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宋代的都市经济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柳永《望海潮》

据《岁时广记》卷三十一引《古今词话》：这首词是柳永为阿谀杭州地方长官创作的。当时杭州知府孙何与柳永是布衣之交，柳永到杭州后求见无门，就写了这首《望海潮》，交给杭州名妓楚楚，要她在官府酒宴时演唱。孙何在酒宴上听到这首歌曲，击节赞赏。听说是柳永写的，当时就接柳永来共同饮酒作乐。

柳永在杭州生活过一段时间，对杭州的山水名胜、风土人情不仅有亲身的体会，而且对杭州怀有极其深厚的热爱之情。他以激动的诗笔，把杭州描绘得雄伟壮观、清幽秀美而又富丽非凡。在短短的117字中，杭州的形势，钱塘江的涌潮，西湖的荷花，市区的繁荣，上层人士的享乐，下层百姓的生活都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柳永善于抓住具有特征性的事物，用饱蘸激情而又带有夸张的笔调，寥寥数语便笔下生风。上片主要勾画钱塘的“形胜”与“繁华”，大笔浓墨，高屋建瓴，气象万千。写法上由概括到具体，逐次展开，步步深化。开篇三句点出“形胜”“都会”与“繁华”，下面便紧紧围绕这六个字各安排三句，做形象地铺写，境界立即展开；“烟柳画桥”三句写的是“都会”美丽的风景和人烟的茂密，这里垂柳、画桥、风帘、翠幕相互掩映，“十万人家”错落其间。“云树绕堤沙”三句侧重刻画“形胜”，写出钱塘江潮的险峻气势。这里钱塘江“天堑”气势雄伟，波涛卷雪，一望无际，堤岸上云树缭绕，更为大好江山增添了不少妩媚的情调。“市列珠玑”三句突出了杭州城的富庶繁华，这里集市上多“珠玑”之类贵重商品的罗列，家家户户多有“绮罗”之类的奢侈享受，彼此之间在比阔摆富。这样一幅画面，词人也是极尽夸张之笔。但是，由于观察的细腻、描写的真切、语辞的活泼、情感的投入，人们丝毫没有感受到此行有浮夸的地方。

下片侧重于描绘西湖的美景与游人的欢乐。西湖是杭州城美丽的集粹，是杭州城的象征与代表。苏轼在杭州写的西湖的名篇《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柳永腾出下片所有的笔墨，集中写西湖，就突出了杭州城的特色，杭州城的神采风韵，玲珑毕现。写法上着眼于“好景”二字，尤其突出“好景”中的人物。“重湖”三句描绘西湖美景，“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是天生的好语言。西湖分内湖和外湖，风景不同，故称“重湖”。西湖周边，有连绵重叠、造型各异的翠绿山峰，妩媚中带有一分峻峭。南宋康与之有《长相思·游西湖》写两岸的翠峰叠嶂说：“南高峰，北高峰，一片湖光烟霭中。”南宋袁正真也有《长相思》说：“南高峰，北高峰，南北高峰云淡浓。湖山画图中。”这些都可以与柳永的词句进行对照阅读。何况，这里还有“三秋桂子”飘香，“十里荷花”盛放，人间天堂，绝非溢美。“羌管弄晴”三句写湖面上游玩欢乐的情景。“钓叟”，代指隐士，泛指墨客骚人；“莲娃”，指陪同游湖的歌儿舞女。晴日里，湖面上随处“羌管”悠悠；入夜后，西湖边依然“菱歌”悠扬，熙熙攘攘；往来不绝的是“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写的是州郡长官。高牙，高大的牙旗，代指州郡长官。杭州城这样的繁华盛丽，百姓的安居乐业，都是地方长官治理的政绩。州郡长官不仅有“吟赏烟霞”的儒雅，还有“乘醉听箫鼓”般与民同乐的闲暇。结尾两句归结到本意。柳永谀美杭州城长官，将来回到朝廷，也有足够的政绩可以夸耀了。换言之，仕途通达也在意料之中。

江南风光，自南朝以来逐渐被人们发掘、认识。杭州，在唐朝的时候便以风景秀丽而闻名。白居易《忆江南》说：“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到了北宋，杭州更成为江南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柳永这首词形象地描绘出杭州天堂般的盛景，艺术感染力是很强的。相传金主完颜亮听完“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以后，便对杭州垂涎三尺，因而更加坚定了他侵吞南宋的想法。宋谢驿诗说：“莫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岂知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这虽是传说，却并不一定可信，然而杭州优美迷人确是真的。特别是经过柳永的艺术加工，杭州被写得更加令人心驰神往。这首《望海潮》，在艺术上几乎超过了前人所有歌颂杭州的诗词。

特别值得提出且肯定的是：柳永这首称颂杭州的词，超越了前人诗词仅仅写杭州自然风光的基本格局，涉及到都市经济的繁华、都市居民的富庶等新的内容，为读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生活画面。这样的诗意描写，虽然有文学夸张之处，但大体上与宋代都市经济的发展相吻合。

