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元旦，茅盾与李济深等一行二十余人乘船北上，准备参加北京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抵达北京后，茅盾一行受到罗荣桓、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等中共高级将领的热烈欢迎。欢迎会上，茅盾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新中国寄予了无限希望。尽管此时的他，与那些满怀憧憬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文化界人士一样，对未来的新政权还缺少足够的理性认知。

1949年7月，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茅盾作为国统区左翼文化界的旗帜，作了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会上，茅盾与周扬一起出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副主席、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协的前身)的主席，担负起新政权的文化领导和建设重任。尽管在全新的意识形态统领下究竟如何开展工作，茅盾全然没有计划，不过是摸着石头过河。

在9月份的新政协筹备会上，茅盾被任命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并且作为代表而发言。他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后，高呼口号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万岁!”“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万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万岁!”“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万岁!”尽管在这样的口号中，茅盾不可能意识到，个人崇拜发展到如此狂热的地步，于国于民都将埋下灾难的隐患。

10月1日，茅盾夫妇受邀参加开国大典，登上了象征着胜利和权力最高峰的天安门。在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宏伟宣言和举国欢庆的锣鼓声中，茅盾完全沉浸在半生追求革命的成功喜悦中。尽管他无法预知这样的成功背后意味着怎样的一种代价，以及他能够享受革命胜利成果到几时。

凭借着自己在左翼文化界的地位和影响，在新政权的构建中，茅盾出人意料而又顺理成章地被任命为共和国的首届文化部长。11月2日，茅盾正式主掌文化部，并将开始长达15年文化部长的筚路蓝缕。尽管他完全不了解文化部长与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间的权力分配与运作机制，更无法想象自己何时且该如何卸任部长。

新政权草创之初，茅盾还兼任国刊《人民文学》的主编，也负有文艺“风向标”的《文艺报》的领导职责。尽管对于原本出身于《小说月报》等文学刊物编辑的茅盾来说，这种人事安排属于重拾老本行，应该轻车熟路，然而实际工作中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等待他的是连续不断的批判与检讨。

第一节　美好蓝图　残酷现实

1949年元旦，《华商报》刊发了茅盾在香港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迎接新年，迎接新中国!》。文中不无憧憬地写道：

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将是一个独立、自主、和平的大国，将是一个平等、自由、繁荣康乐的大家庭。在世界上，中国人将不再受人轻侮排挤。人人有发展的机会，人人有将其能力服务于祖国的机会。

在新中国，人人享有“四大自由”；但是，没有人将能再享有贪污枉法、荼毒人民、出卖主权等等特权的自由!正因为没有人将能再享有此种特权的自由，故能名实相符地做到了人人平等，——人人有求学，就业，发展能力的平等机会。

此刻，怀有这样美好政治蓝图的茅盾，正携夫人孔德沚与李济深、章乃器、邓初民、朱蕴山、洪深、彭泽民、孙启孟等一行20余人，在香港驶往大连的苏联货轮——“阿尔丹”号上。这是第三批受邀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的队伍。在此之前，已经有沈钧儒、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等第一批文化名士在1948年9月北上大连；郭沫若、马叙伦、翦伯赞、陈尤其、许广平等第二批文化名士在11月初沈阳解放后离开香港。之后启程的是第四批文化名人，包括柳亚子、宋云彬、马寅初、曹禺、赵超构、叶圣陶、郑振铎、王芸生、徐铸成等25人。

如果稍微考察历史即可知，这些受邀者大都是1948年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的指示》中政治声望颇高的人士。除上述诸人外，在所开列的名单上还有何香凝、李达、史良、沙千里、马叙伦、张炯伯、陈嘉庚、施存统、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珩、吴晗、曾昭伦、符定一、雷洁琼等人。名单中还有冯玉祥，只是他已在1948年9月1日——第一批人士北上启程前——丧生于由美国前往乌克兰的轮船大火中。

再后，陆陆续续还有多批声名、地位和影响稍逊一些的文化人相继北上——除了1949年8月受邀进京的宋庆龄外，其受重视的程度已显然不如从前，这一点萧乾等人有切身的体会。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描述说：到北京后，从住宿待遇方面感到其中的等级差别，比如郭沫若、茅盾、叶圣陶、曹禺等高一级的人士住北京饭店、六国饭店等，次一等的住翠明庄等，自己与另一些人则住档次一般的亚洲饭店，同住的人曾为此大发牢骚。再从1949年后被委任的职务上来看，文化名士们的北上批次一定程度上也预示着各自未来在新政权中的位置。

宋庆龄受邀乘专列进京，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等50余人的热烈欢迎。

当然，对于受邀北上的文化名士们来说，未来实际职位的高低与自己被重视、重用的程度和结果是不远将来的事，在大局未定之时则可以尽情享受着那份并不遥远的期待与眼下的紧张、刺激和友好氛围。所以，与茅盾一样，这些作为饱经战乱、流离于香港等地的政府异见分子们，北上的一路满是欢声笑语和热切期待。天才诗人郭沫若有诗云：“轮头北过长江口，顿见风平浪亦平。谅是海洋同解放，鱼龙安稳颂光明。”叶圣陶也有诗云：“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与同舟。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李济深在给茅盾笔记手册题词中这样写道：“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剧作家吴祖光在1948年除夕也满怀戏剧性地幻想着：“一个新的中国将要出现!这是任何人都没有见过但是都梦想过的中国!……你只要想一想那一天吧：物尽其利，人尽其才；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中国是一个富强有为不再在人前低头的中国。”

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恐怕后来的人难以想象当年这诸多文化名士对于时事政治的这种心理预期和蓝图设计。事实上，如果大略回顾一下共和国的革命历程便可知，反抗强权和专制与追求民主、自由，始终是“五四一代”、“一二·九一代”知识人的梦想，他们几十年来就是这样一直坚信并执着着，甚至不惜为这个理想而身陷囹圄、献出生命。而且，更让他们确信的是，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为代表的昔日的异见媒介，在1940年代就曾庄严地作出各种令人期待的承诺。看看当年那些令人神往的文章标题吧：

《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

《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

《有人民自由才有国家自由》

《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

《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美国的影响，我们欢迎它》

《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

《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

《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

《只有民主才能保证创作自由》

《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

《学校要作民主的堡垒》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一党专政是反民主的，共产党决不搞一党专政》

《政党本身不是权力机关，不能凌驾于群众和政府之上》

《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

在这一场以争民主、争自由为旗帜的翻身解放运动中，作为左翼文化名人与革命文学的重要作家，茅盾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在题名为《要真民主才能解决问题》的文章中，茅盾直言道：“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受尽了欺骗，如果将来其他文献统统失传，只剩下堂皇的官报，则无话可说；如其不然，那末，我们的后代一定会不懂，为什么我们这样容易受欺骗？……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也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在《从“自由”说起》一文中，他对以民主、自由做招牌却施行野蛮暴力的执政当局抗议道：“你尽管高喊你的自由和民主，但请不要私带铁尺和石子。”在一个杂文集的“后记”中，他还不忘间接颂扬了一下“民主作风的美国人”。在《学习民主作风》一文，茅盾更是针对“民主不适合中国论”有理有据地批驳说：

中国的确缺少民主的传统。中国不缺少的，确是“官”主的传统。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中国老百姓就不配生活在民主政治之下。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必须到了老百姓的程度被认为已经够了的一天，然后可以实行民主。学游泳必须在水里，学骑术必须在马背，同样，培养老百姓运用民主政治的能力就必须政治先民主。

