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

我总认为童年的梦幻与玉渊潭的湖水是我许多灵感的来源，或者说它们就是我的一部分。

1961年

北京南礼士路照相馆

2008年9月，北京板厂胡同15号。我出生后的头半年就住在这个院子里，离开后再来是五十四年后了。那天，敲开门是两个工人模样的人在里面，说是院子被一个老外买去，在准备设计改造。万幸，破败的老屋还在，屋子里的地砖也还可以看出暖暖的图案。我爬上屋顶，坐在屋脊上眺望了一会儿，找到两块完整的瓦。最后，我站在那棵大槐树下，让太阳晃着眼睛。

童年时光

我出生在北京内城的板厂胡同，院子里至少有一棵巨大的槐树，房子是民国初年的建筑，窗户是木头的，有玻璃，地面是大块的瓷砖，图案暖暖的。母亲告诉我这里住过大官，新中国成立后成了中国花纱布公司的宿舍，父亲进城后在此任职，后来演变成了商业部。

我脑海里留着一个确凿的证据：夏天的午后，胡同里的影子都是短短的，土质的地面泛着刺眼的白光。我在胡同的北侧，看见对面的墙和门洞都在阴影中，好像有个人从西向东走了过去，声音始终是一点儿都没有。这个画面一直跟着我，时而迫近时而遥远。我一岁半时举家搬到了三里河大院，胡同时光留存下来的东西仅有上面那段画面。

幼儿园留下的东西有两个，一个是戴着墨镜穿着裤衩，一群小朋友躺在垫子上晒太阳，一会儿前胸一会儿后背，夏天的太阳在眼中像个淡淡的药片。另一个是上小学后几个伙伴去旧地重游，利用午睡的时间悄悄摸进幼儿园的二楼，刚想打开教室里钢琴的盖子，一个老大爷追了进来，我们狂奔下楼窜出后门，却发现还有围墙。高大的蓖麻叶子遮天蔽日，绝望的奔跑中我们害怕极了，哪儿还有方向感。突然一道竹篱笆赫然眼前，野草茂密中居然有个窟窿，大家争先恐后钻了过去，衣服破了，脸和手上也出了血。

我喜欢湖水和湖水后面的彩霞。我一直想象铁轨尽头是什么样子。我相信睡梦中的飞翔是我曾经有过的功夫。特别是我学会了滚铁环，跑起来后，我的双脚就是一直离开地面的。我喜欢动，和楼门里的小孩儿玩逮人，我可以很快爬到树上去，对方气得要用石头砸我。玩藏猫猫，我可以找到最隐蔽的地方，只是特别脏，净是土，有时也会弄破手和脸。该吃晚饭了，阿姨喊叫我，父母没回来我不会回家。跑到自家窗户下，一伸手阿姨递给我一个刚出锅的白馒头，特别香，我在玩耍中吃完，又会跑回窗户下大叫阿姨，又一个馒头递出。我喜欢和伙伴玩，也喜欢自己一个人玩。任何可能的方法我都会尝试，在尝试中我总是很投入但不去思考，因为那许多的过程已经把我的脑袋占满了。夏天，我的膝盖好像总是有伤疤，常常是旧痂还没掉，就会又摔出新伤口，红药水紫药水轮流抹，好在那时药品也简单。到了冬天，我的手总是皴成一片，黑乎乎的，像一层老茧。主要是它会开裂，流出鲜血，特别疼，有时弄得手都不敢动弹了。我记不清小时候戴不戴手套，但是我记得到了冬天会给人家送大白菜，那是不戴手套的。

1957年，北京照相馆。抱着妹妹的是老王姨，我家多年的保姆，老北京的许多是她在日常生活中传播到我身上的。她不会写字，却能讲出许多大大小小的事儿。我身边的是妈妈，好像上小学后，我对她的印象才丰富起来。

这样说来在强健体魄的过程中，我的心思总是像湖水一样，也许这样才能腾出许多地方去观察蚂蚁怎样在树皮上爬行，石头怎么会有那样的纹路，我总是想象落日的后面到底有没有神仙。

对我来说一天好像不是二十四小时，遐想的念头把一天天连成了一片。世界于我的意义似乎在史前就决定了，我需要在冥想中把它们一一寻找出来，清晰在眼前，这些久远的朋友在陌生中是那么熟悉，它们组成的世界使我无比畅快。当我半偷不偷地把父亲的照相机拿到手里，我终于有了寻找这些遥远梦幻的可能，无论是在中学校园还是边远的矿区，甚至在妻子与母亲身上，我看到的总是另一个世界。这就是后话了。

我仔细回忆了许久，发现我就是个特别喜欢玩儿的孩子，不喜欢上课听讲做作业，认为那是家长让我做的事情，如果依着我自己的喜好，老师的评价就是玩儿出圈了。上小学时父母倒也没说什么要好好学习不然将来就如何如何的话，只是七岁了就应该去学校，真是没办法！我的幼儿园天国离我而去。

我上小学时家住三里河，开始是在西四上的小学，因为挨着地质部，中午可以到妈妈的单位去吃饭。小学的教室比起商业部的幼儿园实在是太小了，小平房，它是羊肉胡同东头的一座小庙改造的。那时北京的胡同窄小，弯弯曲曲的，倒也曲径通幽，只是开学的第一天我就迷了路。母亲送我到胡同口，嘱咐了几句就去上班了。我向西走去，很远了，怎么看不见学校门呢？我在那条又细又长的胡同里来来回回地游荡着，慢慢地也不着急了，没有时间概念的我就这样晃到了中午。妈妈来了，问我怎么没去上学，我说找不到学校了。她拉着我的手急匆匆地赶到北京羊肉胡同小学，原来是一辆大汽车一直停在了学校门口，我很笨吗？母亲并没有说我，她心疼我走了一上午，连口水也没有喝到。

除了吃午饭，下午放学后我也要到地质部去找母亲，她工作忙，我就自己在大院子里东逛西玩了。不知是什么季节的下午，小雨霏霏的，我穿着雨衣爬上了铁栅栏。站在上边毫不害怕地就是纵身一跳，就听“刺啦”一声，人落地了，雨衣后襟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原来我爬到铁栅栏上边时，一只铁尖头还在雨衣里面呢。就是辛苦了保姆老王姨，多少年后我还记得那密密的针脚简直像天工。

我可能感到玩不开吧，经常在上课时大声说话，不时还喊叫一嗓子，我的记分册上老师总写上这条评语。记得一次我玩起了自己的书包，相当认真地用书包带儿把自己捆在了椅子上，老师气得让我站起来，结果“哐当”一声，连我身后的课桌都给掀翻了，课堂大乱。我不记得我那时做不做作业，只记得一次要开学了，路上说起要交暑假作业，我当然也完成了，可是一看同学的是好几页，我的只有一页多一点儿。我还问人家：你怎么写那么多？同学说老师要求好几遍呀！我其实心里明白，我抄写课文只抄开头和结尾，中间的省略。那次是否过了关，我早忘了，我只记得开学好几天了，我的心思还在暑假里。

那时父亲总带着我和妹妹到玉渊潭去玩，好像对我的功课没什么要求，也似乎没有为了作业打过我。难道父亲鼓励我去玩？反正每个星期天都是我的节日，河边大树下、麦田里，还有湖水那头天边的晚霞。我童年的记忆没有课堂，也许我选择性地遗忘了，我的心思总在室外总在我认为有意思的事情上。要说体育课我喜欢上，跟玩差不多，可以把衣服在水龙头下弄湿，然后再穿上，明亮的阳光下，四十五分钟过后衣服就全干了，痛快！我就是在那时知道了踢足球不是用脚尖而是使用侧面。爬绳也是最爱，因为我喜欢爬树，总要在小伙伴面前显摆一下，这也许是后来喜欢爬山的缘由吧。

夏天多雨，电闪雷鸣之后，豆大的雨点铺天盖地，我躲在家里出神地看着窗外，仔细捕捉着每一条雨线划过天空的声音。它们穿过树叶落在地上，树枝摇动，声音每每不同，树叶在大风中颤抖，顽强地不肯掉落，大雨把它们冲洗得干干净净。有一年夏天，大雨居然下了好几天，等我终于跑出门去，发现好多柳树已经东倒西歪了。我狂呼大喊，震惊这世界末日的到来。我蹲在树根前，看到了平时埋在土里的根须，我用手一截截地触摸把玩，那都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样子。许多柳枝已经触地，伸手可得，我不用爬树了。

夏天有草有各种虫子，在我眼里它们就是森林与野兽。我喜欢长时间蹲在那里寻找、观看，实在不行就干脆趴在地上，用一根小木棍轻轻地拨开这挑开那，我的视线很低，草丛就显得高大了。泥土的味道我很享受，有一次甚至把鼻子挨到了蚯蚓身上，湿乎乎的有一股土腥味，比菜市场的鱼好闻，那土腥味是清香的。我能够区分蚯蚓和寄鸟（知了）的洞穴，天儿热了寄鸟就上了树，蚯蚓总爱躲在湿土里，我用木棍和手指头顺着泥土中的孔洞一节节翻开，曲曲折折之后总有一条蚯蚓藏在里面。我以探宝为乐，很少伤害它们，我总觉得它们是我的朋友，当然，有时为了钓鱼就对不住它们了。

