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我要上学

在延川“顶门”　

“半灶生”王卫国

中学生王卫国　

1964年学生运动会合影中的路遥（后排左起第二）

少年时代的路遥（14岁左右）

在延川“顶门”

郭家沟村位于延川县文安驿川距县城十华里的小山沟，它与阳面的刘家圪村隔河相望，村口面对文安驿川。它与刘家圪、马家店等自然村，共同组成了刘家圪大队。

文安驿川沟深大约七八十华里，背靠延安县与延长县，呈典型的织布梭子型，两头尖细，中间宽展；其流域的山体平缓，川面平整，土地肥沃，是延川县著名的“米粮川”。这条川丰富的毛细血管里容纳了近百个小山村，这些村庄构成了禹居乡与文安驿乡的全部，以及城关乡的大半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插了七年队的梁家河村，也在文安驿川的一个毛细血管里，该村距郭家沟村约有十五六华里的样子。郭家沟村属于城关乡的地盘，它藏在文安驿川靠近县城的山旮旯里，既不显山露水，也方便出行。

1957年深秋，经过快二十年的奋斗的王玉德，终于在郭家沟村扎下深根。他家已经从移民初来时借居的后郭家沟村搬出，在前郭家沟村箍起了一孔新石窑。王玉德的庭院端坐在郭家沟村口的阳坡上，坡底是一股细细的溪水，丁东北流，汇入文安驿河。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庭院的出路很好，它距文安驿川的垂直距离不到三百米，下得坡来，出了沟口，蹚过文安驿河，就能上了走南闯北的大路。应该说，当时王玉德家的院子，在这个共有十来户人家、六七十口人的小山村里还是较为显眼的风景。

王玉宽和儿子卫儿一身疲惫地来到大哥家时，已经是上灯时分。卫儿见到了亲他、疼他的奶奶，也见到了大伯和大妈。吃过晚饭，他和奶奶、大伯、大妈以及父亲挤在一盘炕上早早地睡了。在清涧老家，他和大弟弟“刘”一起睡“沙毡”^[1]，盖一床补了又补的破被子。而在大伯家，他能单独盖一床新棉被，铺一条新褥子了，这是他有生以来享受到的最好条件。

王玉宽继续认真地做着“走亲戚”的游戏。他在大哥家无所事事地歇了两天脚后，终于在第三天早晨告诉卫儿，他要到延川县城赶集去，下午就回来，明天再领卫儿一起回清涧。其实，九岁的卫儿心知肚明，父亲是在撒谎，要悄悄溜走，把自己“卖”给大伯为儿。这本来是个撕心裂肺的情景，懂事的卫儿却装着答应了父亲的“谎话”，把眼泪咽到肚子里。

很多年后，路遥在《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时，第一次披露了他当时的真实心情。

我知道，父亲是要我掷在这里，但我假装不知道，等待着这一天。那天，他跟我说，他要上集去，下午就回来，明天咱们再一起回老家去。我知道，他是要悄悄溜走。我一早起来，趁家里人都不知道，我躲在村里一棵老树背后，眼看着我父亲，踏着朦胧的晨雾，夹个包袱，像小偷似的从村子里溜出来，过了大河，上了公路，走了。这时候，我有两种选择：一是大喊一声冲下去，死活要跟我父亲回去——我那时才七岁（指七周岁——笔者注），离家乡几百里路到了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想起了家乡掏过野鸽蛋的树林，想起砍过柴的山坡，我特别伤心，觉得父亲把我出卖了……但我咬着牙忍住了。因为，我想到我已到了上学的年龄，而回家后，父亲没法供我上学。尽管泪水刷刷地流下来，但我咬着牙，没跟父亲走……^[2]

