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问世

1942年春节刚过，还没出正月，大哥就来到了这个贫穷的家庭。大哥的诞生给父母带来无限的喜悦与憧憬。母亲给大哥起了个儒雅的乳名“书本”，希望儿子通过读书改变一家人的命运。父亲却说：“家有长子，国有大臣。”经过细心地商量，大哥的乳名被父母改为“书臣”。大哥就是我家的“大臣”，是父母心中冉冉升起的朝阳。

1944年秋天，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抗日战争接近战略反攻阶段，人民看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日本鬼子如逼急了眼的疯狗，更加猖獗，抗日战争也进入最困难时期。

一天深夜，风高夜黑，伸手不见五指，远处传来一阵阵雷鸣，神秘莫测的天际不时地划过一道闪电。突然，村西绛水河不远的县城东关一带枪声大作，周围村里狗吠声连成一片，睡梦中的人们被惊醒。第二天早上，街上的人说是昨晚一路八路军攻城没得手，城东关的城门楼下还死了两位没有撤出去的八路。残忍的日本鬼子把年轻战士的尸首捆在城门楼两旁的树干上，用刺刀刺破他们的肚皮，胃、肠子都碎了，里面流出来的全是菜根、地瓜叶，场面惨不忍睹。过往行人看到那惨烈的场面，都会低着头，默默流下眼泪。

鬼子在城门洞下严密盘查路人，往来行人双手递上良民证还要低三下四地鞠躬行礼。稍有差池，轻者遭受一顿痛打，重者就会被当场处死。没有特殊事情，老百姓谁也不愿进出城。

公路上搞运输做买卖的都用大汽车了，用自行车载客的生意越来越难做。父亲和母亲商量后便在县城绛水河套北边开了个小吃部，夏天卖凉粉、火烧和大饼，秋后再卖菜丸子、小米粥和烤地瓜，本少利低周转快。父亲忙忙活活不断吆喝着招揽生意。母亲洗洗涮涮，里里外外料理着。就这样，苦心经营了几个月，非但没挣几个钱，还干赔了两个人的工夫。

这时父亲有个朋友给出主意，说是租地种粮也是个养家糊口的生活出路。农民出身的父亲，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欣然接受了朋友的建议，便托人租了邻村恶霸地主张天有八分麦地，言明年租金五百斤小麦。父母起早贪黑，施肥锄草，辛辛苦苦忙活了九个月。收割后，他们费力把小麦搬到场园上晒了两天，顶着炎炎烈日，背着石砘把小麦打晒得干干净净。借人家大抬杆称一称，刚好够五百斤租金，父亲考虑与东家协商能否少交一点，秋后下来玉米后再加倍补偿。这时，东家派来几个人，什么话也不说，硬生生把五百斤小麦抬走。母亲眼看着剩下一堆麦根子，欲哭无泪，顶着烈日坐在一大堆麦根旁边，扒拉来扒拉去，从麦根子里捡了六斤半麦穗。

朋友安慰父亲说：“按照租地种的规矩，是不能指望小麦收入的，就等着秋季这茬玉米了。那才是咱租地户真正的收益。”

父母只好眼含泪水，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寄满腔的希望于秋季这茬子玉米丰收了。

哪知道，老天爷不睁眼，收完小麦一直没下雨。一家人天天望着碧蓝的晴天，等雨、求雨、盼雨，这一等就是四十天。父亲急得像火上了房，母亲急得满嘴起大泡。如果玉米绝收，一大家人吃什么？！

一天，一场透心雨终于从天而降。翌日父亲扛着工具拿着玉米种，母亲怀里抱着两岁的大哥，趁着雨后墑情好抢种玉米。不料还没到地头，老远就看到地里青汪汪一片玉米苗。父母亲大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一问邻舍才弄明白，原来是张天有耍的阴谋诡计。他把小麦拿到手后，感到我们家无力抗旱播种玉米，也不打招呼又把地转租给别人耕种。他张天有得了麦子又要玉米，这不是欺人太甚嘛！父母这九个月可白忙活了！父母亲气得一股火上门前去理论，可张家连大门也不让进，还放出狗来咬人。有人气愤不过，让父母去官府告他。那个年代，“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到哪儿去说理呢？父母吃了个哑巴亏，回到家两个人抱头痛哭一场，这还叫不叫穷人活啦！

母亲病倒在炕上，父亲蹲在炕旮旯，低头喘着粗气抽闷烟。身在异乡，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庄稼人没有土地种，就没有根，就没底气呀！他乡饱受冷遇的凄凉，孤立无助的窘迫让他们伤透了心，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就在这年秋天，我来到了这个灾难不绝的人世间。尽管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捉襟见肘，父母还是欢喜得心中开了花。母亲高兴地给我也起了个有文化的乳名，叫“书勤”，盼儿子勤奋读书学习，努力用文化知识改变家庭状况。那是1944年秋天，一个烈日当空的中午，一个秋高气爽的丰收季节。喜悦是暂时的，接下来还是那望不到头、令人窒息、更加艰难困苦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