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成长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

人生好比乘车：

有的早上早下，有的迟上迟下，

有的早上迟下，有的迟上早下。

上了车纷争座位，下了车各自回家。

在车厢中留心保管你的车票，下车时把车票原物还他。

我二十一岁那年

/史铁生

友谊医院神经内科病房有十二间病室，除去1号2号，其余十间我都住过。当然，决不为此骄傲。即便多么骄傲的人，据我所见，一躺上病床也都谦恭。1号和2号是病危室，是一步登天的地方，上帝认为我住那儿为时尚早。

十九年前，父亲搀扶着我第一次走进那病房。那时我还能走，走得艰难，走得让人伤心就是了。当时我有过一个决心：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

正是晌午，病房里除了病人的微鼾，便是护士们轻极了的脚步，满目洁白，阳光中飘浮着药水的味道，如同信徒走进了庙宇，我感觉到了希望。一位女大夫把我引进10号病室。她贴近我的耳朵轻轻柔柔地问：“午饭吃了没？”我说：“您说我的病还能好吗？”她笑了笑。记不得她怎样回答了，单记得她说了一句什么之后，父亲的愁眉也略略地舒展。女大夫步履轻盈地走后，我永远留住了一个偏见：女人是最应该当大夫的，白大褂是她们最优雅的服装。

那天恰是我二十一岁生日的第二天。我对医学对命运都还未及了解，不知道病出在脊髓上将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我舒心地躺下来睡了个好觉。心想：十天，一个月，好吧就算是三个月，然后我就又能是原来的样子了。和我一起插队的同学来看我时，也都这样想，他们给我带来很多书。

10号有六个床位。我是6床。5床是个农民，他天天都盼着出院。“光房钱一天一块一毛五，你算算得啦，”5床说，“死病值得了这么些？”3床就说：“得了嘿，你有完没完！死死死，数你悲观。”4床是个老头，说：“别介别介，咱毛主席有话啦——既来之，则安之。”农民便带笑地把目光转向我，却是对他们说：“敢情你们都有公费医疗。”他知道我还在与贫下中农相结合。1 床不说话，1床一旦说话即可出院。2床像是个有些来头的人，举手投足之间便赢得大伙的敬畏。2床幸福地把一切名词都忘了，包括忘了自己的姓名。2床讲话时，所有名词都以“这个”“那个”代替，因而讲到一些轰轰烈烈的事迹却听不出是谁人所为。4床说：“这多好，不得罪人。”

我不搭茬儿。刚有的一点舒心顷刻全光。一天一块多房钱都要从父母的工资里出，一天好几块的药钱、饭钱都要从父母的工资里出，何况为了给我治病家中早已是负债累累了。我马上就想那农民之所想了：什么时候才能出院呢？我赶紧松开拳头让自己放明白点：这是在医院不是在家里，这儿没人会容忍我发脾气，而且砸坏了什么还不是得用父母的工资去赔？所幸身边有书，想来想去只好一头埋进书里去，好吧好吧，就算是三个月！我平白地相信这样一个期限。

可是三个月后我不仅没能出院，病反而更厉害了。

那时我和2床一起住到了7号。2床果然不同寻常，是位局长，十一级干部，但还是多了一级，非十级以上者无缘去住高干病房的单间。7号是这普通病房中唯一仅设两张病床的房间，最接近单间，故一向由最接近十级的人去住。据说刚有个十三级从这儿出去。2床搬来名正言顺。我呢？护士长说是“这孩子爱读书”，让我帮助2床把名词重新记起来。“你看他连自己是谁都闹不清了。”护士长说。但2床却因此越来越让人喜欢。因为“局长”也是名词，也在被忘之列，我们之间的关系日益平等、融洽。有一天他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插队的。”2床说他的“那个”也是，两个“那个”都是，他在高出他半个头的地方比划一下：“就是那两个，我自己养的。”“您是说您的两个儿子？”他说对，儿子。他说好哇，革命嘛就不能怕苦，就是要去结合。他说：“我们当初也是从那儿出来的嘛。”我说：“农村？”“对对对。什么？”“农村。”“对对对农村。别忘本呀！”我说是。我说：“您的家乡是哪儿？”他于是抱着头想好久。这一回我也没办法提醒他。最后他骂一句，不想了，说：“我也放过那玩艺。”他在头顶上伸直两个手指。“是牛吗？”他摇摇头，手往低处一压。“羊？”“对了，羊。我放过羊。”他躺下，双手垫在脑后，甜甜蜜蜜地望着天花板老半天不言语。大夫说他这病叫作“角回综合征，命名性失语”，并不影响其他记忆，尤其是遥远的往事更都记得清楚。我想局长到底是局长，比我会得病。他忽然又坐起来：“我的那个，喂，小什么来？”“小儿子？”“对！”他怒气冲冲地跳到地上，说：“那个小玩艺，娘个X！”说：“他要去结合，我说好嘛我支持。”说：“他来信要钱，说要办个这个。”他指了指周围，我想“那个小玩艺”可能是要办个医疗站。他说：“好嘛，要多少？我给。可那个小玩艺！”他背着手气哼哼地来回走，然后停住，两手一摊，“可他又要在那儿结婚！”“在农村？”“对。农村。”“跟农民？”“跟农民。”无论是根据我当时的思想觉悟，还是根据报纸电台当时的宣传倡导，这都是值得肃然起敬的。“扎根派。”我钦佩地说。“娘了个X派！”他说：“可你还要不要回来嘛？”这下我有点发蒙。见我愣着，他又一跺脚，补充道：“可你还要不要革命？！”这下我懂了，先不管革命是什么，2床的坦诚都令人欣慰。

不必去操心那些玄妙的逻辑了。整个冬天就快过去，我反倒拄着拐杖都走不到院子里去了，双腿日甚一日地麻木，肌肉无可遏止地萎缩，这才是需要发愁的。

我能住到7号来，事实上是因为大夫护士们都同情我。因为我还这么年轻，因为我是自费医疗，因为大夫护士都已经明白我这病的前景极为不妙，还因为我爱读书——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大夫护士们尤为喜爱一个爱读书的孩子。他们还把我当孩子。他们的孩子有不少也在插队。护士长好几次在我母亲面前夸我，最后总是说：“唉，这孩子……”这一声叹，暴露了当代医学的爱莫能助。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帮助我，只能让我住得好一点，安静些，读读书吧——他们可能是想，说不定书中能有“这孩子”一条路。

可我已经没了读书的兴致。整日躺在床上，听各种脚步从门外走过；希望他们停下来，推门进来，又希望他们千万别停，走过去走你们的路去别来烦我。心里荒荒凉凉地祈祷：上帝如果你不收我回去，就把能走路的腿也给我留下！我确曾在没人的时候双手合十，出声地向神灵许过愿。多年以后才听一位无名的哲人说过：危卧病榻，难有无神论者。如今来想，有神无神并不值得争论，但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自然会忽略着科学，向虚暝之中寄托一份虔敬的祈盼。正如迄今人类最美好的向往也都没有实际的验证，但那向往并不因此消灭。

主管大夫每天来查房，每天都在我的床前停留得最久：“好吧，别急。”按规矩主任每星期查一次房，可是几位主任时常都来看看我：“感觉怎么样？嗯，一定别着急。”有那么些天全科的大夫都来看我，八小时以内或以外，单独来或结队来，检查一番各抒主张，然后都对我说：“别着急，好吗？千万别急。”从他们谨慎的言谈中我渐渐明白了一件事：我这病要是因为一个肿瘤的捣鬼，把它打出来切下去随便扔到一个垃圾桶里，我就还能直立行走，否则我多半就是把祖先数百万年进化而来的这一优势给弄丢了。窗外的小花园里已是桃红柳绿，二十二个春天没有哪一个像这样让人心抖。我已经不敢去羡慕那些在花丛树行间漫步的健康人和在小路上打羽毛球的年轻人。我记得我久久地看过一个身着病服的老人，在草地上踱着方步晒太阳；只要这样我想只要这样！只要能这样就行了就够了！我回忆脚踩在软软的草地上是什么感觉？想走到哪儿就走到哪儿是什么感觉？踢一颗路边的石子，踢着它走是什么感觉？没这样回忆过的人不会相信，那竟是回忆不出来的！老人走后我仍呆望着那块草地，阳光在那儿慢慢地淡薄，脱离，凝作一缕孤哀凄寂的红光一步步爬上墙，爬上楼顶……我写下一句歪诗：轻拨小窗看春色，漏入人间一斜阳。日后我摇着轮椅特意去看过那块草地，并从那儿张望7号窗口，猜想那玻璃后面现在住的谁？上帝打算为他挑选什么前程？当然，上帝用不着征求他的意见。

我乞求上帝不过是在和我开着一个临时的玩笑——在我的脊椎里装进了一个良性的瘤子。对对，它可以长在椎管内，但必须要长在软膜外，那样才能把它剥离而不损坏那条珍贵的脊髓。“对不对，大夫？”“谁告诉你的？”“对不对吧？”大夫说：“不过，看来不太像肿瘤。”我用目光在所有的地方写下“上帝保佑”，我想，或许把这四个字写到千遍万遍就会赢得上帝的怜悯，让它是个瘤子，一个善意的瘤子。要么干脆是个恶毒的瘤子，能要命的那一种，那也行。总归得是瘤子，上帝！