《尚书·君陈》言：“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现代心理学认为，五至七岁是人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此时的心理积淀将形成一种定势，成为影响个体性格和行为特征的重要因素。幼年时期的人生变故，对于路遥敏感心灵的形成，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要留在延川上学，就要在心理上接受和适应这个全新的环境。陕北有“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风”的说法。王家堡村和郭家沟村相差一百多里路，王家堡村属于无定河流域，郭家沟村属于秀延河流域，这两地人们的生活习性与语言习惯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就这点而言，卫儿的感觉非常敏锐，郭家沟村的大小孩子们也非常敏锐。村里的孩子们把这个操着清涧口音的男孩，叫“外路脑子”^[3]，甚至公开挑战与示威。对此，开始试图融入郭家沟村的卫儿，也尽量采取一种克制与容忍的态度，保持适当的距离。但他毕竟是个孩子，又忍不住孩子们各种乡间游戏的诱惑，迫不及待地参与其中。矛盾终于在一次“打瓦片”游戏中爆发。本来，卫儿赢了游戏。但村里大男孩骂他，“私孩”^[4]“为儿货”等各种恶毒的乡间污言涌出来。卫儿这时再也控制不住情感，和这个男孩摔到一起，并把这个男孩的头打破，直到大人们走过时，才把他们拉开。这次打架，给郭家沟村的孩子们上了一课，这个“外路脑子”心“残火”^[5]着哩。这次打架，也让卫儿打出名声，村里小孩再也不敢公开欺负他了。

当然，“私孩”与“为儿货”的恶毒词语不得不令卫儿警惕。这也说明他到郭家沟村来的目的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事情，只不过大人们心照不宣，而小孩们却有口无心地说出来了。事实上，除了白天与村里小孩的玩耍外，卫儿更要直接面对大伯与大妈。大伯是善良与厚道的“受苦人”，“外来户”的身份，早已经让他养成了小心处事、谦让待人的性格。村里不管有什么红白事情，他总是乐意忙前忙后。在郭家沟村经营了十几年，他已经有了不错的人缘，也有自己的“拜识”^[6]。没有儿女，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俗话说“养儿防老”，弟弟玉宽送来的卫儿，就是自己今后的儿子，自己死后继承香火的儿子。大妈李桂英因没有养活自己的亲生儿女，本来就心虚理短，她也十分卖力地讨好卫儿。事实上，卫儿已经拥有初步判断力，与大伯、大妈保持着小心翼翼的平衡关系。大伯、大妈千方百计地把卫儿的心拴住，绝口不提“顶门”为儿的事情；卫儿也善于察言观色，十分“有眼睛”，从不在大伯、大妈面前提出过分要求。

在卫儿初到郭家沟村的适应期里，奶奶起了很好的亲情黏合作用。卫儿自幼就跟奶奶生活，是奶奶抚养他到四五岁。后来，奶奶到大伯家了，他才重新“归队”，睡回到父母的窑里。现在来到完全陌生的郭家沟村，最亲的亲人自然是奶奶了。他甚至是每天晚上睡觉时，搂着奶奶才能入睡。

曾任《陕西日报》记者的路遥兄弟王天乐生前接受采访时，证实了奶奶当时在路遥初来郭家沟村时的重要性：“尽管养母非常喜欢这个侄儿，时不时给卫儿用仅有的粮食做点可口的饭菜，但他还是感到有些孤寂，好在奶奶也住在伯父家里，使他的心里感到一丝慰藉，每天晚上，他总是搂着奶奶睡觉。在养母的眼里小路遥又懂事又听话。”^[7]

在陕北农村，成年人“顶门”为儿、继承香火是件天大的事情，往往要有家族的长辈主持仪式来确认。顶门为儿之人要叩头行礼，改口称呼所顶门户的父母，全心全意承担养子的责任与义务；而被顶门的父母，要在此后视养子为己出，绝不能偏心偏眼，对养子不好。不然，村里人会骂，这家人对养子都不好，会绝户哩。当然，养子与养父母要解除关系，也必须在一定的场合有个说法。不然，村里人也会骂这个养子是个“白眼狼”，连畜生都不如。倘若顶门人是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双方大人要以一定的契约形式确定关系，抱养孩子的一方，要给被抱养孩子的一方经济补偿。然而，卫儿过继给郭家沟村的大伯，却没有这里面的任何形式。相反，卫儿还是以“大爹”^[8]与“大妈”的称谓叫着自己的大伯、大妈。大妈有一次小心翼翼地试探卫儿：“从今后你就叫我妈，郭家沟就是你的新家。”不料，警惕的卫儿却说：“我妈说我只能叫你大妈，让你们供念书才到你家。”孩子毕竟是个孩子，出卖了王家堡村那里亲妈的如意打算。大妈听到此话打了个冷怔，心里自然不舒服。她也给丈夫偷偷地诉说，结果遭到丈夫的谴责。王玉德心如明镜，顶门为儿是个难肠事。卫儿已经九岁了，要让他改口也难。叫什么倒不重要，关键是自己和婆姨死后，能有个后人挖个坑埋了，不至于让野狗啃了骨头。在王玉德的包容下，卫儿一直没有改口，直到长大成名后，他仍然叫自己的养父母为“大爹”与“大妈”。

