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末民初（19世纪末期—1910年代中期）——租界城市上海的诞生与“帝都”东京的体验

1．从上海县到租界城市、高杉晋作眼中的上海

●上海县的历史

上海的近代，是作为19世纪中叶由英国、美国、法国等建设起来的租界城市而开启的。自那时起，上海既成了从市场、工商业、出版、教育，到恋爱、家庭等方面接纳欧美资本主义诸种制度的欧化窗口，同时也成了中国建构其民族国家的中心城市。

公元前3世纪末，秦始皇统一中国之时，天下被归置为郡和县上下两级的行政区划，由皇帝直接支配，郡县制初步成形。汉武帝时虽曾设州以监察诸郡，但至6世纪的隋代，州郡整合而被改成州县两级的行政区划，至此，州县制才得以确立。

以行政机构为州县中心的州府、县衙所在的都市城郭，即是州城、县城。州、县的数量在明代各有约200和1400个，到中华民国时期，州虽被废止，县却保留了下来，现存的县及县级行政区域约有2000个。州府、县城“以作为都市的政治特性为第一要义”（爱宕元，1991），而处于州县这种政治化都市群落顶点的，则是皇帝所在的国都。

作为与中国东南沿海展开贸易的基地的上海，出现于唐代，元代初年的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上海独立为县，明代时为防止倭寇的入侵而构筑起城墙和壕沟，作为县城的格局也趋于完备。现在位于南市区被称为中华路和人民路的环形路，即是在1912年拆去城墙以后修造起来的。进入清代以后，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在设立宁波的浙海关等三所海关的同时，上海也设置了江海关，随着在国内交通运输方面地位的提升，上海成了江南的中心商业城市之一。

●鸦片战争与上海开埠

鸦片战争（1840年）后缔结《南京条约》（1842年）的结果，清王朝将香港岛割让给了英国，上海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一起被确定为开埠港口。即令是在沿海的这五个港口中，上海也由于地处中国关键交通地段长江入海口的咽喉位置上，背靠三角洲冲击地带辽阔富庶生产力发达的江南，加之水陆交错连接的中小型城市群及稠密的居住人口，仅仅数十年里，就从中国的中心城市迅速成长为世界化的大都会。1846年以降，英、美、法三国开始陆续在上海建立租界，1863年，英美两国的租界合并成立公共租界（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of Shanghai，通译公共租界），到1914年为止，租界面积已扩张至32平方公里。

在历经甲午战争（1894年）后日本的入侵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崛起之后，上海成长为东亚首要的国际性都市，人口也从1930年的314万（其中欧美人3万，日本人2万），增长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550万（其中租界人口250万，与之面积大体相当的东京杉并区2011年的现有人口约为53万）。顺带说明的是，租界初建之后（1852年）上海县的总人口是54万，20世纪之初的旧城人口只有20万。

中国称设置在海港的税关为海关。清王朝在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解除海禁，并设立了广州等海关，负责管理中国人的沿海贸易及外国人的朝贡贸易，关税征收由被称为“公行”的官方特许的贸易商负责承担。鸦片战争以后，开放的五个港口分别设立了洋海关，太平天国起事后，英、美、法三国在上海海关成立了关税管理委员会，根据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洋海关开始由外国人负责管理。此种由驻京外国总税务司和各海关外国税务司负责管理的海关税收制度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作为公共租界行政部门的上海市董事会（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及其执行机构工部局设置于1854年。公共租界的重大决策事务由高额纳税人组成的纳税人大会决定，董事会的董事由高额纳税人选举产生。可以说，上海就是个大商人支配下的都会小国。工部局沿袭的是传自隋代的“工部”（专司营缮、土木工事的机构）之名，最初主要负责道路等土木建筑之类的事务，但不久即发展成了拥有市政总务局、财政局、警察局等完备机构的最大的市政机关。法国租界还于1862年设立了公共董事会，发挥的是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职能。

●阔步新兴上海的年轻武士

运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顺着沿黄浦江向南北延伸的英法租界的分界线流淌。从1862年的6月到7月间，这里每天都会出现一位绾发系刀气宇轩昂的年轻日本武士。他就是在洋泾浜的旅店宏记洋行寄宿的高杉晋作（1839—1867）。晋作是拥有200石俸禄的大家族长州藩士高杉家的独生子，五年前进入其修习的藩校明伦馆时，拜入吉田松阴主持的松下村塾门下而崭露头角，松阴曾以“识见气度为常人所不及，必成人所拥戴的高士之辈”相嘉许。20岁入江户昌平坂学问所游学，返回长州后入军舰训练所，随即于次年被提拔为继任藩主毛利元德的侍从。