1957年，北京照相馆。母亲带领全家去照相，除了合影，还要给孩子们单独照一张。听老王姨讲，母亲特别喜欢这件毛衣，认为有上海的味道，她年轻时也是挺讲究穿戴的。我有这张的大底片，但还是翻拍了当年的相片。

草丛里的世界诡异多端，每种虫子的爬行方式都不一样，在我眼里各种野草就是茂密的森林。我幻想我要是那个虫子会怎样，多少年前我是什么样的虫子呢？我从这里学习了爬树的本领，也学会缩小自己从而进入它们的世界。成年后听说有牛耳里面可藏身躲雨的故事，觉得世界的大小是可以转换的。

我小学三年级时已经在三里河第三小学上学了，也许因为这里部委子弟太集中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浪很快席卷了宽敞的教室和开阔的校园。似乎是一瞬间学校就停课了，批斗老师校长，各种教具、体育器材满楼道都是。一群少年围着老师喊口号，还让老师站在课桌上低头认罪。当时都在喊什么，我一个字也没记住，也没有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到楼道去寻找财宝，我发现了不少崭新的课本，各年级的都有，我迅速挑选了一摞藏在书包里，从学校的侧门回到家，到了家心还在怦怦跳。不行！要找个地方藏起来，等安全了再说。我想到了我常去的铁道。

六几年那会儿西直门往南有一条铁路经过三里河，它从二七剧场后墙擦身而过，奔向哪里我一直没有探索清楚，留下一个永远的遗憾。铁道我熟悉，那时候为了与火车头打游击战，我们研究了铁轨枕木、道钉，还有那特殊味道的碎石头。那里一般没人去又总过火车，绝对是安全的。我在一个傍晚悄悄来到铁道旁，在距离路基几米的地方挖了一个坑，就把那一摞新课本埋了。虽然紧张，我还是用杂草把表面伪装了一下，为什么没用塑料布什么的把新书包裹一下呢？1966年时塑料布我到哪里去弄呀。回到家安然地睡去，时间一长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很长时间后突然想起来我还有财宝藏在那里，又是一个傍晚，我挖开那个坑，那些新书已经腐烂不堪了。

学校附近有一块空地，不知怎么被人挖出了一个大坑，每天放学总有不少小孩儿在那里玩。这种事儿当然不会少了我，书包斜背在肩上，一会儿就忘记了它的存在，那时的书包小啊。有一次我下到大土坑的里面，啊呀！太神奇了，耳朵边的许多声音变小了，变远了，可我分明听到了另一种声音，它们来自地底下。大坑断面的颜色是湿的，有许多根须暴露出来，粗粗细细，千奇百怪，引起我兴趣的是一个窟窿。探秘的劲头陡然升起，只是窟窿离地面有点儿高，我找来几块砖头和石头，终于可以把手伸到里面了。

我看到窟窿的四围有木头的残留，散乱的土石中有几根大骨头，是化石吗？我很认真地捡拾起来，拨开杂土，把骨头一根根地取出。慢慢地出现了更大块儿的骨头，还挺沉呢。这是什么动物？继续前进，手够不到了，我需要把身体钻进窟窿里，这时发现了一堆细长条的骨头。我有些明白了，是个人吧。奇怪，那时没有一丁点儿害怕，有的只是兴奋异常，我想继续前进就会找到头颅了。这时我的身体已经钻进了那个窟窿，其实就是个多少年前的棺材呀。我极细心地把所有的骨头都搜寻出来，在大土坑的底下试图还原那个人。这时有小孩儿在耳边叫：这孩子挖死人呢！我不管，继续摆弄着那堆骨头。

天色晚了，我必须回家，这堆东西怎么办？我找来一根细铁丝，把那些大大小小的骨头穿成一串，那颗头颅排在最后。我爬上土坑，拖拉着那一串收获回家去了。一路行走会有声响，路人侧目，我倒是有了些自豪感。估计是有小密探早已报告了家人，母亲老远就喊我，勒令我放手，那是我没见过的严厉。那天母亲用一把笤帚浑身上下把我扫了好几遍，怕是把什么病菌带回家。

1965年，北京南礼士路照相馆。老王姨就像我们家的老亲戚，母亲每次照相都让我们合个影。我看老王姨就是老北京，妹妹则有些上海的味道。我呢，像新北京吧。

1965年夏，北京玉渊潭公园。这是我给父亲拍的最早的照片了。后面灰白色的建筑是个猪圈，他同养猪的人聊了好半天，说是盖得好。父亲不仅自己在它前面留影，还让我们依次都拍一张。

铁轨是一条直线，通向不知名的远方，玉渊潭的湖水围住了一方神秘的天空，它们之间的三里河楼群似乎也变成了魔方，我周游在其间感觉还挺自由的。在行走与做梦的转换间我的思绪会飞得很远，那里有许多未知在诱惑着我，令我心旷神怡。冬天在冰车上追逐，那是飞机般的感觉；沿着铁道奔走，那是周游世界；至于滚铁环时，那就是跑到时间前面了。小学时我没有时间概念，饿了吃困了睡，下雪是冬天，寄鸟（知了）叫了我可以去游泳。河里有淤泥，踩上去油滑油滑的，遇到水草要仰游，不然被缠住就危险了。入冬的北京城开始捣鼓大白菜，空气中到处是白菜帮子的味道，混合着张嘴的哈气，少年的心兴奋到了极点。

我不知什么时候学会了蹬平板三轮车，又不知怎么着我就帮着穿蓝大褂的售货员运送起白菜了。地秤上放着木头板架子，一百斤大白菜没有几棵，谁家不买个几百斤呢。去帮子过秤，老太太交钱的时候，我已经往车上码放了。菜头朝里菜根朝外，这样码得高，又稳当，运送过程中也不伤白菜。我蹬车前面行，老太太在后面一个劲儿地指路，还不停地大声喊着：“慢点儿慢点儿。”羊剪绒的大帽子一会儿就戴不住了，我把帽耳朵上的带子系紧，顺手把它胡噜到后脖颈上，感觉脑袋在冒热气。到地儿了，我要把白菜卸在人家门口，不敢说码放得多整齐，但绝不能伤了帮子。那时心中根本没有野蛮装卸的概念，真不敢呀！完后，马上赶回菜站，下一家接着送呀。在我的记忆中最多一次送了七百多斤，满满一车，买白菜的人都怕我把车蹬翻了，那是一个十二岁的少年呀！我后来也奇怪，没有人让我去干，也没有一分钱，我却那么认真那么卖力气那么负责任。我肯定不是雷锋，是少年贪玩吧，兴奋暂时罩住了疲劳而已。挺晚的了，也不知道回家，是家里的阿姨满街找到我，把我拉回去的。少年的心里其实是一片无色透明，其实什么都没有想。在寒冷的冬天，蹬着板车，满头冒着热汗，衣服全脏了，浑身上下确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痛快与快乐。后来多少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享受过那种人在天地间的自在。如果非要说，可能在后来拍摄中学生时，从中感受到了一点儿运送白菜时的感觉。

架打过两次，不多。一次是放学刚出了校门，有两个比我矮的学生拦住我。他们是我同年级的，个头一般高，可能是双胞胎吧，我知道他们的名字叫黄河与黄海。起因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反正双方站在那里说了半天，有不少学生在围观。那时候有了过节先要约架，商定好地方，再讨论方式。比如单挑还是群的，前者只能单刀赴会，后者就看你的人缘了。比如红的还是白的，前者可以使用刀子叉子，会见血嘛，后者就看个人的拳脚功夫了。可有一样，输了的如果受伤，打赢的要负责送医院，还要掏医药费，这叫局气。那时北京城里小孩儿打架彼此都遵守这个规矩，三里河地区属于西城，当然不例外。黄河、黄海在商量去哪里好，我说出了玉渊潭后湖，那地方我熟呀。他们有些吃惊，犹豫了一下，嘀咕道：没事儿，谁谁离那儿很近。正在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嗓子：老师来了！这一群四年级的男生马上作鸟兽散。后来这事儿就没了，也许茬架的过程足够了。

有一次是真动了手。我五年级时，妹妹上三年级，班上有个男生总欺负她，动不动就把铅笔橡皮抢走，有时还打人。母亲要找老师，我一听就杀心顿起。妹妹不敢告诉我是谁，我是通过小伙伴打听出来的。一日下午，我等在有几棵树的必经之路上。伙伴远远指认后就撤了，我冲上去抓住那小子脖领子就打，无话。他很胖，我瘦但个儿高，终于把他摔倒，骑在他身上猛揍，这下他开始哭了，后来有路过的大人拉开了我们，各自弹弹浑身的土，回家了。

