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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大

文化古城旧事 作者:邓云乡 著


师 大

“师大穷”,这是实际情况,不少师范大学的学生,都是寒家子弟,贪图师大不收学费、杂费、住宿费,而且还管饭,就是吃饭不要钱,伙食也还不坏。这样人们又给“师范大学”起了个诨名,叫“吃饭大学”。这些优惠条件,在穷学生看来,是十分重要的。

在文化古城时期,前一阶段,货币还用银元,社会上流通的钞票都能兑现。后一二年,因南京政府采用“白银政策”,大都市都不再流通银元,但也基本上未影响物价。在整个文化古城时期,外省来北京读大学的学生,每年最少也要二百元,包括学费、伙食、宿费、书籍、衣着等,如江南各省,一年回一趟家,那还得再加上百元旅费。当时一个月伙食费六元,就吃的不错;如七元,标准就很高了。当时清华大学每月伙食七元。而旅行费用很贵,一张去上海三等车票二十二元八角五分,等于三四个月的伙食费。这样一般学校,如北大、北平大学等国立大学,一般节约一点的学生,一年也得用二百五十元左右(包括回家路费)。这点钱如在官僚地主、大资本家、高级工薪阶层,都不算什么;如一般工薪阶层,家就在北京,可以回家吃住,也无所谓。而在外地农村,或中小城市,一个家庭每年拿出二百多元现大洋,这就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不要说贫苦农民、指身度日的工匠办不到,就是小地主、小生意人,薄有财产,拿这笔钱也不容易。当时南北各省,中小城市,五口之家,每月有固定二十元大洋收入,就能过很不错的日子,又如何能罄全家所有,供一个大学生上学呢?师范大学,管吃、管住、管读书,一个外地穷学生,考上师大,每个月连伙食带住宿最少可省十元钱,这样就省多了。而且毕业之后,保险可以当个中学教员。就可以赚百数块大洋的薪水,就家境贫寒的人说,这一辈子养家糊口,就不成问题了——自然,那时天真的穷学生们,不会想到十年、二十年后的战争、通货膨胀,教员变成“四大贱物”之一,所入不但不足以养老婆孩子,甚至连自己也养不起。不过这是沦陷若干年后的后话,暂时可以不表。回过头来还说文化古城时期的“师大穷”。

师大虽穷,但仍和北大、清华、燕京并列,说明它还是一个水平、一条线上的,即都相当难考,毕业后职业有保证。在文化古城时期,全国就业区域还十分广阔,还未到“毕业即失业”的惨境,国立大学毕业生,就职条件及起薪都有明文规定,基本上可以得到保证。燕京虽非国立,但因美国教会关系,就业更无问题。师大毕业生,遍布全国,各地的中学教员几乎是他们全包了,同学援引,势力也较大。所以“虽穷”,考的人仍很多,不但成绩好的穷学生争着考,即使经济条件好的也是要考师大的。

师范教育就世界教育史讲,是一项特殊教育,说得简单些,就是为了培养各级师资,因而才兴办各种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最早历史,可以上溯到“京师大学堂师范班”,那是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的事。一年之后,即一九○三年,张之洞等厘订学堂章程,“师范班”按制脱离京师大学堂,设置“北京优级师范学堂”,辛亥之后,改名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北京高师”,有国文、史地、英语、数理、理化、博物六个学部。当时中学四年,大学预科二年、本科四年,共六年。高师修业四年,毕业后只能教中学。高师另设研究科,如再入研究科两年,也就等于大学本科毕业了。其研究科先设教育、数学、化学,后来“学部”改称“学系”,各系均有六年制,体制日渐充实。改为“北京师范大学”,是一九三二年秋季,中学学制由“四二”制改为“三三”制而后改变的。中学“四二”制是日本式的,即中学四年,高等二年。“三三”制是美国式的,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我国旧制高等都归入大学预科,中学改为“三三”制,大学取消预科,“高师”也改为学制四年的大学本科。称作“北京师范大学”,也就名正言顺了。

