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学纪事

一

我出生于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家庭，跟着寡居的祖母和母亲过日子。“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她们都绝对地一字不识。那时形容人们无文化，常说他们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出。我的祖母和母亲则更彻底，因为她们压根儿就没有名字。家里的藏书每年一换，但只有一册，就是被俗称为“皇历”的那本历书。她们只能从书里的图画中数出当年是“几龙治水”，借以预测一年的天时。至于全年二十四个节气都发生在哪一天和什么时辰，编书人未能制为图像，她们也就自然辨认不出了。直到我上了小学，家里上两代人的这个困惑才算解决，“皇历”也才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利用。

真的，不要小看小学生。在我住过的那个杂院里，出个小学生，就顶得上个知识分子。比如同院拉洋车的老郝叔，孩子多，拉了饥荒要“请会”（一种穷人之间的经济上的互助活动，但要出利息），这就找到了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叫我帮他起草一个“请会”的“通知”。其中包括本人遇到什么困难，为什么要发起这么个活动，将要怎么办等等的内容。那时我顶多不到三年级，怎么写得了！但老郝叔鼓励我：“你照我说的写，他们都懂。”我于是拿了毛笔、墨盒伏到老郝叔的炕上——他家无桌，炕上只有一张席，硬而且平，伏在上面写字是极方便的——就这样，他说，我写，不大会儿的工夫，居然写出来了。随后又抄了若干份分别送出。“凡著诸竹帛者皆为文学，”讲起文学的定义来，是有这么一说的。那么，我替老郝叔起草的这篇“通知，”就无疑是一篇为人生的文学了。何况还分送出去，也算是发表了的呢！

“照我说的写，他们都懂。”这篇出自老郝叔的心与口，“他们都懂”的好文章，可惜我现在竟一点也记不起来了。老郝叔又早已作古。他无碑、无墓，所有的辛劳都化为汗水，洒在马路和胡同的土地上，即刻也就化为乌有。他奔波一世，却仿佛从未存活过人间。

说也怪，人过中年，阅人遇事也算不少了，但对老郝叔，我老是不能忘记。总觉得再能为他做些什么才可以安心似的。

二

现在可以说些有关读书的事了。

一个人的读书习惯，依我看，总是靠熏陶渐染逐步养成的。压、逼、打、骂，都无济于事。这就需要一个稍微好些的文化环境。我的家庭和所住的杂院，自然教给我许多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但就培养读书习惯而言，那不能说是好的环境。我正经上学只念到初中，且功课不好。虽然读了《苦儿努力记》，也没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一题稍微繁难的算术作业，我瘪住了，能找谁去？杂院里是没有这样师资的。我以后所以还喜欢读点书，全靠我幸运地遇到了许多良师益友。有的在校内、在课堂上，更多的是在校外和课外，在日常的生活中。

三

开始叫我接近了文艺的是孔德小学的老师们。

八岁时于孔德小学

孔德小学，在我的记忆里是一所办得很好的学校。设备齐全，学费却低。老师们也都像是些很有学问的人。比方有一次，一位眼睛近视得很厉害而又不戴眼镜的老师，把我们几个同学招呼到他的宿舍里去，给我们诵读《罪恶的黑手》。他屋里哪儿都是书，光线显得很暗，所以他需要把诗集贴近鼻尖才能读得出。他的读法，也与时下的不同，不洪亮，无手势。虽然书挡住了他的脸，但从夹缝里看过去，还是可以看见他脸上的肌肉都是很安静的。他的这种读法，听上去，比听现在的某些朗诵受用，孩子们都被他吸引了，打动了。长大以后，虽然我再没去读这首诗，然而当时听着它所留下的印象，却始终记得。这位老师不久就不见了。当时，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兴致叫几个孩子去听这首诗呢？我至今也不明白。每当路过孔德旧址，我还常常想起他来，我总觉得他或者是一位诗人，或者是一位革命者，老幻想着有一天会碰上他。虽然我依旧不知道他的名字。

但是有一位美术老师我却记得清楚，他是卫天霖先生。这当然是一位大画家，可那时我们却全然不懂他的价值，竟因他出过天花，脸上留下了痕迹，背地里称呼先生为“卫麻子”。足见“师道尊严”是破不得的，不“破”尚且如此，何况号召“大破”呢！