坏事我也干，比如搞个伏击，完全是跟电影里学的。那时楼房间距大，树多，有小路连通，但是路灯少，拐弯处很黑。歹念一起，计划来了。我白天把砖头堆放在拐弯处，天黑后把它们在道上码一排，躲在暗处等候佳音。不管多长时间我都有耐心，骑车人经过车倒人摔，传来的痛骂声能让我高兴好几天。吓唬小孩儿的事儿也干过，把衣服套在脑袋上，两只手高举着，再出个什么怪声音，夏日黄昏乘凉的人多，作案机会就多，当然挨的骂也不少。要说也干过最坏的事儿，楼区间有一排小平房，那里的厕所是公共的，厕所门口有一段围墙，算是遮挡吧。楼区间的一条路从它外面经过，作案的位置有了。找到一段竹板，用它像勺子一样伸到茅坑里出一摊屎，竹面弧形，存物稳当。入夜星稀风高鸟不语，我悄然来到那堵墙后面。墙的上端有一排十字孔，装饰得好看，倒成了我的瞭望孔。先是耳朵听到声响，目标近了，经过墙面，远去还不太远的时候，举手把竹板在墙头一磕，借着惯性屎块准确地飞向目标。竹板有节，就算子弹稀滑也不会流到手上。抛物飞出，也许散开，命中与否，很不重要，黑夜袭击的快感才是无与伦比的。真是太邪恶了！

小学三年级我转到的三里河第三小学，算是重点学校，母亲为此还给我请了个家庭教师。这是个高三毕业的学生，因为是资本家出身，无法考大学，但是字写得好，后来母亲请她给地质出版社誊写稿子，也算就业吧。每天下午放学回家，她已经坐在那里等候了，我是特别不愿意。最可怕的是听写，没完没了。不会写，我就一遍遍地问“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但是她的耐心远远大于我的耍赖，我无处藏身。算数题更可怕，那时没有计算器，全靠脑袋想，我的脑袋怎么会想这些事儿呢！有时太难受了，我就冲她喊叫，她安稳地坐在我对面，从来都是满脸微笑，稳如青山。有几次我真把她气哭了，父母快要下班，而我的作业还没有完成。家里的保姆老王姨过来劝说安慰，我有些不知所措，只有这时我才看清楚她的模样，皮肤特别白，有两个小辫，短短的像刷子。她的家我去过一次，是春节什么的母亲带我去的。她们家居然有一台钢琴，黑亮黑亮的。她的母亲也像她一样总是微微笑着，但身上穿的衣服没有扣子。

好像是一个星期六下午，贪玩的我没有写作业。那时家里已经不敢再请资本家的女儿来了。父亲回来问我为什么，我谎说与伙伴们去看了电影，父亲不信，揪着我的耳朵就去了电影院。一群小孩儿尾随观看，母亲的劝说毫无作用。这一路，耳朵真疼呀。

我家邻居有个女孩好像跟我一般大，我住1号她住2号，放学时分她总来找我玩。我们一起翻看小人书，兴奋了，我就抓住她的衣裳对她也对自己讲演一番。她愣愣地看着我，然后就是笑着听我侃。懂没懂我的意思，我不知道，只要她看着我就行了。有一次，我又发现了什么新大陆，就抓住她的小辫儿高声喊叫。她疼了，直叫：“老王姨，快来呀！”老王姨过来说了我，给她拢拢头发，她原谅我的速度比我揪她小辫儿的速度还快，我们又去玩别的了。

我们也玩过家家，但一切以我为主。我们把门关上，不让老王姨进来。偷偷把箱子打开，翻出大大小小的衣服，按照我们所认为的世界演起话剧来。她时常是小羊羔还没学像，我就让她当老奶奶了。蓝墨水是我们的化妆品，我往自己脸上画，也往她脸上画。她总是仰着脸，任我构思，我却时常胡画起来，她照镜子一看，噘嘴不高兴了。可我从来不哄她，我有一大堆道理呢，神说一通，她会进入那个神话的世界，我们又继续了。家长快回来了，老王姨给我们洗脸，收拾混乱的房间。

我不时会惹老王姨生气。一次她关上门，在屋子里不出来了。我无法跟她捣乱，就端来一盆盆的水从门缝倒进去，想用水淹她，结果是我的鞋全湿了。当时她也在我家，让我别闹了，我当然不听。她只好趴在门缝下，向里面喊道：“老王姨，您别生气，阿姨回来说他。”那姿势那声音永远存在我的心中，长大以后，它时常像惊雷滚过我日益麻木的心田。

小学时候，北京多雨，家门口的泥土中有许多蚯蚓，挖找它们是我的神圣活动。她怕虫子，可我要干，她会跟着。我一会儿让她找根直点儿的木棍，一会儿又要小瓶，她来回跑得直喘气，而我的眼睛一直盯着蚯蚓洞。这活动总会弄脏衣服，为这她妈向我妈告状，可没用，她天生是我的兵。

不知从何时起，她从我身边消失了，而我同小哥们儿继续着没有尽头的游戏。一切都好像没有发生过，其实她还住在我家旁边。

我的心情像秋天的湖水和夏天的太阳，日子总是那样无忧无虑。有一天，我偶然在窗口张望，发现她站在不远的树下，身边有几个女孩子，她们在做什么呢？她好像也在往我这边瞧，我一下子害怕了，急忙缩头蹲下，心还有点儿跳。稍许，我移动到窗户旁边，慢慢站起来。我不敢再去窗口，但我还是想看到她，我试图通过窗边的一线角度看过去，像个特务了。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原来她是个女的，而我是个男的。我觉得心里乱糟糟的，这神秘幻境持续了一会儿，第二天醒来就全忘了。

这之后就“文化大革命”了，我们搬了家，从此就再也没有见她。

再后来我上中学了，她应该也是吧，我曾在一次各校联谊会的大礼堂中，远远瞥见一个疑似她的身影。

多少年后，我结婚离婚，她曾像鬼影一样出现过，我发觉我在想她。假如有生物电，她应该会知道，在梦里我曾想：如果儿时明白这些，我一定不会放走她。

老王姨是母亲的旧交，母亲叫她老王，我和妹妹叫她老王姨。她干活总是一步一步地，很少快过，我们家里的许多事都是她在做。记得有一年母亲让她给我做一件棉袄，都快冬天了，她还在那里一针一针地缝着。后来我每天回家都要去看看那块布变成什么样子了，慢慢地有了一只袖子，许久后，又一只袖子出现了，又是许多日子，圆圆的领子长在了两个袖子中间。奇怪的是棉袄的前面没有扣子眼儿，这和我穿过的衣服不一样。她喜欢盘腿坐在大床上靠近窗户的地方，不时透过老花镜看我几眼，右手的中指上永远戴着一枚很大的顶针。这个金属圈的名字，是她在行被子时告诉我的，因为我好奇那根大粗针扎进被子里后，她总是用那个铁圈顶住它。终于有一天，老王姨用做棉袄的灰布头缝出了一根带子，她居然用它编出来一个圆圆的花骨朵，太神奇了！我急问之，老王姨说这是蒜扣，我看像一条小蛇在那里缠绕。棉袄终于完成了，我长出了一口大气，找来纸，我写上：棉袄做好了，就等着父母回来报喜。我把那件绝对中式的棉袄平铺在床上，花色图案的床单映衬着中灰色的棉袄，我又把那张纸放在棉袄的中间。多少年后，长沙马王堆出土了一件完好的锦缎衣裳，怎么看，样子都像我那件棉袄。后来许多年，我再也没有穿过它，但我像传家宝一样珍藏着它。

老王姨有一个小竹编筐，里面全是做针线活儿专用的工具，有几样我叫不出名字，但我记住了那个专门补袜子的东西。它是木头的，就像人的一只脚，把袜子套在上面，哪里破了就用针缝补那里。补过的袜子平平展展，穿在脚上觉不出有补丁。我喜欢看她做活儿，有时帮助她穿针引线，她就夸我眼睛好。后来我用几个牙膏皮，在小货摊上换了一个认针器，是铅做的，针放在里面，多细的线往上一挂，取出针来，线就在针眼儿里了。老王姨特别喜欢，把它装在一个小瓶子里。她告诉我缝东西有不同的针法，比如直针跑、倒退针就是她的真传，我一直受用到今天。

1966年冬，北京三里河大院。我站在我家的窗子下面，照相的人忘记是谁了，我只有一张135的小相片。冬天滑冰车就是带这种帽子，把带子一系，胡噜到脖子后面，头上冒着热气。

正是老王姨让我养成了东西旧了坏了，总想去修理修理的“毛病”。我再婚后，妻子年纪小，总说我：有修理的工夫钱，还不如买新的呢。其实是她不会针线活儿，真要缝个扣子，还不如我的手艺。我是“文化大革命”那会儿学会使用缝纫机的，现在你在街上已经找不到愿意缝补的铺面了。有一年我去缝补破了的秋裤，无果，一气之下把它扔进了垃圾桶。妻子回来笑话了我一通，还逢熟人就念叨念叨。有一次见到一个穿戴整齐的上班族骑着自行车，脚蹬子都耷拉了，还在那儿紧蹬。他不觉得难受吗？前几年我去德国转悠，发现那里的男人总喜欢在家里修理这鼓捣那。

