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是七世纪下半期才华四溢的诗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对四杰极为推崇，充分肯定、高度评价了四杰在唐诗发展史上的地位。其《戏为六绝句》中的两首写道：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

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四杰确如杜甫所说“龙文虎脊”之骏马，“过都越国，蹶如历块，追奔电，逐遗风”(王褒《圣主得贤臣颂》)，驰骋初唐诗坛。

“初唐四杰”的提法，最早见于郗云卿《骆宾王文集序》：骆宾王“婺州义乌人也，年七岁，能属文。高宗朝，与卢照邻、杨炯、王勃文词齐名，海内称焉，号为四杰，亦云卢骆杨王四才子”。郗云卿是受唐中宗之命编辑这个集子的。从他的叙述中，可见“初唐四杰”在当时已名扬海内。而对初唐四杰的气质禀性、人生经历，闻一多先生在其《唐诗杂论·四杰》中又作了恰当的概括：四杰“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这里，我们对四杰生平作一番简要的介绍：

王勃(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祖父王通，号文中子，是隋末著名的学者、教育家。叔祖父王绩，是由隋入唐的著名诗人。父亲王福畤，曾任太常博士等官。王勃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才华早露，十五岁上书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上刘右相书》)，被刘赞为神童。经刘的表荐，应幽素科举，对策及第，授朝散郎。乾封初(666)被沛王李贤征为府修撰。他恃才傲物，招来横祸，二十岁那年，诸王子斗鸡游嬉，王勃戏为《檄英王鸡》文，触怒了高宗，被逐出府。高宗总章二年(669)往巴蜀游历，过着流浪生活。漂泊三年后回长安。咸亨三年(672)设法补了虢州参军，又因擅杀官奴曹达，当受死刑，幸遇大赦，被免职释放。其父受累，由雍州司功参军迁调交趾令。此时的王勃视宦海为畏途，怀着弃官沉迹、专心著述的心情，先到洛阳，后回故乡龙门。上元三年(676)南下探父，经广州，渡海前往交趾，不幸溺水惊悸而死。明崇祯中张燮辑有《王子安集》。

杨炯(650—695？)，华阴(今属陕西)人。伯祖父杨虔威，官至右卫将军。杨炯自幼聪敏，博学多闻，善诗能文。显庆四年(659)被举为神童。年轻的杨炯仕途蹇滞，直至上元三年(676)才应制举及第，补秘书省校书郎，命为弘文馆学士。后迁詹事司直，掌东宫太子事务。武后垂拱元年(685)，因叔父的儿子杨神让参与徐敬业起兵，犯叛逆罪，杨炯受累被贬为梓州(今四川三台)司法参军。天授元年(690)前离梓州返京，因禀性不趋炎附势，又属涉逆之身，只能任职于洛阳宫中习艺馆。如意元年(692)秋后，迁盈川(今四川筠连)县令，世称杨盈川。吏治以严酷著称，不久卒于任上。中宗继位后，以其旧官职，追予“著作郎”之衔。明人童佩辑有《盈川集》。

卢照邻(约634—685？)，字升之，自号幽忧子，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年少时，从曹宪、王义方受小学及经史，博学能文。初为邓王府典签，掌文书，极受邓王爱重，比之为司马相如。但在邓王府多年，没能走上辉煌仕途，最终黯然离开，于高宗乾封(666—668)初出为益州新都(今四川成都北面)尉。任满后漫游蜀中，后离蜀居洛阳。大约于总章元年(668)因事入狱，幸为友人救护得免。武后屡聘贤士，皆不应召。后染风疾，居太白山，因服丹药中毒，手足残废。后隐居东龙门山，得友人资助，买园数十亩，疏凿颍水，环绕住宅，预筑坟墓，偃卧其中。由于仕途失意和不堪风痺症折磨，大约于垂拱年间自投颍水而死。明人张燮辑有《幽忧子集》。