欧美人民的民主传统不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也不是上帝赐给他们的；而是从久长的争民主的斗争中得来的。如果现在一方面抱怨着老百姓“程度之不够”，且以此为理由而要缓行民主，一方面却禁止老百姓争民主的活动，称之为不安分守己，诬之曰扰乱社会秩序，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民主的起码条件是保障人身权利，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有了这些，老百姓就像是在水里了，这才有学习游泳的可能。关闭了游泳池，不使老百姓近水，但又从而责备他们不会游泳故不能开放游泳池，这算是什么逻辑呢？这其实是不希望实现民主。

茅盾还在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实行民主的最大障碍，决不是老百姓的‘程度不够’，而是享有特权者太多。”实事求是地说，茅盾的这些话，虽然不是什么空谷足音，也算不得高深理论，都是些简简单单的事实与常识，但对于一直处于中世纪的蒙昧国度来说，的确是抓住了中国皇权、极权专制的要害，也是对那些执政者嘴上空喊民主自由而实质上却倒行逆施的丑恶行径进行了有力揭批。

其实，不用费劲翻检旧报刊，也不必苦心阅读那些文章内容，仅仅从那些鲜活的标题中，即可看出其中的思想主张与政治理想，而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读书人也都会因此而心领神会、无限敬仰，尤其是那些亲历过“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学术自由的极权统治下的知识人，更是会产生强烈共鸣，并心向往之。不得不说，就从这一舆论宣传便可窥见，1940年代末以毛泽东为首的延安边区作为在野力量，已经优胜于蒋介石主政下的国民政府。也正是在这样的舆论和宣传攻势下，一方面，美国政府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力度大大减低，甚至已近失望的谷底。与此同时，延安和毛泽东却被美国等国际社会寄予了无限同情和希望——民主和自由的希望所在。另一方面，以民盟、民进、民革等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这些令人欢欣鼓舞、精神振作的宣言的感召下，纷纷加入所谓“统一战线”中。他们虽然手中没有机枪大炮，但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在民心向背的决战中，振臂高呼，奔走相告，并伙同那些热血青年，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示威游行和民主浪潮，不但严重摧毁了国民政府的公信力，还加速促成国民政府内部精英集团(包括军队)的瓦解与策反。最终，在这股合力之下，中国大陆实现了政权交接。

面对解放军摧枯拉朽、秋风扫落叶般的进攻态势，已经顺利抵达东北的茅盾，内心无比激动，喜悦之情溢于言表。1949年1月27日沈阳的欢迎会上，他以“为了实现真正的民主和平”为基调，慷慨激昂地作了《打到海南岛》的讲话。1949年9月在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他同样激情四溢地说道：“全世界的眼睛今天都望着中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展开了中国历史全新的一页。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长期的统治从此结束，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民主主义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像初升的太阳照耀着亚洲。照耀着世界!”临末，一贯性格温婉、内敛、淡定的茅盾，竟然也如天才诗人一般高呼起口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万岁!

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万岁!

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万岁!

这样的感触与口号，虽然今天听起来太过煽情，但如果回到历史现场，不能不承认，它的的确确应和了那个时代的洪流。虽然这个想象的人间天堂，未来究竟会怎样，包括政体如何架构，权力如何制衡，自由和人权如何保障，以及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如何操作，不仅茅盾，包括其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都不曾认真设想过，他们唯一的政治蓝图就是所谓的民主联合政府。

当然，历史也没有让他们失望。第一届中央政府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蔡廷锴、陈铭枢、柳亚子、彭泽民、高崇民、李章达、李烛尘、马寅初等20多人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民主党派的主要成员60多人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中央委员中，黄炎培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郭沫若任政务院副总理兼科学院院长，谭平山任监察委员会主任，章伯钧任交通部长，史良任司法部长，蒋光鼐任纺织工业部部长，朱学范任邮电部长，李德全任卫生部长，马叙伦任教育部长，梁希任林垦部长，傅作义任水利部长，李书城任农业部长，胡愈之任出版总署长，何香凝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沈钧儒任最高法院院长。此外，再从数据的比例上来看：6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民主人士占一半；政务院从总理到委员、副秘书长的26人中，非共产党人士占14人，4个副总理中，两个不是中共党员；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非共产党人士几乎占一半；其他各部、委、署、院中，非共产党人士约占三分之一，许多民主党派人士担任了部长或主任。著名记者李普曾为此描述说：“当时我国政治舞台上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的知名代表人士，可谓尽在其中。”“当时到处听得到人们赞叹不已，共产党了不起，真正以天下为公!她千辛万苦团结人民打下了江山，又真心诚意团结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来共同治理。”

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949年10月1日的《人民日报》

应该说，这种权力格局和分配，与人们所期望的所谓联合政府至少在形式上达成一致，虽然这些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其身份、党派背景等复杂到难以分辨的程度，以致迄今很多人都还是个迷。当然，历史的另一结果是，在1954年的政府人员调整中，这一联合政府的权力分配格局基本被终止。再历经1957年的“反右”运动，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民主党派的要员被清除，所谓的联合政府连形式也基本不复存在了。

之后的中国，进入到通常所说的极“左”政治中。

历经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明哲保身的茅盾度过了知命、花甲等岁月，也在“靠边站”中迎来古稀之年惊心动魄的生活，即那个所谓“史无前例”的“文革”内乱时期。

1966年7月4日，大洋彼岸的美国是一片祥和、喜庆，他们在欢度国庆。同是这一天，前文化部长、时任中国政协副主席的茅盾，迎来了自己七十寿辰。与外景的轰轰烈烈不同，大陆此岸的茅盾，除了家人的陪伴，没有朋友的生日祝福，也没有热闹的欢声笑语，更没有1945年重庆五十寿辰时的隆重排场。反差之大令人深思。

遥想当年生日现场，那可真是盛况空前：重庆文化界的名士几乎悉数到场，邵力子、沈钧儒、柳亚子、马寅初、章伯钧、邓初民、张道藩、赵丹、徐韬、王若飞，以及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费德林、美国新闻处的窦爱士和一些外国记者都前来道贺。同时，成都和昆明的文艺界也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6月24日《新华副刊》用整版刊登了“祝寿”的诗词和文章。25日、30日《新华副刊》陆续刊登出若干篇祝贺文章。重庆其他报纸的副刊以及成都、昆明、贵阳的报纸副刊，也都在24、25两日登出朋友们的贺文。这样隆重而热烈的欢庆场面，又有哪一个人会忘怀呢？只是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庆祝生日是革命需要，也算是为革命作贡献，现在江山已经稳坐，每个人都该找好位置、认清形势才是。

清静、孤单在古稀老人那里，原本就属平常。况且，热闹只能是一时，过后反而觉得更加寂寥。再说，国难之日，个人的生日算得了什么。能在乱世中独享一份悠闲，也是一个福分。但是，古语早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之说。

一进8月，伟大领袖毛泽东开始正式登场，其声势和气势真是风卷残云，涤荡一切：先是撰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掀起大批判运动；接着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支持他们造反；然后主持通过“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再有就是接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及游行中的红卫兵。在首次接见红卫兵的大典上，茅盾受邀登上象征着权力与威严的天安门城楼，目睹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近乎疯狂的场面。直到这一刻，茅盾，这个从“五四”走来的文化精英，不但没有预感到随之将要发生的更严重的灾难，而且还执着地相信着这场“革命”将指引中国继续向前进。

斯时，灾难开始接踵而至，且已深重至极。在整个大陆中国一片“破四旧”，“打倒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知识越多越反动”，“横扫牛鬼蛇神”，“打倒封、资、修”，“斗、批、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大串联”的呐喊声中：国家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开国元勋、元帅、将军、各部部长、各省省委书记、省长绝大多数都被诬为“叛徒、特务、走资派”而打倒。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载：“文革”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受诬陷的有38人，其他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受诬陷的有382人”。另据中组部统计，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共230万人，占全部干部的19.2%，受株连的人数则更多。其中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干部，被立案审查的约占同级干部总数的75%，有6万多名干部被迫害致死，集团性的冤假错案近2万起。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长期陷于瘫痪或不正常状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停止工作达9年之久，全国人民政协10年没有开会，“公检法”机关被“彻底砸烂”，现行制度受到严重破坏……