我母亲那一支在旗，几个远房舅舅都是工人，六几年那会儿都是光荣家庭。他们都住在离阜成门不远的胡同里，我上小学时去那里玩，还登上过那座阜成门楼呢。灰土土的石木建筑，充满了历史的味道。13路公共汽车来回要在城门楼子底下绕一个半圆圈，上楼的梯道已经变成了满是碎砖头的土坡，间或有几棵灌木生长在其中，与高大的城楼相比就像小草。阜成门比较瘦高，不像前门那么胖，城门洞子是石头的，城楼是木头的，里面的大柱子好粗呀，哪儿找来的那么粗的树呢。楼子上没人打扫，只要上去准是一身土。当然全是小孩儿去那里玩，夏天里面很凉快，甚至是阴阴的，如果天擦黑儿不下来还真是瘆得慌。

有一年天热的时候，大白天我又爬了上去，想仔细看看楼子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顺着木头楼梯上到二层，上面的地板残缺不全，人要顺着柱子与柱子间的连接梁行走。因为要手脚并用，行进的速度很慢，毕竟好几米高呢。脚下的浮土是清朝的吧，细腻的厚厚一层，要原地蹭一蹭才敢走第二步。我用手臂抱紧连接梁，任凭那神秘的浮土沾满衣裳，鼻子离它们很近，我闻到了史前的味道。忽然几只大鸟从黑暗中飞出，扑棱棱黑乎乎的，我的头上身上还有脖子里全是那奇怪的尘土，我一动也不敢动。许久，尘埃落定，惊魂稍安，我慢慢移动下来，那几只大鸟早已不知去向。我琢磨了许久许久，它们到底是乌鸦还是蝙蝠呢，它们怎么会住在城门楼子里面呢？

站在舅舅家的院子里，抬头就是白塔寺的白塔，过马路就是鲁迅的故居。从阜成门走向西四这一条街，怎么回忆都像《茶馆》里的景色，虽然有个女三中，但也仅是门口有个招牌而已，好大的帝王庙呀。学校对面有个很长很大的影壁，七八岁的我只能够到它的下沿，影壁上全是琉璃瓦，好看极了。每每经过，我都是踩在马路牙子上走，伸手胡噜着滑溜的墙面，从西头走到东头，或者是相反。“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某天早晨，我忽然发现好看的大影壁用水泥给糊上了，灰灰的一片，什么都没有了。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我的影壁，想穿过那可恨的水泥看到那些美丽的琉璃瓦。

因为小学头几年是在西四上的，有时放学就去舅舅家，一路逛去，出一家进一家的，兴趣盎然。店铺都不大，但是每每不同，有时快晚饭了还没走到阜成门。我记不太清楚店铺里人的穿戴，但他们的说话与三里河大院的人不同，我可以准确地区分。比如有人离开店铺，总会听到：“您慢走，再来啊您呐。”在三里河就是一声再见了。我喜欢逛店铺，去舅舅家很大成分就是听他们说话，那种劲头儿让人感到有回声似的，一声“再见”嘎嘣脆，什么都没了。

舅舅家有个铺子在阜成门附近的马路北边，好像是卖五香瓜子什么的。秋天卖花生的时候最有意思，一大笸箩花生放在门口，舅舅的母亲坐在小板凳上对花生进行精准的分类，我就是从她那里知道了“半空儿”的意思。为什么不事先准备好呢，分类的过程也是一种促销广告？也许，阳光下的挑拣本身就乐趣无穷了。

舅舅家有个老太太，我弄不清她大我几辈儿，妈妈让我叫她“老祖儿”，是不是这几个字，现已无法考证。阜成门那一带已经面目全非，母亲今年也九十多了。印象最深的是春节的拜年，老人家坐在太师椅上，脚上的棉鞋肥肥大大，身后的墙上还有一张画像，是一个严肃的老头，戴着瓜皮帽。因为要磕头，我记住了堂屋土地的味道，地砖不全了，泥土有些潮，不太好闻。头不白磕，可以得到压岁钱，那是我第一次用手摸到钱，当然随后就被母亲没收了，说是钱脏，不要我用手拿着。我在他们家待着，受到最多的批评是不懂礼貌，光是把“你”换成“您”，几乎所有的大人都在纠正我，一回到三里河就前功尽弃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二舅和二舅妈到我家住过一段时间，他们都是北京量具刃具厂的技术人员，也算工人吧。那段时间我们家可热闹了，二舅是北京风雷京剧团的骨干，二舅妈也唱角色，下班后家里聚上人，开练。除了一把二胡没别的，二舅把我家的凳子夹在双腿间，一手一根筷子敲击凳子面，因为是斜放在地上，有两条凳子腿是悬空的，敲上去还挺好听。我不解，问之，原来那是指挥的鼓，后来看京戏，那面薄片儿的鼓总支在台口的最前面。他们摇头晃脑西皮二黄，我把京剧与老北京连在一起了。

1975年北京京剧团还到我们卢沟桥的厂子演出过，那时我已经习惯了工人对京剧的喜爱。那时叫下厂演出，有一点儿接受教育的味道。工会的人告诉我台上那个是梅葆玖，梅兰芳的公子。我还给那位微笑的中年人拍了一张照片呢。他长得白净，眼睛特别是眼角跟普通人不一样。工人多喜欢京剧，演出很热闹，虽然剧目多现代内容，到底是梅老板的班底，一招一式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我作为厂工会的“记者”，居然蹿到台上去拍照片，不知深浅，罪过罪过。

京剧里有北京人的生活味道，虽然它用文绉绉的词儿在唱，但那许多做派我可以在阜成门内的大街铺面里感受到，舞台上演员拿的那个劲儿我可以在工厂许多老师傅身上看到蛛丝马迹，这是从我母亲那一路来看。

我父亲是解放后进北京的胜利者，虽然有玉渊潭的湖水，但是三里河、商业部、中南海这一路却是另一种氛围。我在这两种很不同的氛围里长大，可以说杂交，也可以说在挣扎，最后我选择了另外的味道，通过星期五沙龙，最终远离了父母的期望。我算不肖子孙吗？1987年我首次回到山西武乡，跪在祖坟面前磕头时，想到我其实背叛了父亲的事业，因为他一生追求的信仰已经在我心中开始瓦解，以致后来的坍塌。其实母亲那一路是另一种湖水，同样在滋养着我的心田。我虽然做着与父亲很不相同的事情，但那玉渊潭的湖水却是我不可或缺的根基。

1965年夏，北京玉渊潭公园。父亲喜欢庄稼，总是把我们带到这种地方照相。记得有一次，田野里的麦子熟了，他用手搓出麦粒给我们吃。这算是原生态的食品吧。

1966年夏，北京玉渊潭公园。玉渊潭公园有条河，它就是三里河吗？我一直没有考证清楚。父亲喜欢它，我也喜欢它，我们在河边照了好几张照片。我一直认为真正的河，河岸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后来北京城翻天覆地的改造，但是没有河了。

“文革”中的少年

1966年的9月1日不再意味着开学，那年的夏天与秋天连成了一片，我迎来的是随意飘荡的日子，学校似乎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夏天，忽然就开始了，学校停了课，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我，开始了近乎无人管理的生活。母亲在地质部工作，许多大人把在野外生存的劲头都用在批斗部长、副部长身上。我去找过母亲，安静的办公大楼内外到处是大字报和高音喇叭声。我很兴奋，东跑西看，母亲担心，后来就不准我去了。

家中的保姆老王姨已经被迫辞退，因为解放前她们家曾有过丫鬟。我很喜欢听这个老大娘说话，很多老北京话都是从她嘴里听到的，长大后看《红楼梦》，有一半注释我都觉得多余，这么简单的词儿还用解释？她走了，家里安静了许多，街面上日益喧嚣，更衬托出家里的寂静。父母自顾不暇，我和妹妹经常三餐无着落，家里的温度都下降了，更愿意到外面去玩耍。

家里没有了保姆，学校又不上课了，看管妹妹的事儿只能由我来办。上街破四旧时不敢带上她，那是战斗有风险。帮着邮局卖《人民日报》可以带上她，一出去就是小半天，也不带水，干渴着回家再喝，其实卖报的钱就在妹妹兜里装着，那不能用，要一分不少地交回邮局去。有一回要和小伙伴去野玩，怕妹妹走不动拖累集体，我就把她反锁在厨房里了。斗志昂扬了小半天之后，还没到家门口就有细作来报：你妹妹在窗台上哭呢。我的头立马大了。我家住在一层，“文革”后都兴用粗铁丝在窗户上钉出网格状，鬼知道能防什么。厨房门被锁上，窗户又有铁丝，妹妹无奈一只脚伸出铁丝外，身子坐在窗台内侧哭泣。更可怕的是一群小孩儿在窗下围观，二百米外我就看见了，再近哭声入耳，我是无地自容、心乱如麻，内心甜酸苦辣，我这个哥哥呀。

