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齊梁時代劉勰撰寫的《文心雕龍》，是我國古代的一部文論巨著。問世約一千五百年來，它以其構築完備、體大思精等的特點，一直在中國文學史上享有不可輕慢的卓拔地位，而且爲世界文化所接納所推崇。應當說，《文心雕龍》是中華文化的瓌寶。明清以降，再從近代至於當代，前人對該書做了大量的校勘詮評工作，有過不少真知灼見和硏究力作；在不斷推出學術新著的同時，近三十餘年來又有諸多註釋本譯釋本出現，標誌著對這部名著既有了更深入的硏究，又在向普及化的方向發展。但是，無論怎樣說，校註訓釋始終是普及和深究的基礎。事實已經表明，龍學硏究尚存許多基礎性問題有待探究，首先仍是文字詁訓問題。文本都未讀通，表意把握不確，如何談得上硏究闡發呢？所以，本書仍取有譯有註這種最顯尋常的體例。體例取捨本非關緊要，原文譯文對舉排列也僅爲閱讀的方便，根本的標誌在於查驗書中所作的訓解詮釋，看是否真正做到了信實和穩妥。

前輩學者說過：譯事三難，曰信曰達曰雅。古文翻譯和外文翻譯的道理是一樣的。信實不足，會失卻原意；通達不具，則生澀彆扭，那麼，譯猶不如不譯。“雅”是更高的要求。不是抽象地要求雅正，要求文筆的美，而是說譯文應當把原著的格調韻味傳導出來。像《文心雕龍》這樣的騈儷之作，自然不宜用一般的白話散文譯之，而更得格外地講究譯筆的遣詞、句式和文采。近二十餘年來我一直在摸索，想尋找一種與騈對原著能同趣互映的語詞句型組合。實踐中或許算是找到了一些感覺，我於是對拙譯提出了兩條硬性的規定：其一是要求譯文大體是原文的一倍。嘗試的結果發現這二比一的比例正相合宜，拉長了顯冗，壓縮了則乾。其二，譯文基本都採用類乎白話文的排比句式，以期對應原著的排偶文句，力求顯現原作的獨特風貌。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刻板的苛求是自己折磨自己。但是，翻譯絕對又應是一種創造，我於是祇能勉力而爲之。原文加上譯文，於全書上編中僅占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但耗費的心力則決不少於校勘註釋的寫作。每篇譯文的潤改，均在十二遍以上；點滴斟酌推敲之處，則又不可計數。拙譯基本是按篇幅有定、字比句次的要求來撰寫的，至於去譯得工整些、譯得漂亮些的初衷尚有不小距離，那則是因自己功力不逮的緣故。

關於註釋，自是本書佔相當篇幅的內容。這裏的做法，可用“既小心又大膽”六個字來概述。小心起來是慎之又慎，如履薄冰。原著的每一個字，都嚴格從文字詁訓入手，比較各家註解之差異，尋出最爲順當貼切的訓釋。沒有依據的詮解不取，標新立異的闡述不發，惟求取得原著詞義文意的正解或勝解。所謂大膽，指一旦發覺前人訓釋不當或有誤，有了確鑿的詁訓依據，反復掂量實又覺理當訂正之時，則另立新註而毫不猶豫，不論此解他人是否提過。全書訂正或改註的地方，計有四百多處，故曰“新註新譯”。此中的擇選，不以前輩註家聲望的高低作取捨，而是以確解原著原意爲標尺，因爲名家間或也會有所疏失，而讀解古籍恰恰又最宜取科學的、切實的態度。爲著同一個目的，本書註釋還特別注重文氣的連貫，文意的把握，關鍵處用極簡略的文字給點一點，說明一二，力求有正確的訓釋引導。

本書下編稱“疑義疏辨”，採用列條辨析的體式。前人探究《文心雕龍》，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著述，這一方面可使讀解原著者得到大的助益，另一方面，歧見紛出又會增添若干新的困擾，諸如多了一些爭議，甚至還有詁訓失確、疏解訛誤的地方。針對不少的難點、疑點和誤點，辨而析之無疑是極其必要的。於是，在下編之中，本書徵引了大量的史載史實，列舉了相關的作家作品，梳理了文本的邏輯脈絡，探尋了原著的旨歸所在……。幾近佔全書一半篇幅的辨析部分，其實就是註釋的延伸和展開，反過來又是對註釋的補充和夯實，無非是述說得細密一點，剖析得透徹一點而已。註釋再加疏辨，這是以往註家很少採用的作法，但它可以使文本的字、詞、句、意較爲確切地落到實處，全書的學術品位或許也會因此而得到提升。

校勘不是本書的重點，卻又是不可迴避的問題。一般說來，校訂已有確鑿依據的，或原文不能通達而非改不可的，書中均加方括號列於原文語詞之後，標出應取之正校，如：

“發輝事業”寫作“發輝［揮］事業”（《原道》），“丁儀貪婪以乞貨”寫作“丁儀貪婪以乞貨［貸］”（《程器》）；

句中應當校補之字，也加方括號標出，並下加一道橫線，以示與校改之字的區別，如：

“和樂精妙”句宜補“之”字，寫作“和樂［之］精妙”（《樂府》），《隱秀》篇有成段補文則整段下加橫線；

屬衍之字，則以圓括號標示，如：

“是以子政論文必徵於聖，稚圭勸學必宗於經”句中，衍六字而又得另補二字，於是寫作“是以（子政）論文必徵於聖，（稚圭勸學）［窺聖］必宗於經”（《徵聖》）。

校勘文字除在原文文本中標示，於註文中簡述外，对歧見眾多或明顯誤校者，則又引入下編辨析條目中作進一步闡釋，以期有是非正誤的判斷。

本書註文徵引了一批前人今人的專著，使用頻率較高者多用簡稱，茲將簡稱及引書全名對列於下——

再有，王運熙、周鋒所著《文心雕龍譯注》，本書雖未引用其譯其注，但各篇的“題解”準確精當，對拙書撰寫起到了指導性作用。其餘引文，則取隨引隨註的辦法。

看看前人著述的豐美，相形之下便愈覺拙書的渺小。好在十餘年前我曾有過表白，說自己猶如一名手工裁縫，祇能一針針一線線地綴連。現“新註新譯”已於六年前付梓，另有一本篇幅等同、堪作姊妹篇的“疑義疏辨”亦已殺青，正宜合一而爲完整的學術專著。對於學養有限的我而言，這已經是傾盡心力了。但我仍願意與學界的師友一道，進一步探究這部名著，也切望拙書能得到讀者和專家們的批評指正。

二〇〇九年六月写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