孔德学校有一间美术教室，小学部、中学部共用，无论大小学生一律要站在画架子前上美术课。先是铅笔画，铅笔要六个“B”的，还要带上橡皮。“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当然是要准备的。可是小学生也要学用炭条作画，炭条消耗大，向家里要钱时，已从大人的脸上窥出几分难色；待知道了擦炭笔画不能用橡皮而必须是烤过的面包时，我便不再敢回家去说了。忘记了是我个人没学着炭笔画，还是卫先生更换了教法，反正是这个阶段不长，后来就变了画水彩——不管我是否买得起炭条和面包，但卫先生这种在一两年内，多种画法都叫孩子们尝试一遍的作法，我是拥护的。孩子们的求知欲是极强的，精力是非常饱满的，那是压抑不了的。当批评孩子“好高骛远”时，至今我仍觉得要慎重些。二十几岁有大成就，我以为完全符合人的智力发展，是很正常的事。相反，四十多岁的人，还被称为年轻艺术家、年轻学者、年轻教授，倒是不大正常而且令人痛心了。

卫先生还有一种教法，我们当时也很喜欢。美术教室里，有许多石膏坨坨：圆球形、正方形……他没有叫我们画这些，开始就是静物写生，画小瓶小罐之类。过了一阵以后，又叫我们到户外去，先画校园里头，后来就去东华门外的筒子河。孩子们对跑出去画画快活无比。我们画，卫先生跟着看，他也好像很高兴。一次写生，我画的地方前边是许多树，后边是一排矮松，再往后则是满墙的爬山虎。当时只知道看见的都要画上，哪里懂虚、实、疏、密这许多深奥的道理！结果，我画的画面上是绿树、绿蔓、绿叶、绿茎，简直绿得不可开交，一塌糊涂了。谁知这时候卫先生正站在我身后看。我扭头看见他，笑了；他看着我和我的那幅绿色作品，也笑了，而且还称赞了我。到底是称赞我的什么呢？是有几处画得好？还是勇气可嘉，什么都敢画？或者根本就不是称赞，只是一种对于失败者的无可奈何的安慰——当时我可没想这么多，反正是被老师夸了，就觉得了不起，就还要画。

此后，我画画的兴趣越来越浓，差不多延续到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

对于卫天霖先生，我并不是为写这篇文章才想起他来的。时间还要早十来年。那时，首都剧场附近有一阵颇贴了一些所谓“揭露”卫先生“罪状”的印刷品。大家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都学会了一种本事，就是能够在通篇辱骂的文字里看出一个人的真价值来。我也正是从那些印刷品里才知道，原来第一个引导我接近艺术的竟是这样一位大人物，我不禁骄傲了。

前两年，美术馆举办了先生的画展，我去看了。我在先生的自画像前，伫立于许久。他并没有把自己画得如何地色彩斑斓，还是他教我们时的那样的平凡。我不知道美术界里对他是怎样评价，我只觉得他曾是一位默默的播种者，他曾在孩子们的心田里播下过美的种子。而美育，我以为，对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四

从十五岁那年起，我就上不起学了。

我的上学，是由本家供给的。那时祖母已殁，只剩下母亲和我。本家们有的给钱，贴补吃喝；有的给我们间房住；有的灵活些，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缺吃的了，到我家去，添两双筷子总还可以”；而有一家就是专门供我一年两次学费。十五岁以前，我受到的就是这么一种“集体培养”。但是，就在那年的冬天，一位本家来到母亲和我的屋里——

“干什么呐？”他问。

“温书，准备寒假考试。”我答。

“别考了。现在大伙都不富裕，你也不小了，出去找点事做吧。”

我沉默了，母亲也无言。吃人嘴短，还能说些什么呢？我于是合上了我的笔记本和书，也就从此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涯。

“找点事做”，那时很难。先得买些“履历片”回来填写。内容无非是姓名、性别、年龄、学历之类。然而字，要绝对的毛笔小楷。写得好坏，据说对于是否能被录用关系极大。我自然写得十分小心。写好后再托本家、亲戚四面八方找门路，呈送上去。请不起客，送不起礼，再加上并没有过硬的门路，回音，自然都是没有的。但是仍要等待。母子两个茫茫然地等着，等着一个谁也不愿多想的茫茫然的未来。