骆宾王(约630前后—684后)，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其父官青州博昌(今山东博兴)县令。骆宾王七岁时写了《咏鹅》诗，幼年崭露才华。此后曾随家人到父亲任职的博昌居住，在齐鲁学风熏陶下，成为著名的才子。约在唐高宗龙朔元年(661)被道王李元庆辟为府属，开始步入仕途。后拜奉礼郎、东台详正学士。咸亨元年(670)因事被谪，从军西域。两三年后返回，又从军四川，入姚州道大总管李义军幕，掌管书檄。仪凤三年(678)入朝为侍御史，因事被诬下狱。次年遇赦得释，出狱后离长安北赴幽燕，再度投身戎幕。调露二年(680)被贬为临海(今属浙江)丞，世称骆临海。嗣圣元年(684)因感失志，弃官客居扬州，遇到徐敬业。这年武则天废中宗李显为庐陵王，积极准备改唐为周。同年九月徐敬业据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任骆宾王为艺文令，掌文书机要，骆宾王写下了著名的《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即《讨武曌檄》)。十一月徐敬业兵败被杀，骆宾王下落不明。有明张燮刊《骆丞集》。

初唐四杰才华过人，但性格孤傲，为时世所不容，他们空怀报国之志，官场失意，四人中除杨炯外，其馀三人都不得善终。但是，他们给后代留下了不少的重要诗作，据《全唐诗》载，王勃存诗二卷，共八十九首；杨炯存诗一卷，共三十三首；卢照邻存诗二卷，共一百○五首；骆宾王存诗三卷，共一百三十首。四杰的诗虽未尽摆脱六朝馀习，然整体而论，仍闪烁着夺目的光辉。

四杰所处的时代是初唐中期。龙朔年间(661—663)，宫廷诗人上官仪官居宰相，极力写作绮错婉媚的宫体诗，人多效之，成了风靡一时的上官体。上官体承袭了齐梁宫体诗的遗风，内容空虚，风格卑下，无非是一些歌功颂德、风花雪月之作，可以说是六朝诗歌的回光返照。初唐四杰则代表着一种新思潮的兴起。杨炯在《王子安集·序》中指出：“龙朔初年，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卢照邻人间才杰，览清规而辍九攻……后进之士，翕然景慕，久倦樊笼，咸思自择。”对于“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的不正之风，王勃“思革其弊，用光志业”，与卢照邻、杨炯、骆宾王一道大张旗鼓地起来反对，并获得了文坛的广泛响应。初唐四杰，冲破了上官体的牢笼，摆脱了宫体诗的羁绊，勇于革新，敢于探索，开拓了诗歌题材，完善、发展了诗歌形式，提高了诗歌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技巧，使唐诗走上了一条刚健清新的路子，为唐诗的发展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于四杰创作，闻一多先生在其《唐诗杂论·四杰》中有这样一段论述：“正如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四杰的确把诗歌从狭窄的宫廷引向了广大的市井，从狭小的台阁推向了广阔的山川和边塞，以真实的感情，宏大的气势，反映了自己的风云际遇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显得新颖而刚健，深沉而悲壮，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四杰的诗，题材丰富多采，境界新颖，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抒写遭际，忧愤深沉。这类诗为数最多。四杰才华横溢，却身世坎坷，仕途失志，穷愁潦倒。时运遭际使他们悲愤满腔，骆宾王在其《夏日游德州赠高四》的序中曰：“夫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有不得尽言，言有不得尽意。”他们的心志，在诗中虽然不能“尽言”“尽意”，却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有的甚至是非常深刻的，王勃《晚留凤州》：

宝鸡辞旧役，仙凤历遗墟。

去此近城阙，青山明月初。

诗中引用了“宝鸡”“仙凤”两个传说故事，暗示了自己的遭遇，面对青山初月，抒发了自己的感叹。《夜兴》一首又以嵇康、阮籍自况，由于才华不得施展而寄情于诗酒琴瑟。

骆宾王的遭遇极为悲惨，这在他的《畴昔篇》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畴昔篇》是一首声情并茂、沉郁激越的好诗，诗中历述了他前半生的坎坷，抒发了壮志未酬、怀才不遇的情怀，并对自己被诬下狱而含冤叫屈。他的《浮槎》也是这类诗的典型。他触景伤情，托物述怀，以“浮槎”自比，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感慨：