朋友送了我一包莲子，无聊时我捡几颗泡在瓶子里，想，赌不赌一个愿？——要是它们能发芽，我的病就不过是个瘤子。但我战战兢兢地一直没敢赌。谁料几天后莲子竟都发芽。我想好吧我赌！我想其实我压根儿是倾向于赌的。我想倾向于赌事实上就等于是赌了。我想现在我还敢赌——它们一定能长出叶子！（这是明摆着的。）我每天给它们换水，早晨把它们移到窗台西边，下午再把它们挪到东边，让它们总在阳光里；为此我抓住床栏走，扶住窗台走，几米路我走得大汗淋漓。这事我不说，没人知道。不久，它们长出一片片圆圆的叶子来。“圆”，又是好兆。我更加周到地侍候它们，坐回到床上气喘吁吁地望着它们，夜里醒来在月光中也看看它们：好了，我要转运了。并且忽然注意到“莲”与“怜”谐音，毕恭毕敬地想：上帝终于要对我发发慈悲了吧？这些事我不说没人知道。叶子长出了瓶口，闲人要去摸，我不让，他们硬是摸了呢，我便在心里加倍地祈祷几回。这些事我不说，现在也没人知道。然而科学胜利了，它三番五次地说那儿没有瘤子，没有没有。果然，上帝直接在那条娇嫩的脊髓上做了手脚！定案之日，我像个冤判的屈鬼那样疯狂地作乱，挣扎着站起来，心想干吗不能跑一回给那个没良心的上帝瞧瞧？后果很简单，如果你没摔死你必会明白：确实，你干不过上帝。

我终日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心里先是完全的空白，随后由着一个死字去填满。王主任来了。（那个老太太，我永远忘不了她。还有张护士长。八年以后和十七年以后，我两次真的病到了死神门口，全靠这两位老太太又把我抢下来。）我面向墙躺着，王主任坐在我身后许久不说什么，然后说了，话并不多，大意是：还是看看书吧，你不是爱看书吗？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将来你工作了，忙得一点时间都没有，你会后悔这段时光就让它这么白白地过去了。这些话当然并不能打消我的死念，但这些话我将受用终生，在以后的若干年里我频繁地对死神抱有过热情，但在未死之前我一直记得王主任这些话，因而还是去做些事。使我没有去死的原因很多（我在另外的文章里写过），“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亦为其一，慢慢地去做些事于是慢慢地有了活的兴致和价值感。有一年我去医院看她，把我写的书送给她，她已是满头白发了，退休了，但照常在医院里从早忙到晚。我看着她想，这老太太当年必是心里有数，知道我还不至去死，所以她单给我指一条活着的路。可是我不知道当年我搬离7号后，是谁最先在那儿发现过一团电线？并对此作过什么推想？那是个秘密，现在也不必说。假定我那时真的去死了呢？我想找一天去问问王主任。我想，她可能会说“真要去死那谁也管不了”，可能会说“要是你找不到活着的价值，迟早还是想死”，可能会说“想一想死倒也不是坏事，想明白了倒活得更自由”，可能会说“不，我看得出来，你那时离死神还远着呢，因为你有那么多好朋友”。

友谊医院——这名字叫得好。“同仁”“协和”“博爱”“济慈”，这样的名字也不错，但或稍嫌冷静，或略显张扬，都不如“友谊”听着那么平易、亲近。也许是我的偏见。二十一岁末尾，双腿彻底背叛了我，我没死，全靠着友谊。还在乡下插队的同学不断写信来，软硬兼施劝骂并举，以期激起我活下去的勇气；已转回北京的同学每逢探视日必来看我，甚至非探视日他们也能进来。“怎么进来的你们？”“咳，闭上一只眼睛想一会儿就进来了。”这群插过队的，当年可以凭一张站台票走南闯北，甭担心还有他们走不通的路。那时我搬到了加号。加号原本不是病房，里面有个小楼梯间，楼梯间弃置不用了，余下的地方仅够放一张床，虽然窄小得像一节烟囱，但毕竟是单间，光景固不可比十级，却又非十一级可比。这又是大夫护士们的一番苦心，见我的朋友太多，都是少男少女难免说笑得不管不顾，既不能影响了别人又不可剥夺了我的快乐，于是给了我十点五级的待遇。加号的窗口朝向大街，我的床紧挨着窗，在那儿我度过了二十一岁中最惬意的时光。每天上午我就坐在窗前清清静静地读书，很多名著我都是在那时读到的，也开始像模像样地学着外语。一过中午，我便直着眼睛朝大街上眺望，尤其注目骑车的年轻人和6路汽车的车站，盼着朋友们来。有那么一阵子我暂时忽略了死神。朋友们来了，带书来，带外面的消息来，带安慰和欢乐来，带新朋友来，新朋友又带新的朋友来，然后都成了老朋友。以后的多少年里，友谊一直就这样在我身边扩展，在我心里深厚。把加号的门关紧，我们自由地嬉笑怒骂，毫无顾忌地议论世界上所有的事，高兴了还可以轻声地唱点什么——陕北民歌，或插队知青自己的歌。晚上朋友们走了，在小台灯幽寂而又喧嚣的光线里，我开始想写点什么，那便是我创作欲望最初的萌生。我一时忘记了死，还因为什么？还因为爱情的影子在隐约地晃动。那影子将长久地在我心里晃动，给未来的日子带来幸福也带来痛苦，尤其带来激情，把一个绝望的生命引领出死谷。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都会成为永远的珍藏和神圣的纪念。

二十一岁、二十九岁、三十八岁，我三进三出友谊医院，我没死，全靠了友谊。后两次不是我想去勾结死神，而是死神对我有了兴趣。我高烧到四十多度，朋友们把我抬到友谊医院，内科说没有护理截瘫病人的经验，柏大夫就去找来王主任，找来张护士长，于是我又住进神内病房。尤其是二十九岁那次，高烧不退，整天昏睡、呕吐，差不多三个月不敢闻饭味，光用血管去喝葡萄糖，血压也不安定，先是低压升到120接着高压又降到60，大夫们一度担心我活不过那年冬天了——肾，好像是接近完蛋的模样，治疗手段又像是接近于无了。我的同学找柏大夫商量，他们又一起去找唐大夫：要不要把这事告诉我父亲？他们决定：不。告诉他，他还不是白着急？然后他们分了工：死的事由我那同学和柏大夫管，等我死了由他们去向我父亲解释；活着的我由唐大夫多多关照。唐大夫说：“好，我以教学的理由留他在这儿，他活一天就还要想一天办法。”真是人不当死鬼神奈何其不得，冬天一过我又活了，看样子极可能活到下一个世纪去。唐大夫就是当年把我接进10号的那个女大夫，就是那个步履轻盈温文尔雅的女大夫，但八年过去她已是两鬓如霜了。又过了九年，我第三次住院时唐大夫已经不在。听说我又来了，科里的老大夫、老护士们都来看我，问候我，夸我的小说写得还不错，跟我叙叙家常，惟唐大夫不能来了。我知道她不能来了，她不在了。我曾摇着轮椅去给她送过一个小花圈，大家都说：她是累死的，她肯定是累死的！我永远记得她把我迎进病房的那个中午，她贴近我的耳边轻轻柔柔地问：“午饭吃了没？”倏忽之间，怎么，她已经不在了？她不过才五十岁出头。这事真让人哑口无言，总觉得不大说得通，肯定是谁把逻辑摆弄错了。

但愿柏大夫这一代的命运会好些。实际只是当着众多病人时我才叫她柏大夫。平时我叫她“小柏”，她叫我“小史”。她开玩笑时自称是我的“私人保健医生”，不过这不像玩笑这很近实情。近两年我叫她“老柏”她叫我“老史”了。十九年前的深秋，病房里新来了个卫生员，梳着短辫儿，戴一条长围巾穿一双黑灯芯绒鞋，虽是一口地道的北京城里话，却满身满脸的乡土气尚未退尽。“你也是插队的？”我问她。“你也是？”听得出来，她早已知道了。“你哪届？”“老初二，你呢？”“我六八，老初一。你哪儿？”“陕北。你哪儿？”“我内蒙古。”这就行了，全明白了，这样的招呼是我们这代人的专利，这样的问答立刻把我们拉近。我料定，几十年后这样的对话仍会在一些白发苍苍的人中间流行，仍是他们之间最亲切的问候和最有效的沟通方式；后世的语言学者会煞费苦心地对此作一番考证，正儿八经地写一篇论文去得一个学位。而我们这代人是怎样得一个学位的呢？十四五岁停学，十七八岁下乡，若干年后回城，得一个最被轻视的工作，但在农村待过了还有什么工作不能干的呢，同时学心不死业余苦读，好不容易上了个大学，毕业之后又被轻视——因为真不巧你是个“工农兵学员”，你又得设法摘掉这个帽子，考试考试考试这代人可真没少考试，然后用你加倍的努力让老的少的都服气，用你的实际水平和能力让人们相信你配得上那个学位——这就是我们这代人得一个学位的典型途径。这还不是最坎坷的途径。“小柏”变成“老柏”，那个卫生员成为柏大夫，大致就是这么个途径，我知道，因为我们已是多年的朋友。她的丈夫大体上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都是朋友了；连她的儿子也叫我“老史”。闲下来细细去品，这个“老史”最令人羡慕的地方，便是一向活在友谊中。真说不定，这与我二十一岁那年恰恰住进了“友谊”医院有关。