人民与领袖如此之近，却又遥不可及

“文化大革命”的确是大革了文化的命。“在科学技术界，摧毁所谓‘资产阶级一统天下’，大批科研机构被撤销，科研仪器设备被毁坏，文献资料被焚毁，科研工作被迫中断。在教育界，‘停课闹革命’，学校关闭，校舍、教具遭到破坏，有的图书资料被洗劫一空。……在文艺界，取消了‘百花齐放’的正确方针，取消了人民的创作、表演的自由，大批‘文艺黑线专政’、大批‘大、洋、古’，造成文艺园地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局面。几乎一切文学艺术都被打入‘冷宫’，焚毁书籍，停演节目，封存影片，八亿人口的大国只能上演‘八个样板戏’。十年动乱期间，我国的珍贵文物和名胜古迹遭受了一次洗劫。大量有历史意义的庙宇、寺院、佛像、牌坊、古墓被当作‘四旧’砸毁、拆除；许多有价值的古籍、古画、经卷、档案资料被当作封建残余付之一炬；还有不少名胜古迹被夷为平地，或者修房盖楼，弄得面目全非。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遭到难以估计的损失。”

这些都是国家大事，还有一些身边小事，同样发人深思。如茅盾知道的，北京的同仁医院改名为工农兵医院、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东安市场要改成东风市场、东长安街要改成东方红大街。还有很多茅盾可能不知道的，如出操或整理队伍时喊的口令“向右看齐”，要修改为“向左看齐”；交通管理的红灯示意停车、行人止步，要替换为绿灯；天安门前的游行不该由东向西，而应该是由西向东；还有一些那个年代异常的流行语，听来也有令人酸楚的愉悦感：“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县里调，公社要，大队叫，生产队急得跳。”“浙江是鱼米之乡，吃的是东北玉米、高粱。”“脸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干一年，每天只有一包香烟钱。或：只有一根冰棍钱。”“控不完的敌人，清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早请示晚汇报，夜里还得假检讨；请不完的罪，站不好的队，我究竟犯了什么罪？”(孟超)“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梁漱溟)

晚年茅盾——潘雯菲画

国家大事，作为下岗老干部，茅盾没有能力、也没有心气去操心。那些小事，听来只觉好笑，更于己无关，任由他去。除了严肃认真地接待外调人员和不断撰写外调材料外，目下唯一期望的就是相安无事、安度晚年。

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朴素的低标准的愿望，也终于没能如愿。先是孙子小宁在学校呼口号时举倒了红宝书，把写有最高指示的报纸坐在屁股下，因而遭到了老师和同学的批判，责令其写检讨，茅盾一家为此而紧张、压抑。不久，几个人冒充的红卫兵在楼道里高喊：“打倒沈雁冰”，然后进家大呼小叫。接着是工勤人员老白“造反”，引来“人大三红”的一群红卫兵抄家。茅盾亲眼目睹红卫兵们翻箱撬柜，大搞革命行动：封存了一尊紫檀木雕老寿星、一些瓷器、水晶花瓶、照相机，外国友人赠送的小工艺品，墙上的挂历画面是鼎、铜器、古瓶之类的以及西蒙诺夫夫人和朝鲜舞蹈家崔成喜签名照片被翻转过去，背面写上“不许看”；波兰客人送的用煤精制而成的维纳斯艺术品被说成是黄色的资产阶级的腐朽玩意儿，被勒令不准用。因为这次抄家有文化部红卫兵的暗中保护，所以没有出现打人、砸东西的现象，用韦韬的话说就是“尚称得上是‘文明抄家’”，但是对于老迈的孔德沚来说“刺激却不小”，从此以后“始终心有余悸，精神压抑，身体也日益虚弱起来”。1969年，茅盾连登上天安门的权力也被剥夺了，接着秘书被调走了，警卫员被取消了，内部文件《参考资料》也被停送。这期间，发生的事还有，弟媳张琴秋被批斗含冤而死、儿子韦韬被审查、儿媳陈小曼被送往咸宁“五七干校”、孙女小钢串联后又要上山下乡。在这样一番折腾后，1970年1月29日凌晨，与茅盾一生相伴、不离不弃的孔德沚“终于忧郁成疾，数病齐发，回天无术”。“想及她的一生，确是辛辛苦苦，节约勤俭”，茅盾只有“放声痛哭”。令茅盾无法忍受然而又不得不忍耐的是，儿媳陈小曼请假奔丧竟然未获批准，无法参加葬礼。

随后是令世界咋舌的“林彪事件”，接着是全民“批林批孔”，然后依然是伟大领袖的各种最新指示，直到1976年，也就是茅盾八十寿辰这一年。1月8日，周恩来终于履行完自己27年的使命沉重地告别了人世。伟大导师毛泽东也在9月9日驾鹤西去。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采取果断措施，粉碎了“四人帮”，算是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画上句号。中华大地终于迎来了拨乱反正时期。

亲眼目睹“文革”所造成的国家灾难和民众疾苦，亲身体会这样冷漠无情、人性缺失的社会政治，不知道这样的现实中国，离茅盾所追求的那个理想社会，究竟有多远？这个遍体鳞伤几近崩溃的新中国，还是他1949年元旦所憧憬、设想的那个美丽蓝图吗？这一路，究竟怎样走过来的？茅盾没有给出自己的思考，也留给后世无限的遗憾。

第二节　文化高官　身不由己

1949年9月中下旬的一天，茅盾接到毛泽东召见的通知。茅盾心里明白，这一定又是为文化部长的事儿。因为此前周恩来已经提出这一要求，只是当时被他婉言谢绝了。在中南海颐年堂，茅盾再次给出了自己不愿出任文化部长的理由，毛泽东则强势而又不失礼貌地说：“雁冰兄，你刚才讲的是你的小道理，现在我来讲讲我的大道理。全国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军事、政治、经济、科教、文化都要兴，文化是有关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所以文化部很重要，文化部长也很重要……现在想当文化部长的人不少，但我们偏偏选中了你，因为我们相信你，这是全国人民的需要。在大道理面前，小道理应该服从大道理，你说是不是？”茅盾经不住毛泽东、周恩来的轮番劝说，最终还是放弃了去杭州定居，续写未完成的三部长篇小说的计划，准备出任文化部长。

客观地说，茅盾被任命为文化部长既是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在一部分人看来这种安排是有些意外的，如商务印书馆的元老张元济就是其中的一位。在《1949年赴会日记》中，他这样漫不经心地写道：“雁冰语余，甚愿南下，重回本馆，但此间有关涉文艺职，甚难脱身。余再三致意，渠终辞。余答以亦不敢过强。”直到张元济离京南下的前一天，他还与陈叔通再次拜访茅盾，“复申前请”。张元济再三邀请茅盾回商务印书馆任职，实出于工作需要，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正如同1920年代初年他不知道经常在《小说月报》发表文章的沈雁冰，就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内的沈德鸿一样，在他离京两天后，这个昔日商务的练习生、前《小说月报》的主编、被自己选中的商务印务馆中层干部，已经一跃而成为共和国文化部的部长。