母亲和家附近的厚德福饭庄联系好，每天中午，我带着妹妹去那里吃饭。中午去吃饭的有好几个小朋友，大家围在一张大圆桌周围，还挺高兴的。厚德福是一家河南饭庄，他们做的饭特别好吃。我还记得有一个小女孩，每次都穿着漂亮的裙子，只是她吃得特别少，只向饭庄的叔叔要一小碗底的米饭。有一次做饭的叔叔开玩笑说，下次你就数几个米粒吃吧。一次我妹妹有意盛了一小勺放进她的碗里，吓得她赶紧说：吃不了吃不了。我妹妹也喜欢在外面玩，她为了能跟上趟和我出去玩，手弄破了什么的从来不哭。到了初中去农村拔麦子，还得过第一名呢。她不是那种娇气的女孩。

我们也去楼区小平房的一家吃过饭，那家孩子的父亲是个电工，家里有一儿一女，女孩比我妹妹大两岁。我妹妹没有干部子弟的那种骄傲，她们俩很是要好。后来我疯跑，妹妹就找她玩去了。也有一段时间舅妈舅舅住到我家里，我们也算有口饭吃了。总之，1966年夏天老王姨离开后，我和妹妹就开始了一种近乎漂泊的生活，直到1968年学校复课闹革命。虽说进了学校并没有上什么课，但总算有了去处。“文化大革命”后，我还学习过做饭，不会用碱就去买发酵粉蒸馒头，但是烙饼没有学会，妈妈说你这是“摇头晃脑”饼，太硬了咬不动。有一次要做个汤，我又来了邪劲儿，把家里所有的佐料都放进去一点儿。妹妹说不好喝，我是越来越有兴致，汤的颜色却越来越深，最后倒掉了。我还管理过家里的钱财。也不知为什么，忽然有一天，父母对我说，我们把工资交给你吧，需要买什么东西，你自己就记个账。我很兴奋，觉得天降大任，同时也有点儿临危受命的感觉。不管怎么说，我十分认真负责地干了一段时间。那时都买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印象深的都是几毛几分的记录在一个横格本里，一行行的，整整齐齐，完后放在大衣柜的抽屉里，像个机密文件。那时的一元钱纸币比现在的大，在我心中是大钞票了。两元钱就可以买许多东西，五元钱的纸币不敢轻易动，如果拿到十元钱，觉得那纸币沉甸甸的，要放在贴身的地方。

怎么结束的，我已经忘了。现在想起来，有点儿后怕，总感觉那时候是否家里发生了什么。父亲早已故去，母亲也已年过九十，它成了我心中永久的疑问。

父亲在国务院工作，“文化大革命”前我放学后也经常去找他。那时我在西四上小学，坐几站无轨电车就到了中南海的北门。下车后我喜欢贴着一面大灰墙走一段，快到门口的墙体，离地一米高加厚出一层台，我一定要爬上去，离地一米的行走很是爽，又是贴着高墙，有点儿侠客的味道。这段台儿在到门口时逐渐变窄，以至消失，我每次都是坚持到无法下脚，只好跳下去。一抬头，门口的警卫已然在眼前。那儿的叔叔全认识我，他们站在塔状的木房子里，用眼睛同我打着招呼，而我则背着书包连跑带颠地进了那一片古香古色的院落中。

我很喜欢父亲的工作环境，都是特别古代的房子。下雨时，站在屋檐下淋不着，院子里到处是树和花草，总有鸟叫。那儿的房子全是平房，院子连着院子，互相都通着，我有时去转转，弄不好还会迷路呢。那时小学生的作业很少，一会儿就能做完，做完父亲就允许我出去玩了，他也落个清静。我最喜欢沿着水边走，一直向南而去，可以走到一段阶梯入水处，再往南，就有警卫拦住了，后来知道那里才是真正的中南海。我坐在阶梯上，很是奇怪这台阶怎么走到水里去了呢？抬头东望，一大片水中有个小岛，岛上有房子还有树。我很希望到那里去玩，但眼前只有水，没有船。多年后我才知道，光绪皇帝曾经被囚禁在那里，而长大的我只能在北海的桥上远远地向南眺望，边走边望，不允许停留。

那些年的许多下午，我都是在那些古老庭院里度过的。我可以坐在舒服的沙发上，就着茶几做作业，父亲是不容许我走近他的办公桌的。一次他去了厕所，我好奇地翻看桌子上的报纸，他回来后很严厉地说了我。父亲有时会把《参考消息》带回家去看，一次母亲看了几眼，父亲马上拿了过来，母亲叨咕了几句。那是机密文件吗？每次下班回家，锁好办公室的门，父亲会把钥匙放在窗户的木格子上，从来不把它带回家。

我不愿意待在他的办公室里，总是跑出去玩，转了不少地方。印象最深的是，在院子里游荡的人只有我一个，再就是不时遇到的警卫。他们总在走，而且总是两个人一起走，不停地走，在不时的相遇中，我们擦身而过，互相不说话，而大门口的警卫，有时还跟我逗几句。多少年后，我再路过中南海的北门，已经没有胆量靠近那里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也去找过父亲，那里的气氛已经不很宁静了，再后来，父亲不许我去了。1966年的深秋，有一天我坐车路过中南海，那熟悉的高大灰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一层层，许多人在那里喊叫。我熟悉的安静乐园突然变了，兴奋中我内心开始有了一点儿害怕。

我上小学那几年，自己坐车上下学，每天放学路过白塔寺车站，总会涌上一大群女中学生。她们欢快美丽，群体的气场把整个公共汽车都淹没了。原本安静祥和的车厢瞬间被搅得一片混乱，睡梦醒了，思绪断了，各种表情投射到学生们身上。她们丝毫不理会人们的反应，是那么热烈，那么自信，甚至有些忘乎所以，好像世界就是她们的。有时她们就几个人占据着车厢中一小块空间，却像是整个车厢都被她们占领了，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们身上，直到她们呼啸而去，从车厢中消失。整个车厢归于平静，归于沉闷，似乎也被抽走了生息。

我像个弱势个体，惊讶却又贪婪地观赏着那些大姐姐的一举一动。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对异性的观看，积攒下女性在我心中的第一笔素材。当然也有不解和好奇，她们与三里河那里的学生不太一样，更与我后来去的月坛中学不同。这不同是一种味道，它从骨子里散发出来，无法用语言形容。

我很纳闷儿，男生都哪儿去了，后来才知道那里是著名的北京女三中。1966年深秋的一天，可能是去找母亲，我步行路过女三中，许多人在进进出出，好奇的我也跟着进了这所学校，那是我第一次进入心目中属于女生的世界。女三中的房子比中南海的高大，有好些粗大的树。这里正在举办一个展览，展厅有好几间平房，曲曲折折的在院子里转。展品有大字报，更多的是实物，全是各种各样打人和捆人的工具，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在我看来简直就是刑具了。在一间窗户玻璃都碎了不少的平房里，展出着各式各样的死尸袋，各种材质，各种形状。自认为胆子挺大的我，越看越感到瘆得慌，脑海里总挥不去“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的景象。我觉得空气中有死人的味道，我快步走出小平房，一拐弯，迎头的墙壁上有六个鲜红的大字“红色恐怖万岁”。字迹咄咄逼人，杀气腾腾，每个字都有垂直流淌的痕迹，我想到了人的鲜血，确实太恐怖了。我坚持把展览都看完，少年的心不知留下了什么，也许是空白吧。最后，我才注意到展览的名字《破四旧战果展》。

1966年夏，北京三里河大院。山西老家的表哥，借着串联到北京来。他有红卫兵袖章，我把我的也带上，平日母亲不太让我戴。这天照相要去玉渊潭公园，父亲嘱咐我怎么照，他没有去。

后来听说了许多学生打老师的事情，中学生为最。特别让我不解的是，中学女生打人最狠，甚至到了不眨眼的程度。“文革”前那群美丽女生涌上汽车的景象再也没有了。女三中所在的校址是历代帝王庙，多年后，它恢复了应有的尊严，而那冤死的灵魂连同那打人致死的中学女生们，你们可曾回到家园？

不上学了，我真正有了自由玩耍的权利，成天或自己或与一些院里的孩子自在地行走在或近或远的地方。结伴去蹭电影看是很刺激的事。“文革”初期，除了新闻简报，还可以看到些故事片，特别是我们家三里河那片大院里，集中了国家科委、计委、机械部、商业部、财政部，后来中国科学院也在这儿挂了牌子。我们去部委礼堂蹭电影，像打仗一样，刺探情报，寻找混入的方法。那段时间我们的翻墙技术十分了得，不管多高多光溜，我们总能找到落脚点，大个拉小个，一个也不能少。有时我们会把砖头悄悄运到墙根附近，天一擦黑儿，整装出发，那副严肃劲儿，就像是去执行重要任务。其实不少电影都看过，不少次混进去的时候，电影都演一半了。但这没关系，重在参与，我们太喜欢那紧张刺激的过程了。有一次，某个部委礼堂晚上有电影，但那里的看守特严，我们曾失过手。看礼堂的大人特坏，几乎把我们可能的通道全封死了，甚至派人把守。我们提前一天商量对策，通过侦察，确定了一个大胆的潜伏方案。一般是电影开演前一个小时，大人们才出动布防。我们在礼堂院子里发现了一堆旧桌椅，还用帆布盖着，我们决定下午就藏在里面，开演后天就黑了，我们再出来。为此我们还找来一根铁管子，撒尿用，要在里面待好几个小时，尿可憋不住。那次的成功，让我们觉得我们就像是演《渡江侦察记》。