因此偶尔有人说我是活在世外桃源，语气中不免流露了一点讥讽，仿佛这全是出于我的自娱甚至自欺。我颇不以为然。我既非活在世外桃源，也从不相信有什么世外桃源。但我相信世间桃源，世间确有此源，如果没有恐怕谁也就不想再活。倘此源有时弱小下去，依我看，至少讥讽并不能使其强大。千万年来它作为现实，更作为信念，这才不断。它源于心中再流入心中，它施于心又由于心，这才不断。欲其强大，舍心之虔诚又向何求呢？

也有人说我是不是一直活在童话里？语气中既有赞许又有告诫。赞许并且告诫，这很让我信服。赞许既在，告诫并不意指人们之间应该加固一条防线，而只是提醒我：童话的缺憾不在于它太美，而在于它必要走进一个更为纷繁而且严酷的世界，那时只怕它太娇嫩。

事实上在二十一岁那年，上帝已经这样提醒我了，他早已把他的超级童话和永恒的谜语向我略露端倪。

住在4号时，我见过一个男孩。他那年七岁，家住偏僻的山村，有一天传说公路要修到他家门前了，孩子们都翘首以待好梦联翩。公路终于修到，汽车终于开来，乍见汽车，孩子们惊讶兼着胆怯，远远地看。日子一长孩子便有奇想，发现扒住卡车的尾巴可以威风凛凛地兜风，他们背着父母玩得好快活。可是有一次，只一次，这七岁的男孩失手从车上摔了下来。他住进医院时已经不能跑，四肢肌肉都在萎缩。病房里很寂寞，孩子一瘸一瘸地到处窜；淘得过分了，病友们就说他：“你说说你是怎么伤的？”孩子立刻低了头，老老实实地一动不动。“说呀？”“说，因为什么？”孩子嗫嚅着。“喂，怎么不说呀？给忘啦？”“因为扒汽车，”孩子低声说，“因为淘气。”孩子补充道。他在诚心诚意地承认错误。大家都沉默，除了他自己谁都知道：这孩子伤在脊髓上，那样的伤是不可逆的。孩子仍不敢动，规规矩矩地站着用一双正在萎缩的小手擦眼泪。终于会有人先开口，语调变得哀柔：“下次还淘不淘了？”孩子很熟悉这样的宽容或原谅，马上使劲摇头：“不，不，不了！”同时松了一口气。但这一回不同以往，怎么没有人接着向他允诺“好啦，只要改了就还是好孩子”呢？他睁大眼睛去看每一个大人，那意思是：还不行吗？再不淘气了还不行吗？他不知道，他还不懂，命运中有一种错误是只能犯一次的，并没有改正的机会，命运中有一种并非是错误的错误（比如淘气，是什么错误呢），但这却是不被原谅的。那孩子小名叫“五蛋”，我记得他，那时他才七岁，他不知道，他还不懂。未来，他势必有一天会知道，可他势必有一天就会懂吗？但无论如何，那一天就是一个童话的结尾。在所有童话的结尾处，让我们这样理解吧：上帝为了锤炼生命，将布设下一个残酷的谜语。

住在6号时，我见过有一对恋人。那时他们正是我现在的年纪，四十岁。他们是大学同学。男的二十四岁时本来就要出国留学，日期已定，行装都备好了，可命运无常，不知因为什么屁大的一点事不得不拖延一个月，偏就在这一个月里因为一次医疗事故他瘫痪了。女的对他一往情深，等着他，先是等着他病好，没等到；然后还等着他，等着他同意跟她结婚，还是没等到。外界的和内心的阻力重重，一年一年，男的既盼着她来又说服着她走。但一年一年，病也难逃爱也难逃，女的就这么一直等着。有一次她狠了狠心，调离北京到外地去工作了，但是斩断感情却不这么简单，而且再想调回北京也不这么简单，女的只要有三天假期也迢迢千里地往北京跑。男的那时病更重了，全身都不能动了，和我同住一个病室。女的走后，男的对我说过：你要是爱她，你就不能害她，除非你不爱她，可那你又为什么要结婚呢？男的睡着了，女的对我说过：我知道他这是爱我，可他不明白其实这是害我，我真想一走了事，我试过，不行，我知道我没法不爱他。女的走了男的又对我说过：不不，她还年轻，她还有机会，她得结婚，她这人不能没有爱。男的睡了女的又对我说过：可什么是机会呢？机会不在外边而在心里，结婚的机会有可能在外边，可爱情的机会只能在心里。女的不在时，我把她的话告诉男的，男的默然垂泪。我问他：“你干吗不能跟她结婚呢？”他说：“这你还不懂。”他说：“这很难说得清，因为你活在整个这个世界上。”他说：“所以，有时候这不是光由两个人就能决定的。”我那时确实还不懂。我找到机会又问女的：“为什么不是两个人就能决定的？”她说：“不，我不这么认为。”她说：“不过确实，有时候这确实很难。”她沉吟良久，说：“真的，跟你说你现在也不懂。”十九年过去了，那对恋人现在该已经都是老人。我不知道现在他们各自在哪儿，我只听说他们后来还是分手了。十九年中，我自己也有过爱情的经历了，现在要是有个二十一岁的人问我爱情都是什么？大概我也只能回答：真的，这可能从来就不是能说得清的。无论她是什么，她都很少属于语言，而是全部属于心的。还是那位台湾作家三毛说得对：爱如禅，不能说不能说，一说就错。那也是在一个童话的结尾处，上帝为我们能够永远地追寻着活下去，而设置的一个残酷却诱人的谜语。

二十一岁过去，我被朋友们抬着出了医院，这是我走进医院时怎么也没料到的。我没有死，也再不能走，对未来怀着希望也怀着恐惧。在以后的年月里，还将有很多我料想不到的事发生，我仍旧有时候默念着“上帝保佑”而陷入茫然。但是有一天我认识了神，他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名字——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

父子应是忘年交

/冯骥才

儿子考上大学时，闲话中提到费用。他忽然说：“从上初中开始，我一直用自己的钱缴学费。”我和妻子都吃了一惊。我们活得又忙碌又糊涂，没想到这种事。我问他：

“你哪来的钱？”

“平时的零花钱，还有以前过年的压岁钱，攒的。”

“你为什么要用自己的钱？”我犹然不解。

他不语。事后妻子告诉我，他说：“我要像爸爸那样，一切都靠自己。”

于是我对他肃然起敬，并感到他一下子长大。那个整天和我踢球、较量、打闹并被我爱抚地捉弄着的男孩儿已然倏忽远去。人长大，不是身体的放大，不是唇上出现的软髭和颈下凸起的喉结，而是一种成熟，一种独立人格的出现。但究竟他是怎样不声不响、不落痕迹地渐渐成长，忽然一天这样的叫我惊讶，叫我陌生？是不是我的眼睛太多关注于人生的季节和社会的时令，关注那每一朵嫩苞一节枯枝一块阴影和一片容光，关注笔尖下每一个细节的真实和每一个词语的准确，因而忽略了日日跟在身边却早已悄悄发生变化的儿子？

我把这感觉告诉给朋友，朋友们全都笑了，原来在所有的父亲心目里，儿子永远是夹生的。

对于天下的男人们，做父亲的经历各不一样，做父亲的感觉却大致相同。

这感觉一半来自天性，一半来自传统。

1976年大地震那夜，我睡地铺。“地动山摇”的一瞬，我本能地一跃而起，扑向儿子的小床，把他紧紧拥在怀里，任凭双腿全被乱砖乱瓦砸伤。事后我逢人便说自己如何英勇地捍卫了儿子，那份得意，那份神气，那份英雄感，其实是一种自享。享受一种做父亲尽天职的快乐。父亲，天经地义是家庭和子女的保护神。天职就是天性。

至于来自传统的做父亲的感觉，便是长者的尊严，教导者的身份，居高临下的视角与姿态……每一代人都从长辈那里感受这种父亲的专利，一旦他自己做了父亲就将这种专利原原本本继承下来。

这是一种“传统感觉”，也是一种“父亲文化”。

我们就是在这一半天性一半传统中，美滋滋又糊里糊涂做着父亲。自以为对儿子了如指掌，一切一切，尽收眼底，可是等到儿子一旦长大成人，才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对他一无所知。最熟悉的变为最陌生，最近的站到了最远，对话忽然中断，交流出现阻隔。弄不好还可能会失去了他。人们把这弄不明白的事情推给“代沟”这个字眼儿，却不清楚：每个父亲都会面临重新与儿子相处的问题。

我想起，我的儿子自小就不把同学领到狭小的家里来玩儿，怕打扰我写作，我为什么不把这看作是他对我工作的一种理解与尊重？他也没有翻动过我桌上的任何一片写字的纸，我为什么没有看到文学在他心里也同样的神圣？我由此还想起，照看过他的一位老妇人说，他从来没有拉过别人的抽屉，对别人的东西产生过好奇与眼羡……当我把这些不曾留意的许多细节，与他中学时就自己缴学费的事情串连一起，我便开始一点点向他走近。