茅盾对此是有自知之明的，在晚年回忆中坦诚说：“当时实未料到全国解放的日子来得这样快，也未料到解放以后我会当上文化部长。”左翼阵营中的胡风自然也不以为然，在给梅志的家书中就曾不无鄙夷地说：“留我，是要我在文化部下面挂个名，住在这里。这等于把我摆在沙滩子上，替茅部长象征一统，如此而已。”感到意外的党内人士也不少，特别是在香港期间曾多次批评过茅盾的乔冠华、杨刚等人，与茅盾一直有龃龉的上海文化局长夏衍恐怕心里也未必服气。名义上屈居副部长的周扬，心里也未必痛快。当然，没有人公开流露这样的不满。至于那些直接或间接向毛泽东提出或暗示“想当文化部长的人”，自然就更有怨气了，只是这样的私密心声和文字更难看到。

另一方面，茅盾出任文化部长也是实至名归。其一，他有20多年的革命经历和经验。他是1921年随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第一批党员，资历最老。而且他与党内的诸多高层都有过密切接触。如他曾与陈云一同参加商务印书馆的罢工，曾给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做过秘书，曾与董必武、毛泽民一起共事于《汉口民国日报》，与周恩来、朱德等交情甚笃。虽然1927年后一度“动摇”、“幻灭”，并为此失去党籍，但他始终站在阶级革命的立场上，甚至有时还不自觉地充当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如在东江逃难时期，因对“不出声地自己跑了”的夏衍不满，竟公开扬言“要报告中央开除他的党籍”。晚年时他还坚持说：自己“一直是以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甚至在弥留之际，他还请求中央严格审查自己的一生，希望“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再说，在整个革命的进程中，茅盾先后奉献了三位亲人：1934年胞弟沈泽民病逝于鄂豫皖苏区，1945年爱女沈霞在延安因医疗事故意外离世，1949年女婿萧逸牺牲于争夺太原的前线阵地，于革命来说也算是卓有贡献的了。因此，作为“统一战线里面的忠实朋友”，由他出任文化部长，既让执政者放心，又能够照顾到民主人士的情绪，可谓两全其美。

茅盾虽然跃居权力核心，但是位居边缘(右二为茅盾)

其二，茅盾在文化界的领袖地位在抗战后期已经被有意识地塑造起来。早在1940年延安时，毛泽东就曾当面许诺说：“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1945年，在周恩来授意下，在战时的陪都重庆举行了茅盾五十诞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年纪念的庆祝大会，与会的各界人士有五六百人之多。王若飞在《新华日报》当天的纪念专刊上还评述道：

他所走的方向，是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中国人民大众解放服务的方向，是一切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应走的方向。中国人民应当把茅盾先生二十五年来的成就看成是中国文化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中国人民的光荣。

须知，这样的定位和评价，不是随便给定的。略作梳理可以发现，在此前，除去鲁迅，健在的人中只有郭沫若享受过这样的殊荣。

不妨回顾一下：据当时担任周恩来联络员的吴奚如回忆：“1938年夏，党中央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建议，作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同志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所以，在1941年郭沫若五十岁生日之时，在周恩来的一手策动下，一场轰轰烈烈、盛况空前的祝寿会举行了。在重庆的主会场——中苏文化协会，郭沫若的画像与屈原、李白、杜甫、鲁迅、歌德、高尔基、托尔斯泰、普希金、雪莱等世界级文化名人并列；冯玉祥、沈钧儒、周恩来、张道藩、张申府、黄炎培等各界名流悉数到场；延安、桂林、香港、新加坡文化界也纷纷庆祝、上演郭沫若的名剧和名篇；11月16日当天，《中央日报》、《大公报》、《新民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华商报》等媒体纷纷刊发贺文、贺电、贺诗、贺辞；周恩来发表了那篇奠定郭沫若在文化界以及未来新政权地位的名文《我要说的话》。文中写道：

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

……鲁迅先生死了，鲁迅的方向就是大家的方向!

郭沫若先生今尚健在，五十岁仅仅半百，决不能称老，抗战需要他的热情、研究和战斗，他的前途还很远大，光明也正照耀着他。我祝他前进，永远的前进，更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前进!

正是有了这样的政治阅历，郭沫若1949年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虽然与毛泽东定性的鲁迅、周恩来定评的郭沫若地位不能比拟，但是作为第三位文化旗手，茅盾出任文化部长也算是名实相符、实至名归了。

不过，正因为茅盾的特殊身份，也就决定了他必然要扮演一个尴尬的角色。因为，无论他有着怎样的人事背景，怎样以革命、进步自居，在文化界被赋予怎样的地位，毕竟是一个脱党20年的革命“不坚定”分子，是属于“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的“少数人”，这也就决定了在陆定一、胡乔木甚至周扬、丁玲等正统革命者面前，茅盾只能充当一个左翼进步人士、革命作家的角色，或者用金达凯的话说就是“座上的清客”。

事实上，毛泽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信任茅盾，这是一个不可问也不好答的问题。按常理说，安排上级领导的“红人”去给一位正职领导担任副手，这样的用意再明显不过。而周扬不仅担任常务副部长，同时还兼任党组书记。按照体制内规则，文化部也实行党组负责制，周扬作为党组书记，自然大权在握，茅盾的民主人士身份只能置身党外，成为一个被架空的、象征性的部长。还有，周扬后来另外还有一重身份，那就是中宣部分管科学和文艺(包括中国作协)的副部长、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从部门的角色和地位来说，政府的文化部与中央的宣传部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中宣部是监督和指导的部门，文化部是被监督和被指导的具体执行部门。这样，周扬在名义上是副手、下级，而在事实上又成了茅盾的领导者、监督者。即，无论是文化部还是中国作协，周扬虽然事实上也不是文化界真正的一把手(前有胡乔木，后有陆定一)，但是地位总也在茅盾之上却是显然的。郭小川1967年写过一个交代材料，能够从侧面予以佐证：“那时，文化部不太听周扬的，管事的副部长钱俊瑞是闹独立性的……原来文化部方面是胡乔木管，后来由陆定一主管，拉来周扬。”郭小川文中交代的内容，显然是迫于政治需要所写，尚缺乏可信的依据，但是一个基本事实是清楚的，那就是，对于文化部而言，从始至终，茅盾这个部长地位是不高的。做这样的人事安排，相信政治经验丰富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不会想不到其中的弊病。

意气风发、宏图大展的周扬

显然，茅盾从一开始就已被束之高阁，他的尴尬角色就已注定。不过，话说回来，正是因为这样，茅盾才在虚位部长的位子上一干就是15年。

不仅是文化部部长这一角色，从其他任职来看，也可以证明茅盾所处权力边缘的境遇。如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这一位置可能为很多包括作家在内的文化人所看重，但说到底，包括文联、作协这样一个本来属于民间的行业协会，因为前苏联首创而归为体制内并为1949年的新政府所沿承，虽然级别很高(现中国文联主席、作协主席均享受正部级待遇)，但其拥有的权力、地位与真正受重视程度，是远远不能与其他部委以及垂直管理机构相提并论的。再如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等，就其“会”的工作内容，也无非是务虚性的发宣言、造声势。茅盾置身其中，并频频与会——从1951年10月23日出席第二届世界和平理事会开始至1962年7月1日去莫斯科参加争取普遍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为止一共出国16次——多是应酬场面。对于1949年后飞来飞去的茅盾来说，是否能提起足够的兴致应对这种外事工作，则需要另外去想，尤其是中苏交恶之后再去苏联，可谓是一种煎熬。

尽管茅盾推托不愿做部长，而真正到走马上任时，事情就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了。事实表明，自1949年11月2日文化部召开成立大会后，茅盾便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与事业中去。此时，他对自己本职工作的看重，已经不再是任职前那种无所谓心态了。所谓在其位谋其政，这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心理，或称文化人的“岗位意识”。当然，这其中不乏报答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知遇之恩”的想法。更重要的是，就茅盾的一生来说，他对政治一直怀有“眷恋”的情结，如今已一朝飞升，他当然要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实现政治抱负。或者就如同鲁迅小说《理水》中的禹一样，欣欣然回京以后，“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着，是要漂亮的”。