昔负千寻质，高临九仞峰。

贞心凌晚桂，劲节掩寒松。

忽值风飙折，坐为波浪冲。

摧残空有恨，拥肿遂无庸。

渤海三千里，泥沙几万重。

似舟飘不定，如梗泛何从？

仙客终难托，良工岂易逢？

徒怀万乘器，谁为一先容？

卢照邻《同临津纪明府孤雁》则以孤雁自比，突出鸿雁的风险、惊悸、孤单，寄寓自己身世之叹。借物抒情，委婉细密：

三秋违北地，万里向南翔。

河洲花稍白，关塞叶初黄。

避缴风霜劲，怀书道路长。

水流疑箭动，月照似弓伤。

横天无有阵，度海不成行。

会刷能鸣羽，还赴上林乡。

讽刺时世，鲜明深刻。初唐四杰都曾在朝廷做事，在地方为官，他们目睹统治阶级的昏庸奢华、官僚间的明争暗斗、权贵的豪华淫靡，在他们的诗作中对此或直接揭示，或间接暴露。王勃的《临高台》是一首歌行体的长诗，诗以“绝浮埃”开篇：“临高台，高台迢递绝浮埃，瑶轩绮构何崔嵬。”着墨于繁华淫靡的渲染，落笔于建筑物、娼家女的描绘，长安的富丽奢华，贵族外戚的淫逸，暴露无遗。诗又以“生黄尘”作结：“君看旧日高台处，柏梁铜雀生黄尘。”抒兴衰之叹，构思极妙。

杨炯的《刘生》，写刘生的飞黄腾达、烜赫一时。诗中从三个方面：金玉酬谢、剑马荣耀、歌曲逸乐，刻画人物形象，暴露了统治阶级的奢华：

卿家本六郡，年长入三秦。

白璧酬知己，黄金谢主人。

剑锋生赤电，马足起红尘。

日暮歌钟发，喧喧动四邻。

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和骆宾王的《帝京篇》更是此类诗的代表作。两诗都描绘了京都的繁华、上流社会的骄奢淫逸、官僚权贵的互相倾轧，流露了兴衰之叹和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感慨。

春去春来苦自驰，争名争利徒尔为。

久留郎署终难遇，空扫相门谁见知？

当时一旦擅豪华，自古千载长骄奢。

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

——《帝京篇》

专权意气本豪雄，青虬紫燕坐春风。

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

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

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

——《长安古意》

这两首诗借汉喻唐，托古讽今，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内容丰富，感情充沛，笔力雄厚，是唐初七言歌行的佳作。

从戎征戍，邈远悲壮。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初唐时有着一股积极向上的朝气，许多诗人投笔从戎，奔赴边关，忠君报国，博取功名。而战争又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造成千万人生离死别的悲剧。初唐四杰投身戎幕，接触将士，对战争生活有深刻的体验，这反映在他们的诗作中，有写戍边征战艰辛的，有写赴边将士的英勇气概的，有写塞外风光的，有写征夫思妇的，有写久戍边地怀乡思友的。杨炯《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抒写了一个书生投笔从戎、赴边参战的爱国精神、报国理想，雄劲刚健，明快激昂。骆宾王的《从军行》则描绘了驰骋沙场的将士的英姿，抒发了为国从军、视死如归的气概：

