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选拔留学生全国外语统考
像恢复高考那样进行选拔留学生考试
召开各国参赞会议之前,采取1977年底高考方式选拔出国留学生的工作全面展开。
在“文革”中乃至“文革”结束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教育部办理向国外派遣的留学生基本上是“语言生”——外语教师。由于工作量不大,负责这项事务的教育部外事局出国处,连同处长,满打满算总共只有五人。
出国处具体负责出国留学生事务的干部郭懿清,1940年生,在天津长大,南开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196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71年“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教育部门于1973年从各大院校外语系抽调人员,组成赴美语言培训考察团,郭懿清被选上了。当时正值“文革”,教育部已不复存在,郭懿清来到国务院科教组外事组报到,参加访问团首次去美国考察。
出访归国后,郭懿清回到南开大学担任外语系副主任。由于已经和科教组建立了联系,“文革”后恢复的教育部骤然繁忙,她又被借调到北京,在教育部外事局专门办理出国留学生事务。
当时,中国派遣“语言生”事务依然按照惯性运行着。1977年,中国选派了约300人的“语言生”(大部分是青年教师)出国留学,其中也有个别学习优异的在校大学生,主要派往欧洲几个与我国签署了文化交流协议的国家,一般学习两年,不拿学位,因此也叫“进修生”。由于和美国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所以连“语言生”也没有派。
邓小平关于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讲话传达下来后,教育部“全楼振奋”,出国处的五人更是如此。不过他们也有些犯愁,去年选拔300个“语言生”已经忙得不亦乐乎,现在要派3000人出去,谈何容易。
张寅安处长起草了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报告。思路很清晰,就是像恢复高考那样进行留学生选拔考试。这是不可逆转的势头。1977年12月,全国恢复高考,从570多万报名考生中录取了27.8万人,录取率为4.8%。研究生制度也和高考同时恢复,全国规模的考试在1978年5月举行。63500名考生走进考场,其中10708人被录取。两场“开科考试”受到全国亿万人拥护。第三步,派遣出国留学生考试就在研究生考试后进行。
组织全国规模选拔留学生外语考试
根据出国处报告的意见,留学生业务水平考试由各部门自行组织,或考或评,教育部主要组织外语统考,因为这个标准是可以统一的。留学生,顾名思义就是出国学习,使用外语交流是第一条件。
郭懿清负责聘请外语教授拟定考卷,她本人也参加了试卷命题。所有试卷均在北京印刷,临考前由出国处人员携带至考场。郭懿清作为监考员赶往西安考场。北京语言大学培训处干部王东礼从法语系毕业不久,是留校青年教师,被借调到教育部外事处,也投入了工作。
8月4日,教育部下发《关于增选出国留学生的通知》,通知明确:
1. 选拔范围:从高等院校教师、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以及科技管理干部、企事业的科技人员中选拔。
上海考生吴德炎保存的准考证(正背面)
2. 选拔条件:业务方面,要求基础理论扎实、专业水平较高,有一定外语水平,并具有两年以上本专业的工作经验。政治方面,须符合出国条件,主要以本人的政治表现为主。身体健康。年龄为40岁左右。
3. 选拔程序:需经派出单位初选、全国外语统考、省级高教行政部门复审、教育部审核通过。
4. 实行外语统考,由教育部统一命题。考试由各省(区)、市主管高等教育的部门组织。考试分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笔试满分100分,口试采用5分制。
通知原本规定,1978年9月5日进行全国外语统考。实际上各地来不及准备,结果是在9月15日举行的。
限于当时的通信条件,北京、上海、天津等沿海大城市较快接到教育部通知,边远省区得知消息就有些晚了。在北京,著名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一些分院,为参加考试人员举办了外语补习班,时间长的有半个月,如二机部第五研究院的吴源陶就参加了这样的补习班。事后证明,经过强化补习,凡在大学或大型科学研究所里的报考人员,考试成绩要好一些。
大部分报考者难以得到这种条件。“文革”中,清华大学无线电专业师生被“疏散”到四川绵阳,青年教师彭吉虎是在绵阳得知留学生选拔考试消息的。这时已在9月之初,距离考试没有几天了。
有些单位的考试有意弄得比较神秘,比如中国科学院组织的考试,事先并不声明考试目的,只是笼统地表示与出国交流和学习有关。因此中科院地质研究所青年研究员沈显杰考试通过之后才知道,他有可能被派往美国进修。
有些大学,青年教师报名参加选拔考试的人数偏少,学校进行了再度动员。北京邮电学院中年教师陈俊亮是在学校再次动员后才和妻子说起此事的。陈俊亮认为自己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怎么能被派遣出国留学呢?妻子说,参加这次选拔考试,是学校动员的,又不是你自己钻进考场去考试,你就去试一试嘛。
陈俊亮这才动心,在报名截止前一天报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寻找有关政治语词的英文材料。他认为这才是短板,需要补习。谁知道考卷发下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就凭着自己上中学时打下的英语底子答卷了。谁料想一考就中了。
北京的考生最多,设立了几个考场,其中北京大学单设考场。在中部和边远省区则设立集中考场。