这位长州藩的青年才俊是最早造访上海的日本人之一，他接受藩命登上了幕府为贸易和收集情报而派出的千岁丸号。千岁丸号在长崎搜罗了干鲍鱼、红鳍之类的商品，于5月27日朝上海驶去，五天后终于跨过东海的波涛抵达了长江河口。晋作在日记中兴奋地记下了6月2日随河道蒸汽船的牵引进入黄浦江西岸上海港时的印象：

此“支那”第一繁盛津港，欧罗波诸邦商船军舰数千艘碇泊，樯花林森，欲埋津口。陆上则诸邦商馆粉壁千尺，殆如城阁，其广大严烈，不可以笔纸尽也。

“樯花林森”描画了帆桅林立的景况，“诸邦商馆粉壁千尺”则是说欧美诸国所建办公大厦的白色粉墙绵延无尽。初瞥外域，始步洋街，晋作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

欧美的势力最初在上海所建设的是海运行业，主要从本国及其所属殖民地运进鸦片，并向中国各地运送工业制品。晋作目睹的欧洲各国的商船会馆，均为将鸦片贩至长江上游的中国内陆，又从江南一带购回茶叶绢丝而聚集上海的。那时运送茶叶的快艇称作“tea-clipper”，上海至伦敦最快只需九十多天。

1858年，美国迫使清政府将横贯中国中部的大动脉长江默认为海运，三年后在上海至武汉之间开辟了一千公里的航道，海运行业后来在上海得以迅猛地发展。与之相伴随的是造船业的兴起及后续的银行的进驻，等等。19世纪60年代，是依赖外国资本的上海近代产业的诞生期。工业也紧随其后得到了持续的发展。从中法战争（1884—1885）到甲午战争（1894年）的十年间，上海新增了以纺织、缫丝等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各种近代企业六十多种。此外，1888年，由三井物产经营的机械棉纺厂等业已建成，日本企业开始进驻上海。商业的发达也令人瞠目，1908年，上海全市已经拥有了7381户各式商铺。

●民族资本的急起直追

近代工商业在上海的诞生与迅猛发展刺激了中国的民族工业。清政府大员李鸿章规划设立近代化的兵工厂，1862年，以上海洋炮局的创立为先导的江南制造局（1865年设立）及其附属的火药、钢铁、水雷工厂等陆续开工，到1890年，该局已成为清政府最大的军需生产基地。

1885年以后，民族资本在造船行业也得以立足，具有相对规模的海运公司“大达水运公司”于1904年成立，到1911年，民族资本在上海设立的海运公司已达十多家，且已拥有了517艘船舶。而中国人自行经营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也于1897年开业了。

2．报刊业的出现与近代学校体制

●访问传教士慕维廉

高杉晋作滞留上海的两个月间行色匆匆，一面结交欧美和中国的各界人士，一面购进书籍、报刊、地图及手枪（pistol）等，他甚至造访了英军的炮台参观了新式的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大炮。7月16日，晋作从租界的寄住地出发，朝着上海县城西门外的旧街市走去。

这一天，晋作拜访的对象是活跃在上海旧县城里的基督教传教士慕维廉（Muirhead，慕维廉为其中文名，1822—1900）。慕维廉是1847年从伦敦教会派往上海的英国教会的传教士，在上海持续传教已有半个多世纪了。晋作在长崎候船待航时开始刻苦学习英语，还曾写下“从是学西方字初，誓心读汉禁和书”的诗句。不过，在慕维廉的教会买的不是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而是该社出版的汉语报纸《上海新报》。此报创刊于一年前，是1860年代常见的最宜阅读的汉语报刊。在长州期盼晋作归来勤王的志士们，不必借助汉语辞典的指引也能流利地阅读，无异于本土出版。