平生一顾念，意气溢三军。

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剑文。

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

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

卢照邻的《战城南》描绘了战场的惨烈、将士的骁勇，紧张而悲壮：

将军出紫塞，冒顿在乌贪。

笳喧雁门北，阵翼龙城南。

雕弓夜宛转，铁骑晓参。

应须驻白日，为待战方酣。

骆宾王的《边城落日》极写边疆的遥远、旷阔、荒漠、昏暗，映衬了军旅生活的艰苦，突出了立功报国的豪情壮志：

紫塞流沙北，黄图灞水东。

一朝辞俎豆，万里逐沙蓬。

候月恒持满，寻源屡凿空。

野昏边气合，烽迥戍烟通。

膂力风尘倦，疆场岁月穷。

河流控积石，山路远崆峒。

壮志凌苍兕，精诚贯白虹。

君恩如可报，龙剑有雌雄。

卢照邻的《和吴侍御被使燕然》是一首描绘塞北风光，抒旷迈怀抱的好诗，爽朗而舒坦。而征夫思妇题材在四杰诗中也有所表现。王勃的《采莲曲》描写了江南水乡采莲女思念征夫的离愁别恨，诗的结尾推及了一般劳动妇女的不幸：“裴回莲浦夜相逢，吴姬越女何丰茸。共问寒江千里外，征客关山路几重？”这首诗揭示了唐初拓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造成了夫妻生离死别的痛苦，使主题更具社会意义。

怨女弃妇，哀怨深沉。封建时代被压迫、被侮辱的各个阶层的妇女，命运悲惨，身世不幸。四杰诗中，此类诗为数不少，有舞妓倡妇的痛苦，有宫观女道士的痴情，有朝廷宫妃的怨恨，有被弃妇女的哀伤。王勃的《落花落》写一个女子被冷落的情境，以落花起兴，并以落花缀连全篇。其中“落花春正满，春人归不归？”“落花春已繁，春人春不顾！”抒写了女子烦乱、怨恨的心情。《铜雀妓》(其二)则写了一个深宫歌舞妓被弃的痛苦，揭露了最高统治者的荒淫无情，诗中融入“铜爵妓”的典故，情思凄苦：

妾本深宫妓，层城闭九重。

君王欢爱尽，歌舞为谁容？

锦衾不复襞，罗衣谁再缝？

高台西北望，流涕向青松。

杨炯的《梅花落》以梅写人，托物抒情，比兴自然，情思凄楚：

窗外一株梅，寒花五出开。

影随朝日远，香逐便风来。

泣对铜钩障，愁看玉镜台。

行人断消息，春恨几裴回？

卢照邻的《明月引》和《昭君怨》写了蔡文姬、王昭君的不幸和怨情。后一首抒写了昭君失宠后只身赴匈奴的哀怨和思归的心境，诗中对偶映照，哀怨深切，归思绵绵：

合殿恩中绝，交河使渐稀。

肝肠辞玉辇，形影向金微。

汉地草应绿，胡庭沙正飞。

愿逐三秋雁，年年一度归。

骆宾王的《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是两首典型的作品，写的是真人真事，虽为代笔，却有真情实感。前一首写弃妇，卢照邻在新都尉任上，有个情妇郭氏。郭氏怀孕时，卢回洛阳，曾许诺不久回蜀结婚。时隔二年，卢失约不返，并有新欢。郭氏候音不至，孩子又死，悲痛欲绝。骆宾王抱着满腔同情，用血和泪写下了这个被弃妇女的悲惨命运和怨恨之情。后一首写痴女。李荣在长安时与王灵妃有过一段恋情。李荣久留蜀中不归，王灵妃思念心切，骆宾王代她写了这首诗给李荣，情思缠绵往复，曲尽思妇的愁绪，深切而凄苦。这两首诗与当时风靡一时的艳情诗大相径庭，对唐人长篇歌行的开拓有着重要的意义。

登临送别，惆怅情深。珍重友谊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在各个时代、各种社会，人们在交往中，总是与志同道合、意气相投、能够同舟共济、艰苦与共的人结成朋友，有的成了生死之交。一旦朋友分离，彼此依恋，互相勉励，表现出一种缠绵悱恻、惆怅哀愁的心境。初唐四杰留下的送别诗颇多，充分表现了朋友间纯真深挚的友谊。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是一首千古传诵的佳作：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