他早就有一个自己的世界。里边有很多发光的事物。直到今天我才探进头来。

被理解是一种幸福，理解人也是一种幸福。

当我看到了他独立的世界和独立的人格，也就有了与他相处的方式。

对于一个走向成年的孩子，千万不要再把他当作孩子，而要把他当作一个独立的男人。

我开始尽量不向他讲道理，哪怕这道理千真万确，我只是把这道理作为一种体会表达出来而已。他呢？也只是在我希望他介入我的事情时，他才介入进来。我们对彼此的世界，不打扰，不闯入，不指手画脚，这才是男人间的做法。我深知他不喜欢用语言张扬情感，崇尚行动的本身；他习惯于克制激动，同时把这激动用隐藏的方式保留起来。我们的性格刚好相反，我却学会用他这种心领神会的方式与他交流。比方我在书店买书时，常常会挑选几本他喜欢的书，回家后便不吭声地往他桌上一放。他也是这样为我做事。他不喜欢添油加醋地渲染，而把父子之情看得天地一样的必然。如果这需要印证，就去看一看他的眼睛——儿子望着父亲的目光，总是一种彻底的忠诚。

所以，我给他所翻译的埃里克·奈特那本著名的小说《好狗莱希》（又名《莱希回家了》）写的序文，故意用了这样一个题目：忠诚的价值胜过金子。

儿子，在孩提时代是一种含义。但长大成人后就变了，除去血缘上的父子关系之外，又是朋友，是一个忘年交。而只有真正成为这种互为知己的忘年交，我们才能获得完满的做父亲的幸福，才拥有了实实在在又温馨完美的人生。

车厢社会

/丰子恺

我第一次乘火车，是在十六七岁时，即距今二十余年前。虽然火车在其前早已通行，但吾乡离车站有三十里之遥，平时我但闻其名，却没有机会去看火车或乘火车。十六七岁时，我毕业于本乡小学，到杭州去投考中等学校，方才第一次看到又乘到火车。以前听人说：“火车厉害得很，走在铁路上的人，一不小心，身体就被碾做两段。”又听人说：“火车快得邪气，坐在车中，望见窗外的电线木如同栅栏一样。”我听了这些话而想象火车，以为这大概是炮弹流星似的凶猛唐突的东西，觉得可怕。但后来看到了，乘到了，原来不过尔尔。天下事往往如此。

自从这一回乘了火车之后，二十余年中，我对火车不断地发生关系。至少每年乘三四次，有时每月乘三四次，至多每日乘三四次。（不过这是从江湾到上海的小火车。）一直到现在，乘火车的次数已经不可胜计了。每乘一次火车，总有种种感想。倘得每次下车后就把乘车时的感想记录出来，记到现在恐怕不止数百万言，可以出一大部乘火车全集了。然而我哪有工夫和能力来记录这种感想呢？只是回想过去乘火车时的心境，觉得可分三个时期。现在记录出来，半为自娱，半为世间有乘火车的经验的读者谈谈，不知他们在火车中是否作如是想的？

第一个时期，是初乘火车的时期。那时候乘火车这件事在我觉得非常新奇而有趣。自己的身体被装在一个大木箱中，而用机械拖了这大木箱狂奔，这种经验是我向来所没有的，怎不教我感到新奇而有趣呢？那时我买了车票，热烈地盼望车子快到。上了车，总要拣个靠窗的好位置坐。因此可以眺望窗外旋转不息的远景，瞬息万变的近景和大大小小的车站。一年四季住在看惯了的屋中，一旦看到这广大而变化无穷的世间，觉得兴味无穷。我巴不得乘火车的时间延长，常常嫌它到得太快，下车时觉得可惜。我欢喜乘长途火车，可以长久享乐。最好是乘慢车，在车中的时间最长，而且各站都停，可以让我尽情观赏。我看见同车的旅客个个同我一样地愉快，仿佛个个是无目的地在那里享乐乘火车的新生活的。我看见各车站都美丽，仿佛个个是桃源仙境的入口。其中汗流满背地扛行李的人，喘息狂奔的赶火车的人，急急忙忙地背着箱笼下车的人，拿着红绿旗子指挥开车的人，在我看来仿佛都干着有兴味的游戏，或者在那里演剧。世间真是一大欢乐场，乘火车真是一件愉快不过的乐事！可惜这时期很短促，不久乐事就变为苦事。

第二个时期，是老乘火车的时期。一切都看厌了，乘火车在我就变成了一桩讨厌的事。以前买了车票热烈地盼望车子快到。现在也盼望车子快到，但不是热烈地而是焦灼地。意思是要它快些来载我赴目的地。以前上车总要拣个靠窗的好位置，现在不拘，但求有得坐。以前在车中不绝地观赏窗内窗外的人物景色，现在都不要看了，一上车就拿出一册书来，不顾环境的动静，只管埋头在书中，直到目的地的到达。为的是老乘火车，一切都已见惯，觉得这些千篇一律的状态没有什么看头。不如利用这冗长无聊的时间来用些功。但并非欢喜用功，而是无可奈何似的用功。每当看书疲倦起来，就埋怨火车行得太慢，看了许多书才走得两站！这时候似觉一切乘车的人都同我一样，大家焦灼地坐在车厢中等候到达。看到凭在车窗上指点谈笑的小孩子，我鄙视他们，觉得这班初出茅庐的人少见多怪，其浅薄可笑。有时窗外有飞机驶过，同车的人大家立起来观望，我也不屑从众，回头一看立刻埋头在书中。总之，那时我在形式上乘火车，而在精神上仿佛遗世独立，依旧笼闭在自己的书斋中。那时候我觉得世间一切枯燥无味，无可享乐，只有沉闷、疲倦和苦痛，正同乘火车一样。这时期相当地延长，直到我深入中年时候而截止。

第三个时期，可说是惯乘火车的时期。乘得太多了，讨嫌不得许多，还是逆来顺受吧。心境一变，以前看厌了的东西也会重新有起意义来，仿佛“温故而知新”似的。最初乘火车是乐事，后来变成苦事，最后又变成乐事，仿佛“返老还童”似的。最初乘火车欢喜看景物，后来埋头看书，最后又不看书而欢喜看景物了。不过这会的欢喜与最初的欢喜性状不同：前者所见都是可喜的，后者所见却大多数是可惊的，可笑的，可悲的。不过在可惊可笑可悲的发见上，感到一种比埋头看书更多的兴味而已。故前者的欢喜是真的“欢喜”，若译英语可用happy或merry。后者却只是like或fond of(1)，不是真心的欢乐。实际，这原是比较而来的；因为看书实在没有许多好书可以使我集中兴味而忘却乘火车的沉闷。而这车厢社会里的种种人间相倒是一部活的好书，会时时向我展出新颖的page（篇页）来。惯乘火车的人，大概对我这话多少有些儿同感的吧！

不说车厢社会里的琐碎的事，但看各人的座位，已够使人惊叹了。同是买一张票的，有的人老实不客气地躺着，一人占有了五六个人的位置。看见找寻座位的人来了，把头向着里，故作鼾声，或者装作病了，或者举手指点那边，对他们说“前面很空，前面很空”。和平谦虚的乡下人大概会听信他的话，让他安睡，背着行李向他所指点的前面去另找“很空”的位置。有的人教行李分占了自己左右的两个位置，当作自己的卫队。若是方皮箱，又可当作自己的茶几。看见找座位的人来了，拼命埋头看报。对方倘不客气地向他提出：“对不起，先生，请把你的箱子放在上面了，大家坐坐！”他会指着远处打官话拒绝他：“那边也好坐，你为什么一定要坐在这里？”说过管自看报了。和平谦虚的乡下人大概不再请求，让他坐在行李的护卫中看报，抱着孩子向他指点的那边去另找“好坐”的地方了。有的人没有行李，把身子扭转来，教一个屁股和一支大腿占据了两个人的座位，而悠闲地凭在窗中吸烟。他把大乌龟壳似的一个背部向着他的右邻，而用一支横置的左大腿来拒远他的左邻(2)。这大腿上面的空间完全归他所有，可在其中从容地抽烟，看报。逢到找寻座位的人来了，把报纸堆在大腿上，把头钻出窗外，只作不闻不见。还有一种人，不取大腿的策略，而用一册书和一个帽子放在自己身旁的座位上。找座位的人倘来请他拿开，就回答他说“这里有人”。和平谦虚的乡下人大概会听信他，留这空位给他那“人”坐，扶着老人向别处去另找座位了。找不到座位时，他们就把行李放在门口，自己坐在行李上，或者抱了小孩，扶了老人站在W.C.(3)的门口。查票的来了，不干涉躺着的人，以及用大腿或帽子占座位的人，却埋怨坐在行李上的人和抱了小孩扶了老人站在W.C.门口的人阻碍了走路，把他们骂脱几声。

我看到这种车厢社会里的状态，觉得可惊，又觉得可笑、可悲。可惊者，大家出同样的钱，购同样的票，明明是一律平等的乘客，为什么会演出这般不平等的状态？可笑者，那些强占座位的人，不惜装腔、撒谎，以图一己的苟安，而后来终得舍去他的好位置。可悲者，在这乘火车的期间中，苦了那些和平谦虚的乘客，他们始终只得坐在门口的行李上，或者抱了小孩，扶了老人站在W.C.的门口，还要被查票者骂脱几声。