●报刊业的诞生

靠着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在近代产业迅速成长的同时，报刊出版业开始崛起。契机则是出于随外国资本一起流入上海的基督教传教士的编辑活动，譬如与慕维廉一同来到上海的传教士亚历山大·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即于1857年在上海创办了最早的中文月刊《六合丛谈》。《六合丛谈》和《中外杂志》（1862年创刊）等对于中国境况、国际形势，及化学、工学等自然科学，包括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之类给予了介绍。这些杂志由王韬（1828—1897）等中国的知识分子执笔协助，江户幕府还以古汉语原文加以标点翻印出版的方式将这些杂志输入到了日本。

1872年，英国商人美查（Ernest Major）等创办了最早的中文报社申报馆，接着，由于不满申报馆评论的不公之辞，容闳（1828—1912）于1874年利用民族资本创办了《汇报》。《申报》发行量在创刊之初有600份，到1919年已达3万份。1909年，《申报》由席裕福并购开始归中国人经营。

1870年代，石版画（lithograph，18世纪末由德国人发明并在19世纪将版状大理石广泛应用于绘画的复制和石刻的印刷技术）以“石印”之名登陆上海，申报馆附送的新闻画报《点石斋画报》于1884年正式创刊。

中国江南地区的书籍印制业一直是以苏州为中心的，但在太平天国时期，大量书商转移到了上海，出版业的中心也因此移到上海，1880年代，上海的书店多达五六十间。加之石刻印刷所的增加，上海一跃成了中国印刷业的主要基地。而随着纸张需求压力的日渐倍增，造纸工厂也趋于勃兴，伦章造纸局等在1891年开工生产。

作为近代都市的上海的成熟促进了报刊出版业的诞生，而租界都市的报刊所承担的则是对于中国革新的言说。

●洋学堂的出现

外国资本进驻上海之际，负责翻译协作事务的中国人被称为买办。早期的买办多数都是广东人，鸦片战争后上海一成立租界，他们就跟着外国商人从广州来到了上海。1685年，清政府准许海外贸易，在广州设置了粤海关，由于贸易商组成的所谓“工行”组织垄断了外国贸易，买办传统在广州得以培植。开埠之初，买办的另一个来源是旧式商人，其中以经营绢丝茶叶的商人为主。

1860年代以后，买办的数量随产业化一同扩大，出身江西、浙江两省本地的人成为主流。与此同时，买办的地位也有所提升，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及去过欧美的留学生也加入了买办的行列。这些买办中间，有蓄积巨额资本者投资清政府的官营企业而部分拥有早期官僚资本的人，更有投资民族资本企业转而成为民族资本家的人。培养这类新兴买办的则是被称作洋学堂的由外国人经营的西式学校。

洋学堂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以教会主持的小学为中心的第一个时期（1839—1873）和大量创办教会中学的第二个时期（1874—1900）。第一个时期的学生主要是贫穷的中国信徒的子弟及孤儿，出于传教的目的，在免除学费之外，还给予他们膳宿费用的补贴。第二个时期，中学招收学生的对象已转变为新兴买办及资本家的子弟，且收取高额的学费。殖民者在华企业的日趋增加需要大量的专业职员，再加上洋务派企业的创办也需要必备的人才，培养高级技术官僚（technocrat）的格致书院和圣约翰书院（Saint John's College，1905年正式更名为圣约翰大学）之类的教会大学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

在第二个时期，中国的开明绅士和上层资产阶级的一些人也伺机创办了新式学校。1878年，张焕纶创设正蒙书院，开设的科目有国文、地理、经史、时务、物理、数学和诗歌等，1882年更名为梅溪学堂之时又增设了英语科和法语科，同时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1896年，李鸿章幕下的官僚资本家盛宣怀创办了名为南洋公学的大学，三年后（燮昌）火柴厂的资本家叶澄衷创立了澄衷学堂。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上海的资产阶级开设新式学堂的劲头越发地日趋高涨。

●上海的欧化与近代文学

中国现代的历史学家对租界都市上海的历史有过如下的概括：

帝国主义通过暴力和强权在上海设立租界，并在租界内创办近代企业，开辟远洋和内河航运，建立文化教育机构，进行市政建设，这一切都是为了侵略的需要……但在这一过程中确实也发生了另外一些变化：就在这同一块土地上，产生了应用西方先进技术进行生产的中国民族工业，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办的新式的学校和新闻出版事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新型的知识分子。