1958年的新学期开学，王玉德领着卫儿到村小学报名。郭家沟是刘家圪大队的一个自然村，全刘家圪大队只有一个设在马家店自然村的马家店小学。马家店小学坐落在散漫的刘家圪大队各个自然村中间，是用一座废弃的庙宇改建的。学校共有三孔窑洞，教师办公室占一孔，其余两孔则挤了四个年级——一二年级复式班占一孔，三四年级复式班占一孔，学校的院子很小，只好长期“借用”河滩当操场了。

当时，马家店小学只有一位叫刘正安的男老师。王玉德告诉他，这个孩子是自己的侄儿，要在村里上学。刘老师考了卫儿几个笔画稠的字。因为有在清涧上了几天学的底子，卫儿会认，也能写正确，老师同意作为“插班生”，跟着上一年级第二学期的课程。那时，全国农村小学是秋季入学，一年级第二学期正好在春夏学期。学籍注册时，老师说“王卫儿”是个小名，也太土，得起个官名。王玉德说：“我们不识字，先生你给起一个吧。”刘老师顺口说：“把卫字带上，填上个国字，王卫国。将来念成书，长大了参军，保家卫国，说不定还能当个大官、军长！”老师这一说，王玉德自然高兴。卫儿心里也热乎乎的，老师说当军长，首先是个大官，就像电影上那样腔子^[9]上挂了个望远镜，手一挥，千军万马，冲啊！……他下定决心，要好好用功，把书念成，长大当个“军长”!

从此，卫儿正式改名叫“王卫国”，成为延川县马家店小学的一年级学生。这个叫王卫国的男孩，既聪明也用功，学习上如鱼得水，成绩一直是班上的前几名。当时，马家店小学只能采取复式班教学方式——即高低年级混搭在一个教室上课，老师先上高年级的课，再上低年级的课，低年级的辅导由高年级学生来完成，这是教学资源紧缺时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方法。王卫国同学在一年级时，已经有精力听老师讲二年级的课了，三年级时已经能听懂四年级的课了。等到学期结束，总能拿回奖状。

这时的王卫国，已经完全融入新的环境。上学时他和村里小伙伴们一起上学；下课了，他与同学们一起嬉戏、打闹；放学了，他也与小伙伴一起打猪草、砍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而王玉德两口子也竭尽全力来供小卫国念书。那时，社会上今天搞“大跃进”，明天搞“反右倾”，农村人的光景过得紧紧巴巴。好在他们家四口人中只有一个小孩，想想办法日子总能凑合着过。小卫国在郭家沟找到了幸福生活，他也不怎么想念老家的父母和弟弟、妹妹。他在郭家沟村待了一年多时，头一回坐一辆大卡车回了一趟王家堡村，再后来就很少回去了。王玉宽两口子也因家庭拖累大，很少去郭家沟看望儿子，小卫国对父亲的印象十分淡漠。

当然，这个既理性又敏感的男孩，也有跟养父母闹别扭的时候。路遥病逝后，大妈接受采访时，曾讲述过一个事情：卫儿十二虚岁那年，因一件小事，与大妈闹起了别扭。大妈骂了他几句，他一赌气跑了，并扬言要回清涧家去。天黑了，大妈仍不见他回家，赶紧去找，出了村子不远，发现他独自坐在村口的石碾盘上，往小河里一块块地扔小石头。大妈问他：“你不是要回清涧去吗，怎么坐在这里？”小卫国噘起嘴，半嗔半恼地说：“我从来就没有那种坏毛病！”^[10]