在车厢社会里，但看座位这一点，已足使我惊叹了。何况其他种种的花样。总之，凡人间社会里所有的现状，在车厢社会中都有其缩图。故我们乘火车不必看书，但把车厢看作人间世的模型，足够消遣了。

回想自己乘火车的三时期的心境，也觉得可惊，可笑，又可悲。可惊者，从初乘火车经过老乘火车，而至于惯乘火车，时序的递变太快！可笑者，乘火车原来也是一件平常的事。幼时认为“电线木同栅栏一样”，车站同桃源一样，固然可笑，后来那样地厌恶它而埋头于书中，也一样地可笑。可悲者，我对于乘火车不复感到昔日的欢喜，而以观察车厢社会里的怪状为消遣，实在不是我所愿为之事。

于是我憧憬于过去在外国时所乘的火车。记得那车厢中很有秩序，全无现今所见的怪状。那时我们在车厢中不解众苦，只觉旅行之乐。但这原是过去已久的事，在现今的世间恐怕不会再见这种车厢社会了。前天同一位朋友从火车上下来，出车站后他对我说了几句新诗似的东西，我记忆着。现在抄在这里当做结尾：

人生好比乘车：

有的早上早下，

有的迟上迟下，

有的早上迟下，

有的迟上早下。

上了车纷争座位，

下了车各自回家。

在车厢中留心保管你的车票，

下车时把车票原物还他。

《自己的园地》旧序（节选）

/周作人

大前年的夏天，我在西山养病的时候，曾经做过一条杂感曰《胜业》，说因为“别人的思想总比我的高明，别人的文章总比我的美妙”，所以我们应该少作多译，这才是胜业。荏苒三年，胜业依旧不修，却写下了几十篇无聊的文章，说来不免惭愧，但是仔细一想，也未必然。我们太要求不朽，想于社会有益，就太抹杀了自己；其实不朽决不是著作的目的，有益社会也并非著者的义务，只因他是这样想，要这样说，这才是一切文艺存在的根据。我们的思想无论如何浅陋，文章如何平凡，但自己觉得要说时便可以大胆地说出来，因为文艺只是自己的表现，所以凡庸的文章正是凡庸的人的真表现，比讲高雅而虚伪的话要诚实得多了。

世间欺侮天才，欺侮着而又崇拜天才的世间也并轻蔑庸人。人们不愿听荒野的叫声，然而对于酒后茶余的谈笑，又将凭了先知之名去加以呵斥。这都是错的。我想，世人的心与口如不尽被虚伪所封锁，我愿意倾听“愚民”的自诉衷曲，当能得到如大艺术家所能给予的同样的慰安。我是爱好文艺者，我想在文艺里理解别人的心情，在文艺里找出自己的心情，得到被理解的愉快。在这一点上，如能得到满足，我总是感谢的。所以我享乐——我想——天才的创造，也享乐庸人的谈话。世界的批评家法兰西（Anatole France）在《文学生活》（第一卷）上说：

“著者说他自己的生活，怨恨，喜乐与忧患的时候，他并不使我们觉得厌倦。……

“因此我们那样的爱那大人物的书简和日记，以及那些人所写的，他们即使并不是大人物，只要他们有所爱，有所信，有所望，只要在笔尖下留下了他们自身的一部分。若想到这个，那庸人的心的确即是一个惊异。”

我自己知道这些文章都有点拙劣生硬，但还能说出我所想说的话；我平常喜欢寻求友人谈话，现在也就寻求想象的友人，请他们听我的无聊赖的闲谈。我已明知我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但我还在寻求——这是人生的弱点——想象的友人，能够理解庸人之心的读者。我并不想这些文章会于别人有什么用处，或者可以给予多少怡悦；我只想表现凡庸的自己的一部分，此外并无别的目的。因此我把近两年的文章都收在里边，除了许多讽刺的“杂感”以及不惬意的一两篇论文；其中也有近于游戏的文字，如《山中杂信》等，本是“杂感”一类，但因为这也可以见我的一种癖气，所以将它收在本集里了。

我因寂寞，在文学上寻求慰安，夹杂读书，胡乱作文，不值学人之一笑，但在自己总得了相当的效果了。或者国内有和我心情相同的人，便将这本杂集呈献与他；倘若没有，也就罢了。——反正寂寞之上没有更上的寂寞了。

再来跑一趟野马

/徐志摩

伏园：

方才我看了《东方杂志》上译的惠尔思那篇世界十大名著，忽然想起了年前你寄给我那封青年应读书十部的征信，现在趁机会答复你吧。我却不愿意充前辈板着教书匠的脸沉着口音吩咐青年们说这部书应得读的，那部书不应得念的；认真地说，我们一辈子读进去的书能有几部，且不说整部的书，这一辈子真读懂了的书能有几行——真能读懂了几行书，我们在这地面上短短的几十年时光也就尽够受用不是？贵国人是爱博学的，所以恭维读书人不是说他是两脚书柜子，就说他读完了万卷书——只要多就可以吓人，实在你来不及读，书架上多摆几本也好，有许多人走进屋子看见书多就起敬，我从前脑筋也曾简单过来，现在学坏了，上当的机会也递减了。

我并不是完全看不起数量、面积、普及教育、平民主义等等：“看不起什么”是一种奢侈品，您得有相当的身份，我哪配？但同时我有我的癖气，单是多，单是“横阔”，单是“竖大”，是不容易吓倒我的。譬如有人对我说某人学问真不错，他念了至少有二千本书——我只当没有听见。第二个朋友对我说某人的经历真不少，他环游地球好几回，什么地方都到过——我只当没有听见。第三个朋友报告我某人的交游真广，那一个不是他的好友——我只当没有听见。反过来说：假如我听说某人真爱柏拉图的《共和国》，他老是念不厌；或是某人真爱某城子某山某水，那里的一草一木一花一鸟一间屋子一条街道都像是他自己的家里人似的；或是某人真懂得某人，全世界骂他是贼，他一个人说他是圣人；——这一说我就听见，我就懂得了。到过英国的谁没有逛过大英博物院——可是先生您发见了个什么；您也去过国王油画馆不是，您看中了那几幅画？近几年我们派出去的考查团很多，在伦敦纽约的街道上常见有一群背后拖着燕子尾巴的黄脸绅士施施地走着路，像一群初放出笼的扁嘴鸭子，他们照例到什么地方一定得游玩名胜的——很好，很好，不错，不错，真不错，纽约的高楼有五十七，唔，五十八层，自由神像的脑袋里都爬得进去，我们全到过，全看过，真好。你如其不知趣再要往下问时，他们就到他们的抽屉里去找他们的报告书给你看，有图有表顶整齐的报告书，这里面多的是材料。真细心的调查，不错，维也纳的强迫教育比柏林的强迫教育差百分之四零二，孟骞斯德比利物浦多五十三个纱厂十五个铁厂；不错不错，我们是调查教育的，我们是调查实业的，不错不错，下回你到外国去，我有朋友介绍给你。

念书也有这种情形。现代的看书更是这个问题了。从前的书是手印手装手钉的；出书不容易，得书不容易，看书人也就不肯随便看过；现在不同了，书也是机器造的，一分钟可以印几千，一年出的书可以拿万来计数，还只嫌出版界迟钝，著作界沉闷哪！这来您看我们念书的人可不着了大忙？眼睛还只是一双，脑筋还只是一副，同时这世界加快了几十倍，事情加多了几十倍，我们除了“混”还有什么办法！

再说念书也是一种冒险。什么是冒险，除了凭你自己的力量与胆量到不曾去过的地方去找出一个新境界来？真爱探险真敢冒险的朋友们永远不去请教向导；他们用不着；好奇的精神便是他们的指南。念书要先生就比如游历请向导；稳当是稳当了，意味可也就平淡了。结果先生愈有良心，向导愈尽责任，你得好处的机会愈少。小孩子瞒着大人偷出去爬树，就使闪破了皮直流血，他不但不嚷痛哭，倒反得意的；要是在大人跟前吃了一点子小亏，他就不肯随便过去，不嚷出一只大苹果来就得三块牛奶糖去补他的亏。这自走路自跌跤就不怨，是一个教育学的大原则。我妈时常调着我说，你看某人的家庭不是顶好的，他们又何尝是新式！某家的夫妇当初还不是自相情愿的，现在糟得不成话。谁说新式一定好老式一定坏？我就不信！我就说：妈呀，你懂事，你给我打譬如：年轻人恨的不是栽筋斗，他恨的是人家做好了筋斗叫他栽。让他自己做筋斗栽去，栽断了颈根他也没话说！

婚姻是大事情，读书也是大事情。要我充老前辈定下一大幅体面的书目单吩咐后辈去念，我就怕年轻人回头骂我不该做成了筋斗叫他去栽。介绍——谈何容易！介绍一个朋友，介绍一部书，介绍一件喜事——一样的负责任，一样的不容易讨好；比较的做媒老爷的责任还算是顶轻的。老太爷替你定了亲，要你结婚，你不愿意，不错。难道前辈替你定下了书，你就愿意看了吗？