然而，当他真正融入工作角色中，却发现一切并不如意。不仅是文化部，作协也是如此。横在他面前的不仅有来自高层的极“左”思想、方针和路线，更现实的问题是他要面对倔强、自负而更深谙政治的周扬(而后还有钱俊瑞、夏衍、齐燕铭等)以及刘白羽、林默涵、郭小川、邵荃麟等所谓“周扬派”，这让在政治上本来就先天不足的他更有难见天日的感觉。所以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一贯审慎的茅盾终于找到可以发泄的机会。他抱怨说：“我个人不是专家，不过从前也还有个专业；现在呢，又是人民团体的挂名负责人，又是官，有时人家又仍然把我看作一个自由职业者(作家)，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算什么。在作家协会看来，我是挂名的，成天忙于别事，不务正业(写作)；在文化部看来，我也只挂个名，成天忙于别事，不务正业。如果我是个壮丁，还可力求‘上进’，左手执笔，右手掌印；无奈我又不是，而且底子差，三四小时连续的会议，到后来我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这些都是题外之言，不过，像我这样不务正业的人，大概不少；统战部最好再安排一下。”由此可见，茅盾虽有过两次辞职的念头，却并非因为要创作而无法保证时间的问题，而是他在工作极度压抑下的一种牢骚和不满。

这样的牢骚和不满在1958年写给作协办公室的信中再次爆发。在要求作协帮助解除自己文化部长、政协常委、《中国文学》和《译文》等“兼职”后，茅盾不无委屈地写道：“几年来我对于文化部、政协常委、《中国文学》和《译文》主编，实在荒弃职守，挂名不办事，夜里一想到，就很难过，就睡不着觉。我几次请求解除，尚未蒙批准。而且，尽管挂名不办事，会议还总得出席，外交宴会也不能不去，结果，人家看来我荒废职守，而我在三种‘会’上花的时间，平均占每星期时间的五分之二。”显然，茅盾在信中不但陈述了自己出任文化部长是兼职，出任政协常委是兼职，主编《中国文学》和《译文》是兼职，同时也认清自己不过是个应景的摆设，需要时就出来装装门面，实际权力是没有的。

茅盾之所以会这样尴尬，还与他自身也有一定的关系。首先，他对自己的定位不够准确。这主要表现在他不应该有“实权”要求，因为既然是做“挂名”领导，实际工作由别人干，就应该履行诺言，挂个名头即算交差，应该愉快地充当花瓶、齿轮，而他却非要介入实际工作，非要大展宏图“办实事”，所以只能处处碰壁。其次，茅盾的先天性格因素决定了他的尴尬角色。茅盾表面待人多从容平和、与人为善，极少狷急、打击报复，与周扬等历经延安整风的强势角色相比，他基本属于一个谦谦文人。而他的“谨言慎行”在文艺界圈子中是人所共知的，这一点尤其为胡风所不齿。在血雨腥风的政治中，茅盾这种柔弱大于刚强型的人，在不能逆潮流时自然就要选择顺流而下，所以即使遭遇“文革”，他也能够勉强善终。或许恰因为这样，他才偏偏被选中做文化部长。而被选中后，又因为太投入而忘却了自身客卿的角色，所以才事事不顺心，身心俱疲，常年失眠服药。

另外，还有一点让茅盾一直底气不足，那就是他与秦德君流亡日本时期的一段婚外恋。从茅盾一直讳莫如深的审慎态度——甚至在晚年的回忆录中都只字不提——可以判断出，他想要掩盖过去这一不为人知的“丑行”。不过事也凑巧，秦德君在1949年后参加首届政协会时被人检举，遭到相关部门的审查，茅盾为此而惴惴不安，生怕火烧到自己，所以此后即如秦德君所述：即使“面对面，肩并肩，或是背靠背，他都如同陌路人一般”。秦德君1951年在教育部申请恢复党籍时写了跟茅盾同路去日本的经历，所以组织部门找到茅盾核实情况，而他却推说自己不是党员不便证明，只写了“秦德君当时的政治思想是进步的”一句分量不是很重的话。尽管，与秦德君的男女私情早已是往事，但茅盾还是将这个问题看得很重，直到晚年写回忆录时还在有意掩饰。而事实上他确实做到了，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此事在他生前一直没有扩散开去，若不是多年后秦德君在《我与茅盾的一段情》、《樱蜃》、《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中重提当年旧事，或许茅盾的如意算盘还能继续打下去。可见，在茅盾内心，这段风流韵事一直是挥之不去的隐痛。而人一旦有了弱点或缺陷，就总怕别人揭短，因而也就无法建立起信心，这是人之常情，原本可以理解的。不过，相对于被抛弃甚至曾吞服安眠药寻求自杀解脱的秦德君来说，茅盾的冷漠无情，太为名利所累，显然有些不够磊落，也愧对昔日那段情缘。而直到晚年，秦德君依然不能原谅茅盾，据说相遇后还当众向茅盾吐过口水。虽然这样的行为与其淑女风范难以统一，但总也是让人有种同情弱者的感觉。

不管茅盾出任文化部长是否情愿，也不必探究这个过程中他是否真心辞过职，更不需要在意那些异见人士的不屑与藐视，事实是，从1949年到1964年文化部长始终未易其主，直到1965年1月4日，根据第二号国家主席令，茅盾被正式免职。1月5日，在第四届政协会议上，茅盾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依据当时的规定，“在法理上不属于国家领导人”)。熟知那时期历史的人都知道，这种人事安排，表面上是升职了，而实际却等于宣布茅盾可以“告老还乡”了。

被茅盾遗忘的女人，却没有忘记那段往事

关于茅盾被免职，事实上早有先兆。最为关键的就是1963、1964年来自最高领袖毛泽东的两个批示。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阅看了中宣部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116号刊载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后，批示道：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针对茅盾拟写的草稿《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再次批示道：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另据薄一波回忆，1964年7月5日，毛泽东在同毛远新的谈话中曾说：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8月20日，毛泽东又向薄一波说：文化团体也要赶下去。文化部可以改为“帝王部”，最好取消。农村工作部可以取消，为什么文化部不可以取消？11月26日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毛泽东再次插话说：文化系统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里？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或者是一半？还是大部不在我们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整个文化部都跨了。既然最高领袖如此动怒，茅盾这个文化部长，这回也就难辞其咎了。

据韦韬、陈小曼讲，茅盾被免职之前，在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后，周恩来已经与他约谈了去留问题。周恩来说：“文化部的工作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搞好，这责任不在你，在我们给你配备的助手没有选好，一个热衷封建主义文化，一个又推崇资本主义文化。我知道你从一开始就不愿意当这部长，后来又提出过辞职，当时我们没有同意，因为找不到接替你的合适人选。现在打算满足你的要求，让你卸下这副担子，轻松轻松，请你出任政协副主席。”在茅盾提出辞去作协主席之职时，周恩来又抚慰地说：“那就不必了，作协的问题主要也不是你的责任，你不当作协主席还有谁能当呢？”尽管是关于免职的谈话，作为职业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周恩来，也能够让情绪低落的茅盾感激不已，事后对儿子说“从这件事可以看得出总理是煞费苦心的”。为此，在周恩来去世后，茅盾还亲赴北京医院和人民大会堂为其送行，赋诗哀悼，并撰写了《敬爱的周总理给予我的教诲的片段回忆》等感情浓烈、情真意切的纪念文章，真可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了。