欧美殖民主义势力在上海的近代化工商业及文化系统方面的建设，中国人并不只是羡慕。中国方面也会敏锐地应对，将欧美势力携带过来的现代生产方式转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以此向欧化的道路迈进，并且向欧美势力发起挑战。有了这样的基础，现代文学在上海才开始有了萌芽。

3．从洋务运动到变法运动、夏目漱石所看到的上海

●从洋务运动到变法运动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蜂起（1851—1864）为清王朝带来了危机。彼时所崇尚的是冯桂芬（1809—1874）等人的中体西用论，即所谓以中国传统学术为体（根本）而以西洋现代学术为用（应用）的思想。大官僚李鸿章等人据此组建了西式海军，开始扶植以军备为先导的各种近代产业，现代化的学校制度得以完备。但随着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相继败北，南洋和北洋海军惨遭重创，借洋务运动重整朝纲已属无望。

危难之时登场的是变法运动。相当于冯桂芬孙子辈的年轻的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人，借鉴彼得大帝（Peter I，1672—1725）的俄罗斯现代化以及日本明治维新的模式，提出大清王朝也需引进西欧的社会体制施行君主立宪制。他们在汉儒显学公羊学派和今文经学的基础上融入了西欧的现代思想，特别是进化论和佛教思想，据此建构起了所谓大同论的政治理念。

1895年，康有为入京会试，召集起从全国各地聚结到北京参加科举会试的考生（举人）1200多名，两度联名上书，阐发拒绝与日本议和并实施变法的主张（公车上书，所谓公车是指会试的考生而言）。1897年，第五次的上书为光绪皇帝所认可，翌年即戊戌年开始策划以召开国会制定宪法为先导，并着手筹备设立培养新式人才的京师大学堂及派遣留学生等的重大制度改革。但以西太后（光绪为其侄甥）为中心的保守派发动了政变（coup d'état）（戊戌政变），新政百余日即告失败，光绪皇帝被囚禁，直至1911年去世，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亡命日本。

●革命派的登场

保守派紧接着就遭遇了义和团事件。与义和团联手向列强宣战吃了败仗（1900年），西太后这才沿袭变法派的方案开始施行新政。这个时期，接续变法派登场的，是旨在推翻大清王朝以建立共和的民族国家的更加激进的革命派。清王朝的崩溃已是旦夕之事了。

在动荡的清末，留学英国的夏目漱石（1867—1916）所搭乘的德国的普鲁士号（Preussen）于1900年9月13日停靠在了上海港。漱石在日记中记下了从吴淞口外港换乘小船登陆上海时的印象：“蒸汽小轮逆浊流两小时抵沪，满目皆中国车夫。家屋宏壮，横滨比之一抔耳……所见南京镇（疑为南京路之误）之繁华，甚为稀有。”

漱石到了伦敦还在惦记着中国的前途，1901年4月，他在给好友正冈子规寄发的所谓“伦敦消息”的留学报告中写道：“余依通例浏览《旗帜》（Standard）报……概自中国事件处读起。”“中国受天子蒙尘之辱，确乎。”内中反复提到了“中国”。从那以后，密切关注起伏跌宕的中国近代史还成了漱石创作中最为重大的主题。

变法运动的突出之处，大抵就在以组织政党为目的的办报活动积极利用了上海近代媒介这一点上。譬如，梁启超于1896年在上海公共租界创办的《时务报》旬刊每期都有20页，登载各式评论、国内外消息及国外新闻的译件，到因戊戌政变停刊为止刊行了69期，创刊时的发行量有4000份，一年后即达17000份，创造了国内报刊发行量的最高纪录而被称为“杂志之王”。

4．“新小说”的出现与日本留学热

●“觉世之文”的启蒙话语

保皇派的年轻领袖梁启超经戊戌政变后，于1898年亡命日本期间也并未蛰伏，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旬刊，1902年更名为《新民丛报》，宣传君主立宪，对帝国主义时代中国的危机发出了警示。年仅17岁即闯过重重科举难关中了举人，且能亲临京试会考的梁启超，是一位有着丰厚古典素养的典型的士大夫。但因为投身变法运动，他的文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当代中国学者夏晓虹认为，相对于古典的“传世之文”而言，梁启超选择了“觉世之文”。所谓“觉世之文”，即是指“流畅锐达、条理明晰，标准的”文章。在“近代报刊业兴起”的背景下，“载于报刊功效最著”。换言之，就是立足于市场规律的现代市民社会的语言。在已经迈步走向现代化即欧化道路的梁启超那里，就集中体现在“如何把国家观念灌输到中国人的头脑中”的启蒙话语上（夏晓虹，1991）。

