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古城”简说

“文化古城”这一词语，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是在一个历史时期中人们对北京的一种侧重称谓。其时间上限是一九二八年六月初，盘踞在北京的北洋政府最后一位实权者张作霖及其国务总理潘复逃出北京开始；其时间下限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七事变”之后，宋哲元率其部属撤离，北平沦陷为止。中间十年时间，中国政府南迁南京，北京改名“北平”，这其间，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中心均已移到江南，北京只剩下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的宫殿、陵墓和一大群教员、教授、文化人，以及一大群代表封建传统文化的老先生们，另外就是许多所大、中、小学，以及公园、图书馆、名胜古迹、琉璃厂的书肆、古玩铺等等，这些对中外人士、全国学子，还有强大的吸引力……凡此等等，这就是“文化古城”得名的特征。

这个时期，前后苟安了十年，约略可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前期，即由一九二八年六月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前。北京自明代永乐年间到张作霖大元帅时，一直是全国的京城，政治、经济、文化，后来又加上外交，这些中心都在北京，绵延了五百多年。虽然不断改朝换帝，但聚拢了一大批为这些中心服务，赖以为生的人，政权一旦南移，北伐时，南方早已成立了国民政府，张作霖的国务总理潘复一跑，南军一进北京，这些大小衙门的人就没有人管了，一时惶惶如丧家之犬，出现大批的失业大军。《梁启超年谱长编》引民国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与思顺书》道：

北京一万多灾官，连着家眷不下十万人，饭碗一齐打破，神号鬼哭，惨不忍闻。别人且不管，你们两位叔叔，两位舅舅，一位姑丈都陷在同一境遇之下……京、津间气象极不佳，四五十万党军屯聚畿辅（北京城圈内也有十万兵，这是向来所无的现象）。所谓新政府者，不名一钱，不知他们何以善其后。党人只有纷纷抢机关、抢饭碗（京、津每个机关都有四五伙人在接收）。新军阀各务扩张势力，满街满巷打旗招兵……

这是新旧交换，混乱时期的情况。六十多年前，我还很小，还未到北京，而信中所说的“新军阀”，主要指阎锡山、冯玉祥等人，打着小方白布旗，上写“招兵”二字的招兵者，虽乡间亦到处可见，亲戚长辈中任阎军官者甚多，这时期都驻扎北平。在此同时，文教界也在进行再分配的角逐。引两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的资料，任鸿隽致胡适信中说：

静生先生的死去，的确是北方教育界的一个大损失……范先生死后，他的北京图书馆长一席不是“出缺”了吗？在这个“灾官”满地的北京，对于这个位置逐鹿者的众多，你可想而知了……

另一封卫聚贤写给胡适的信中云：

北京确下，第三集团已入驻北京。清华校长问题因之发生，生日昨与外交部某友人谈清华校长问题，他说外交部方面欲委查良钊（现河南教育厅长，前北京师大校长），生略露先生长清适宜，他说先生向与西北军（冯）不接头……今日见钱端升先生，他说清华校长还无人提及讨论过……生云将来由何处委，他说由大学院委，不由外交部委……

举此“二斑”，可见当时文教界人事上之争夺情况。清华校长，在北洋政府时期，历来归外交部委派。但北伐之后，南京在教育部外，又成立了以蔡元培为首的“大学院”，想统管全国大学教育，各处成立大学区。后来李石曾北来，成立了“北平大学区”，想连北大也统到大学区内，北大反对，为此停课一年，后来“大学院”形同虚设，只送文化名人一些干薪，如鲁迅在上海，有个时期，每月就收大学院薪水三百元。李石曾的“北平大学区”，最后也取消了，只剩下一所组织起来的北平大学，各学院八九年间毕业了不少人，都领的是北平大学的文凭。

第二阶段是“九一八”之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蓄谋已久的占领东北的侵略战争，这日晚间在沈阳发动。王芸生《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一书此日记事云：“日军的枪炮声揭开了后来持续十五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序幕。”从整个战略形势上来说，的确如此，但从战争的节奏来讲，中间还有间歇的时间，还未危急到文化古城，战火还未燃烧到北京。