有的电影院就只能爬管子才能进入，就是楼房的雨水管子。我从小喜欢爬树，是中坚力量，有个别小孩儿实在没有体力或技术，这种事别人无法帮助，只能忍痛了。我家附近有个电影院就是这样，我们要先顺墙爬到楼房顶上去，看准隐蔽些的侧门，再找离它近些的管子下去。爬这种管子需要胆量，垂直的墙壁，贴墙一根管，三层楼的高度，像蜘蛛侠吧。记得有一次下到一半，侧门突然出来一个人，我赶紧悬停在半空，倒霉的是位置不在管卡子处，只能把脚尖死死地往管子与墙壁的缝隙里塞，双手紧紧抓住管子，盼望那人早点儿回去。

我喜欢爬树是因为喜欢那种自由的过程。柳树槐树树杈多，看准一处，一跃而起，挺粗的树干已在我双手之中，双臂与腰一用力，双脚已然盘到树杈上。这时的人呈倾斜甚至水平状，四肢与树杈的关系特别像猴子。下一步是关键，要翻上树去，技巧的使用不能错，哪条腿先动，哪只胳膊往哪儿抓都是有讲究的。有的小孩儿就是在这一步掌握不好，掉了下去，好在这时离地不高，可以重来。人上了树，再往上爬就随自己了，是要去最高处，还是找个地方待着，盘算好就出发，那众多的攀爬路线，使你在一片绿色的海洋中无拘无束，如同猴王。爬树最刺激的是上到一个高处，抱紧树杈，随风摆动，忽高忽低，忽左忽右，人树一体，你的魂灵好像出窍了，好爽。多年后看《卧虎藏龙》，周润发与章子怡在竹梢上打斗的镜头，我觉得导演不是胡编。

我曾靠爬树给妹妹治过病。胞妹尿床很久了，有人说螳螂卵煮水可医。寒冬穿衣臃肿，我自恃善爬，在母亲不停的叮嘱下，爬向那一棵棵柳树。螳螂多把卵产在树枝上，一棵树高处的树枝，基本是当你的手可以够到它们时，你的身体一定在随着树杈摆动了。有时用手可以把那个灰疙瘩从树枝上抠下来，有时抠不动，就把整个树枝撅断扔下去。以上操作有时单手进行，有时双手并用。两脚的盘扣功夫必须到位，它们像两条蛇一样死死地缠绕在树杈上。我的个子很高，只要双脚盘紧，上身摆动，双手挥舞，活动半径是很大的。几天的时间，我进行了一生中最集中的攀爬演练，枣子大小的灰疙瘩已经有一大碗了。洗净煮水，灰乎乎的，闻起来肯定难喝，我从没尝过，真不知妹妹是怎么喝下去的。冬天过后，胞妹的尿床居然消失了，民间秘方在我心中的位置从此神圣。只是来年开春，我家抽屉里爬出无数的幼小螳螂，铺天盖地一串串的，那是剩余的秘方所为。

1965年夏，北京玉渊潭公园。这个地方是八一湖北岸。原来玉渊潭只有一个湖，叫后湖。后来解放军在它南面又挖了一个，所以叫八一湖。其实我们也参加过挖湖劳动，大人往筐里铲两铁锹河泥，两个小学生把它抬上岸。河泥特别沉，像两块石头似的。

除了爬树，我动手的欲望也很强。开始是做绷弓子打鸟，找来粗铁丝窝成手架，再去找橡皮筋和薄皮子。子弹用石头子儿，合适的石子儿不好找，我们自己做子弹。一般的土不行，要去挖一种胶泥，加水和匀了，揉成球，晾干，打起来那叫准。随着弹丸出手，墙上的蚂蚱、树上的麻雀应声落地，那种兴奋就甭提了。那时没有环保的说法，麻雀还算害虫呢。北京三里河一带，树特别多，离玉渊潭又近，打鸟的战场很多。几个小孩儿带上各自的武器，兜里装满干泥球，一下午出去，回来比谁的腰上挂的战利品多，那种心情胜似上天堂。

我还曾自己做鱼缸养热带鱼。首先要找薄铁皮，最后发现楼房的雨水管子合适。那种铁皮管子是方的，一经剪裁就是鱼缸架子的一条边，不用自己去窝成直角。偷偷去拆下一截，铰成长条，两头用钉子打出孔。玻璃只好去玻璃店买了。最后去工地偷来水泥，三种材料合成，不太方正的鱼缸做成了，当然还要去油漆店花一毛多钱买来一小瓶油漆，把铁皮刷上颜色。养没养鱼我记不清了，反正做成的鱼缸不漏水，就是特别沉。

做鱼缸练就了铁工，做船舰模型就是纯木工了。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本书，还有图纸，一群小孩儿开工了。三合板是要买的，关键是下料，放样图要画准，把那些小木头块加工成型是最费时间的。我们是个人做个人的，有的是鱼雷快艇，有的是巡洋舰，反正没有重样的。弄了一个多月，一堆木头零件凑齐，买来猪皮鳔胶，神奇的合成时刻来到。成型的军舰大小装备齐全，令人十分兴奋，但要真能下水，还需上漆。几个小孩儿谁也不敢第一个下手，因为这道工序如果出错，是没有悔改余地的。研究了好几天，大家还是觉得没把握，谁也不敢在自己的船上动刷子。结果有一天他们骗我，说有人已经刷好了，我信以为真，拿出油漆和香蕉水。书上说，刷漆时环境不能有任何灰尘，大家分头把我家的地扫了好几遍，就差用布擦了，然后潲上水，关严窗户，静静地等到半干不干时，我隆重登场了。几个小孩儿睁大了眼睛，大气都不敢出，不知会发生什么。神圣庄严的时刻到来了！我刷子拿在手上，一咬牙，一笔下去，海蓝色的油漆令木质的三合板瞬间变成了钢筋铁甲，一笔一笔下去，微观的模型成了真正的战舰。一群孩子沸腾了，我成了英雄。

我总认为童年的梦幻与玉渊潭的湖水是我许多灵感的来源，或者说它们就是我的一部分。问题是这一实一虚是什么关系呢？它们之间有沟通的桥梁吗？夏日的午后，我时常睡午觉，反正也不用上课。一觉醒来迷迷糊糊的，走到楼外墙根处，一屁股坐下，脊梁骨靠着后墙，双手放在膝盖上。阳光会从树叶间隙晃到眼睛上，我喜欢手搭凉棚看那刺眼的光芒，那里似乎有无数的秘密，穿过它可以发现金碧辉煌。假定我在那上面反看地面，那许多事情就会缩小到没有，到那时我去干什么呢？湖水上的彩霞也是同理，那后面一定有些什么，我向往那里，那里似乎才是我真正的家乡。我总在离地三尺的时空中活着才感到快乐无比。长大后我不喜欢海，特别喜欢山，海上一览无余，山中宁静丰富。夏日午后，思想停滞，四周安静，这时我的内心是空的，人就进入了白日梦境中。我可以十分享受地坐在那里很长很长时间。

如果说夏天是开放的，那么冬天就是藏起来的季节。三里河离玉渊潭很近，冬天的北风把那片神秘的湖水吹成了银色的镜面，我们的冰车时代开始了。还是自己动手，车体是用木头板钉成的，这对我们不在话下。难的是滑轨，那两根角铁只有去学校偷，好像是拆课桌的横牚儿。要把一头磨成斜角需要好几天，这考验着每一个少年的意志。在砖头上，在水泥路面上，甚至是在硬的墙面，双手拿着角铁边走边划，留下长长的白色划痕。还有那一对指头粗的铁叉子，在没有砂轮的情况下，我们都是纯手工磨制完成的。如果有人问我童年最深的记忆是什么，我会说是钢铁在墙面上划过的尖锐声响。那些声音划破时光，划裂五脏，永远刻印在我的心上。1992年，我曾纂过一首小诗，里面有这样几句：