●明治日本的政治小说

重视启蒙效用的梁启超所面对的，是急速走向欧化的明治时代的日本及其报刊出版界。日本在1880年代，随自由民权运动的高涨一同出现的，是政治小说的繁荣，在梁启超眼里，两者的关系无疑是最好的摹本。他自己不仅在1898—1899年翻译了《佳人奇遇》（东海散人作，1885—1897年刊行）、《经国美谈》（矢野龙溪作，1883—1884年刊行）等以倡导政治小说，其后还亲自着手创作。梁氏于1902年在横滨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文学杂志《新小说》，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文章，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与此同时，他还开始连载其创作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顺带说明的是，他所办杂志的命名直接移用了日本在1889年和1896年两次创刊的同名杂志的名称，他的小说的题名也是《新日本》和《二十三年未来记》等明治政治小说书名的合称。

在中国，“小说”这个词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其最早可以上溯到公元前2世纪左右编订的《庄子·外物篇》。但长期以来，小说一直被视为闲暇读物，正统的文章则是指诗、文（文言、雅语）。而到了清末，人们开始从改良和革命这种社会政治的功用的角度来评价小说，甚至到了像梁启超这类一流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执笔翻译和创作小说的地步。《新民丛报》的发行量直追《时务报》号称达到了14000份，《新小说》的发行量恐怕也接近于这个数值。可以想见，与日本和南洋的华侨一同购读的还有以上海为首的天津、汉口、香港等中国各地的租界城市及殖民地城市的有产阶层。

●小说杂志的创刊热

横滨《新小说》的出现也引发了中国本土空前的小说热潮。从1902年到1917年的15年间，仅以《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等直接以“小说”名目（title）创刊的杂志即有27种之多。其中，除了6种在横滨、香港、广州和汉口发行外，其他21种都在上海发行。小说热潮中，不只有《新中国未来记》那样的政治小说出现在杂志报纸上，报人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同为报人的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实业家刘鹗的《老残游记》，翻译家曾朴的《孽海花》等被称为“谴责小说”的社会小说、暴露小说也很有影响。上述除《文明小史》外的四种小说一般统称“清末四大小说”。这类小说还有单行本出版，备受欢迎的《孽海花》就曾再版6～7次印数达2万册。要说起来，在日本，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从1905年到1907年分上、中、下三部出版单行本时，其初版印数也不过1000～1500册。

●上海的歇洛克·福尔摩斯

欧美及日本小说的翻译也盛行起来，从莎士比亚、狄更斯到德富芦花均有引介。林纾就是将通晓外语的助手的口述翻译为汉语古文而成了著名的翻译家的，代表作有小仲马（Alexandre Dumasfils，1824—1895）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等。侦探小说的翻译也很流行，1894年在伦敦刊行的道尔（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的《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回忆》，两年后即被《时务报》译载，中国接受福尔摩斯比日本要早七年。作为现代化的都市，那时的上海比东京、大阪成熟得要早得多。鲁迅在南京游学及东京留学期间也非常爱读福尔摩斯。

据樽本照雄的研究，清末从1840年到1911年在杂志上刊载及单行本发行的小说，相对于1237部创作而言，翻译作品即有1135部。而且仅在1901年到1911年发行的单行本中，翻译就占了64％。此种偏重翻译的势头在民国初年（1912—1920）更是急起直追，占到了77％（樽本，1992）。

毋庸置疑，在近代出版业勃兴的背景下，清末小说不仅在出版形式、发行数量、作者及作品的社会地位上与传统白话小说有明显的不同，两者在表达上也存在巨大的断裂。当代中国学者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一书中认为，从戊戌政变到1920年代，小说的叙事模式或者说语言风格在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三个层面上实现了重大的转换。据此而论，传统小说的叙事时间是依自然时间的流动而顺延叙述的，叙事角度为全知全能的视角，叙事结构以情节为中心来加以构建。相对来说，20世纪之初的20年间，在西方小说的影响之下，顺叙之中已加入了倒叙（时间顺序的颠倒）、插叙（不同时空的交错）等多重叙事方式，全知视角中也增加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限制叙事及纯客观叙事等多种叙事角度，以情节为中心的趋向也加入了以人物性格为核心和以环境背景为主等的因素而形成了多元形态的叙事结构。唯有像清末小说这样的变化才可称得是言论史上的天翻地覆般的变革的开端。

