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

给昌宝的新书《茅盾先生晚年》写序，先从远处说起。

时间过得真快。现在想来，这是十多年前的一件旧事了。2001年，我偶然得到一个去美国访学的机会，虽然久有离开祖国去外面看看的打算，但一直没有机会。当机会到了眼前，想不到护照却办不下来，当时无论如何想不通，一个人到中年，手无缚鸡之力的穷编辑，他能干出什么事来妨碍国家的安全？而且人到中年，妻小皆在家中，想跑也不是这个时候了。我在困惑中，给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写了一信，申说此事，因为我想到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而我前几年刚写了一本关于西南联大的小册子，随信快递出去，以为这点因缘或许多少可以打动他。我没有收到他的回信，但事情拖了一段时间，情况出现了转机，我的护照批准了。是不是田成平书记看了信而有所助力，我不敢说，但我愿意相信是他帮助了我，就算是我的一个良好愿望吧!

我回来不久，当时还在华东师大的夏中义教授就约我参加《大学人文》的编辑工作，同来的还有丁东、李新宇、王彬彬及其他几位新老朋友。中义兄是一个极有才干的人，学识和组织力兼备。他长期在大学工作，可要做一件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时，却及时想到了两位不在大学工作的陌生朋友丁东和我，这要有相当开阔的胸怀，今天很少有人再想到自己圈子外的朋友了。

差不多有三四年时间，我们在一起工作，非常愉快。工作快要结束时，有一次我在上海，饭后，一个朋友悄悄问我，听说中义兄有意让你来上海交大工作？我当时不知如何回答，因为中义兄确实没有和我说过。当时中义兄也是刚到上海交大，雄心勃勃，宏图待展。他办事极有章法，如无把握，绝不轻易流露。此事从始到终，中义兄都没有和我正面说过，我后来得周宁兄关照到了厦门。再见中义兄时，我曾提及此事，他总是轻描淡写，但我内心对他的感激始终长存。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和新宇兄接触最多，也最为投契，当时他还在吉林大学。新宇兄是山东人，当年我在《批评家》当编辑时，他曾多次给杂志写稿，而且一发即为《新华文摘》转载，所以印象极深，但往来并不密切。1997年，我到济南参加《作家报》组织的一个活动，讨论孔范今先生一本新出的文学史著作。会后新宇兄约我到曲阜住了两天，还安排我给中文系的学生讲了一次课。当时在新宇身边的几个学生，多年来我始终没有忘记，一个李钧、一个张全之，还有一个赵歌东，均为有志青年，后来皆学有所成。当时我即有一个感觉，凡在新宇兄周围的青年，都是生气勃勃、志向高远。新宇兄不尚空谈，他努力用自己的热情和光焰照亮青年，他是天生有魅力的教员。

现在说到昌宝。新宇兄是他的博士导师。在如今讲学历的时代，昌宝早期的出身也不能说好，但新宇选择了他，这个见识，我和新宇兄所见略同。学术这种事，兴趣最关键，无兴趣，则终无所成，有兴趣，即令才质平平，也能略有收获。昌宝从新宇兄读书几年，开手即是一本《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专门研究中国作家在特殊年代书写的一种特殊文体——检讨，或者也叫思想汇报、检查、自我批判等。这个视角，令人叫绝，以往没有学者完全由此入手，观察整个时代作家的精神状态和内心世界，昌宝做到了，而且完成得相当出色，显示了他观察中国当代文学史、思想史的独特眼光。

这本写茅盾晚年的书，同样显示了昌宝驾驭文学史题材和分析作家内心矛盾的能力，虽然见解并非完全个人独创，但在整合茅盾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时时有个人的观察和判断。我对茅盾及其作品只是一般了解，但读昌宝这本著作，还是感觉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力，他把茅盾晚年的困境和复杂性展示给了读者，而且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我们可以不认同他的观点，但我们不能说他的观察是空言，他是把相关史料整合得非常严密，应当说有相当程度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昌宝正值盛年，学术热情恰在高涨期，此次由文学史研究转向作家传记研究，我以为也预示了一个较好的学术转型。

我1985年从事编辑工作，观察文坛学界三十年，有一个不成熟的意见，即人在青年时期，选择从事文字工作，有几个方向要清醒把握，不然会虚掷时间和才华。我以为传记当写(包括口述、年谱等同类工作)，史料能搜集，掌故笔记能写，地方文献可整理，选择其他文字工作，须慎之又慎，不然一世努力，会了无痕迹。新宇兄前年完成《严复传》，我极表赞同，虽不是开创性的工作，但并非没有意义。昌宝以后应当朝这个方向努力，用己之长。

我与昌宝见面不过两次，感觉口才、文笔都有，如果学术方向判断恰当，一定能做出一流的学术成绩。

2013年1月25日于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