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　大

我是一九四七年北京大学文学院毕业的。我常常想，这样说，实在感到惭愧，因为这几乎不能算是真正的北大，既不能比“七七事变”以前“老北大”的正规，又不能比院系调整之后“新北大”的光荣，只不过也算是北大毕业的而已。我仰慕前者的“正规”，但未敢攀比；我羡慕后者的“光荣”，也无法分沾。在此我介绍文化古城时期的北大，按道理说，实在也是没有资格的。但是，既然动笔写了，又不能避而不谈，也只能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好在我也总算在红楼上过课，在天字楼和西斋睡过觉，在沙滩、汉花园、松公府夹道出出入入过，走过不少前辈们走熟了的道路，听过不少前辈学人的教导，也听过不少白头工友们讲说的自京师大学堂以来，多多少少的轶闻……“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昔年的听人谈古，今日的供我思旧，参阅文献，抒发幽情，已足可以写一篇老北大的述略了。

详细地介绍北大，自可以写一本洋洋大观的书介绍它的历史，但我没有那个力量，只就文化古城时期的北大，约略谈谈，自然也先要谈到一点它的开创情况。从历史上说，最早李端棻于光绪二十二年奏请筹办未允；其后创议筹办，是光绪二十四年，孙家鼐任管学大臣，管理大学堂事务，经费由户部筹拨；其后不久，许景澄为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光绪二十六年，许景澄升任管学大臣；及庚子之乱，辛丑（一九○一年）许景澄被杀，那拉氏、光绪自西安回到北京，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吴汝纶为总教习，将原属外务部专学外国文的同文馆也并入大学堂，制定了详细的规章、制度，创办了我国比较完善的第一所国立大学。当然这时的京师大学堂自然无法和后来的北京大学相比，但这在当时毕竟是从无到有的新生事物，而且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后来的北京大学则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来人们很少提到张百熙对创建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的作用及其影响，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叶恭绰写给胡适的信中说了两件事，一是说大学堂时代在城外瓦窑地区买过二千亩地，为胡提供一信息。另一点则说：

北大之成年，自系蔡先生之功，惟创始之张冶秋先生惨淡经营，亦为不刊之事实（各校舍仍多系张手所办）。且张先生于开通风气，倡导教育，厥功甚巨，似宜于校内留一纪念，方合公道。关于此点，赞成者甚多，但迄未具体化，可否由公成就此事？

所说校舍，即既包括原有的马神庙和嘉公主府（俗称“四公主府”，乾隆第四女），也包括北河沿译学馆、汉花园以及西斋、东斋等这些老北大最基本的校舍。如果北大还保留下这些校舍，随便在哪里给张百熙留一个小纪念室；或一块小石碑，似乎也不为过，但是后来北大校舍变化太大，这些旧事也就不必多说了。

不过如果严格说北京大学的校名，那自然要从蔡元培说起。所以信中首先说明“北大之成年，自系蔡先生之功”。因为是自他老先生长校时，“京师大学堂”才改名为“北京大学”，同时开创了北大特有的学风。这对后来的北大以及整个中国文化思想界都极为重要，不过这些在各种专门著作中，介绍的都很多，在这篇短短的述略文章中，也就不再多说了。文化古城时期的北大，自然是继承了这一传统的。不过在这一时期的开初，却也并不太平，有两件事应该提一提：一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东北军阀头子张作霖派刘哲改组北大，改名为“京师大学校”；二是北伐之后，李石曾在当时已改称“北平”的北京，搞“北平大学区”，要把北京大学的文理学院改称“北平大学文理学院”，把北京大学法学院改称为“北平大学社会学院”。前一事，持续了八九个月，直到东北军阀势力退出北京，北京大学才恢复校名。后一件事，经北大学生团结一致反对，才保留住“北京大学”的校名，在此时期，名义上仍是蔡元培为校长，另以哲学系主任陈大齐代理校务，称“北京大学院长”。直到一九三○年末，北平大学区已取消了，南京派蒋梦麟来任北大校长，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后流亡到昆明，与清华、南开并作西南联大，这是文化古城时期北京大学相对稳定的时期。