●日本留学热

近代中国的海外留学始于1847年容闳等人的留美。根据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的容闳的建议，清政府在1872年到1876年间派遣了120名留美幼童，同时还向欧洲派遣了学习陆军海军的留学生。但在1880年代，所有的一切全都被停了下来，之后的近20年，派遣留学的事务再未得到重视。

为培养现代化的人才而重新提倡海外留学已是甲午战争之后的事了，而且优先派遣地也从欧美转向了日本。其主要倡导者是变法派和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1896年有13名官费留学生被送出。在历经戊戌政变的政治倒退以后，自1901年以降，清政府比之以往更加积极地开始推行留学日本的政策。留日学生在1902年有400～500人，1904年有1300多人，日俄战争及中国废除科举（1905年）之后则猛增到8000人。虽然在辛亥革命之际留学生人数锐减至1400名，但此后每年都在2000～3000人的层次上浮动。即使在九一八事变（1931年）及上海事变（1932年）后再次减少到1400人，却仍在1935年（昭和十年）迎来了8000人的第二次高峰。

●嘉纳治五郎的弘文学院

清政府派遣留学生之时，其教育主要依赖于日本政府。在日本，嘉纳治五郎（1860—1938）担任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期间，即曾借用民宅开办塾学，教授日语及数学、理科、体操等科目。不久，随着留学生的急增，该塾学于1902年发展成为中国留学生的专门预备学校“弘文学院”。同年留学的鲁迅即在弘文学院学习过两年。法政大学的速成班及早稻田大学的清国留学生部等都培养过大量的人才，下田歌子（1854—1936）也曾以开办女子留学生教育的实习女校而闻名。

上海是清末日本留学运动的“最大集散地”，严安生曾评价说，为了留学，“来自内地的农村秀才们”“拼命地挤进上海”，虽然被上海的外国人旺盛的活动能量所压制，但在“各种政治言论及政治活动集散地”的上海，他们也变身为改良派或革命派。从逼迫而来的欧美及日本等现代国家那里贪婪地攫取现代化的产业制度和精神气质，这就是中国的欧化——所谓日本留学运动，即是中国本土的士大夫阶层走上了自上海开埠以来中国的买办势力所开辟的现代化之路。上海不单是留学日本的出发港，更是留学制度的起源地。

严安生还考察了士大夫阶层热心留学的根由，“末世封建社会的没落，或者说滑坡”引发了“天下国家亡国灭种的极度危机感和关乎多数出身封建旧式家庭的留学生们之生存根基的大问题”。这就是清末社会及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所造成的士大夫阶层的所谓身份认同的危机吧？

●年轻“帝都”生发出来的文学新体制

横滨至新桥间由铁路连接起来是明治维新不久后的1872年的事情，1889年新桥至神户间的600公里铁路开通。以往徒步从东京到大阪需要两周的时间，开通铁路以后预计到达的时间缩短到了22个小时。鲁迅抵达日本的第二年即1903年，铁路运营的总里程已达到约8000公里。同年中国的铁路运营总里程还不过 4530公里，到1910年才达到了8000公里的水平。也是在1903年，已由铁路与日本全国连接起来了的东京市内开始运营电车了。

1872年，全国各县府所在地之间是靠邮政线路来维系的，伴随着铁路网的发展，邮政运输实现了高速化。1873年，东京至长崎的电信线路开通以后，上海和长崎间也有了海底电缆的连接，东京与伦敦间也有了直接的电信往来。1890年，东京和横滨市内以及两市之间开始有了电话交换业务。作为欧洲产业革命最后成果的通讯革新，却成了日本产业革命开始的先导。

1909年，东京的《报知》和《万朝报》两种报纸一天的发行量就分别达到了30万份和20份，全国小学的入学率已达98％。随媒体和教育制度的发展一同兴起的新的读者群促进了书籍店面代销业务的完备，全国规模的读书市场业已形成。明治时期的日本，基于交通、电信、教育制度及铅字媒体的革命性发展，时间和空间上已明显趋于一体化的信息在短时间内即可往复于全国的读书市场。而在另一边的中国，据1914年的调查，北京的报纸发行量仅有数千，即使上海的《新闻报》也不过2万，其入学率在1919年更是低迷到了11％。