路遥病逝后，他的同村同学、作家刘凤梅回忆道：“童年的路遥是淘气的和富有个性的。那一次，他与一个大他三岁的孩子打架，尽管是两人联手，还是被打败了。他俩不服输去找那个孩子的家长算账，却没能如愿，就双双趴在人家的门框上呜呜地哭。这是受了委屈的宣泄，也是不甘罢休的挑战。因为他们不像一般孩子那样受了欺负，要不害怕了，从此躲着对方；要不告诉家长，让家长替自己‘报仇’。永不认输，这就是童年路遥留给我的印象。”^[11]

这就是小卫国的性格。他既拥有为了实现一个既定目标的强大自控能力，又永不服输，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雄心。这种性格与其年龄不相匹配，它是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与特定家庭相互挤压所形成的一种特殊性格。而这种特殊的性格，决定了他的行为方式与人生走向。

“半灶生”王卫国

在马家店小学上了几年学后，王卫国于1961年夏考入延川县城城关小学高小部。1960年代初，延川县的小学设置是：各个大队有自己的初级小学，学生要上五六年级，只能通过统考到公社办的高级小学里上。刘家圪大队属于城关乡，王卫国通过统考考到城关小学高小部。

城关小学在延川县城的“堂坡”上面，是在古代“文庙”旧址上建起来的，它是全延川县最早兴办的国民小学，也是延川县教育资源配置最好的小学，有点类似于今天的“贵族小学”。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1990年代，这所小学一直以招收县城学龄儿童为主。当然，该校在“文革”前专设的“高小部”也招收过从城关乡各个大队小学考入的“高小生”，王卫国就是这样的情况。

据路遥“高小”同学、作家海波回忆：“高小部共两个年级四个班，具体的学生数我记不确切，但不会超过一百八十名。这些学生又能分为两种：一是县级机关、事业、企业的干部职工子女和城关大队农民的子女；二是城关公社四十个村子里农民的子女。前者在家里吃饭、住宿，为走读生；后者在学校里住宿、上灶，为住校生。住校生的数字我也记不确切，但可以肯定不会超过二十人。因为只有一个男生宿舍，一条土炕最多能睡十个人，而女生比男生更少。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时农村小孩能上高小的人也很少，具体到路遥他们这一级，平均两个村子才有一个上高小的孩子。”^[12]

王卫国能考到城关小学高小部，说明他的学习成绩相当优秀，属于农村孩子中的出类拔萃者。

吃饭是当时住校生的头等大事。当时，城关小学的住校生，有“全灶生”与“半灶生”之分。“全灶生”是指住校学生要给学校交纳一定数量的白面、玉米面和菜金，按照粮食“库存”情况报饭，吃什么、吃多少由自己决定。一般而言，“全灶生”家的光景都比较好。“半灶生”是住校生中的穷学生，自己交不起粮食，只能把家里带来的干粮带到灶房“馏热”吃，王卫国属于这一类。他在城关小学上学期间，正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土地贫瘠的陕北农村人更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由于家庭底子薄等原因，王卫国家更穷，经常要吃加了麸糠才蒸出的干粮。

在当时的城关小学，住校生吃饭绝对是学校的一道风景。每天饭钟一响，冲在前面的往往是“半灶生”，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灶房，抢先取出自己的干粮。要不然，别的学生一翻搅，那些“团粒结构”极差的干粮就散架，根本捧不到手里，更不用说吃进嘴里了。而“全灶生”就不用这样，每顿都有一份固定的饭菜。吃干粮，喝“熬锅水”^[13]是“半灶生”的常态。学校规定，“半灶生”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上完主课后可以离校，回家取干粮，以保证一个星期的食物维持量。尤其到了酷热难耐的夏季，糠菜团子经常会发霉变质，就这样他们也绝不轻易扔掉，要硬着头皮吃下去。每到这时，这些“半灶生”就离开饭队，躲到墙角，闭着眼睛，屏住呼吸，伸长脖颈，几大口吞咽下去，再喝碗“熬锅水”，就算一顿饭了。

据海波回忆，王卫国在更多时候是就着酸菜吃冷糠团子，和灶上的“交往”只是喝一碗“熬锅水”而已。他给同学说最看不起“告状老婆”和睡觉后在被窝吃“干馍片”的人。“告状老婆”的人格卑下；而在被窝里吃“干馍片”的人，总发出“咯嘣嘣”的响声，让饥肠辘辘的他半夜睡不着觉。王卫国在城关小学上学时，生活困难的情况可见一斑。