其实，仔细咀嚼周恩来的这番话，话里话外充满了玄机。不妨以常理来分析：文化部工作没有做好，已经是钦定的了，但是追究职责，却没有指向部长，而是拿副部长们是问，这显然不符合一般规则。而事实又确实如此，这也就进一步证实，茅盾的确是挂名的、象征性的文化部长，而文化部的“法人代表”是那个副部长兼党组书记的人。即便是这样，茅盾此前提出辞职时，却未得到批准，理由竟然是“没有合适人选”，这其中又可见他的某种象征性的地位和价值，非一般人所能取代。或者可以这样说，如果继续遵循联合政府的形式，纵览文艺界的非党人士，还真没有人比茅盾更合适。当然，最后以陆定一暂代文化部长，后又替换为肖望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十里长街送总理

其实，话说回来。即便是茅盾及其主管的文化部没有受到最高领袖的批评，他的部长之职也早该卸任了。从1949年至1964年，茅盾已经连任三届，执政达15年之久了。关于这一点，新政权自1949年以来一直没有相关制度建设，直到1980年邓小平主政下的党的十一届全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中才开始提出废止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历经整个80、90年代的缓慢推进，在1992年的十四大之后才初步确立退休制，虽然较为成形的制度与章程出台还要滞后一些。不妨看一下中办发〔2006〕19号的《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

第六条　党政领导干部在同一职位上连续任职达到两个任期，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同一职务。

第七条　党政领导干部担任同一层次领导职务累计达到15年的，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第二条所列范围内的同一层次领导职务。根据干部个人情况和工作需要对其工作予以适当安排。

照此规则，此时的茅盾于情于理都不该再任文化部长了，大可不必如一些人那样为此惋惜，虽然这样的免职中存在着明显非正常的政治因素。

说到底，茅盾连任的问题，根本责任不在他本人，因为“内阁”直接领导人周恩来，此时仍在连任着总理，并最终病逝于任上。此为其一。其二，按照改革开放，尤其是198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对此前存在的党政不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弊端进行了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1990年代初党中央和中组部又出台相关文件，在任职年龄上规定：省部级党政正职是65岁，但任期未满的可延期3年。1964年茅盾恰好68周岁，怎么说也该荣休了。否则干部如何能够年轻化呢？当然，那个时候，所谓开国重臣们都是超龄“服役”。毛泽东本人作为最高领导，直至老年病症状并发还在中南海作最新指示。

当然，那一时期的共和国，还是草创期，对于一些现代政治的基本规则，还不甚了了，所以无论是伟大领袖、中高级干部，还是普通民众，都有一个打江山坐江山的文化固陋心理，无视共和理念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一点也是现代中国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另外，根据后来的历史结果看，周恩来话中透露出的另一则信息也不能忽视。那就是，文化部的工作“不尽如人意”，是党员“助手”的问题，所以，“文革”开始后，那些具有党员背景的党组书记、副部长们，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一点，也算是名副其实了。或者，再换一个角度说，如果茅盾继续履任文化部长，那么在1966年“文革”风暴来临之际，他是否能够得以善终，恐怕是难以预测的。而纵观茅盾在“文革”中的遭遇，虽然被陆定一点名批判过，大字报贴到文化部大院，红卫兵也抄过一次家，儿子被审查过，儿媳被送往咸宁干校，但是相比于周扬、钱俊瑞、夏衍、刘芝明、陈荒煤、林默涵、石西民等身陷囹圄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的副部长、党组书记们，茅盾真可谓不幸中的万幸，也正应了那句俗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从这样一个结果向前推演的话，茅盾跟韦韬所说的那句关于总理的“煞费苦心”的话，还真是有些道理。也就是据此推断说，周恩来主观上未必提前想到要保护茅盾，但客观上确实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不得不说的是，作为体制内的文化高官，茅盾的任免都是出自高层领袖的安排，而未经严格的民主程序，这样的结果表明：因为缺乏程序正义，任免过程自然难于保证公开、公正，而茅盾则是身不由己，被动服从。特别是在面对上级领导时，难于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一切皆听从上级的安排。这一点，在传统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是应该汲取的经验和教训。可惜的是，这个问题从没有解决好过。

第三节　同为主编　天上人间

回顾茅盾的一生，无论作为职业作家、半职业的革命家还是后来的政府官员，都与编辑生涯相伴相随。

不妨简单回顾一下：1917年主编商务印书馆的《中国寓言》、《学生杂志》， 1919年主编《新乡人》(后改名为《新桐乡》)， 1920年下半年短期代理张东荪主政下的《时事新报》， 1920年11月开始主编后来让他声名大振的《小说月报》，后参与、主持了《文学旬刊》(后改名为《文学周报》)、《民国日报》副刊《社会写真》(后改名为《航育》)、《公理日报》、《政治周报》、《汉口民国日报》的编辑工作，之后还合作主编、参与过《前哨》(被查封后改名为《文学导报》)、《文学》、《译文》、《太白》、《呐喊》、《烽火》、《少年先锋》、《立报·言林》、《文艺阵地》、《抗战文艺》、《反帝战线》、《大众生活》、《笔谈》、《旅行杂志》、《文联》、《文汇报·文艺周刊》(香港)、《小说》， 1949年后又先后介入或主编《文艺报》、《人民文学》(1953年去职)、《译文》(1958年去职，刊物1959年改为《世界文学》)，以及英文刊物《中国文学》。可以说，编辑(或主编)的身份在茅盾，是如影随形的。而茅盾，也因编辑(或主编)的身份倍添了无限光环。为此，有研究者这样评价道：“茅盾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默默无闻的期刊编辑工作中度过的。编刊的胆识与魄力、理念与思路、经验与技巧，时间之长与影响之大，在中国现当代期刊史上没有人能超过他。他是期刊编辑的巨擘，期刊评论的先驱，对编辑学、传播学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此说有一定道理。

商务印书馆仍在，但那个大楼和那个出版年代却已无处可寻

茅盾和《小说月报》，谁成就了谁？

再扩展一点来说，自1905年科举仕途寿终正寝后，大量文化人被抛向社会，卖文为生成为这些人谋生的重要手段，于是现代稿费制度开始慢慢成熟起来。再加之现代意义上的学堂(新学)培养了大批潜在的受众，以及城市化进程中渐渐培育出来的市民群体，两相结合催生出一个供需两旺的文化市场，包括期刊、杂志、报纸在内的现代媒介，便是在这一过程中应运而生并逐步壮大起来。无论是立足于学术的《东方杂志》、《甲寅》，还是倡导新思潮的《新青年》、《新潮》，抑或是鸳鸯蝴蝶派的《礼拜六》、《绣像小说》，都曾经影响一时，成为那个时代的显著标志。茅盾后来暴得大名，也是仰仗主编和革新了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使之由鸳蝴派的言情文学期刊变成白话新文学的重要言论阵地。

熟知历史的人都知道，当年的刊物主编具有极大自主性，《小说月报》成功转轨并获得极大声誉几乎可以说是茅盾凭借一己之力完成的。何以这样说呢？茅盾在接管《小说月报》的同时，便向东家商务印书馆提出了要求：馆方应授予主编办事全权，不得干涉刊物的编辑方针。在《礼拜六》给商务施加提起诉讼等压力、顶头上司王云五动摇之时，茅盾直言道：“文艺思想问题，北洋军阀还不敢来干涉，‘礼拜六派’是什么东西，敢做北洋军阀还不敢做的事情。”并声言“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包括商务的态度，用公开信的形式，登在《新青年》以及上海、北京四大副刊上，唤起全国的舆论”。面对王云五不打招呼便检查《小说月报》发排稿子一事，茅盾以原约定为据严正抗议，并以辞职相要挟。博弈的结果是，在茅盾留任主编《小说月报》第十三卷期间，“任何一期的内容，馆方不能干涉，馆方不能用‘内部审查’的方式抽去或删改任何一篇”，否则“仍将在上海与北京的四大报纸副刊上用公开信揭发商务当局的背信弃义，及其反对新文学的顽固态度”。正是有了这样的自主意识与自由理念，茅盾得以放开手脚，大胆革新，最终获得巨大成功，名留青史。