20世纪初期的日本，依靠着交通及电信的革命性进步，时空明显被同一化，信息转瞬即可传遍全国。而且信息的传播与接受也依托教育制度及铅字媒体的急速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的盛况。处在新兴“帝国”中心位置上的东京因此成了年轻的“帝都”。

●职业作家的诞生

根据永嶺嶺重敏的研究，全国范围内拥有“新的阅读观念”和“新的读书习惯”的读者群的出现，以及自明治二十年（1887年）前后逐步完备起来的全国性书籍代购点及邮政制度的发达，促成了全国规模的读书市场的形成。顺应市场而出版新作的作者和出版商，与已经不再“无条件地尊崇著作”而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出版物以消费”的读者一起，共同组成了显示为“作家—出版者—读者”关系的读书市场。

此等铅字媒体的活跃景况，在甲午战争（1894年）后的东京，激发了那种“在户籍调查的职业栏被称为‘著作人’、‘小说家’”的职业作家的诞生。“这里的作家是以‘社会的新兴分子’而被认可的”。1907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英国文学的夏目漱石毅然辞去教授职位进入朝日新闻社选择了职业作家的道路即可视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而像鲁迅在1927年辞去了教育部高官及大学教授的职位成为职业作家那样，新文学的作家成为独立的职业，在中国已是1920年代末期的事情了。

鲁迅的散文作品《范爱农》（1926）中有个记载，叙述人“我”作为学长去横滨迎接新来的留学生们，乘火车时这些新生不停地让座，结果开车的当口一齐跌倒，“我”摇头以示轻蔑，带他们到了新桥，后来因这个小插曲感到深深的自责。这件事情显示了已迅速步入现代化的日本明治时期中国留学生的先行者与后来者之间微妙而又难以逾越的思想鸿沟。

5．革命派的抬头与留学生鲁迅的内心审视

●革命派的杂志

在迎来了大量留学生的东京，最初保皇派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但不久革命派开始抬头，于1905年创刊了机关杂志《民报》，翌年，革命派的国粹主义理论家章炳麟流亡成了该杂志的主笔，革命派的势力最终压倒了保皇派。除了这样的机关杂志以外，各省同乡刊行的《江苏》、《浙江潮》等综合性杂志，也开始登载翻译和小说等。譬如鲁迅就曾怀抱建立民族国家和强盛祖国的热望而执笔放言，他将明治时代翻译的古希腊故事改写成了小说《斯巴达之魂》（1903），并翻译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1903）等。

有时候，对于新小说而言，演说会显示出很大的功能。夏晓虹曾指出，以演说来构建小说的结构是出于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特别是在明治时期的政治小说中，“演说进入小说，造成政治小说特有的慷慨悲壮风格”。明治时期，“民权派中人大多抱有志士意识，以先知先觉者自视，启迪蒙昧众生。和内心深处的优越感一同产生的，还有不被理解的苦闷。而在现实生活中，发泄苦闷的对象很容易选中歌妓”。《新中国未来记》中也明显透露出“志士美人”奇遇的影子（夏晓虹，1996）。

●鲁迅的浪漫派文学论

的确，对于士大夫留学生而言，身份认同的危机和疏离大众的孤寂已逐步转向了对内心的审视，鲁迅的《摩罗诗力说》（1907）所展示的即是如此。该文以日本及欧美的文艺评论为底本，用散文的方式描画出了从拜伦到俄罗斯及东欧等欧洲浪漫派诗人的谱系。文章认为，在以孔子以降的儒教意识形态为先导的中国，诗不过是讨得专制君主欢心的工具，而近代欧洲追求自由呼吁反抗的浪漫派诗人竞相出现，正预示着民族国家建设运动的肇端。