王东礼回忆说,西北五省区考试点设在西安的西北工业大学,为了及时赶到那里,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坐上了飞机。选拔考试的规模盛大,气氛和刚刚恢复的高考一样庄重。由于时间紧迫,考试结束后立即组织在当地判卷,外事局要求王东礼把登记了考分之后的考生名册带回北京。
没有想到这个工作量相当大,飞机票又是预订的。争分夺秒之间,最后王东礼坐等在陕西省教育厅门口,等到花名册上的最后一个数字填上,工作人员飞奔出来将名册交给王东礼,门外的汽车就发动了,差点儿误了飞机。
当年选3000人出国留学绝非易事
各地考试成绩在教育部汇总,各种文件堆积如山,王东礼等人忙着登记、筛选。由于事情来得急,他们居然没有专门的办公室。这时,正好教育部副部长李琦要率团出访美国半个来月。李琦是个爽快人,马上吩咐将自己的副部长办公室让给留学生选拔小组办公,等他回来再说。就这样,来到教育部没多少日子的王东礼就在副部长办公室里开始办公了。抄录文件工作量很大,把他的右手手指活生生地写肿了。
外语统考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全国共有14717人报名考试,实际参加笔试和口试共12083人。其中英语10485人,日语1823人,德语159人,法语116人。没有进行俄语考试。
考试显示出10年“文革”动乱给中国外语教学带来的严重削弱和人才危机。如果后人见到这些试卷,会发现这次考试的难度很低。相应的,这次考试的平均成绩也不高。
考试结果,外语笔试分数达到60分者远不足2500人。于是将及格线下调到50分,还附设一个条件,就是对各个高等院校的骨干教师、系主任可以降低一些外语分数要求。
教育部汇总结果是,英、法、德、日四个语种均以笔试50分,口试3分(口试以5分制评分)为及格线。在1.2万参试者中,英语可以录取2789人,日语393人,德语83人,法语62人。划定这个分数线,可勉强满足“今年派遣3000人”的指标。
主持外语考试者都知道,以中国学生学习外语的特点而言,笔试成绩和口语水平还不是一回事,有时两者相距甚远,外语口语水平通常低于笔试。由于笔试合格者有限,因此口试更加宽松,总体说来只要可以进行一定的生活场景对话就能通过。各大学中通过了笔试的应考者均由该校公共外语教师组织口试。北京大学生物系教师潘惟钧通过笔试后,口试主要是回答本校英语老师提问,给他印象颇深的一道题是用英语询问:“在家里你帮助妻子做家务吗?”
这道题潘惟钧能回答,觉得提问带有过于传统的大男子观点,于是故意用英语回答说:“我妻子有时在家中帮助我做家务。”
出题教师以为潘惟钧没有听懂,又重复了一遍。潘惟钧也重复了一次回答。结果执拗的老师第三次重复提问。这时,身边一位女教师明白了其中含意,不禁笑了起来。这道题顺利通过了。
只要笔试过关,考官都不再为难考生,颇有相助一臂之力的愿望。
总结考试结果,郭懿清和王东礼认为,如果口试成绩都要和笔试相匹配的话,那么无论如何也凑不满“三千人”之数。“文化大革命”危害中国教育事业之烈,由此可见一斑。
想办法解决外语水平偏低问题
发现合格人选不足,教育部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在当年高考录取的大学本科生中进行选拔。标准为:年龄在20岁以下,总考分在400左右,数、理、化均在80分以上,外语40分左右。从全国共挑选了1300人作为出国留学生人选。这些本科生和前面的“合格者”相加,总数为4627人。其中大部分人,可以在1979年向国外派遣。
1978年9月27日,教育部将选拔留学生考试的基本情况行文向邓小平、方毅副总理报告。同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出国留学研究生录取工作的通知》,向国务院各部委(局),解放军总政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通报。
通知要求,对出国(研究生水平的)留学生,除已经明确的标准外,对外语水平的标准确定为:
1. 英、德、法、日语凡笔试50分以上,口试3分以上的可以录取。
2. 口试在4分以上,笔试不低于45分或笔试在60分以上,口试不低于2分的也可考虑录取。
即使外语成绩偏低,教育部决定,还是尽可能从参加了全国统考的人员中挑选留学生,因此通知特别规定:
3. 这次外语考试成绩不符合上述标准,但专业基础特别好,在科研、教学方面成果显著,所学专业又是国家急需的,可由基层单位学术委员会将其情况和材料报有关部委或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考察并签署意见,再报教育部统一审核。
4. 请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对被录取人员的专业水平负责进行一次认真的复查,如发现专业水平低或根本没有从事过这方面专业工作的,即使外语统考成绩很好,也不能录取。这点务请注意。
5. 请各部委于10月3日前把根据上述标准修改后的计划表(主要是名单、专业和拟去国家)报我部;各省、市、自治区请于10月10日前将所属单位录取的名单连同政审和体检表函报我部。
6. 我部将根据各单位报来的材料进行综合平衡,确定正式录取名单。
达到外语合格标准的参试者属于“珍宝级”,教育部要求各单位迅速组织各个业务部门如大学和研究所进行业务考核,最后将名单报送教育部来确定。这项工作在1978年10月下旬完成。
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必须经过对方学校录取这个环节,由于对外知识和经验不足,1978年当年派出留学生入学实际上已经无法做到。但这样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利用来年秋季入学前的将近一年时间组织外语强化训练,扫除,至少是减少语言交流的困难。
2009年11月采访沈显杰妻子杨淑贞研究员的记录。
2015年7月9日在北京采访陈俊亮的记录。
2009年2月在北京采访王东礼的记录。
2011年4月在上海采访潘惟钧的记录。
教育部《关于出国留学学生外语统考的情况》报告,1978年9月27日,原件存教育部档案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