首任校长是湖南湘阴人范源濂氏,字静生,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是早期著名教育家,在美国考察后回来接任。亦因经费问题困难而辞职。后来福建人邓萃英(字芝园)氏也曾担任过一个时期校长。一进校门左手有罗马式廊柱的图书馆,就是邓萃英氏长校时修建的。其间易培基也担任过一届校长。

文化古城时期北平师范大学校址,一般说是在和平门外新华街右侧。这里其实在高师时期,还是很偏僻的。内城人要到这里来,必须出前门或出宣武门,由西河沿过来,再一转弯才能到。因为那时和平门还没有开,和平门是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段祺瑞时代开的。自此之后,师范大学门前四通八达,是通衢大道了。

校址最初建造,是在清代末年,这块空地,还是琉璃厂琉璃窑旧址,在康熙、乾隆年间,这一带面积广阔,所谓“东有五斗,西有方壶”,空地是很多的。后来琉璃厂、厂甸虽然成为著名的文化街、庙会区,但偏北面,空地仍很多,清末在这片空地东面盖了五城学堂,即后来的师大附中。在西面便盖了优级师范的校舍,直到一九五三年,北京师范大学尚未搬迁时,修建房屋开基取土时,还发现了不少琉璃砖瓦及磨制瓦浆之大古磨盘数座。但师大校址,在当时比起其他大学来,并不大,老实说来,还是有些“穷”相的。一进大门,北面传达室,南面警卫室,往前走,一个不大的广场,左首便是邓萃英做校长时建的图书馆,虽然有四根罗马式的柱子,但并不大,只不过是一个两层楼。既比不上清华八字形意大利大理石装修的图书馆,也比不上北大新建四个大阅览室的图书馆气派。藏书自然也是较少的,虽然离琉璃厂很近,而琉璃厂书铺的大学图书馆售书对象,则是北大、清华、燕京等校图书馆,师范大学是不大提起的。

穿过一进校门图书馆前的小广场,继续往西走,先是一排平房,中间穿堂门,再进去,是一个狭长条的大院子,四角有四座曲尺形的两层楼,是老式的十分高大、宽大的楼梯和走廊,这就是主要的教学楼了。教室、试验室都在这里。在这组建筑群的北面,偏东一组小灰砖楼及平房,是教学行政区,校长室、秘书、教务、庶务等处都在这里。正北平房院落,有小门进去,是女生宿舍。在西北隅,是饭厅、大厨房,饭厅南面、东面都有门,南面正门进去,迎面墙上挂一大红木镜框,里面是碗口大的正楷写着朱柏庐《治家格言》的句子:“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句子。据一位京师大学堂师范班优级师范首届毕业生回忆,伙食早餐粥和面食,午晚两餐,每桌八人,六菜一汤,冬季四菜一火锅,荤腥俱全。提调舍监、事务科长、高级职员和学生一道吃,坐在主座,合乎古语的“大烹养士”的礼仪。文化古城时期,师大伙食基本仍然如此,每桌八人,但是四菜一汤,每周有两天菜特别丰盛,烧牛肉、炖肉、四喜丸子之类,平时则是肉丝、肉片类的荤菜。虽然够吃,并不富裕。八人一桌,座位也较挤,北大、清华一般都是六人一桌。因诨名“吃饭大学”,不免说到食堂,就把伙食多说两句。

中心教学楼的南面,西南一隅,有琴房、体育系,还有一个挂名的风雨操场,十分简陋,只是一个洋铁顶的仓库而已,不但无法与清华、燕京有打蜡地板的体育馆比,连教会中学汇文的风雨操场也比不上,倒真是符合“穷”的身份。师大有体育系,这个简陋的风雨操场,不但要供体育系同学鞍马,单、双杠等术科锻炼之用,而且还派大礼堂的用场。《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记云:“午后往师范大学讲演。”这次讲演就是在这个简陋的风雨操场中举行的,临时因人多,容纳不下,搬到外面操场上露天举行。不少有关文献中,都印有这次讲演的照片,虽经一再翻版,但仍清晰可见,听众人虽多些,但也并不是多得不得了,但那个风雨操场便容纳不了,也可见其不但简陋,而且很小了。其实外面操场也并不大,不够标准场地(即四周四百米跑道,中间一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