茫然中还是有事可做的。子承母业，去当当。比每天上学稍晚的时间，我便挟个包去当铺。当了钱出来径直奔粮店买粮。家底单薄，当得的钱，只够一天的“嚼裹儿”，计：棒子面一斤（可蒸窝头四个，一天两餐，每餐母子各一个），青菜若干，剩下的买些油盐。我毕竟是读过书的，早懂得玉米、青菜的营养价值高，所以每天吃着不腻。当得无可再当了，便去押“小押”。那是比当铺低下了许多的一种买卖，样子先就没有当铺威严。当铺都是一色青砖到顶、磨砖对缝的高大而结实的建筑，外面堂堂正正地挂着黑地金字的匾额，里边的柜台也高得令人生畏。小押店则不然，它就坐落在一个随便的破院子里，没有字号，因此外边无需挂匾，里边也不设柜台。不是赤贫者或近乎赤贫者是不会到那里头去的。所以，当铺式的讲究对它就成了多余的奢侈了。何况它们都还兼理贩卖“白面儿”的缺德的营生，那就更不便张扬了。到那里押东西倒是很“方便”的，甚至可以不拿实物，只把当铺的“当票”押给他们就可以换钱。当然，押期、利息和押得的钱，比起当铺来那就苛刻得多了。押得无可再押了，仍旧有办法，就是找“打小鼓的”把“押票”再卖掉。卖，就更“方便”了。每天胡同里清脆的小鼓声不绝如缕，叫来就可以交易的。一当二押三卖，手续虽不繁难，我和母亲的一间小屋里可就渐渐地显露出空旷来，与老郝叔的家日益接近。趴在炕上也是可以写字念书的了。

是的，在这段时间里我并没有停止读书。

“头悬梁”、“锥刺股”那样的故事，还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说过的。但我不喜欢，甚至有些不信。一定要那么苦吗？把头发拴在房梁上，用锥子扎到胯骨里头去，非那样不能成材？未免太可怕了。幸好，我所碰到的良师益友们，无论在我辍学前或者以后，都没有逼着我做那样的蠢事。因此，我至今还能感到读书的快乐。

五

想起我辍学前后的师友们，我恨我不会写“赞”，不会写“铭”，不会用极简约的文字写出我对他们的谢忱。在那样难熬的岁月里，他们的影响曾决定了我的前途和命运。我真希望为他们立传，但是不能，一个十三四岁、十五六岁的孩子，怎么能够了解老师们的那么多事情。我现在所能想起来的，只是他们的片片断断的音容。然而这些却是我毕生不能忘记的。

我要感谢我初中二年级以后的所有的语文（那时叫“国文”）老师。他们既广征博引，又深入浅出，能够使孩子爱上祖国的语言和文字。他们能凭借一篇几百个字的小文，叫你喜欢上“晚明小品”；他们能在上千年的中国文学史里，信手拈来，讲出许多吸引人的故事，迫使你不能不去借各种文学史的书去读：赵景深的、胡云翼的……记得他们也曾介绍过郑振铎的文学史，我也曾借阅，部头太大了，当时终于没能读完。虽然如此，总也多知道了一位郑振铎啊。

那些老师们中，对我更有吸引力的是孙谓宜、徐世荣两位先生。他们在讲课时，常常讲起祖国的文字、声韵方面的知识：“车”是象形字，是一个俯瞰的车子的图形，中间的是车厢，那一竖是车轴，上下的两横，原来就是两边的车轮。多有意思！声韵部分亦有趣，从古韵一直讲到注音符号（今日汉语拼音符号的前身），说是据钱大昕的考据，原来古人连zh、ch也读不出，是要读作d、t的——老师们居然能够知道古人怎样造字和他们说话的声音，孩子们自然钦佩极了。

孩子，都好像是本能的表演家。对于他们所钦佩的师友，总要由衷地模仿。模仿他们写字，模仿他们的讲话，以至模仿他们的衣着。

孙谓宜先生的衣着最朴素。他的裤子，在夏天，从长衫里可以看出，长度仅及他的小腿肚。我于是便学他，请母亲照样裁制。谁知那是用两条面口袋剪剪缝缝就可以做成的。由于用钱少又容易做，母亲自然支持我，很快地做成了。穿上它，我很得意，觉得是天下最好看的服装——全国解放以后，我碰上了那中学的别的老师，问到了孙先生的景况，他只说：“孙先生……孩子多，仍旧……不大宽裕。”到这时我才知道了孙先生朴素的原因，也就更增加了对孙先生的敬意。我想他那时大约是更窘迫。他是不顾生活的清苦，那么尽心竭力地给我们授课的。

有一位教英文的老师，我也始终不忘。他非常重视发音。这一点，在第一堂课上，就给学生们留下强烈的印象。

初中二年级第一学期，第一课英语的第一句话是“现在，我已是初二年级的学生了”。因此，头一个词是Now。大家反复朗读这句话，他不但听，还要逐个地看学生们的嘴。在一位同学的面前，他止步了。他令大家停下来，只叫那一个读。不知是什么缘故，虽经他反复示范，那个同学总是舍不得把嘴张得大些，总读成No。他着急了，顺手拿起那位同学课桌上的墨盒，当那位可怜的同学刚刚张嘴又要读出No来时，他竟能一下把小半个墨盒塞进那学生的嘴。这时候，所有的同学都不敢笑，只能瞪起眼看着事态的发展。果然很灵验，当先生把墨盒从那个学生口里取出时，那位可怜的同学居然正确地Now出来了。先生胜利了，又带着学生读起以下的课文来。学生们全都读得用心，不敢有半点含糊，谁知道自己的墨盒在什么时候会塞进自己的嘴里来呢！