再如，1930年代，茅盾在主编大型文学刊物《文学》中，继续延续这样一种办刊风格。首先是他选择了鲁迅、叶圣陶、郁达夫、傅东华、郑振铎等10人出任编委会，广泛团结作家队伍和文化名人；其次，为了应对国民党的书报审查，他让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的弟弟、绰号有“轮盘赌”的傅东华挂名主编，编辑者署名文学社，由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背景的生活书店作为出版单位；第三，在遭到国民党书报机关检查后，从第2卷开始，编辑者署上傅东华、郑振铎的名字，每期付排的稿件由傅东华送交审查；第四，从第3期开始，茅盾又策划连出了翻译专号、创作专号、弱小民族专号和中国文学研究专号，突出了刊物的特色。可以说，《文学》的成功及其产生的影响，是因为茅盾等同人具有充分的办刊自主权，并根据市场需求适时调整的结果。尤其是，在应对党老爷们的苛刻和刁难时，也够能灵活应对，运筹帷幄。对此，有研究者评价说：“茅盾办期刊杂志，不仅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和顽强的奋斗精神，而且有突出的群众观点和民主作风。在他身上，独立自主、坚持原则与尊重别人、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是辩证统一的。”

当然，考察清末、民国可知，那时民间或私人办刊、办报，都是比较独立的。期间也有报纸被停刊、报社被封闭的现象，但是一来，社会舆论严重抵制，使执政者不敢胡来；二来，被封的报社和报纸以及从业人员，随即重新注册，另起炉灶。现代报业、传媒史上，还留下了各种各样的美谈，例如王韬之于《循环日报》、梁启超之于《新民丛报》、章太炎之于《民报》、章士钊之于《甲寅》、杜亚泉之于《东方杂志》、何海鸣之于《大江报》、林白水之于《社会日报》、邵飘萍之于《京报》、陈独秀之于《新青年》、成舍我之于《世界晚报》、张季鸾和王芸生之于《大公报》、史量才之于《申报》、胡适之于《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鲁迅之于《语丝》、徐志摩、罗隆基等之于《新月》、徐铸成之于《文汇报》、朱光潜之于《文学杂志》、储安平之于《观察》、雷震和殷海光之于《自由中国》，此外也有沈荩、黄远生、于右任、宋教仁、张友銮、王云五、赵超构、戈公振、王造时、陈铭德、萧乾、傅斯年、陈布雷、胡兰成、范长江、恽逸群以及吕碧成、浦熙修、彭子冈、杨刚、戈扬、韦君宜等叱咤风云的著名报人，他们为转型中的现代中国轮番上演了与强权斗争的可歌可泣、鲜活生动的经典案例，为当时的中国争创了极大程度上的言论自由空间，真正发挥了所谓“无冕之王”的作用。

再以几个事例来窥视一下百年言论史。

1903年记者沈荩从外交界获得见不得阳光的《中俄密约》并在日本的报纸全文披露，慈禧震怒，将其杖毙于公堂之上。消息传出，报界哗然，纷纷发表评论责问当局，《大公报》更是全文刊出沈荩的绝命诗四首，还登载了各国公使觐见慈禧时表示不满和抗议的新闻。民国初年，戴季陶在自己的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通篇都是“杀”字，被“杀”者包括总统袁世凯、总理唐绍仪、财政总长熊希龄，以及“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最后由租界出面惩治。结果留学过美国的总理唐绍仪以“言论自由，载在约法”为由，发电报到上海法庭为戴季陶辩护。徐志摩1925年接管《晨报副刊》后，在长长的开场白《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中透露说：他曾与陈博生相约，副刊既然让他来办，办成什么样子，要完全由他说了算。“我爱登什么就登什么，万一将来犯了什么忌讳出了乱子累及晨报本身的话，只要我自以为有交代，他可不能怨我。”同时声明：“我决不是一个会投机的主笔，迎合群众心理，我是不来的，谀附言论界的权威者我是不来的，取媚社会的愚暗与褊浅我是不来的。”

南京政府成立后，党国体制开始钳制新闻。为了对抗这种专制，《申报》短短一年就开了九次天窗，以致逼得政府下命令不准开天窗。1940年代末的内战紧张时期，也是舆论管制最严酷的时期，储安平在《观察》周刊上接连发表斥责政府的《失败的统治》、《一场烂污》、《政治失常》等檄文，即使在《文汇报》、《新民报》被封后，他仍然撰写《政府利刃指向<观察>》，其中写道：“我们希望政府当局，抚心自问，你们行的到底是什么‘宪’!人身之无保障如故，集会结社之不自由如故，而言论之遭受摧残，只有变本加厉。”虽刊物终被查禁，但不失为现代中国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争得了人格。自由撰稿人傅国涌曾评判说：“在我们近百年的言论史上，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人物、那么多的报刊构成的壮丽画卷，今天回过头来看，它是完全可以跟世界报业史上曾经出现的那一幕幕相媲美的。”

关于现代中国言论史，傅国涌曾概括说，中国先后经历了“梁启超时代”、“《新青年》时代”、“《大公报》时代”、“《观察》周刊时代”。谢泳曾评说：“中国的新闻本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大公报》的传统，一个是《新华日报》的传统……胡政之死了以后，谁也救不了《大公报》，因为它的时代结束了，以后是《新华日报》的时代。”的确，随着1949年的到来，曾经自由办报、办刊的传统，完全被一种举国体制所取代。即新政权建立后，整个社会包括文学都被纳入到体制内，意识形态高度统一，自由办刊演变成“一种组织工作”。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等对此在影响一时的名作《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这样记录道：“党效仿苏联的模式，向知识分子支付工资，并为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承担责任。各类专业人员、各种学科，都被组织到各个由党控制的协会里。例如从事创作的艺术家都被编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这个联合会内，各个学科又有自己的组织。如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等。中国作家协会在各省和在城市都有分会；分会的主席和文学刊物的编委班子，由设在北京的总会任命。”王本朝对此也有过一段评述比较切合实际：“(党)要解决知识分子尚独立于现行体制的问题，根本方法是把他们由体制外变成体制内的人，即逐步取缔民间报刊、民间学校和一切具有民间形态的科学文化机构，使作为‘自由职业者’的知识分子完全没有生存空间，而不得不接受安排，进入到各个规定的‘单位’，成为一名国家雇员，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在思想意识上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在这样的一种组织程序中，文学刊物成为主流政治的附属物和传声筒，刊物主编自然也要以服务政治为中心，并放弃自主意识和自由思想。

《观察》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

自由主义者储安平在“反右”后被划入历史另册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后，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甚至包括县级市、区的文联、作协也都纷纷成立。同时，《文艺报》、《人民文学》作为全国文联和作协的机关刊物也应运而生。其中茅盾担任了《人民文学》的主编。

茅盾主掌下的国刊《人民文学》

但是如何办刊呢？茅盾事实上心里并没有多少谱，因为北上以来已经感觉到此前的那一套不适用了，新的规范自己又不是太熟悉，因此在确定刊物方针时，他基本照搬了全国文协的“六条方针”：

一、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

二、肃清为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的文学及其在新文学中的影响，改革在人民中间流行的旧文学，使之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服务，批判地接受中国的和世界的文学遗产，特别要继承与发展中国人民的优良的文学传统。

三、积极帮助并指导全国各地区群众文学活动，使新的文学在工厂、农村、部队中更普遍更深入的开展，并培养群众中新的文学力量。

四、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换经验，以促进新中国文学的多方面的发展。

五、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组织有关文学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