大伯、大妈想方设法供王卫国上学。大妈几乎每逢集就进城，她常常挎个篮子，篮子里不是红薯、洋芋，就是南瓜、水果之类的东西，她把这些东西拿到集市上卖了，换上几毛钱，赶紧跑到城关小学送给儿子，她晓得儿子用钱处多。每过节令，大妈总是用自己舍不得吃的荞面包成饺子拿到县城熟人家里煮熟，叫来儿子吃。因为怕儿子受累，耽误学习，她有时在“半灶生”回家取干粮的前一天，就步行十来华里路把用糠菜蒸成的“干粮”送到儿子手里。到了1963年春，家里穷得实在没办法，为了不中断儿子的学业，大妈拄着打狗棍跑到延长县一带的村庄讨饭，再把讨来的食物卖掉，换成零钱供孩子上学——因为延长县在延川西南方向，那里没有儿子的熟人，他丢不起人。当然，讨饭是青黄不接时陕北农村人的普遍行为。

至于穿衣、学习用品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条件，王卫国更是无法与城里的孩子相攀比。曾在延川城关小学当过路遥美术老师的白军民回忆：“在小学，王卫国最怕图画课，没有道林纸，更没有水彩颜料，连那种指头蛋大的十二色硬块水彩，一片也得一毛几，他束手无策，只得端端地坐着，看同学们调色、画画，或者找个借口离开教室，不到下课不再回来。每到这时，美术老师便将教案纸递给他两张，他借这个同学的毛笔，用那个同学的水彩，三下五除二，敷衍了事，老师一般给他及格分数，谅解其家贫寒。”^[14]

一般而言，在贫富差距极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有两种心理趋向：一种是极度自卑，把自己封闭起来；另一种是极度自强，在诸多方面有强烈的表现与征服欲望。少年王卫国是后者，他敏感而好胜心强，想方设法改变其处境。他一直是村小学的“孩子王”，他要在这里夺回在城关小学中失去的“话语权”。

那时，看场电影绝对是一种高级的精神享受。整个延川县城只有一个露天电影院，一张电影票一毛钱。当时的一毛钱，相当于一个小干部日工资的十分之一（当时级别最低的干部月工资为三十元），但却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农村好劳力的一天工值（当时大部分农村壮劳力的日工值为一毛多钱，经济条件差的生产队甚至连一毛钱都达不到）。能看电影的大都是县城里的干部子女。在电影是强势的大众精神享受与文化消费的当时，一部电影中的人物往往是人们议论的话题。县里每放映一部电影，就很快成为城里孩子议论的焦点。这些城里孩子往往把许多农村孩子也吸引过去了，这是好胜心极强的王卫国所无法接受的。他也尝试着通过“爬下水沟”的方法来观看电影，但是都没有得逞。

1991年6月10日，已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路遥在给西安矿业学院学生演讲时，情不自禁地回忆到当年“爬下水沟”的耻辱：“想到自己青少年时期的那种艰难，叫你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从下水沟里一步一步爬出来的。说到这里，我想起小时候有一个情节在脑子里印象很深，就是爬下水沟，这也是我整个童年、青少年时期的一个象征。那时候在县体育场的土场子上放电影，一毛钱的门票也买不起，眼看着别的同学进去了，我们几个最穷的孩子没有票，只有从小水道里往进爬，黑咕隆咚的，一不小心手上就会抓上一把狗屎（笑），但是为了看电影，手在地上擦几下还要继续往里爬。谁知刚进洞子，就被巡查员一把从帽盖子上抓住，抓着头发又从大门把你送出去。我们两眼含着泪水，只得灰溜溜地离开这地方。”^[15]