诗于放达中见深情、质朴中有精警，表现了唐初乐观爽朗、积极奋进的时代精神。他的《别薛华》《江亭夜月送别二首》却表现了另一种心境，凄凉悲苦。

杨炯的《送刘校书从军》是一首别致的送别诗：

天将下三宫，星门召五戎。

坐谋资庙略，飞檄伫文雄。

赤土流星剑，乌号明月弓。

秋阴生蜀道，杀气绕湟中。

风雨何年别？琴尊此日同。

离亭不可望，沟水自西东。

诗中描绘了人物的英武，抒发了深切的感情，格调雄浑。他的《夜送赵纵》也是一首好的送别诗，诗中以战国时赵国宝物喻友情的珍贵，以“明月满前川”喻友人前程光明，情调爽朗，联想自然，比喻恰切。

骆宾王一生不得志，对武则天的统治不满，决心为重振唐室干一番事业，但境遇沉沦压抑，心中苦闷，写下了《于易水送人》一诗，借古喻今，表达了志向，勉励了友人，感情深沉，含蓄而有馀韵，是唐初五绝成熟的标志：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卢照邻的送别诗，以《送二兄入蜀》为佳：“关山客子路，花柳帝王城。此中一分手，相顾怜无声。”兄弟二人，将一南一北，手足分离，离情别绪，苦不堪言。结句极妙，“此时无声胜有声”，贯注了深切的感情。

吟咏山水，清新峻峭。四杰的山水田园诗，上承陶渊明、谢灵运、谢朓，下启王维、孟浩然，是唐代山水田园诗的先声。其中不乏名篇佳作，词秀调雅，意新境惬。如王勃的《滕王阁》：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诗中描绘了滕王阁周围的景色，抒发了盛衰之感，有情景交融、寄慨遥深之致。另一首《春庄》，写春日山庄的所见所感：

山中兰叶径，城外李桃园。

岂知人事静，不觉鸟声喧。

兰径、桃园、鸟喧，寂静幽雅，没了城市的喧闹，没了世事的纷扰，置身其境，悠然恬适。

长江三峡，自古咏颂者不少，杨炯的《西陵峡》含蕴深婉，想象丰富，境界旷阔而雄伟。结尾两联，赞赏了西陵峡的瑰奇：“及余践斯地，瑰奇信为美。江山若有灵，千载伸知己。”

卢照邻的《入秦川界》也是一首好诗：

陇孤长无极，苍山望不穷。

石径萦疑断，回流映似空。

花开绿野雾，莺啭紫岩风。

春芳勿遽尽，留赏故人同。

写秦川春天优美的景色，山水、莺花、风雾，构成了一幅山水春色图，鲜明清新，赏心悦目。他的《山庄休沐》描绘了农村景色的优美，闲居生活的舒适，流露了对田家乐的向往，清朗疏畅，情韵超逸。骆宾王的《夏日游山家同夏少府》也写了山家景色，抒发了高洁情怀。以景启情，静雅舒坦：

返照下层岑，物外狎招寻。

兰径薰幽佩，槐庭落暗金。

谷静风声彻，山空月色深。

一遣樊笼累，唯馀松桂心。

咏物寓情，清新隽永。“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文心雕龙》)四杰把睹物生情诉于笔端，精巧地描绘物体的色彩、形态，借以抒发自己的情怀。如王勃的《咏风》以风况人，借风咏怀。风于炎热中送来清凉，于迷茫中带来明净，于寂静中吹响松涛，揭示了风的高尚，寄寓了自己的情怀：

肃肃凉风生，加我林壑清。

驱烟寻涧户，卷雾出山楹。

去来固无迹，动息如有情。

日落山水静，为君起松声。

卢照邻的《浴浪鸟》写得小巧玲珑：

独舞依磐石，群飞动轻浪。

奋迅碧沙前，长怀白云上。

诗中通过鸟的一舞一飞、一奋迅一长怀，表现了鸟的轻捷、迅疾、奋发，寄寓了自己的凌云之志。

唐高宗仪凤三年(678)，骆宾王迁任侍御史，因多次上书讽谏，得罪了武则天，被诬以贪赃罪下狱。他在狱中写下了《在狱咏蝉》一诗：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