常去的山中净是草

却看见骑驴的走过山道

喝口凉水

吃块蛋糕

忽然忘记娘生我的日期

只记得小时候滚铁环

脚下的世界像火箭一样

嗖嗖地往后跑

我一直认为这首诗里面，就有角铁划过墙面的声音。

冰面上的追逐是一场真正的战斗，体力、反应和技术决定着你能否成为胜者。北方的寒风更增加了狂野的斗志，呼啸的呐喊释放着我们的豪情。每天下午大家集合完毕，肩扛冰车，手握冰叉，充满斗志地向玉渊潭的野湖进发。冰上游戏以追逐最为激烈，抓阄儿输者开始，追上谁为输，他再追逐大家。游戏开始，大家四散滑开，输者数满数后开追。各自战车的质量、叉冰的手艺立见高下。野湖的冰面并不是平的，杂草枯枝必须躲开，不然有翻车的可能。有些冰面是蜂窝状或麻面，也必须躲开，在那上面滑行速度大减。冰面复杂，转弯和刹车的技术必须过硬，手艺臭的常常在这上面输掉。直滑也有技术，傻使力气不一定滑得快，也不容易甩掉追者。十来岁的少年，彼此胳膊粗细差不多，谁不玩命呀。那年月时兴雷锋式的大棉帽子，确实暖和。冰上开战一会儿，大家几乎全摘了，帽子有带儿，系上扣，背在脖子后面，脑袋热气腾腾。在冰上，追与被追多不走直线，狡猾的追者会拐弯斜插抓住你。滑冰车都是盘腿坐在上面，便于用力，却不便回头观察追者的动向，有时你越使劲反而会落入追者的线路中，让人抓个正着。实战的需要，反滑的技术出现了。你倒坐在冰车上，反向叉冰滑行，追者的动机一目了然，时常可以事半功倍。可有个问题，你自己的前景就成了盲区，滑入坏冰或减速卡住就难以避免。

一次被追中，我自恃武艺高强，玩起了反滑。确实很爽，追者伎俩一目了然，加上被追者有多人，自己穿插作业，辗转腾挪，左右利用，很是主动。滑行中，挥舞铁叉，高声呼叫，向追逐者示威，好不牛逼。在一段直行时，我哈腰弓背，双手握紧铁叉均匀准确地点向冰面，用力展臂，冰车的角铁与冰面摩擦发出悦耳的沙沙声。但见眼前的冰面在嗖嗖地向后跑，留下两行笔直的划痕。突然，“咔”的一声，冰车瞬间从屁股下飞出，我被卡在一个冰窟窿里，双手的铁叉也飞出去了，只一瞬，我的双腿已在冰水中了，再一愣，冰水已齐腰往上。大脑空白瞬间后，反应过来自救，双手前伸试图趴在冰面上，幸亏捕鱼人开的冰洞不算大，我趴在了冰面上，下半身被冰水浸泡着。战友们已围拢过来，拉我出洞。还好，仅是双脚棉鞋湿透，冰凉得很，双腿好像还没有完全感觉到。那年月冬天都穿棉裤，里面还有秋裤，能扛一会儿吧。我寻找我的冰车，另外一拨的小孩儿居然还要借我的冰车，这不是趁火打劫吗？我头也不回地扛着我的冰车就回家去了，顾不上一路上行人的观看，只记得走了一会儿，双腿就发硬了，不是双腿关节受到损害，而是我的棉裤被冻硬了。

冬天的北京，小刀子风一刮，脸蛋生疼。天是灰的，树枝子在西北风中乱晃，我穿着棉窝（棉鞋）在干硬的路面上行走，棉帽子可以把耳朵护住，但是鼻子冻红了，不时有鼻涕流下来。这时偶有来往的行人多低着头走路，很少打招呼，彼此好像生分了许多。树叶在风中起舞，积攒得多了便在某一棵树根处打转，像在依恋着什么，世界似乎简化了许多。我双手插在灯芯绒外衣的兜里，两只脚寻找石头子儿用力踢上一脚，也许还有第二脚，棉窝很厚，再硬的东西我也敢踢。有时可以捡到干枯的树枝，撅掉分叉，单留主干，树枝总是弯曲的，细头触地，手握粗端，行走中力量得当，枝头会在路面上跳动并发出“嘚嘚嘚”的声响。我会一直这样走下去，穿过寒冷，浑身发热，直到一不小心树枝折断，剩余的半截扔向天空。

冬日的天空离你很近，鸟儿飞过是很分明的，成群的也有，那是寒鸦，早上飞过，黄昏飞回，它们在忙什么呢？吃的不好找吧。偶尔的积水成了冰面，这是我绝不放过的机会，后退几步跑过去，急停，塑料底的棉鞋与冰面摩擦系数很小，时常要来回几遍才算过瘾。自然也有一停一屁股蹲儿的时候，那是平衡技术没弄好。我个儿虽高但手臂长，左右脚分开，压低重心，风驰而过潇洒得很。那年月新衣服买来的第一件事都是打补丁，屁股与双膝，好像裤子就是用来摸爬滚打的。有时上衣的肘部也这样处理，不过女孩子多使用套袖，有了花色的变化，平添几分漂亮。

那时寒暑假时兴学习小组，两三个学生就近选择一家，男女混搭，每天上午一起做作业。去学习小组的路上我总是边走边玩。后来老师把地点改在我家，就是要强迫我准时学习。穿棉猴儿的小姑娘冬天走起来像个球在地上滚动，我从窗口看见她要来了，赶紧拿书包，翻出作业本。在班上她不是什么干部，话也不多，但老师交代的任务她执行得一丝不苟，“任曙林，你必须做完作业再玩。”这是她总说的一句话。冬天寒冷，她的脸冻红了，其实也是那个大红围脖映衬的，进屋脱掉棉猴儿，头发上冒出热气。她的眼睛看你不拐弯，清澈见底，有一种威慑的力量。她的字写得很小，想抄她的作业不容易，她也不让我抄。我经常懒得削铅笔，有时候笔芯断了，就去她的铅笔盒里拿。她的铅笔盒总像新的一样，而我的早已坑坑洼洼，变形得盖不上盖儿了。那时铅笔盒是铁皮的，我喜欢用刀子在里外刻上我的创作，其乐无穷。她经常在我之前做完作业，就帮助我削铅笔。她的脸蛋很白，严肃起来有些厉害，但我喜欢那白色。

春秋两季在我童年的印象里很浅，好像一年只有冬天和夏天。昼夜也只有两极，春秋是为了过渡吗？其实它们是为了夏冬准备的。我是七月份出生的，不怕热，但也喜欢冬天，冷热不同的玩法画圆了我寻找梦幻世界的道路，它没有边界，只有无限诱惑的前方。就像“文革”初期我失学时沿着铁道行走，只有方向没有尽头，而我总想看看那尽头是什么样子。其实学校、“文革”什么的，对我来说都是个背景，它们有某种相同的东西。前几年有个摇滚歌手说过，对你自己而言，所处的时代都是最好的，这话，我以为然。抱怨只会堵塞你的耳目，一旦失去了与大自然的联系，你也就枯萎了。再好的东西也救不了人，何况是那些来路可疑的东西。

1967年，“文化大革命”已经快一年了，还没有结束的迹象，学校也像消失了似的，我开始自己组装半导体收音机。从大点儿的孩子那里抄来线路图，之后就是漫长的采购零件过程。那可不是转一圈超市，什么都可以买齐的。北京西四有一家商店出售零件，东西不贵，就是不全，有几种是长期紧俏。为买零件，我不知骑车跑了多少趟，一次次在商店门口聚集，大家互通有无，交流情报。有个小伙子讲他有个喇叭想出手，几个大人谈了半天没成，他就骑车走了。我愣愣神儿想要，就骑车追了出去。没想到他骑车的速度了得，眼见他在前面但就是追不上。我紧咬牙关，拼命死追，追出七八站，赶上个红灯才把他撵上。那位二十多的小伙子还夸奖我这个十三岁的少年，说他骑车一般人是追不上的。我很高兴，他把那只喇叭卖给了我，一分钱都没多要。

我的收音机出声了，拿着它到处显摆。肯定不是立体声，单声道的音质总是伴随着杂音，但那是我一个零件一个零件拼凑出来的，那是一个少年第一次感到了成就感，那是用自己的双手去开垦的荒芜的土地，我第一次感到自己长大了。母亲很高兴，说要用布给它做个套子，我说会影响声音。那时父亲因为早年的国民党问题，情绪低沉，我记不清他是如何表示的。但我清楚地记得：我用那台上海202照相机给自己拍了一张照片。我双手端着收音机，耳朵上塞着耳机，脸上一片灿烂的笑容。

父亲带我去玉渊潭到底始于何年我记不清了。夏日的玉渊潭在今天看来就是世外桃源，原生态的乡村，今天要找寻类似的地方怕是要开车去到几百公里外了，而且也很难保证味道纯正。那时逛乡村肯定是步行，走走停停、聊聊看看是父亲的习惯，妹妹是服从家长的，我却总想多跑些地方，但我的速度总被父亲控制住。我被迫学会了静下来，细心地观察着什么，这样，一个世界就是许多世界了。那时玉渊潭有棵桑葚树，半米来粗，根茎像蟒蛇般钻出地面，盘踞在树根周围，总有些农人在树下乘凉，高高低低的错落有致。应该是个村口，每次到此父亲都要停留半天，蹲在那里说许多话，很开心的。我记得大树的叶子铺天盖地，站在高处可以用手摸到，不知什么季节大树结了果实，我第一次直接从树上摘下来吃，我记住了它的颜色和样子，长大后市场上出售的桑葚我怎么看都觉得不是桑葚，味道不对呀。玉渊潭的麦田连接着钓鱼台，好大的一片呢！父亲会把麦穗搓开，把麦粒展示在手掌上，我吃到了原生态的面粉。麦芒有倒刺，十分好玩儿。