电影是看不到了，但王卫国想到通过阅读方式获取信息的渠道——县文化馆阅览室是免费的，那里有很多报纸杂志。当发现这个“新大陆”后，他经常在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往县文化馆阅览室钻，因为这是他“法定”的寻干粮时间。他像一头馋嘴牛犊闯进菜园子，拼命地啃食，不到下班关门，他绝不离开这个地方。阅览室有事关门时，他又很快找到了新华书店，钻到新华书店看半天。时间长了，售货员就赶他走:“这是书店，要看到文化馆去。”这时，他才悻悻离开。他也经常在文化馆与新华书店两个地方交替看书。久而久之，这两个地方的工作人员都认出这个爱读报、爱看书的男孩。王卫国也经常有因看书而耽误回村寻干粮的事情。等回到村里常常是上灯的时候，他“宣谎”^[16]说换了校长，不准“半灶生”提前离校。他也有看书时撞上老师的时候，他就煞有介事地“捣鬼”，说已经约好谁谁，人家让在这里等……

就这样，王卫国在书本与报纸中获取丰富信息，看到外面精彩的世界。他每次在班上宣讲的时候，总能吸引到绝大多数同学的目光。那些只谈论电影的城里孩子也经常能在王卫国这里获得各种新鲜知识。同学们重视他了，王卫国夺回别人关注的目光，他自然更有信心，到后来经常是有事无事地往县文化馆与新华书店那里跑。起初这种功利性的读书方式，最后成为一种自觉方式，他完全彻底地喜欢上阅读了。

在精神上获得充分自信的王卫国，彻底超越物质生活的贫困，完全融入城关小学那个县城干部子女占大多数的班级。白军民回忆：“（音乐课上）他不仅能和同学平起平坐还略占优势，嗓门高，胆子大，加上他的一个小发现，用吹口哨的方式学曲子，赢得老师的另眼看待，所以唱歌特别卖力气，直到把脸涨得通红。班上或者学校举办文艺晚会，也是他出头露面的机会，扮演个匪兵或狗腿子，还挺像回事，主角轮不上他。”^[17]

王卫国的音乐才能，得益于生母马芝兰的开发与培养。马芝兰虽是文盲，但很有艺术天赋，她会唱几十首陕北民歌。王家堡村每年春节闹秧歌时，她可以即兴自编自唱，就连那些唱秧歌的老把式，她也没放在眼里。童年时的卫儿最爱听母亲唱那些婉转动听的民歌，他有时还跑到五叔那里听他弹三弦，说“链子嘴”。这些儿时积累的艺术素养，突然在城关小学的教室里得到展现，他怎能不高兴呢！

在城关小学上“完小”的后半程，王卫国凭借自己优异的学习成绩，拥有丰富的知识信息以及出色的组织才能，已经成为全班同学的核心，担任起一班之长，每节课上课前的起立都由他喊。城关小学同学冯延平回忆起路遥，有这样深刻的印象：“小路遥是班长，喊起立的班干部，给班里的同学起绰号，起的有‘日本花、美国花、兰花花、山丹丹、烂南瓜、流氓’等。调皮聪明的小路遥从小就擅长领导同学搞活动，玩各种花样。尤其上音乐课，路遥就高兴了，他不仅嗓门大，胆子大，别的学生还没学会，他就会唱了，常常受到老师的夸奖，所以唱歌特别卖力气，直到把脸涨得通红，有时调皮捣乱得叫老师都很无奈。但小路遥讲的‘三国故事’令同学们折服……”^[18]

王卫国的聪明之处，是在给别人起绰号之前，先给自己起了一个最不堪的绰号——“王喂狗”（王卫国的谐音）。无论谁叫，他都答应。他还喜欢编顺口溜调侃人，编出的顺口溜故事笑得人“肚子疼”。这可能是他最初的“创作”尝试了。这样，这个在饥饿中成长、在饥饿中寻找精神快乐的男生王卫国，无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笑声。他是全班的快乐中心，同学们也愿意“紧密地团结”在他的身边。

