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与音乐

我因一些事务从杉并的家中开车前往日本桥。去的时候利用调频广播收听贝多芬的《田园》，到了目的地时依然没有听完。考虑到进了停车场之后似乎就不能收听了，我把车停在路边继续收听非常喜欢的终乐章的一节（其实仅仅为几小节）。这种时候，如果能照着乐谱进行说明的话，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是我没有这种天才，只能代之以“嗒——啦啦啦——嗒，嗒——啦嗒啦啦”这样的哼唱了。懂的人自然会懂吧。

回去的时候，我又用CD听了“贝多”的《热情奏鸣曲》。顺便一提，“贝多”的叫法并不是来自他的家人⁽¹⁾，而是中原中也在《小丑的歌》这首诗中用来称呼贝多芬的。“贝多和舒伯，都早已作古/连早已作古这件事/亦无人知晓……”年轻的时候我为贝多芬的才华所倾倒，对有人将舒伯特称为“舒伯”倒不在意，但总会想，“贝多”是什么嘛，这就是亵渎伟大的贝多芬，还曾为此愤慨不已，但如今我不再那么吹毛求疵了。格伦·古尔德用非常细腻舒缓的节奏弹奏我非常喜欢的《热情奏鸣曲》的第二乐章——稍快的行板的主题和变奏。而我的耳朵已经习惯了年轻时听的施纳贝尔弹奏的版本，所以古尔德的演奏在我听来总感觉稍微有一些刻意。回去的时候走的高速公路，到家的时候才听到第三乐章的一半。因为感觉这种快板听到一半不听了也没什么可惜的，所以我就这样熄火停车了。

能够毫不介意地中途暂停音乐，可能是SP唱片时代带来的恶习。因为在SP唱片中单面仅五分钟就结束了，因而音乐总变得碎片化。那时候，我总是将刻有自己喜欢的那段旋律的一面反复听，很少完整地听完全曲。进入LP唱片时代后，要把唱针准确地放到自己喜欢的时段需要花费一番功夫，不过有了CD之后，就出现了部分重复播放这样便利的功能。但是，这样一来，喜欢的旋律很快就会黯然失色，让人产生厌烦的感觉。便利的功能中总是附带着隐患。

我喜欢一边坐在车中飞速移动一边听音乐。车窗外闪过的风景和音乐合二为一，有一种畅快感。三十多年前我买的第一辆车是雪铁龙的2CV，当然并没有配备车载收音机，所以我自己买了一个便宜的便携式收音机悬挂在仪表盘上。后来我因工作原因去慕尼黑奥运会的时候，买了当时还很新鲜的飞利浦车载音响，自己动手将它安装在了我的丰田卡力那（Carina）上。我将自己喜欢的音乐都录到一盘磁带上来听，朋友武满彻听过后嘲弄我说：“你喜欢的音乐貌似都是基督教圣歌之类的东西啊。”确实，相比起快节奏的音乐，我更喜欢舒缓的旋律以及与之相配的和弦。

乘坐国际航班的时候，比起食物菜单，我更喜欢先看音乐单。如果有我喜欢的音乐那当然好，前不久坐的是哪国的航班来着，他们把本国一位新进指挥家指挥演奏过的该国现代音乐做成了一个特辑。虽然很难说让我很享受，但确实让我学到了些东西，受益不少。但是，他们家经济舱的耳机则让我难以忍受，那令人难以忍受的颜色，还必须塞进耳朵里。没有让我患上中耳炎真是个奇迹。

我曾经在乘坐直升机参观大峡谷时聆听理查德·施特劳斯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直升机从飞机场起飞后暂时在平坦的林地上空飞行，那个时候我听的是《火之战车》。突然间深达一千六百米的峡谷在下方如巨兽般张开血盆大口的时候，音乐一瞬间切换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已经热泪盈眶。

（小学馆：《经典·国际》，1990.5）

(1)　若严格忠实于原文，此处也可以表述为：“顺便一提，此‘贝多’并不是指越南连体双胞胎兄弟阮德的哥哥阮越。”阮越、阮德是1981年出生于越南的双胞胎兄弟，疑受“越战”时美军投下的枯叶剂影响，兄弟俩出生时下半身相连。1988年10月4日，在日本红十字会医生的见证下，二人在胡志明市的医院接受了分离手术。“越酱”和“德酱”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媒体对兄弟俩的爱称。其中，“越酱”和“贝多酱”这两个爱称的日文发音相同。——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