就说惠尔思先生吧。他的学问，他的见解，不是比我们高明了万倍。他也应了《京报》记者的征信，替我们选了十部名著，当然你信仰我还不如你信仰他；可是你来照他的话试试去。他的书单上第一第二就是《新旧约》书，第三种就是我们自己家有的《大学》，第四是回族的《可兰经》……得了，得了，那我早知道，那是经书教书，与我们青年人有什么相干！您看，惠尔思的书单还不曾开全早就叫你一句话踢跑了。不，就使你真有耐心赶快去买《保罗书》《可兰经》《中庸》《大学》来念时，要不了十五二十分钟你不打哈欠不皱眉头才怪哪！

不，这事情真的没有那么容易。青年人所要的是一种“开窍”的工夫；我们做先生的是好比拿着钻子锤子替他们“混沌”的天真开窍来了。有了窍，灵性才能外现，有了窍，才能看、才能听、才能呼吸、才能闻香臭辨味道。“爱窍”不通，比如说，哪能懂得生命？“美窍”不通，哪能懂得艺术？“知识窍”不通，哪能认识真理？“灵窍”不通，哪会想望上帝？不成，这话愈说愈远愈不可收拾了！得想法说回来才好。记得我应得说的是那十部书是青年人应该读的。我想起了胡适之博士定下的那十本书目，我也曾大胆看过一遍。惭愧！十本书里至少有九本是我不认识它的。碰巧那天我在他那里，他问我定的好不好；我吞了一口唾液，点点头说不错。唔，不错！我是顶佩服胡先生的，关于别的事我也很听他话的，但如其他要我照他定的书目用功，那就叫我生吞铁弹了！

所以我懂得，诱人读书是一件功德——但就这诱字难，孔夫子不可及就为他会循循地诱人进径；他决不叫人直着嗓子吞铁弹，你信不信？我喜欢柏拉图，因为他从没有替我定过书目，我恨美国的大学教授，因为他们开口是参考闭口是书。

Up! Up! My friend, and clear your books;

Why all this toil and trouble?

……

Books! It's a dull and endless strife.(4)

这是我的先生的话！你瞧，你的哪儿比得上我的！顶好是不必读书——

Come hear the woodland linnet,

How sweet his music! Oh my life.

There's more of wisdom in it.(5)

可是留神，这不读书的受教育比读书难；明知画不成老虎你就不用画老虎；能画成狗也就不坏，最怕是你想画老虎偏像狗，存心画狗又不像狗了。上策总是做不到的；下去你就逃不了书；其实读书也不坏，就要你不靠傍先生；你要做探险家就不要向导；这是中策。但中策也往往是难的，听你的下策吧。我又得打比喻。学生比如一条牛（不要生气，这是比喻），先生是牧童哥。牧童哥知道草地在那里，山边的草青，还是河边的草肥——牛，不知道。最知趣的牧童就会牵了他的朋友到草青草肥的田里去，这一“领到”，他的事情就完了，他尽可以舒舒服服地选一个阴凉的树荫下做好梦去，或是坐在一块石头上掏出芦笛来吹他的《梅花三弄》。我们只能羡慕他的清福。至于他的朋友的口味，他爱咬什么，凤尾草还是团边草，夹金钱花的青草还是夹狗尾巴的莠草，等等，他就管不着，也不用管。就使牛先生大嚼时有牛虱来麻烦他的后部，也自有他的小尾巴照拂，再不劳牧童哥费心。

这比喻尽够条畅了不是？再往下说就是废话了。其实伏园，你这次征求的意思当作探问各家书呆子读书的口味倒是很有趣的，至于于青年人实际的念书我怕这忙帮不了多少；为的是各家的口味一定不同，宁波人喜欢打翻酱缸不怕口蒿，贵州人是很少知道盐味的，苏州人爱吃醋，杭州人爱吃臭，湖南人吃生辣椒，山东人咬大蒜，这一来你看多难，叫一大群张着大口想尝异味的青年朋友跟谁去“试他一试”去？

话又得说回来，肯看书终究是应得奖励的。就说口味吧！你跟湖南人学会吃辣椒，跟山东人学会吃大蒜，都没有什么，只要你吞得下，消得了；真不合式时你一口吐了去漱漱口也就完事不是？就是一句话得记在心里：舌头是你自己的，肚子也是你自己的，点菜有时不妨让人，尝味辨味是不能替代的；你的口味还得你自己去发现（比如胡先生说《九命奇冤》是一部名著你就跟着说《九命奇冤》是一部名著，其实你自己并不曾看出他名在那里，那我就得怪你），不要借人家的口味来充你自己的口味，自骗自决不是一条通道。

我不是个书虫；我也不十分信得过我自己的口味；竟许我并不曾发现我自己真的口味；但我却自喜我从来不曾上过先生的当，我宁可在黑弄里仰着头瞎摸，不肯拿鼻孔去凑人穴的铁钩。你们有看得起我愿意学我的，学这一点就够了。趁高兴我也把我生平受益（应作受感）最深的书开出来给你们看看，不知道有没有十部——

《庄子》（十四五篇）

《史记》（小半部）

道施妥奄夫斯基的《罪与罚》

汤麦司哈代的Jude the Obscure(6)

尼采的Birth of Tragedy(7)

柏拉图的《共和国》

卢骚的《忏悔录》

华尔德裴德（Walter Pater）Renaissance(8)

葛德《浮士德》的前部

George Henry Lewes(9)的《葛德评传》

够了。

一年的长进

/周作人

在最近的五个礼拜里，一连过了两个年，这才算真正过了年，是民国十三年岁次甲子年了。回想过去“猪儿年”，国内虽然起了不少的重要变化，在我个人除了痴长一岁之外，实在乏善可陈，但仔细想来也不能说毫无长进，这是我所觉得尚堪告慰的。

这一年里我的唯一的长进，是知道自己之无所知。以前我也自以为是有所知的，在古今的贤哲里找到一位师傅，便可以据为典要，造成一种主见，评量一切，这倒是很简易的办法。但是这样的一位师傅后来觉得逐渐有点难找，于是不禁狼狈起来，如瞎子之失了棒了，既不肯听别人现成的话，自己又想不出意见，归结只好老实招认，述蒙丹尼（Montaigne）的话道“我知道什么？”我每日看报，实在总是心里糊里糊涂的，对于政治外交上种种的争执往往不能了解谁是谁非，因为觉得两边的话都是难怪，却又都有点靠不住。我常怀疑，难道我是没有良知的么？我觉得不能不答应说“好像是的”，虽然我知道这句话一定要使提倡王学的朋友大不高兴。真的，我的心里确是空澌澌的，好像是旧殿里的那把椅子，——不过这也是很清爽的事。我若能找到一个“单纯的信仰”，或者一个固执的偏见，我就有了主意，自然可以满足而且快活了，但是有偏见的想除掉固不容易，没有时要去找来却也有点为难。大约我之无所知也不是今日始的，不过以前自以为知罢了，现在忽然觉悟过来，正是好事，殊可无须寻求补救的方法，因为露出的马脚才是真脚，自知无所知却是我的第一个的真知也。

我很喜欢，可以趁这个机会对于以前曾把书报稿件寄给我看的诸位声明一下。我接到印有“乞批评”字样的各种文字，总想竭力奉陪的，无如照上边所说，我实在是不能批评，也不敢批评，倘若硬要我说好坏，我只好仿主考的用脚一踢，——但这当然是毫不足凭的。我也曾听说世上有安诺德等大批评家，但安诺德可，我则不可。我只想多看一点大批评家的言论，广广自己的见识，没有用朱笔批点别人文章的意思，所以对于“乞批评”的要求，常是“有方尊命”，诸祈鉴原是幸。

韩学监

/缪崇群

七八年以前，我正在城北的F中学里读书。那时我不知怎样会成了全校的一朵异花，不，也可以说是三百多同学的矢的。到现在回想起来，我也不能明白那些似乎疯狂了的同学们，他们对于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是抱了爱意的相亲，还是存着恶意的缠闹。

再也没有比那时更苦恼的了，我进F中学的那年，便是我初次离开家的一年。看见那整齐而庄严的校舍，虽然从心里暗喜，暗喜我已经是一个中学生，但是身子一走进学生宿舍，便不觉感到寂寞与孤独的酸味了：那薄薄的两块板，那漆黑而古旧的书桌，那晦暗透不过光明来的玻璃窗……在在都使我抑郁。想到自己在家里的小屋，有自己睡惯了的小床，用惯了的小桌和小凳，它们永远是亲切地迎待我，决不像这宿舍里的一切东西，冷冰冰的，要我低声下气地去俯就它们。

所谓我的一切同学们，一个个都老得像我在小学里的先生们了。结婚，不要说；孩子大概都已经有了。我暗察他们的面庞与眼色，除了使我厌恶嫌避之外，实在没有一个可亲的。

最不幸而苦恼的事，恐怕我遭遇得也最多了。和我一个寝室住的几个同学，偏偏还是几个不但使我嫌厌，而且使我恐怖的人。他们之中，有两个是带着丘八气的兄弟，另外还有一对是富于参谋性的策士，也是兄弟，其余还有一个禀赋着牛力的大汉——听说他的家乡是以眼药出名的定县，然而他的眼色，似乎并不高明，而且极度地狞恶。此外还有一个表面很和蔼的李君，他是当时学监兼舍监陆先生的外甥。讲起他的身份，在我们寝室里恐怕最显贵了。高昂地，他那种傲然的气概，时时会从他冷笑的牙缝里透出来。