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由蝉兴感寄意，抒发了一腔悲愤。《咏鹅》是骆宾王七岁时写的：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诗中描绘了鹅在绿水中浮游的优美形象。语言生动，色彩鲜明，是一首充满童趣的咏物诗。

四杰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改变了唐初淫靡的诗风，端正了诗歌的方向，推动了唐诗的发展和繁荣。而在诗歌形式上也进行了一定的开拓，他们广泛地运用歌行、乐府、近体、古风等各种形式进行写作。既有大量的五言名篇，也有不少七言歌行佳作。四杰中，王、杨重在五律的发展，而卢、骆则重在七言歌行的创作。

“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宋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新唐书·宋之问传》)“五言至沈、宋，始可称律。律为音律法律，天下无严于是者，知虚实平仄不得任情，而法度明矣！”(王世贞《艺苑卮言》)建安以后，诗歌走上了骈偶道路，自沈约创“四声八病”说之后，诗歌律化加快了步伐。经过庾信、上官仪、四杰的努力，律体基本上确定下来，到了沈佺期、宋之问则已完全成熟、定型。

初唐四杰，尤其是王、杨，对五律的成熟、定型有着重要的贡献。在四杰诗中，五律为数颇多，其代表作有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杨炯的《从军行》，以及卢照邻的《入秦川界》、骆宾王的《在狱咏蝉》。闻一多先生说：“前乎王(勃)杨(炯)，尤其应制的作品，五言长律用的还相当多，这是该注意的！五言八句的五律，到‘王杨’才正式成为定型，同时完整的真正唐音的抒情诗也是这时才出现的。”(《唐诗杂论·四杰》)四杰的五律，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体打下了基础。

卢照邻、骆宾王的歌行体现着七言歌行形式的演变轨道，他们的创作为歌行的成熟做出了巨大贡献。胡应麟在其《诗薮·内编》卷三称：“建安以后，五言日盛。晋宋齐间，七言歌行寥寥无几。独《白纻歌》《行路难》时见文士集中，皆短章也。梁人颇尚此体，《燕歌行》《捣衣曲》诸作，实为初唐鼻祖。陈江总持，卢思道等，篇什浸盛，然音响时乖，节奏未协，正类当时五言律体。垂拱四子，一变而精华浏亮，抑扬起伏，悉协宫商，开合转换，咸中肯綮，七言长体，极于此矣！”卢照邻、骆宾王在歌行的发展历程中，承上启下。他们的歌行多数沿用旧题，一部分自命新题，比起以前的歌行，主题深化了，表现手法则借用了赋最常用的叙述手法，诸如卢照邻《行路难》《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等，这种特征明显可见。其中，《长安古意》和《帝京篇》如星月相照，可谓七言歌行的双璧，难怪乎胡应麟对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赞不绝口：“七言长体，极于此矣！”七言歌行到了唐初才兴盛起来，卢、骆的这些宏篇巨著为七言歌行走向成熟开了先河。

初唐四杰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诗人。他们反对六朝绮靡文风，继承六朝以来艺术技巧的成果，在诗歌题材内容上突破了宫廷的藩篱。他们的革新、创造为唐诗的健康发展开辟了道路。

初唐四杰诗注，惟有清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和蒋清翊《王子安集注》，现代只散见于一些注本，且为数极少。本书共选诗二百六十五首，占初唐四杰现存诗的四分之三，其中王勃八十八首、杨炯三十首、卢照邻八十二首、骆宾王六十五首。以王、杨、卢、骆为顺序，按《全唐诗》中初唐四杰诗的排序，加以编次。希望本书对读者在理解和欣赏初唐四杰诗作时，能有所帮助。但注者学识浅薄，书中谬误处在所难免，亦希望能得到专家学者的指导。

倪木兴

一九九八年农历十一月十六日

于泉州鲤城三务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