历代京城都是都市经济发展最典型的代表城市。以下就把北宋都城汴京作为个案剖析，旁涉其他都市，以观宋代都市经济发展的概貌。汴京在宋太宗时期人口就近百万，到北宋中叶以后，人口增至一百五十万左右（详见《宋代东京研究》319至324页）。南宋都城临安，宋孝宗乾道年间人口超过五十五万，宋度宗咸淳年间人口已经增加到一百二十四余万（见《瓦舍文化与宋元戏剧》第22页）。能维持这么多居住者的起居饮食、日常消费，充分显示了以上城市的承载能力和繁荣程度。

首先，来看汴京的交通状况。

交通运输是都市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四通八达的交通，能够充分保障都市经济健康良好的发展。汴京交通分水、陆两路。陆路主要干道沟通东西南北，一直到达边陲地区。如，陆路向西可以经过洛阳沟通关中，一直到达秦川（甘肃天水）和四川；向北经过滑（河南滑县）、大名（河北大名）沟通河北诸州，一直到达辽国的南京（北京市）；向东既可以经过济（山东巨野）、兖（山东兖州）、齐（山东济南）沟通山东半岛诸地，也可以经过南京（河南商丘）、徐州，抵达海州（江苏连云港）；向南可以经过陈州沟通淮河中游诸地；还可以向西南经过许（河南许昌）、邓（河南邓县）沟通襄州，然后西入汉中、南下江陵（湖北江陵）诸地。

汴京交通更大程度上依赖水路。关于汴京的河流交通，有“东都三带”之说。北宋初年，吴越王钱俶向宋太祖进贡珍贵的“宝犀带”，太祖说：“我有三条带，与这条带不同。”钱俶要求观赏，太祖回答说：“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范镇《东斋记事·补遗》）从太祖的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水路交通对于汴京的重要意义。

宋代汴河，就是隋炀帝开凿的通济渠。在唐末五代战乱时，年久失修，时时断航。宋代汴京物质供应，很大程度上依赖汴河，如江浙每年数百万石的粮食和丰富的物产都是通过这条水路漕运到京城的。所以，朝廷每年花费大量的财力、劳力疏通和维修汴河。每年开春，朝廷要征调大批民工开挖汴口，即引黄河入汴河的河口。同时，清除引黄入汴带来的大量泥沙。清除淤积泥沙的工程，有时从冬季就开始了。征调民工人数有时多达三十万。泥沙淤积，还会使汴河河床的淤滩增多，造成航道阻塞，朝廷为此采取“狭河”措施。大约是将成捆的树枝用木桩钉固定在河岸，使河道变得狭窄，水流加快。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完成了引伊河、洛河清水入汴河的工程，极大地提高了汴河的运输能力。从此，“江淮扁舟，四时上下，昼夜不绝。”（《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七）朝廷还在汴河上游沿岸设置水柜，储藏清水，以供汴河水源困乏时使用；在汴河上设置闸门、斗门，分流河水，解决洪水泛滥问题。关于汴河交通对于京城的重要意义，北宋初年张洎有如下评价：“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

五丈河即白沟河的下流，因阔五丈而得名。北宋初年，境内尚未统一，汴京的粮食供应主要依仗京东诸州的租赋，通过五丈河漕运到汴京的粮食每年多达百余万石。宋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二月，朝廷第一次大规模整治五丈河，征调民夫三万人。朝廷同时凿渠引水，增加五丈河流量。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三月，五丈河改名为广济河。自此之后屡有维修，到北宋后期，漕运一直很畅通。

惠民河，又名蔡河，其中一段曾名闵河，是沟通汴京与蔡州（河南汝南县）的一条运河。宋代对其进行了多次的疏浚河道、开挖新河、调节水流的工程建设和维修。如，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征调民夫三万，开挖新河九十里，延长了惠民河，增强了交通便利。宋真宗时，又沿惠民河修建了诸多斗门、堰闸、堤岸、水渠等等，充分发挥了惠民河的多种作用。

北宋初年，对于上述三条河流大致承担的漕运数量，北宋中叶张方平曾有过追述：“国家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运，自后定立上供年额。汴河斛斗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乐全集》卷二十七《论汴河利害事》）以此为参照数字，可见三条河流在汴京水路交通网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此外，汴京可依赖的水路交通还有金水河、黄河、白沟等等，与上述三条河流共同组成便利的交通网络。

其次，来看手工业制造状况。

在当时生产水平的限制下，比较发达的是手工制造业。百姓的饮食起居、日常用品、文化生活消费，以及朝廷诸多用具，都需要手工制造。如金属制造、水磨加工、曲酒酿造、陶瓷制造、制药、造船、织染、裁剪、刺绣、印刷、军工等等。可以说，手工制造业在当时的都市经济中占据的比例最大。