在这样人才济济的同寝室之中，可惜我只是一只孤独被压迫的羔羊。他们谈笑自若，他们联成了一条强悍的战线。

存了挑战态度的他们，自然时时想着和我寻衅，他们会放步哨，派侦探，下动员令……而我呢，只有让防或逃阵的方法避免和他们接触。不过每次的结果，败绩的我，蒙头在被里哭泣一阵，凯旋了的他们，聚集着放几声洪亮的欢笑。那时掌着最高裁判权柄的陆先生——学监兼舍监，公理或者尽在他的怀里，但一想到他是李君的舅父，我再也没有一点勇气去诉冤了。

差不多每天打过熄灯铃后，我总要等很久很久才能入睡的。有时候悄悄地又起来，悄悄地在宿舍的小院里踱来踱去的。看看满天的星辰在闪烁，晚归的流萤，在檐头或墙角处一明一灭地逗着我凄楚。唉，那些在小学里的爱我的先生，那些常常和我一起游戏的小朋友们，现在已经都不在我的眼前与身边了。还有，那最会疼爱我的母亲，她一天一天地盼望着星期六的下午，盼着我回去，给我预备了我所爱吃的东西，问长问短的……我想起家里那边的温柔和爱，我又想起了这里的冷酷凄凉了。在两相比较之下，真是禁不住地把我那可爱的童年的心地上，刻划了许多深浅凹凸的痕迹！

真无怪那时每逢写到信，总离不了“人地生疏，寂寞万状……”等滥调。记得那时还订过一本小册子，题名《无聊寄恨》，那上面也无非写满了“呜呼！……嗟呼！……人生！……”等等感伤的牢骚罢了。

第一个学期终于挨度过去了，我离开宿舍的那一天，真好像笼鸟得着施放；由监狱泳到彼岸了！

家里的人都说我沉默多了，好像大人；是的，一个满身疮痍的人，他没有余力欢跳了，至多，他能笑一笑，那是为的止住了哭。

第二个学期开始了，同寝室的几个都已调换。学校里倒依旧没有什么更动。那位学监兼舍监陆先生——我这里这样称他先生，其实当时的同学们都喊他的绰号：陆嬷嬷，还依旧高在其位。不知什么原故，全校都渐渐对他厌恶了。讨厌他的言语和腔调，讨厌他的举止，动作，容貌……总之是讨厌他的一切，因为他整个儿像一个妈妈。

在无言的时间的进程中，我在校里却渐渐得着人缘了——但，天！我是不稀罕这种“缘”的！

它真如同春风般地吹遍了全校；洪水般地泛滥到每个人的耳里了。那时，我好像立在F中学校的旗杆上了，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就连校长，或者是夫役。

越是高年级的同学，好像越是癫狂，他们整天地成群结队地呼嚣，狂笑，咳嗽，或鼓掌。他们有时候牺牲了他们的上课时间，就为立在院里和我一见。我理一次发，他们奇怪；我换一件衣服，他们也奇怪。我每次都被他们品评得把脸涨红了，他们仿佛才得胜一般地散去了。

那时候食堂，盥漱室，贩卖部，操场……都是我的畏途。一天之内，除了上课的时间好像受了相当的保险以外，其余每时都有被拖被绑的恐怖。有时候被拖到他们的寝室里去，他们铁桶似的围着我，有的摇头摆尾，作出许多滑稽古怪的样子逗我笑，我真是莫名其妙，我笑了又有什么值得可看的呢？

委实地，我当时是全校里一个最得不到安宁与自在的小学生了。

就在这哭笑不得的氛围中，我又度过去一个学期。暑假后我便是二年生了。校中虽则走了两班会闹的老学生，添了两班还寻不清门路的新生，但这些好像于我没有什么关系，我是依然感着不安宁与不自在的。

大约是初冬罢，陆妈妈终于辞职了，全校人心一快。这时最紧要的消息，就是关于候补人选究竟是谁的问题了；可是传言不定，众说纷纭，大家都是翘首盼望着新学监的出现。

后来，布告出来了，新聘的学监姓韩，听说他是新才从美国回来的。

韩学监莅校的那天，全体的学生都集在大礼堂里预备欢迎他，把偌大的礼堂，挤得水泄不通了，这是我到中学后历来未曾见过的一种盛况。

校长作过简单的介绍后，于是大家都聚精会神地把目光移到韩学监的一个人身上了。他从容地走到坛前，笑容可掬地向大家鞠了一躬，停了一会，他便开始了他的演辞。

大意是说：我也是新从学校里出来，我实在不敢当称这个学监的职分……我并不懂怎样管学生的……只要不出乎学校里的规矩，大家尽可以活泼地玩，我从来不喜欢那些年轻的人，一个一个都像书呆子……自然地，比起陆妈妈那以严格，专制政策自命的，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了！那时立在台旁的校长，好像意想不到他会请来了这么一个会尽教学生玩的学监，他不是摸一摸胡子，就是望一望台上的韩学监，他的墨色眼睛放射出来的光线，在大礼堂里晃来晃去。

韩学监演说了一点多钟，无论从言语方面，学问方面，态度方面……都是令人景仰的。他的演说乍一止，热烈的，如雷般的掌声便在大礼堂里震动了。那时，我欢迎韩学监，也正如同大家欢迎韩学监的心理一样。

一星期过后，我们第一次上韩学监的集会班，礼堂上的人，差不多还和他初到校的那天一般多。我们猜想他即或不讲“四维”，“敬师长说”，也要讲一点美国教育概况的，但，全不是的，他的题材，完全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今天我要对大家说的，就是关于这一周来我在学校里发现的一点东西……”韩学监时时用手摸着他背心上挂的一条表钟，和蔼地继续说。

“这种习气，或者不专专在我们学校里，然而我总希望我们学校里不要有它……

“都是一样的同学，为什么要把人家当作女性呢？我不知道××是谁，但我想他一定被你们包围的，一定时时都受你们的欺负……

“我在学校的墙壁上，看见了许多粉笔字，写来写去地无非是写的人想占些便宜。这礼堂背后的一条过路墙上，就是写了很多很多的……”

这时，礼堂里的人头，都在攒动了，还有许多人回头，仿佛寻找谁似的。幸亏我身材低，又坐在后面。所以没有被许多人发见。韩学监的话，仍然继续着。

“什么‘某某是某某的妻’，‘我爱某某’……这些话，写来有什么用处呢？果真写了这些便是真的了么？这正是代表那人是无聊的。我希望这些粉笔字，在我没有发现的地方，谁写的谁还擦去，我所看见的大约都叫堂役刷净了。”

我当时在礼堂里真是惶羞得什么似的，因为那些粉笔字，连我自己也没有怎么看见过。韩学监在这第一次集会班里便提出了这一椿事，这一点钟的演说，似乎完全为了我一个人，真是给我出了一口大气，我想。

不久，韩学监便认识我了，我也不时地便到他房里去。

从此，韩学监就好像成了我的一个保护者；因为同学们都对他敬爱，所以我并没有受什么外来的反感。

我好像渐渐从旗杆上落到平地了，F中学的重心，也就渐渐移到韩学监一个人的足下。

然而，在校长的心里，已经收藏了许多从他墨色眼镜里的见到的东西了。终于因为重心转移的问题，校长把韩学监又辞换了。韩学监走了之后，学校里曾起过多次的风潮，多次危险的斗争……

我不久就转到旁的学校去了。

前年我从远道归来，在平津的火车里遇见过韩学监一次，我们都是风尘仆仆的，彼此望着被风尘消毁了的面庞。

“你还记得当年在F中学的事么？”他揉着掌，望了我一眼，又把视线急忙投到车窗外边去了。

我记得我当时没有回答出什么，我倒是笑了笑。过去毕竟是过去了，当年那些疯狂似的同学们，恐怕也有不少地去作旁人的学监了……

弟弟现在也在城北的F中学里，他说当初的礼堂，已经改了教员休息室；当初韩学监住的地方，已经改建了图书馆；当初的寝室，现在只是堆积着东西……

F中学，真有多少年没有去过。我去，我也不会再找到当初的许多陈迹了！

韩学监的家，现在大约还是住在什刹海的北岸，我想到这里，我心里仿佛找着一些慰安似的了。

半年

/废名

我的十八元一月的差事被辞退了，这半年就决记住在家。

去年冬天，我曾这样想：同芹一块儿，多么有趣。现在，我的母亲见了病后的我一天一天的黄瘦下去，恼怒叹息人们不谅解她的孤僻而恬静的儿子，自己对于儿子的隔秋结婚，团聚不上十天便分别了的妻的亲密，却又很窘的加以言外的讽刺；结果，在城南鸡鸣寺里打扫小小的一间屋子，我个人读书。

书案的位置于我很合式：窗小而高，墙外是园，光线同湖水一般，绿青青的。阴郁的病态过久了罢，见了白得刺目的太阳，虚弱的心顿时干枯起来，犹之临了同世人应酬，急的想找个窟眼躲藏，倘若在暗淡所在，那便熨贴极了，好像暑天远行，偶然走近一株大树，阵阵凉风吹来。