当时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以及无力抵抗的形势，东北三省、后来又加上热河，实际四省沦陷了。《我的前半生》的作者溥仪由天津日租界张园匆匆跑到东北，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建立了伪“满洲国”，东北沦陷，自然给文化古城以极大震动。使从灾官满城、遑遑不可终日的状态刚刚安定下来的北平，又骚动沸腾起来。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文教界、学生中抗日运动的高涨，到南京请愿，要求出兵收复失地，抵制日货等等。二是东北爱国人士大量入关，青年学生亦大批流亡到文化古城就读，连东北大学也内迁到北平。北平人口逐年增加：一九三二年增至一百四十七万三千多，一九三三年又增至一百五十万四千多，一九三四年增至一百五十四万八千多，至“七七事变”时，已增至一百五十五万六千多。

东北、热河逃亡来古城的人，也带了一定数量的资金，促使文化古城在政府南迁、市面萧条的情况下，开始稍有转机，市面上又稍微繁荣一些。而各个学校，也增加了不少东北籍的流亡学生。各个中学及私立大学中增加的更为明显，东北口音的同学到处可以遇到。

第三阶段是一九三三年《塘沽协定》之后。继东北沦陷之后，一九三三年二月日本侵略军进攻热河，热河很快沦陷。日本侵略军东北方面早到山海关，现正北方面又到了喜峰口，文化古城的形势更是危在旦夕了。不过究竟还没有打过来，还是中国主权，还是“北平特别市”。很快何应钦、黄郛北来，与日本梅津在塘沽达成了《塘沽协定》，自然是进一步丧权辱国，给日本以华北更多的利益了。但又取得了文化古城的暂时苟安。

一九三三年六月钱玄同写给胡适的信说：

我和劭西、子书三人定于六月九日（星期五）午十二时请您到广和饭庄吃一餐饭，名为饯行……我从热河沦陷以后，约有三个月光景，谢绝饮宴之事。我并非以国难不能吃饭为名高，实缘彼时想到火线上的兵士以血肉之躯当坦克之炮弹，浑噩的民众又惨遭飞机炸弹之厄，而今之东林党君子犹大倡应该牺牲糜烂之高调，大有“民众遭惨死事极小，国家失体面事极大”之主张。弟对此等惨现象与新宋儒，实觉悲伤与愤慨，因此，对于有许多无谓之应酬，实不愿参与。盖一则无心谈宴，一则实不愿听此等“不仁的梁惠王”之高调也。自《塘沽协定》以后，至少河北民众及前线士兵总可以由少惨死许多乃至全不遭惨死，故现在不再坚持不饮宴之主张了。

这代表了一些好心人士的保守看法。但强敌当前，中华民族惟有抗战的一途，暂时的妥协，苟安于一时，是无济于事的，三年之后便是“七七事变”，全面的抗战，更大的牺牲开始了。

这其间文化古城的形势：一方面东北的流亡学生、各界人士仍因交通条件便利及生活水平较低，不断来到古城定居、上学；另一方面也有不少条件更好的人看到古城日渐危险，纷纷南迁，住到上海租界中去，托庇于英美势力，以求安全。

国难当头，学生爱国热情更加高涨。南京政府派宪兵三团驻在北京，加紧政治镇压，一时冤狱纷纷，知名人士有“民权保障同盟全国委员会”，北平则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之设，靠这些人的声望，忙于营救一些冤狱中的无辜者。

但尽管如此，战火尚未烧到古城，这座文化古城还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教书的还照常教书，学生还照常上学，研究学术的人还照常研究……自然，混混沌沌的人还照常混沌，玩乐的人还照常玩乐，芸芸众生则还是芸芸众生……《胡适来往书信选》载有一九三三年一月下旬榆关战事吃紧时单绍良写给胡适的信云：

十九日抵汉口，此间秩序虽称安宁，而社会早成凋敝。文化方面除武汉大学外，殆无可言者。承介绍见王雪艇先生、周鲠生先生……各教授皆信报纸谣传北平各大学生逃尽，教授避难，榆关事件更不知演至何种地步，等语。生向彼等解释北平教授并无避难之事，学生虽有离校者，亦系寒假惯例，并不足怪，且平、津在种种关系上日人亦断难急攻，教育界为社会之表率，断无如此张皇之理……