宋代手工制造业从性质上可以分成官营、私营两大类。朝廷和官府的绝大多数用具，以及军队的军事器械，都由官营的手工作坊生产。朝廷设立的与手工制造业相关的部门有以下这些：工部、少府监（包括文思院、绫锦院、染院、裁造院、文绣院）、将作监（包括修内司、东西八作司、竹木务、事材场、丹粉所、作坊物料库、退材场、窑务、帘泊场）、军器监（包括东西作坊、作坊物料库、皮角场、弓弩院）、后苑制造所、后苑烧朱所等。从这些部门和下属单位的名称来看，制造的产品涉及面极其广泛，有生活用具、服装、舟车、钱币、金银首饰、珠宝加工、兵器等。这些产品，有的是一个部门单独生产，有的则是多个部门分工协作生产。例如，少府监下属的五个部门就是合作生产的。这些官营作坊规模庞大，私营作坊远远不能与之相比。如东西作坊，下面又分木、杖鼓、藤席、锁子、竹、漆、马甲、大弩、雕木、蜡烛、地衣、铁甲、铜、磨剑、银、打线、角、枪、针、画、灯球等52个作坊。文思院则有42作，后苑制造所有81作，种类繁多，分工相当细致。作坊里的工匠，各自擅长一门技术，相互补充，却不能彼此取代。

官方的日常用途涉及所有方面，所以，官营的手工作坊也涉及生产的各个领域。此外，宋代官方对多种商品采取专卖制度，即禁榷制度。因此，官营手工作坊的数量更加庞大。例如，宋代实行曲酒专卖制度，称“榷酤”。具体地说：民间可以酿酒，但是酒曲必须由官办的作坊“都曲院”专门制作，百姓从官府手中购买酒曲酿酒。全国大小城市都设有与京城类似的都曲院。京城都曲院在敦义坊，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八月制定该院生产规模：每年磨麦4万石，用驴600头，用步磨30盘，服役士兵428人，得面3227392斤，得酒曲916635斤。这里服役的士兵，实际上就是作坊工人。作坊还可以雇用一定数量的有技术的百姓，分担作坊的技术工作，如3人做领班，23人做拌和、炒焦等具体工作，6人充“踏匠”。（以上数字均见《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六之三四）举出这一组数字，就可以看出当时官府设置手工作坊的规模。

造酒则分官造和私酿两类。内廷下属内酒坊，内酒坊所酿造的酒为宋代最好的名酒之一。内廷酿酒所用的粮食，北宋初年为800石，宋真宗时已经达到3000石，宋仁宗时增加到8万石。当时京城每年酿酒所消费的粮食总数是30万石，内酒坊使用粮食的数量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还要多。汴京民间酒店，到北宋末年规模较大的有72家。这些酒店既酿酒又卖酒，所产名酒甚多，如丰乐楼的“眉寿”、高阳店的“流霞”、会仙楼的“玉胥”、中山园子店的“千日春”等等，宋人张能臣有详细记载。加上达官贵族家酿美酒，张能臣所记录的京城美酒多达53种。各地名酒，更是数不胜数。以江南都市为例，有杭州的“竹叶青”、江宁府（南京市）的“百桃”、苏州的“木兰堂”、明州（宁波市）的“金波”、越州（绍兴市）的“蓬莱”等等（详见朱弁《曲洧旧闻》卷七“张次贤记天下酒名”条）。

再以印刷业为例。宋代官、私印刷业都极其发达，儒家经典、百家学说、诸家别集、类书、医书、算书，及其他杂书，都被大量印刷发行。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记载：宋代印刷业有四大中心，杭州所印刷的书籍，质量最高；汴京印刷的书籍，印刷技术过硬，但纸张质量不如杭州；四川和福建印刷的书籍，以质地柔软的木料为刻板，生产成本低，销售量大，尤其是福建印刷的书籍，遍及全国。京城国子监、崇文院、秘书监、司天监等政府部门，都有下属刻书机构，出版各类教科书与文献典籍。除京师使用之外，还分别赐给全国各地的学校或政府部门。宋初国子监书库存书只有四千余册，到宋真宗年间就增加到十余万册。朝廷主持的大型图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也陆续印刷出版。汴京私营刻书作坊称“书铺”，一边刻板印刷，一边销售书籍。当时朝臣奏议、科举考试范文、名家文集或选集，都是广受欢迎的书籍，非常畅销。相国寺东街的荣六郎经史书籍铺，就是以刻印、销售经史类书籍而闻名。南宋杭州书商陈起的书铺位于临安府棚北街的睦亲坊，陆续刻印唐宋各家诗集出版。尤其是陈起收集当时诗人的作品刻印出版，统称《江湖集》，非常著名，时人有“南渡好诗都刻尽”的评语，形成南宋后期创作声势最为浩大的“江湖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