北伐之后，政府迁到南京，北京改名为“北平”，废弃了沿用已五百多年的地名，一下子回到大明永乐以前“北平府”的老名字，想想当时的统治者是很滑稽的，由于“京”改为“平”，于是这也“平”、那也“平”，“京剧”改为“平剧”，“京话”改为“平话”……这中间惟有“北京大学”和“北京饭店”保存了原有的“京”字，前者是学生抗争的结果，后者则是因为洋人的关系了。

有人说：北京大学的鼎盛时期是一九二七年以前，上溯到“五四”前后，那个时代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领导下，人才济济，百家争鸣，自由研究的学术空气极浓，形成一代学风。自然这是有历史原因的，文化古城时期，历史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北京大学情况自不可与鼎盛时期同日而语了。

其不同处，一是鼎盛时期的一些名教授，在前述几次动荡中，陆续离北大而它去，著名的文学院的沈尹默、沈士远、沈兼士、马衡，以及林公铎、朱希祖、刘叔雅、黄季刚、吴虞等名家都离开北京大学，或到外地，或到其他单位；法学院的王世杰、高一涵、皮宗石、燕树棠等位创建了武汉大学，也都南下了。著名地质系的教授翁文灏、朱家骅等位都到南京做官去了。这样文化古城时期的北京大学，在教授阵容上，则略逊于“五四”到一九二七年这个时期了。其不同处，二是在思想、学术的争论上，已大不同于前一时期，共产主义领导人物陈独秀已离京，李大钊已牺牲；代表封建旧文化的林琴南、辜鸿铭等人亦均已成为历史人物；新的对立面不明显。况政治中心南迁，不久又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各种政治环境已迥不同于过去了。文化古城时期的北大，也正如当时流行的顺口溜所说：“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似乎是已经“老”了，实际当时它也不过是“而立”之年已过罢了。

一九三○年末，蒋梦麟以南京政府教育部长的资格来做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早期就担任过北大教务长，而且代理过校务。他和蔡元培先生都是绍兴人，长期协助蔡孑民先生工作，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日蒋梦麟有致胡适信云：

我的用意，是把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只要大事能化为小事，小事不至于变为大事，我虽受责备，亦当欣然承受。至于为人“掮末梢”，我在北大九年，几乎年年有几桩的，也掮惯了。事到其间，也无可如何了。

这封信是答复胡适的。当时胡适在上海任中国公学校长，蒋梦麟任教育部长，而当时教育部给中国公学一“训令”，说胡适“非唯思想没有进境，抑且以头脑之顽旧，迷惑青年，新近充任中国公学校长……实属行为反动，应将该胡适撤职惩处”，并说“查胡适近年以来刊发言论，每多悖谬”等等，后面有部长某某。胡适为此写信给蒋梦麟，蒋便回了他这封短信。信中可见蒋的处世态度，也可见他与北大的多年老关系。在此后一年，他便来任北大校长，胡适做了两年中国公学校长之后，也回到北大来了。

蒋梦麟任北大校长时，初期尚有预科，最近接台湾居住之前辈贾维榘世叔信中说：“我于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三年在北大六年，预科二年，本科四年读经济系……”他是资深“立委”，今年已八十五岁，正是蒋梦麟长校时的学生。大概这是预科最后一届。其后即只有本科了。文、理、法三个学院，理学院在马神庙，俗称“二院”；文学院在沙滩红楼，俗称“一院”；法学院在东华门北河沿，简称“三院”。文学院院长胡适，理学院院长刘树杞，法学院院长周炳琳。这一时期前后在北大任教的名教授，如徐志摩、刘半农、马裕藻、钱穆、朱希祖、钱玄同、周作人、孟森、冯承钧、黄晦闻、丁文江、李四光、冯汉叔、汤用彤、梁实秋、杨钟健、章演群、罗常培、魏建功、郑天挺、饶毓泰、曾昭抡、张景铖、叶公超、莫泮芹、贺麟、吴大猷、朱汝华、钱思亮、王恒升、王烈……文、理、法各个学科的名家，简直数不胜数。还有著名的外籍教授葛利普（A．W．Grabau）在地质系，教梵文、印度古宗教史的钢和泰（A．Von Steäl Holstein），真可以说是人才济济，不过于今除一二位鲁殿灵光，硕果仅存者外，大部分已成为《录鬼簿》中人矣。

