法。旧人只有材料而没有好的方法，失之僵滞，固然难有所为，但新人不依据材料简单套用外国理论进行研究也同样不可取。陈氏的批评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三、这套“选本”突出教学性质，明确教材定位

这一点在开头就已作了明确定位，并且在前面也多少有所涉及。落实到编选上，就是突出和强调中国语言文学历时演变的规律和特点，通过其发展流程的客观呈现，与“通史”教材的配套对接，形成彼此互动互补的关系。这不仅在作品选择上打破原有单一的“语言文学经典”取舍标准，而是采用“语言文学经典”与“语言文学史经典”双线兼容的编选原则。这样，一些当年曾产生重要影响而思想艺术诸方面存在明显欠缺或不足的作品就被我们纳入了视野。如刘心武的《班主任》，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它在艺术上当然不免粗糙，还明显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但从当代中国语言文学史的角度看，却是无法完全绕开的一个代表作。史料也同样如此，为体现历时演变的规律和特点，既注重与文学史的发展流程吻合，特别选取对于文学史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经典史料”，也关注具有原创价值的新出土和域外新传入的“新史料”。如“古代文学卷”中的唐代文学骈文部分，就恰当地利用了大诗人王之涣墓志、韦应物墓志，与边塞诗人岑参密切相关的新疆吐鲁番出土的“马料账”，还有日本正仓院的《王勃诗序》中所收的《滕王阁序》等。这与以前同类教材中的“作品汇评”和“资料长编”式完全不同。现有的中文“选本”往往大同小异而内涵又比较紧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师的教学，也不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结构。我们这样做，其意是想选择这样一种“文史互证”、“双线兼容”的新的范式，更好地反映中国语言文学丰富复杂的存在和发展，与“通史”教材对接；同时也为教师和学生进一步的阐释与发掘，留下足够的空间。

总之，在选什么、怎样选问题上，包括内容、体例、篇幅，也包括作品与史料以及彼此内在关系和逻辑关联等，都与“通史”教育乃至整个中文教育大系统联系起来予以通盘考虑，服从并服务于教学和人才培养的需要，按照教材编写规律和原则办事。也就是说，一方面要考虑“选本”自身的独立性、新颖性和完整性，努力构建适合专业教育需要的一种新的范式；另一方面又要考虑与“通史”教育相连接，成为“通史”很好的配套教材。也只有与“通史”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虑，“选本”所选的有关“作品与史料”才能被有效地激活，充分凸显其意义和价值。从中文教育和教材编写的角度看，“选本”与“通史”应该是相辅相成，它们分则各自成章，合则融合无间，是一个既独立又统一的有机的整体。

当然这是就总体而言，具体到各学科、各分卷情况也不完全相同。如语言文字学与文艺学，作品与史料往往就连结在一起，很难区分和切割。就说文学吧，彼此的差异也颇大。如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特别是古代文学，其作品与史料具有较强的经典性、恒定性；它们所选的作品，往往既是“文学经典”又是“文学史经典”，是二个“经典”的合一。而在现当代文学那里，作品与史料则表现出明显的非经典性（或泛经典性）、不稳定性，其所谓的“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经常是分离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只能称之为“文学史经典”而很难说是“文学经典”。这里有学科方面的原因，也与它们彼此的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文化语境有关。这无疑给我们编选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中国语言文学原本就是一个无限丰富复杂的浩瀚世界，为了尊重并还原呈现这种原生态，以满足研究型教学和人才培养之需，我们采取求同存异的原则，即在保持全书基本统一的前提下，尽量尊重各学科的特点和各分卷主编的个性。

这套“选本”凝聚了浙大中文系诸多同仁的心血，也融入了他们对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诸多思考。从2010年下半年酝酿、提出并分头编选，最后复又讨论、定稿，在此期间我们各司其职而又通力合作。借此机会谨向同仁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正是大家敬业、支持和努力，才使这一编写计划得以圆满完成。同时，我还要感谢浙大出版社副总编樊晓燕女士、黄宝忠先生以及责编宋旭华先生，他（她）们自始至终、倾心尽智的参与、谋划和把关，也对本丛书的编选及其按时保质出版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促进作用。

浙大中文系从1920年之江大学国文系“源头”算起，迄今已有近百年历史。与海内外诸多兄弟院系一样，浙大中文系目前既面临良好的发展际遇，又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拐点”上，如何在继承传统、教书育人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国家培养具有较深厚基础和较强创造精神的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人才，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也是我们应尽的职责。我们这次推出的这套由集体合作编写的“选本”，就是冀望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研究型教学和教材编写是近些年议论较多的话题，也是不少同行感兴趣而又众说纷纭的一个话题。作为一个传统老系，我们愿意在这方面进行探索，也很希望听到来自各方面的声音，以期将来重版时把它修订得更好一些。

2012年2月5日于浙大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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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220页。

(2)温儒敏、赵祖谟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9页。

(3)陈寅恪：《冯友兰枙中国哲学史枛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9页。

(4)金理、杨庆祥、黄平：《以文学为志业——80后学者三人谈》，《南方文坛》2012年第1期。

(5)参见姚永铭：《可疑的“今上”——枙原本玉篇残卷枛校读劄记一则》，《汉语与汉语教学研究》第2期，日本樱美林大学孔子学院，东京东方书店2011年7月。

(6)参见：《文学批评的语境与伦理——第二届“今日批评家”论坛纪要》，《南方文坛》2012年第1期。

(7)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