这是当时南方谣传和古城实际情况不同之处。不过在此种形势下，任何个人都无力改变，“愧无半策匡时难”。对于掌权的人说来，那还可以求全责备，而对于一般善良的老百姓来说，既不能全部当大刀队上前线，那也还得照常生活，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时政治中心、外交中心，已移到南京；经济中心，已移到上海；上海有租界地，环境特殊，文化斗争的前哨也已移到上海；北京剩下古城一座，故宫一院，琉璃厂一处，西山一脉，教授、文化人一伙，学生一群，学校多所……经费问题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每月截留天津海关银三十多万（当时全国外贸，上海占百分之五十，天津占百分之二十。但天津出口多于进口，是银行收进外汇的重点。海关税收也有保证）。另中基会基金二千万元，以一分利计，每月有二十万元。各教会拨给教会所办大、中、小学的经费，每月也在二三十万之间，尚有中法庚款基金等等。尚有地方收入的少量拨款，这些款项保证了古城中文化教育事业的经济命脉。自然比之于各路军阀所豢养军队所用的经费来，那是少得可怜了（当时军队每个列兵月饷七元半。每养一师兵，平时不打仗，每月经费也在二十万元左右。远远超过北京大学的经费了。只一个韩复榘，就有十几万人，等于十个师）。不过虽然不多，也还有保证，加以物价十分便宜，劳动力也十分便宜，一个知识分子，不要说月入二三百元，即使七八十元、百来元，家中有个三五口人，也还可以不愁生活，有余力买点书，请个保姆。因而没有什么大野心的人，想读读书、做做学问的人，也就不想再到南京、上海这些地方去争名夺利，站在斗争的风浪口去拼搏，而在文化古城中静静地读书了。人际关系，虽然也有些利害争夺，但究竟较之政治、经济漩涡中要好得多。北大、清华、师大、燕京、辅仁等这些名牌大学，这几年中，校长都坐得很稳，没有哪种力量来故意制造风潮，赶他们下台，这便是明证。鲁迅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北归时写给上海家中的信道：“我到此后，紫佩、静农、寄野、建功、兼士、幼渔，皆待我甚好，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力之邦是看不见的……”又道：“旧友对我，亦甚好，殊不似上海之专以利害为目的，故倘我们移居这里，比上海是可以较为有趣的……”再有一九二九年八月顾颉刚要由广州回到北京时，写给胡适的信中说：“但广州的不能研究学问是极明显的。第一，此间书籍不够参考，商量学问又无其人……第三，广州房价太贵，要租一所房子把北京的书都搬来，非每月出百元的租金不可，怕这不能负担。而且广州为各派政治家注目的地方，政治的变动最快……第四，在北京，就是没有事情也可以挨住半年，因为生活程度低，而且熟人较多，有法通融……”总之，这一时期的文化古城，在历史环境上、在文献资料上、在经济条件上、在人情敦厚上、在生活程度上，都为各方面的学人准备了足够的条件，在无政治势力干扰的情况下，聚集了全国有世界名望的各方面的人才，在教育和学术上无形中形成了一种风气，灯火相传，造成了深远的世界性的影响，这是谈近现代中国教育、文化、科技史应该注意到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我国自清代末年废科举、兴学校，旧的教育制度转变为新的教育制度，经过清末、民初的逐渐转变，似乎到了文化古城时期，才达到了相当的深、广度，即对传统文化既有深厚的继承，对西方近现代科学文化又有敏锐、广泛的吸收。自然这不是空口说白话，也不是决定于其个人的一个指示、一纸命令，而是经广大学人共同努力工作所造成的影响。《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载一九二七年夏周传儒、吴其昌《梁先生北海谈话记》中说：

反观现在的学校，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上课下课，闹得头昏眼花。进学校的人大多数除了以得毕业文凭为目的以外，更没有所谓意志，也没有机会做旁的事。有志的青年们，虽然不流于这种现象，也无从跳出圈套外。于是改造教育的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了，我这两年来清华学校当教授，当然有我的抱负而来的，我颇想在这新的机关之中，参合着旧的精神。吾所理想的也许太难，不容易实现。我要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他体现出来。在已往的儒家各个不同的派别中，任便做哪一家都可以的，不过总要有这类的修养来打底子。自己把做人的基础先打定了，吾相信假定没有这类做人的基础，那末做学问的并非为自己做的。至于智识一方面，固然要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而我所希望的，是科学不但应用于求智识，还要用来做自己人格修养的工具……