鲁迅在文章的末尾，将诗人喻为“执兵流血，转辗于众之目前，使抱战栗与愉快而观其鏖扑”的角斗士，使人联想起波兰的诺贝尔奖得主显克微支（H．Sienkiewiza，1846—1916）的代表作《你往何处去》（1896）中所描绘的那个感人肺腑的场景。在这部讲述罗马在尼禄（Nero）皇帝时代发生的迫害基督教徒之事的历史小说中，醉心于面包和马戏的罗马市民兴奋地围坐在竞技场参观虐杀基督教徒，自愿献身的勇士维尼茨尤斯徒手扳倒了牛角间横缚着莉吉亚公主的蛮牛，罗马市民盛赞其勇并迫使尼禄将公主赏赐给了勇士，暴君甚至还救了两人的命。这部作品在日本明治时代也颇为流行，特别是竞技场的这一段曾被报纸杂志反复译介。

勇士为公主拼死搏斗而让愚昧的民众受到感动进而激起他们挺身反抗专制暴君的故事，确实与鲁迅对浪漫派诗人及中国的想象恰相叠合。这算得是明治政治小说的通俗版。不过，鲁迅对角斗士的补充结论却是：“虽有而众不之视，或且进而杀之……（精神界之战士）非彼不生，即生而贼于众，居其一或兼其二，则中国遂以萧条。”对中国与近代欧洲之间差距的认识和鲁迅自身的认同危机合成出一个“寂寞中国”的影像，这种“寂寞”已经转化成为鲁迅自身的内在心境。

●苏曼殊的幻想小说

最早以小说展示这种精神境况的还有苏曼殊（1884—1918），苏曼殊为广东商人与日本女子结合所生，1898年来到日本，在横滨的大同学校及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学习，曾与章炳麟结为忘年之交。他还参与过鲁迅尝试创刊却终至失败的文艺杂志《新生》的刊行，其后所译《拜伦诗选》（1908）曾在日本刊行。

《断鸿零雁记》是辛亥革命次年即1912年在上海报纸上连载的文言小说。主人公三郎在父亲离世后因不能与未婚妻雪梅结合而出家，加之对物欲横流的中国的嫌恶而踏上了远渡日本寻找生母逗子的旅程。那个世界里，母亲和姨妈等一干女性对三郎倾注了毫无保留的爱怜，聪明美丽的表姐静子也向他表示了海枯石烂的恋情，但在中国即已出家的三郎无法接受这份爱情，他只能以回归中国来逃避。却未曾料想，在故土迎接三郎的只是未婚妻和乳母的相继离世。为脱离此岸俗世的孤独而迈向圣洁的爱的世界，却又因为爱无法安住在圣界，回归世俗后一切都已消逝，此即所谓深陷孤寂的幻想式小说。

小说中三郎所写的书信里有所谓“遭世有难言之恫”的言语，其无疑是在描述苏曼殊自身宿命式的孤独。实际上，1900年苏曼殊在为《拜伦诗选》所作的译者序言里，即曾以民族主义的笔触反复表达着亡国灭种所带来的“痛楚”。历经辛亥革命之后的清末小说，已经从政治性的启蒙宣传，渐次向揭示个人内心世界的文学转化了。

参考文献

爱宕元．中国的城邦都市．东京：中央公论社（中公新书），1991．

宇野木洋，松浦恒雄．中国20世纪文学．京都：世界思想社，2003．

夏晓虹．放足的女性．清水贤一郎，星野幸代，译．东京：朝日新闻社，1998．

北冈正子：鲁迅：在所谓日本的异质文化之中——从弘文学院入学到“退学”事件．吹田：关西大学出版部，2001．

严安生．日本留学精神史．东京：岩波书店，1991．

樽本照雄．汉译福尔摩斯论集．东京：汲古书院，2006．

樽本照雄．清末小说丛考．东京：汲古书院，2003．

樽本照雄．清末小说论集．东京：法律文化社，1992．

永嶺重敏．杂志与读者的近代．东京：日本编辑学校出版部，1997．

藤井省三．鲁迅《故乡》阅读史．东京：创文社，1997．

藤井省三．中国见闻150年 第4章 夏目漱石．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NHK生活人新书），2003．

藤井省三．鲁迅事典 第1部 鲁迅及其时代（2）东京时代．东京：三省堂，2002．

刘惠吾．上海近代史（上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1987．

1. 高杉晋作原题：“长崎客舍，入西学之日，有此作。”全诗为：“从是学西方字初，誓心读汉禁和书，忘了先后画吾作，将致上知与下知。”
2. 刘惠吾编著：《上海近代史（上）·前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3. 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