北大当时的经费，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三日胡适致《探讨与批判》社函中云：

北平国立各校的学、宿等费本来就是最轻微的，然而实际上能收到学、宿费的有几个学校呢？北京大学每年预算九十万，但全校学费（除了灾区、国难区免费之外）只有一万二千元。只占千分之十三而已。

当时九十万元银元，可折合九千两黄金。其时全校人数不多，不过一千几百人，按人数比例，是相当充裕的。但是经费一遇到积欠，就比较困难了。“九一八事变”之后，北平学生闹学潮，南下请愿。南京政府忙于应付，经费不能按时汇来，蒋梦麟因学潮及经费问题，与周炳琳联袂离校，南下上海，在天津转津浦车时，写给胡适和傅斯年的信道：

我这回的离校，外面看来，似乎有些突如其来，其实不然。枚孙和我两人，商量了不知多少回才决定的。学校的致命伤在经费的积欠、教员的灰心。两位也知道好多教员，真是穷得没有饭吃。第一批学生南下的时候，我们两人已议决了把北大放弃不办。……一个学校要办好，至少要有四五年的计划。第一年的计划，不到三个月就破坏。现在简直今天计划不了明天，还有什么希望呢！学生的跋扈——背了爱国招牌更利害了——真使人难受。好好一个人，为什么要听群众无理的命令呢？

不过这次蒋梦麟南下之后，过了没有多久，又回到北大了。其后几年中，除正常办学之外，在基本建设上，还盖了图书馆新楼、学生宿舍楼、地质研究所新楼等。据《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附录所载《蒋梦麟致何东》函抄件中云：“敝校初名京师大学堂，创设于前清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民国成立改为北京大学，至今已有三十七年之历史，为全国创设最早之大学，设备之周，规模之巨，为全国人士所称许……惟是全校校舍虽有千数百间，大多岁月悠久，不能适用。○○就职以后，竭力筹划，先后落成图书馆、地质学馆两所，费用银二三十余万元。又学生宿舍一座，费银十余万元，尚在建筑中，正在计划犹未兴工者为：（一）课堂、（二）大礼堂、（三）或大礼堂兼体育馆，估计建筑费，课堂需银二十万元，大礼堂需银十万元，如兼体育馆须增加十万元，亦为二十万元……殊难筹措。无已惟有从事募捐……”我四十年代后期在北大读书时，这些建筑物都还很新，图书馆二楼楼梯转角处厕所门的玻璃扶手还雪亮，这都是蒋梦麟氏长校时所经营的了。但礼堂、体育馆等一直未盖起来。另著名的红楼，据《知堂回想录》记载，也是民国五年借比国仪品公司二十万建的。

文化古城时期北京大学的制度和学风，是继承了“五四”以来的传统，对学生是非常自由的。学校从来没有什么点名制度，无所谓什么“旷课”等等。学习全是靠自觉的。自然考试十分重要，进来时靠考试成绩，顺利升级、毕业均靠考试成绩。如果不及格，留级、开除，那是谁也没有办法的。

文化古城时期的北大，相继去世了几位有世界名望的学人，那就是因飞机遇难的徐志摩，到内蒙调查得了传染病去世的刘半农，突然在湘南意外去世的丁文江，因脑溢血突然死在课堂上的马隅卿，这些就都不只是北大的损失，也是当时学术文化界的重大损失了。

短短的一篇文章，不可能把文化古城时期的北大介绍全、介绍细，只留下一个简略的影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