操场东面,有几排平房,自成院落,那是体育系、音乐系、工艺系、地理系等学系男同学宿舍。在文化古城时期,师范大学在图书馆南面,临新华街,盖了一个学生宿舍楼,大房顶、青砖青瓦、三层、“丁”字形,是比较新式的,同清华的宿舍差不多,取名“丁字楼”,有胡适题的匾,本色木纹,字填洋绿,十分古雅,和那青砖楼房十分协调。每室四人,有铁皮床、壁橱、纱窗、水汀,冬天十分舒服,但是夏天就苦了,那壁橱缝中全是臭虫,一点办法也没有,害得人整夜不能入睡。

文化古城时期的师范大学,校址建筑仅此而已,和北大、清华、燕京等等,是无法比拟的。在高师时期,还有一个“女高师”,在石驸马大街。在一九三一年和“男高师”合并。所以在文化古城时期,就只有一个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了。当时是三个学院:文学院,国文系、英文系、历史系;理学院,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地理系;教育学院,教育系、体育系、音乐系、工艺系。共三学院、十一学系,符合当时大学制度的规定。

师范大学的教授阵容,相对说,没有清华、北大名人多,阵容强,但毕竟是国立大学,历史悠久,也相当可观。最早在优级师范时期,请过不少日本教师,后来当教育总长、师大校长的范源濂,当时是日本教师的助教、翻译。范氏是清末长沙时务学堂学生,留学日本,并在日本创设法政、师范诸科速成班,还带湖南女学生十二人留学东京,是最早的日本女留学生。范氏后来对师范教育影响甚大。在他任师大校长时,师大已有不少名教授,到了文化古城时期,有些早已离开师大,甚至离开北平,但也还有不少知名之士,如国文系的钱玄同、高阆仙、黎锦熙,历史系的李泰棻、王桐龄,物理系的文元模,音乐系的柯政和等位,都是很有名的专家。只是其中个别的后来做了汉奸,但这是后话,在文化古城时期,还只是名教授耳。

文化古城时期师大,担任校长时间最长的是李蒸。一九二八年北伐之后,李石曾想把持北平大学教育,组成北平大学区,但不到一年,北京大学便脱离了这组织,北平大学区便废止消失了。师范大学也恢复原来名称,独立成一大学,名义上由李石曾任校长,由李蒸代理。李石曾,国民党元老,河北高阳人,在法国多年,代表教育界北方势力。李蒸,河北滦县人,留法归来,年青有为,很得李石曾赏识,便代李石曾为实质上的师大校长。与南京上层关系,自然还靠李石曾力量。但在“九一八”之后,朱家骅任南京教育部长,师大学生呼吁抗日,掀起学潮,朱便部令停止招生,想停办师大。这样李蒸到南京,作政治活动,参加核心组织,负责回北平“整理师大校风”,这样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就完全由李蒸负责。李蒸担任校长,直到“七七事变”。李蒸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是北平三青团负责人,解放时,他是南京和谈代表之一。

文化古城时期的师范大学,为当时各地中学培养了大量教师,英文、国文、数学、理化、生物,以及音乐、体育、图画各方面都有。师范大学在毕业时,除去写论文之外,还要经过两个多月的试教,试教的地方,就是本校所属男、女附中、附小,都是北平教学质量最好的学校。师大毕业生在教育界的力量是很大的,不少著名中学,所有高、初中教员,几乎清一色都是师大毕业生。毕业生首先要服务于教育界,这一要求,也是师范大学的规定。“饭”毕竟不是白吃的,有权利,也有义务,这本来也是公平合理的。

师范大学离著名的古老文化街极近,出校门往南走不上几十步,就是厂甸、琉璃厂,本来可以受到很好的影响,不过在文化古城时期,大学中也往往是新的影响大,古老的影响小,师范大学未能涌现出版本、目录、文物鉴赏、书画等名家,细想起来,也十分辜负这近水楼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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