中学生王卫国

1963年的陕北农村，仍处于极端贫困的时期。对于王玉德这样移民来到延川、本身没有什么积累的“外来户”来说，再供一个孩子到城里去上学，这更让他无法承受了。

这年夏天，就在王卫国准备参加全县的升初中考试时，养父王玉德却下了一道死命令：不准考试，回村里“受苦”！这道命令，对于正处于学习兴致中的王卫国而言，不啻于晴天霹雳。王玉德不让养子考试，是有自己的打算的：一来，他已经把卫儿供到“完小”毕业，对弟弟王玉宽有了个不错的交代。要知道，在当时“完小”毕业就已经算是“高”学历了，养子能断文识字，至少不再是睁眼瞎了。二来，像他这样的农村家庭，已经到“汗干力尽”的地步，再也无能为力供孩子上中学了，农村受苦人有一茬哩。现实的情况是，卫儿“完小”毕业后，在农村劳动两年，就能说个媳妇结婚，生儿育女，过自己的光景。这也是为老人的心愿，对得起当初过继兄弟儿子时的初衷！历史而客观地看问题，王玉德当时的想法，是陕北众多农民普遍的现实想法，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对。但是，已经在知识的海洋中开始畅游的卫儿，他心比天高，怎么会接受养父这道荒唐而离谱的命令呢？

卫儿明确告诉大伯，哪怕不让上学，但必须参加全县的小学升初中统考，他要证明这几年来是认真学习的，要证明自己是有能力考上的！王卫国的话在哀求中有几分倔强。他在城关小学小伙伴们的簇拥之下，走进了那个捍卫自己尊严的神圣考场。

考试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延川县唯一的全日制中学——延川中学只招收两个班一百名左右的初一学生，而全县却有一千多名考生。在如此激烈而残酷的升学竞争中，王卫国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名列“榜眼”位置。消息传来，郭家沟村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此时的王卫国心里，更激荡着强烈的求学欲望。他把“录取通知书”领回后，先是给奶奶和大妈看了，再给大伯看。大伯还是当初拿定的老主意，沉着脸，不吭声。

直到新生开学报到那天，王玉德才给儿子说了实话：“这学肯定不能上，天王老子说了也没用！”说罢，他递给卫儿一把小镢和一条长绳，要他上山砍柴。卫儿愣了一下，默默地接过小镢和长绳，跑到沟里扔了，然后独自进城去了。

没有报名费，王卫国自然报不了名。城关小学几个关系要好的同学七凑八凑，还是凑不够。一位好心的家长建议王卫国直接找村子里的领导，争取当地党组织的支持。王卫国接受建议，返回村后直接找到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刘俊宽。

王卫国跑到刘俊宽的跟前，哭着说：“干大，我想上学，你给我想想办法！”

刘俊宽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仗义人，他与王玉德是“拜识”，看到卫儿因想上学而泣不成声的样子，心里很是难受。他擦拭孩子的眼泪，当即答应想办法。那时，刘家圪大队的家家户户都十分困难，几乎顿顿都是用糠菜充饥，要借点粮食还真不是件容易事。好在他的威望起了重要作用，他跑到很多地方总算借到两斗黑豆，让王卫国换成钱去交报名费。王卫国高兴得自然合不拢嘴，他背着黑豆进城了。

命运总是在无情地捉弄着王卫国。他进了城，卖了黑豆，换了钱，高高兴兴地到县中学报名时，可县中学已经不收他了。原因是学校有规定，新生超过一个星期不报到，就除名，而他已经超过一个星期了。王卫国又一次哭着找到刘俊宽：“学校已经不收我了！”问明情况的刘俊宽专门赶到延川县中学，找到校长说明情况，恳求学校能够网开一面。校长被打动了，破例将王卫国收进学校。

这就是王卫国在1963年上延川中学的真实情形。说是颇费周折也好，好事多磨也罢，王卫国终于以不懈的努力达到目的。这件事在王卫国一生中影响巨大，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上学本身，更在于关键的时候，他通过自己的抗争与机智，把握住了命运之船的航向。反抗大伯的结果，是脱离了大伯为他预设的人生轨道，自然也消解了大伯在他心中的权威性。从那时起，他明白“自己的事情自己办，自己命运自己安排”的朴素道理，勇敢地走自己的路。另一方面，他也通过刘俊宽帮他这件事情悟出了情义无价的重要性，珍惜友谊，珍惜情感。

很多年后，路遥在“准自传体”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真实地再现了他当年艰难上学的过程，也在小说中歌颂了乡间的真情与大爱：