学英语发音必须先学会国际音标，这在现在已经是当然的事了。当时却不然，还有其他的更加通用的标音办法在。但我们的这位老师当时就热衷提倡国际音标，引起了我们几个同学的兴趣。恰好有一个同学家里存有一套英语教学唱片，据说就是国际音标的创始人录制的。他拿出来约我们听，我们都听得入神。一个浑厚的男低音，把一些连我们也懂得的简单的字和句，竟读出了另外的韵味。这使我们惊奇了，不能不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尽管我们当时的语音知识少得可怜。

我常想：孩子们的或者少年们的兴趣，大约都是飘忽不定的。他们对什么都好奇，见什么都想学，难免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大人们的横加干涉，效果往往适得其反。我的本家们只对我的上学或不准上学加以干涉，至于我喜欢学什么或不喜欢学什么，他们是无暇顾及的。我觉得这倒成了我的便宜。初中时期，中文老师与英文老师教给我的知识的综合，竟使我喜欢上了一门同我的家境毫不相干的，既不能当吃又不能当穿的学问：音韵学。而且这种爱好竟持续了好几年，从辍学以后，一直到我的兴趣转移到演戏上去的时候。

六

或者我是个侥幸者，或者生活本来就是由许多的“偶然”所铸成。辍学以后，在过着“一当二押三卖”的日子里，我居然进入了当时的最高学府——辅仁大学中文系，颇当了一阵子一文不花的大学生。

那是由于有几位好友，我们住得邻近，他们比我年纪大些，都是那所高等学府正经花钱的大学生。他们同情我的境遇，于是就夹带着我混进了辅仁大学。事是好事，但头一天我一进校门，先就觉出浑身上下都不自在起来。已经到了临近上课的时间，校门里面的人们都急匆匆地来去走着。我无法知道他们的脸色是严肃还是快活，因为我不敢抬头，看见的只能是他们的脚。好友们领我向教室走去，我看见的仍然只是地板和一级一级的楼梯。觉得好像是走了一段很长很长的路，才算进了教室。教室里学生们大部已经就座，只有我罚站似的兀立一旁，这就更增加了我的紧张，简直想掉头归去，回到我的家，回到我或押或卖的“自由”的生活中去。这时我的热心的好友走去找他的几个同学了，只见他们嘁嘁喳喳了一阵以后，就指着一个空位子告诉我：“你今天先坐这儿吧。”我于是坐下。心想，那么我明天坐哪儿呢？果然，第二天我就更换了一个地方。此后天天如是，先是我浑身不自在地进入教室，继之以他们照例的一阵嘁嘁喳喳，而后为我指出一个安身的所在。

尽管是这样地上大学，然而听课时还是令我神往。现在记得起的是一位孙教授讲秦观，一位顾教授讲辛弃疾。从他们精到的讲解里，叫我领略出这些大词人的妙处：他们能在婉约近人的文字中抒发出忧国、爱国的深情以至豪情来。多么美啊，多么精巧呀，我们祖国的语言！每一个字，每一个音节，都像是一个可爱的小精灵，只要你调度得当，它就能把你心里的最细微的情绪，令人难以置信地、非常机敏地表达出来！

听课虽然有趣而令人神往，但内心的恐惧却不容易消除。日久天长我明白了，高等学府里的教授们是不管点名的。学生们都有固定的位子，点名的人只能在窗外，看位子空着的便画“旷课，”位子上只要坐着人，不管是谁，他便画“到”。我之所以能坐上位子，而位子又须每天更换，就是由于每天总免不了有人旷课的缘故。有人交钱而逃学，就有人不花钱而读书。平等互利，这本是可以处之坦然的。但在当时，我于听课神往之余，心里总不免于忐忑，谁知道那些花了钱的学子什么时候会突然闯进教室把我撵走呢？因此，我那时常生做贼之感，觉得自己是一个偷窃知识的人。

此后，靠朋友们的帮助，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职业。那时我只有十六岁，而我的同事们，比起我的年龄来，翻一番的寥寥可数，多数的都是翻了两番以上的老头子们。他们同我无话可讲，我也只能早来晚走报之以沉默。虽然有了职业，然而一，并不足以糊日；二，前途依旧茫然。照现在看，这种处境是可以称得上“苦闷”的了。但在当时，或者是因为这个词还未曾普及到我，或者是由于不“苦”不“闷”的日子我还没有过过，所以脑子里便没有这样的意识流出来。只是偶然在一根电线杆子上的招生广告里，我觉得又为自己找到了生活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