来寺烧香的很多，原因是菩萨太灵。至于和尚，则素来以不修行著称，——在我看，也确有令人生厌的地方。我把门关上，除掉回家吃饭，或到寺前院子里散步，绝少打开。

我读书不怕喧扰，打鼓放炮，我都很习惯。虽然也笑：迷信；然而不能引起平素的憎恶。最欢喜的，是从门缝里窥望各种形色烧香的妇女；不待走进门，已经有一个记号，令我知道来的不是男子汉，——这并不由于声音的不同，在未拜跪以前，是很少言语的，乃是寺门口满盛冷水的缸里传来的喔喔的响，这缸水是专门为着女香客洗手而备办的。

雨后，烧香的没有了，然而院子里接连有许多姑娘的叫喊。我走出去探望：比平素更是嫩绿的草地当中，散聚着几个拣粪的姑娘，头顶近地，好像吃草的牛羊左手捏一个半球形的柳条盒，右手不住地把草理来理去，……“啊，地母菇！十年没有吃过然而想过的地母菇！”

四五月间，草地上经过大雨，长一种比木耳更小的菇子，人家都说是雷公用铁拳打下的，拣回去煮汤。我小时最爱吃这汤，常是伴着身份与我不相称的女孩，在城外野原，从早拣到午。我没有另拿东西盛着，用衣兜住。同去，不消说，鞋是完全湿的，衣上也染了许多斑点，好像装过丸药的盒子。母亲知道我的脾气，也不加责备，煮来做午饭的菜。记得那时外祖母常在我家，还称奖我，省得两块豆腐的费用哩。

现在，我的稚气又发了，加在这几个姑娘的一伙。她们抬起头来看我，我说，大家一齐拣。我们的职业隔得太远罢，她们并不觉什么嫌疑，依然旁若无人地俯下去，拣了满盒，拿着粪铲走了，我也把报纸包一大包，赶早回去。

我的母亲，自从我进寺读书以后，如一切母亲爱儿子以外，百般地将顺我，——几乎可以说是畏怯，见我自己办菜回来了，而且追起了许多过去的欢喜，自然是高兴得了不得。我近来对于母亲确乎也有点愤意，这回却还是小孩似的：

“不要芹煮——，母亲煮，再尝那样的味儿。”

哈哈！任凭几个十八元，也买不了这样的味儿！这绝不是我的牢骚语；十年来，每当雷雨天气，我是怎样的想呵。

有时细雨接连下个不住。望天，好像是一大块肮脏的灰布；本来低洼的泥地，潮湿得被盐卤了一般。和尚在后房睡觉，阴暗的神龛，恍着比萤火更清淡的灯光，雨风吹来，已经是熄了，却又一亮。倘若在外方有这么个境地，我将感着读了好的诗歌而起的舒服；现在，气愤愤的不待母亲指定的时间跑回。走进我自己的卧室，只有长几上的钟滴答滴答的。我退了鞋，横倒在床，心想：“芹最是装狠，拿针黹到母亲后房做，现得并不……”天井外渐渐听见脚步声了，我急忙把眼睛一闭。

“回来了！……也不盖，……”

衣橱轻轻地开着，线毯慢慢地覆盖我的手同下身，我突然又把眼睛一张：

“弄醒了我！”

我极力消出我的气，用我的聪明所想得到的许多强横；然而终于忍不住，笑了。

我们真是别离了又相逢，相逢了又别离，似乎没有比这更多趣的了，然而我总是不平。做孩子时欢喜吃的食物，母亲还记得，只要是在这季节出世，都拣新鲜的买回，——很少用在白天，多半煮来消夜。时日太长，没吃到的都吃到了，重复的便是鸡蛋。消过夜，有月亮，母亲便走在我前；没有月亮，提着灯笼跟在我侧。路本不远，母亲的话很多，我心里虽然都听见，除了“哼”是没有明晰的回复的。走到寺门，和尚接着母亲问候了一遍；我打开门房，高声地寻着洋火，母亲拿着灯笼的时候，不待我第二声已经进来了。

倘若被风吹伤了，我俨然是加了一番力气，大踏步跑回：“哪里像家里有楼板呢，抬头就看见瓦缝！”母亲窘呵。我喜呵。这晚便可以同芹安睡。可恼的芹，灯燃着了，还故意到母亲那里支吾一会；母亲很好，催促着，“问他要东西不。”

一天下午，和尚因事出去了，托付我暂时照顾，我的门也就例外打开。这时天气，穿得着单衫，风幽幽地从窗吹进来，送我馥郁的气息，我拿本诗集，靠着椅子读。忽然间感着深谷的回声似的，不觉头已偏了，竖着耳朵细听。声音渐渐落实了：“乖乖儿，不要同你娘斗！”我摔开书去看：院子的这头，站着十二三岁的小孩，头低着，指甲放在嘴里咬；那头是六十岁上下的妇人，缓步走近小孩，见了我，又高声道：“那先生不也是读书吗？人总要读书！”院墙颇高，话声空洞而响亮；我感着秋夜浴月的清澈，摸一摸孩子：

“读书？”

“是呵，娘为他气得哭，——说声上学就跑！”老妇人皱着眉头说。

“不要她管！”

“是呵，信我的话，祖母的话。”

孩子很重地拖着鞋，在老妇人前慢慢走出院了。

我重行拿着书，翻开两页，又摔在一边，望着窗外用水洗了似的深蓝的天空。和尚回来，我也就回去。

这天是端阳节，家里很忙，打发了这个孩子粽子，那个孩子又来要鸭蛋。我吃过早饭，仍然往寺里去。香炉旁，有一个孩子寻炮壳，——仔细看就是前次被祖母调劝的，炮引没有了，药还藏着未炸发，便一颗颗拣起来。小小的手掌再不能容了，又一颗颗折成半断，在地上扩着圆形；点燃一颗，其余的都嘶的一声放起火花。我帮着他拣，他问我：

“你不散馆？”

“啊，你们散馆。我没有先生，不散。——前回你是逃学罢？”

他含羞地微笑，并不回答。

“你为什么不信娘的话呢？”

他一心低头拣炮。而我还是问：

“你的爷呢？”

“爷，爷死了。”

“死了，什么时候？”

“不知道，死了。”

我不再惊扰他的拣炮了。后来由和尚的话，知道他便是寺的右角小小一间房子的男主人。

院子里照常竖着衣架，我以为普通事，近邻借晒场，从没有留心过。一日，偶然瞥见那老妇人在架旁踱来踱去，我便偷伺秘密似的站在院墙后廊，从圆光彩花形的洞隙瞧过去。老妇人收折晒在架上的白布被包，坐下草地，反复展平；随又等候什么，掉头向街。由街走进一个中年妇人，肩膀搭着棉絮，腋下挟的是紫褐色的被面。这妇人很苗条，细小的脚，穿着灰鞋；棉絮铺在地上了，老妇人清检别的零星衣件出去，她一个人屈着身子，手里拿着针线，忽上忽下。太阳渐渐西偏，她的头发渐渐由闪烁转到墨黑；草更显得绿，被更显得白，被面的紫褐映着苍黄的脸，令我远远感到凄凉了。

以前，傍晚我便回家，芹坐在当户的矮凳，便于早一点相觑，我再有别的牵挂了，回家之先要登城，——毕竟是乡镇，沿城可以登览。我的两次晤面的小朋友的屋，后有一块小园，横篱七八步，便是城墙。灌菜割菜，每次看见的，都是小朋友的祖母；母亲呢，当着由园进屋的门口做针黹，回答婆婆，眼睛才略为一。

是风暴之后。我穿着夏布短褂，很有几分凉意，当着正煮午饭的时候，回家添衣。我的小朋友的很少打开的前门这时也打开了，小朋友嗡嗡哭着，母亲很窘地一旁站着：

“上街买盐！”

“我不去，你去！”

我不能止步，只得慢一点走；心想，祖母呢？——祖母的声音果从后喊到前了。

距离我家不远的时候，小朋友又笑嘻嘻地走来我的后面，愈是深的水荡，愈是高兴地踏下去。我说：“鞋子湿了，回去母亲要骂！”不知道是被我说失了体面呢，还是当心母亲的骂，他也就走上没有水的地方了。我告诉他，“耍一耍罢，这是我的家。”我是怎样欣慰而悲哀呵，他答着我：“不，母亲等盐。”

这是过去的一个半年的事。现在我在北京，还时常羡念那半年的我，但也不能忘记我的小朋友，以及小朋友的祖母和母亲。

(1) happy 和 merry多指心情的愉悦；like 和 fond of 则是指对事物的喜爱。

(2)当时火车的座位是直排的，两旁各一长排，中间两长排背靠背坐着。

(3) W.C.：厕所。

(4)赶快！赶快！我的朋友，快将你的书本抛开；/为何总做这辛苦麻烦之事？/……/书本啊！这是枯燥无边的纠缠。

(5)来听这林间红雀的鸣叫，/那声音是多么的甜美！我的生活啊。/有更多的学问就在其中。

(6)Jude the Obscure：《无名的裘德》。

(7)Birth of Tragedy：《悲剧的诞生》。

(8)Renaissance：是Walter Pater所著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的简称。今译《文艺复兴史研究》。

(9)George Henry Lewes：刘易斯（1817—1878），英国哲学家，文学评论家和科学家，著有《生活与思想问题》《歌德的生平与著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