六、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学的交流，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参加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运动。

虽然，刊物的任务比较笼统些、抽象些，亦如1951年北京文艺界整风运动中丁玲所批评的那样，“关于如何实现这个方针却只字未提”，但大体也能清晰地表述出国刊《人民文学》的基本立场和办刊理念。只是这样的办刊理念与当年的《小说月报》“改革宣言”相比，已经是南辕北辙了。不妨对照一下：

一、同人以为研究文学哲理介绍文学流派虽为刻不容缓之事，而迻译西欧名著使读者得见某派面目之一斑，不起空中楼阁之憾，尤为重要；故材料之分配将偏多于(三)(四)两门，居过半有强。

二、同人以为今日谈革新文学非徒事模仿西洋而已，实将创造中国之新文艺，对世界尽贡献之责任：夫将欲取远大之规模尽贡献之责任，则预备研究，愈久愈博愈广，结果愈佳，即不论如何相反之主义咸有研究之必要。故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无所袒。必将忠实介绍，以为研究之材料。

三、写实主义的文学，最近已见衰歇之象，就世界观之立点言之，似已不应多为介绍；然就国内文学界情形言之，则写实主义之真精神与写实主义之真杰作实未尝有其一二，故同人以为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以为进一层之预备。

四、西洋文艺之兴盖与文学上之批评主义相辅而进；批评主义在文艺上有极大之威权，能左右一时代之文艺思想。新进文学家初发表其作，老批评家持批评主义相绳，初无丝毫之容情，一言之毁誉，舆论翕然从之；如是，故能互相激励而至于至善。我国素无所谓批评主义，月旦既无不易之标准，故好恶多成于一人之私见；“必先有批评家，然后有真文学家”，此亦为同人坚信之一端；同人不敏，将先介绍西洋之批评主义以为之导。然同人固皆极尊重自由的创造精神者也，虽力愿提倡批评主义，而不愿为主义之奴隶；并不愿国人皆奉西洋之批评主义为天经地义，而稍杀自由创造之精神。

五、同人等深信一国之文艺为一国国民性之反映，亦惟能表见国民性之文艺能有真价值，能在世界的文学中占一席地。对于此点，亦甚愿尽提倡之责任。

六、中国旧有文学不仅在过去时代有相当之地位而已，即对于将来亦有几分之贡献，此则同人所敢确信者，故甚愿发表治旧文学者研究所得之见，俾得与国人相讨论。惟平常诗赋等项，恕不能收。

同样都是六条，但无论是逐条对比，还是整体比拼；无论是办刊思想，还是具体稿件要求，哪个更符合文学自身规律、更有利于文学创作？相信读者能一目了然。或者仅这一句：“极尊重自由的创造精神”，即可作为两个刊物的评价标准了。

既然刊物的职责和作用已经改变，当然办刊理念也就不同过往了。作为中国作协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代表或承担新中国新文艺的最高政治文化使命”，负有“文学国刊”的重要政治地位，在文艺界充当着领军、龙头作用，茅盾作为其主编，自然要高度重视。无论从刊物的方向还是具体编辑方针，他都力求与主流意识保持一致，不在大方向上犯错误。每期签发时，他都要认真审阅，严格把关，特别是在刊物创办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在有些事情上甚至到了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程度。

然而问题还是不可避免。第一卷第三期中，秦兆阳的《改造》被具有文艺“风向标”之称的《文艺报》批评，刊物不得不在第二卷第二期刊发了徐国纶的《评<改造>》和罗溟的《掩盖了阶级矛盾的本质》等两篇批评文章。同期也刊发了秦兆阳的《对<改造>的检讨》；第一卷第五期中，方纪的《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罢》被1950年3月12日《人民日报》“人民园地”载文批评，刊物不得不在第二卷第一期转发《人民日报》的批评文章，同时，还刊发了齐谷的批评文章《评<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并在第二卷第二期刊发方纪的《我的检讨》；第二卷第一期中，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被“普通读者”虞湘指出“思想性不高”，不能给“读者一定的新的正确的革命教育”。虽然作品出错，重在作者，但是作为主编和编辑却没能及时指出，即如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刊发错误的作品会造成读者的思想混乱，甚至错误地引导读者，在《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出台后，编辑部不得不响应号召主动作出检查和检讨。

在题为《改进我们的工作——本刊第一卷编辑工作检讨》一文中，编辑部承认刊物“战斗性不够”，没有起到“示范性”、“指导性”的作用，具体表现为：“所发表的创作，一般的思想水平还不够高，揭露新旧事物的矛盾还不够深刻，反映面也还不够广，不能及时反映当前最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在关于反映工业建设的作品数量很少的问题上，编辑部承认是“没有花很大的力量去组织这一类的稿子”，“没有比较有计划地组织理论批评”，没能充分表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的立场。随后，编辑部对《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罢》进行评判道：“作者既没有写出事物的正常的本质，却突出地描写了个别现象，因而所反映的现实是被歪曲了的。而反封建的领导者——支部却被推到从属的次要的地位。”在对《改造》的评判中，文中写道：“作者……没有写出构成这个地主的生活基础——剥削。这样就把地主阶级在对农民阶级剥削中的残忍、阴险、狠毒的面貌给模糊了。因而也冲淡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在对产生以上错误原因的分析中，编辑部认为这主要是编辑们“政治思想水平不高，对业务的钻研还很不够”，并表示今后一定“加强政治的和文艺的理论学习，经常执行严格的自我批评，不断地改进业务”。

茅盾以及《人民文学》编辑部虽然因为这一篇检讨而得以过关，但是随着《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等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后，新的批判又接踵而至。因此，在文艺界整风运动之初，《人民文学》编辑部不得不发表《文艺整风学习和我们的编辑工作》的检讨。

与上一次“和风细雨”的检讨相比，这一次无论从篇幅字数上、文章的用词和语气上，都明显要严肃得多。在这篇检讨中，编辑部首先承认刊物过去的编辑工作“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错误和缺点”，即“缺乏明确的战斗目标，缺乏足够的思想性和战斗性，缺乏和群众的联系，缺乏足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在思想上在实际工作上表现思想界线不清”，“对那些反动的错误的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失掉了警惕”，因此“许多未经改造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可能以他们的观点带到我们的文艺创作和文艺运动中来，并且实际上和工人阶级争夺对文艺的领导权”，而一部分老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也在“新的环境下可能发生动摇”。特别是还发表过《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罢》、《改造》、《我们夫妇之间》、《血战天门顶》和《老工人郭福山》等有错误的作品。对此编辑部检讨道：“我们发表这些作品时，却未能发现这些作品所存在着的严重的问题，或者个别作品的问题被发现了”，“也未能在编辑部内部展开严肃认真的讨论和论争”，结果“造成各种程度的思想的混乱”，甚至在收到批判后也没有“认真地考虑和勇敢地接受”，还“采取怀疑、轻视和抵抗的态度”。在谈到上次的检讨文章时，编辑部认为：“它对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的性质并未能作出适当的结论，对自己错误和缺点发生的原因也并未作任何具体深入的分析”，并说：“这样的检讨并没有真正解决我们编辑工作中所存在着的问题。”在对产生这些错误和缺点的分析中，编辑部认为有三个原因是主要的：首先，“由于在我们的编辑人员中，还存在着一些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对于毛泽东的文艺路线还“没有足够的清楚坚定的认识”；其次，因为“缺乏科学的严格的工作制度”，“严肃负责的精神不够，对于工作有着或多或少的自由主义的态度”；第三，因为刊物“从创刊以来便缺少一个健全的名副其实的领导机构”，“文协”对刊物的工作也“缺少必要的领导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