梁任公这段话所说的意思，在客观存在上，无疑也是当时清华、北大这些著名学校的学风实际，也影响到中学、小学教育，在接受传统文化和吸收西方文化方面，都是比较踏实的。钱宾四在高龄八十八岁时所写的《师友杂忆》中回忆当时情况说：

诚使时局和平，北平人物荟萃，或可酝酿出一番新风气来，为此下开一新局面，而惜乎抗战军兴，已迫不及待矣。良可慨也。

又说：

要之，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风貌出现。

梁任公的话，可以作为文化古城时期学风肇始的影响；钱宾四先生的话，可以作为文化古城时期学风实际的小结。再宾四先生所说的“人物荟萃”，是指文史哲方面的学人，如胡适、钱玄同、孟森、傅斯年、顾颉刚、冯友兰、汤用彤、熊十力、蒙文通、林宰平、梁漱溟、陈寅恪、吴雨僧、钱稻孙、贺麟、张荫麟、张孟劬、张东荪、陈援庵、马叔平、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希白、容肇祖、向觉民、赵万里等位。而另外还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名学人，如建筑梁思成，物理萨本栋，数学张贻惠、冯汉叔，图书馆学袁同礼，生物秦振黄，经济赵迺抟，生物秉志、郭毓彬，语言黎锦熙，化学刘拓、赵学海，机械王季绪等等，再加中西名医，名画家等等。虽因日本侵略战争的突然而来，学术研究及学风未能使之延续发展，但在这十年当中所造就熏陶的人才，却为数甚多，遍及世界，在学术界造成很大的影响，即使至今天，文化古城时期培养熏陶出来的人才，仍然有不少活跃于世界各地。这不只是各种政治力量中的领导人才，高级官吏，以及像美籍华人陈香梅女士那样的国际活动家，而且更多的是各个文化科学领域的学术领导人，各种门类的专家。最近在香港《文汇报》附送的七八六期《百花》周刊上读到美国黄文湘写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邓昌黎博士》一文中说：“出生于一九二七年的邓昌黎博士，在十九岁来到美国，后来在美国落地生根，表现了与爱因斯坦和费米相同的信念：‘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出于政治原因，尽管可以这样说，但却无法改变他在文化古城的西城墙下巡捕厅长大，在北师附小读小学、育英中学读初中、志成中学读高中、辅仁大学读大学的事实，也无法改变其尊人芝园先生在文化古城时期在北平做寓公，经营模范牛奶厂为他创造的出国条件……这些都是任何原子加速器都无法改变的，因此认祖国也罢，不认祖国也罢，在文化古城中成长的历史事实和文化教育熏陶的影响，此生此世再也抹不掉了。因而他虽然是美国籍，其根原本还是在太平洋此岸的土地上的。只不过是“出洋入籍”而已，一个大活人又何能“落地生根”呢？自然他的第二代，就可以“落地生根”了。邓同杨振宁氏一样，都是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的学生，都成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而杨也是文化古城时期清华附中、崇德中学的学生，后在昆明西南联大，由联大留美。其受文化古城时期的基础教育和学风影响和邓是一样的。因为早几年，可能所受影响更深些，似乎还没有听说他也说过类似的话。总之，也都是多少经文化古城学风吹沐过的人罢。或者也可悟到：越到后来，这种影响也就越淡泊，慢慢就是“渐行渐远渐无书，水宽鱼沉何处问”，半个多世纪以来，也就消失殆尽了。正像钱宾四先生在《师友杂忆》之十《北京大学》中说的：“学术界则神耗气竭，光采无存。言念及之，真使人有不堪回首之感。”文化古城时期，已成为历史的过去了，这一时期的教授、教员，大多也都老成凋谢，硕果仅存者，也极为稀少了；这一时期受大学教育的，也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均已气息奄奄矣；这一时期受中、小学教育的，自然还多活跃者，但所受影响已远不如前者，年代久远，记忆都已褪色苍白了。因之其学风的影响，也就越来越淡，慢慢消失，彻底消失了。真有不堪回首之感了。此文所谈，只当作一个简单的回顾小结吧。

历史是延续的，又是阶段性的，至于未来呢，自然还会出现更恢宏的篇章，让更年轻的朋友们等待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