我的亲爱的父老乡亲们，不管他们有时候对事情的看法有着怎样令人遗憾的局限性，但他们所有的人是极其淳朴和慷慨的，当听说我父亲答应继续让我去上学后，全村人尽管都饿得浮肿了，但仍然把自己那点救命的粮食分出一升半碗来，纷纷端到我家里，那几个白胡子爷爷竟然把儿孙们孝敬他们的那几个玉米面馍馍，也颤巍巍地塞到我的衣袋里，叫我在路上饿了吃。他们分别用枯瘦的手抚摸了我的头，千安顿、万嘱咐，叫我好好“求功名”去。我忍不住在乡亲们面前放开声哭了——自从妈妈死后，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哭过一次。我猛然间深切地懂得了：正是靠着这种伟大的友爱，生活在如此贫瘠土地上的人们，才一代一代延绵到了现在……

就这样，在一个夏日的早晨，我终于背着这些“百家姓粮”，背着爸爸为我打捆好的破羊毛毡裹着的铺盖卷儿，怀着依恋和无限感激的心情，告别了我的亲爱的刘家圪村，我踏着那些远古年代开凿出来的崎岖不平的山路，向本县的最高学府走去——走向一个我所热烈向往但完全陌生的新环境。我知道在那里我将会遇到巨大的困难——因为我是一个从贫困的土地上起来的贫困的青年人。但我知道，正是这贫瘠的土地和土地一样贫瘠的父老乡亲们，已经交给了我负重的耐力和殉难的品格——因而我又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是富有的。^[19]

路遥在现实生活中更是用全力反哺与回报的方式，感谢前行路上真诚帮助过他的人们。刘俊宽之女、作家刘凤梅回忆：“1990年，我父亲有事要路遥帮忙，他欣然答应，并把这件事托给他一位朋友去办，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我干大（指我父亲）曾在几件事上帮了我的大忙，我一直想予以报答，苦于没有机会，希望你能帮上这个忙，了却我这桩心愿……”^[20]

好事多磨的结果是王卫国终于走进延川县唯一的县级中学——延川中学。延川中学也在县城的“堂坡”之上，在城关小学上面，占据着县城制高点的位置。1982年9月，贾平凹在路遥的陪同下来过延川县城，在《延川城记》中这样写道：“再也没有比这更仄的城了：南边高，北边低，斜斜地坐落在延水河岸。县中学是全城制高点，一出门，就漫坡之下，窄窄横过来的唯一的一条街道似乎要挡住，但立即路下又是个漫坡了，使人禁不住设想：如果有学生在校门跌上一跤，便会一连串跟头下去，直落到深深的河水中去了。”

王卫国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走进这所全县的最高学府，被编进初六六乙班，班主任兼数学老师是刚毕业于西北大学数学系的常有润，语文老师是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程国祥。

王卫国所在的班级是个尖子班，班上的同学大都是县城干部与职工的子弟，在鲜明的对比中，他一身破烂的衣着更显得寒碜。然而，最为可怕的还是饥饿的压迫。因为住校生急剧增多，延川中学在住校生的管理上取消了“半灶生”的临时救急措施，而统一改为“上灶生”。这就意味着住校生要每月按时缴粮缴菜金，由伙房统一安排伙食。那时，学校一天两顿饭，每顿饭的饭菜又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甲菜以洋芋、白菜、粉条为主，里面有一些叫人馋嘴的猪肉片子，每份三毛钱；乙菜和甲菜基本一样，但没有肉，油水也少一点，每份一毛五分钱；丙菜一般是清水煮萝卜或清水白菜，每份五分钱。主食也是分三等：白面馍、玉米面馍和高粱面馍，白、黄、黑三种颜色就表明了三种身份，学生们戏称叫“欧洲、亚洲和非洲”。

那时，延川中学的学生灶房没有什么餐厅，十几路纵队的上灶生直排到墙根，同学们打来饭在院子当中围成圈，说说笑笑地就打发一顿。谁吃什么、怎么吃，同学们都一清二楚。当时学校的伙食普遍差，学生中流传这样几句顺口溜：“父母亲大人两点点，儿在门外把书念，每顿稀饭一碗碗，把儿肚子饿成个扁片片。”不用说，王卫国更是以吃“非洲”的主。他交不起每月四五块钱的伙食费，有时甚至连五分钱的清水煮萝卜也吃不起。就这样勉强的伙食维持，也还是要好的同学凑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