1970年9月，三里河家中。我在自拍，后面的衣柜镜子里是妹妹。右耳朵里是杂音很大的半导体收音机在播音，左耳朵里是美妙的自拍机嗞嗞作响。

父亲对河的喜爱深深地影响了我，那启蒙就是在玉渊潭的乡村完成的。顺着土路和野草不知不觉就到了河边，你看不见河岸，草、土、水是融为一体的，就像真正的天、地、人的关系。再看那河水的流动多么自然舒服，带着声响，带着漂叶和小虫，河水不一定清澈见底，却一定有水草和鱼虾，那是真正的河呀！后来在北京就看不到这样的河了，一切都是清清楚楚、方方正正，把河管束得像游泳池子。河，已经死了。父亲为我在河边留下了几张照片，我站着，妹妹蹲在我身边。如今他已远去，却把鲜活的河水留在了我的心中。

我猜想乡村里一定有父亲的童年回忆，而且很深。从他离开家乡参加革命到进了北京城，中间有五十多年没有回去过，却依然喜爱那乡土的东西。母亲总说他老农民习气不改，现在想来这其中一定有让人难舍的东西。我的许多爱好是否也来自父亲的遗传，幻想和梦境是凭空产生的吗？“文化大革命”的到来结束了父亲的寄情山水，他没有心情再带我们去玉渊潭了，早年参加国民党的问题沉重地压迫着他，停职审查让他终日寡欢。其实1966年夏天以后中南海里面的许多工作就停止了。那时到单位就是学习文件学习报纸，他理解这场革命吗？我只记得有一次他问我：“你说××党万岁这话对不对？”我回答：“万岁太长了，什么东西有那么长呢？”父亲问的像自言自语，我的回答是第一次认真想这个问题，十二岁的少年不懂政治。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有问过我什么问题，特别是关于国家大事的，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那是个不太明亮的下午，父亲站在窗户前可能已经许久了，我进了屋，他转身问了我，自然他的身体处在逆光位置，脸部表情不太清晰，而他看我应该是眉眼分明的，只是我的回答虽然搜肠刮肚，能让他满意吗？在父亲问我的时候，我感觉我是大人了，努力去表现自己，想尽量让他看到一个成熟的儿子，一个可以帮他分担的儿子。在那个年代，他只能问我，而我也只能做到这些，这是永远的遗憾，也是深深的遗憾。

据我观察，父亲去了农场心情倒是好多了，在来信中他告诉我宁夏都有什么植物，土地、沙子多，水很少。他负责看管仓库，老鼠从地下打洞把南瓜都吃空了，结果炊事员来领南瓜，对着父亲发脾气。我很向往那片土地，很想去看看，无奈已经复课闹革命了，妈妈坚决不让我请假离开学校，眼馋的我看着母亲带着妹妹去了一趟宁夏。我让妈妈把照相机带上，连胶卷都装好了，还不放心，写信告诉父亲把那里的农场好好拍一拍。

“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我上小学四年级，不知为什么父亲买来一台中南海被围困后，他也不用上班了，在家阴郁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去到一个另外的地方办学习班，他开始不停地写材料。一次我好奇的想看看是什么内容，他生气地把我赶走，再后来他去了宁夏平罗县的五七干校。

照相机。那是台上海牌的折叠式相机，使用120胶卷。这台上海202相机说明书上的出厂日期是1965年，父亲1964年去辽宁铁岭搞四清，一年后回来买了照相机，想放松一下吗？他研究了几个星期后，便带着我和妹妹去了北京的玉渊潭公园。在我的记忆中，玉渊潭公园当时完全具备今天自然保护区的水准。贴着竹篱笆墙可以清楚地看到钓鱼台国宾馆内各种动物的跳跃。公园里全是土路，野花野草就长在路两边。公园里有村庄，真正的村庄。因为它有打麦场和猪圈，有老粗的桑葚树，有弯曲的水边全是狗尾巴草的小河。用父亲的话讲：那里是真山真水。那时照相机由父亲把着，不让我动。我总是被照的对象，顶多在现场有发言权，最后按快门是父亲的权力。

夕阳下的麦田里，我说太暗了，怕拍不出来。父亲讲，麦子是金黄色的，有反光，不怕。乡村猪圈盖得好，父亲研究了半天，还请教了喂猪的老汉，最后要在这里留影，不仅自己坐在那里，还让我们也坐在那里。我清楚地记得他瞄了半天，还嘀咕说怎么也拍不全，他说的是说猪圈。最后照片上妹妹的半个肩膀被削掉了。

在好大的一片湖水边，他带着我们看落日和芦苇荡。在这里，我第一次听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句话。拍照片时，我也随着父亲眯起的眼睛，看着西边很远的地方。

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从小就有机会置身于真正的大自然中。玉渊潭公园是几乎每星期都去的地方，它离我们家只有一站路的距离。它是我童年时的天堂，不知不觉中也成为我摄影的第一课堂。

父亲照相我看蹭，像个小跟班。我帮他撕开胶卷的包装，他让我仔细度量妹妹到相机的距离。我每次把拍完的胶卷揣在衣服的保密处，跑去照相馆冲洗。等到取回冲洗好的长长一条，那必须是父亲亲自打开，在电灯泡下一格一格的研究着，我伸着头，只有不得看的角度。有时父亲让我取来放大镜，我有了帮他拿住胶卷另一头的临时权力。这时我感到自己也正式进入摄影了，有些小兴奋。只有父亲认为成功的那一张，他才小心翼翼地剪下来，凑上几张，由我送到照相馆去洗印出照片。120型的胶卷印出的照片比火柴盒大些，对我来说是很大了。这时父亲会再一次用放大镜仔细看上老半天，我凑在旁边听他说出一番好坏的道理。那时我最关心的是那台神奇的照相机，可是每次从玉渊潭回来，他都是把机器锁在书柜里。隔着玻璃，我只能看见装相机的纸盒。父亲的书柜有锁，虽然钥匙也总在锁眼里插着，但我是不敢擅自打开的。也许他认为十来岁的孩子，摆弄不了那玩意儿。

“文革”铺天盖地地来了，周日的生活不再像以往那样丰富，父亲的书柜许久没有打开过。在一个傍晚，神情严肃的父亲打开书柜，把好多书拿出来，还用绳子捆成一摞摞的。我知道这不是搬家，也好像知道那些书是“不好”的，要当作废品卖掉了。记得有一套《古文观止》，上下两册，父亲非常舍不得，拿过来放回去好几遍，最后他把封面和前言数页撕掉，留下了那两本书。柜子显得很空了，里面放进去一些其他的东西，相机可能被放在底层，我从外面看不到它了。后来父亲去了宁夏的五七干校，没有回来的日期。那时我没有学上，成天到处游荡，很自然的，父亲的书柜被我一点点地打开了。

我开始摆弄他从军时留下的美式望远镜和“中正牌”的指南针。他告诉过我如何用那台军用指南针上的微小滚轮，计算地图上两地间的距离。那台军用望远镜的镜头上有坐标尺，可以计算远处山的高度。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装照相机的纸盒，里面有说明书、皮套，更有皮套里面的照相机。我开始一遍遍地研究琢磨。最开心的是按下自拍拨头，再按下快门，美妙的吱吱声我听了一遍又一遍。那时我搞不明白1/10秒与1/100秒的区别，我就打开相机后盖，把光圈开到最大，对着亮光按动快门，我看到了时间的长短。

那本说明书我不知看了多少遍，那几张图例都可以背下来了，什么天气下，光圈快门多少。最神奇的当然是那台像个大号烟盒的相机，拿在手中放在兜里特别顺溜。就那么一片儿，可你一按侧面的按钮，镜头就弹出来了，银光闪闪的，煞是诱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经常在父亲不在家时，逐一摆弄它。胶卷是没有的，我会把父亲冲洗后带回的胶卷轴装入相机，从被动轴到主动轴。我研究黑色后背纸皮上的数字，明白了它与相机后盖上红色窗户的关系。

我记不准第一次自己装胶卷拍照是什么时候了，但它应该不迟于1967年夏天。那时老家的表哥来到北京，我们在家门口和玉渊潭的大桥上拍过合影。那时父亲照相的心劲儿远没有以前大了，他终于同意让我在他的注视下试试装胶卷。家门口的合影，他还站在旁边，玉渊潭他说他不去了，告诉我使用什么光圈快门。我后来才明白，照相对于“走资派”，特别是历史上当过国民党县党部委员的他，那是会加重罪责的。这就是我摄影的开始吗？

再后来就是自己没有尽头地手握相机到处行走，而父亲却好像从没有拍过照片似的，在他的人生路上继续行走。从干校回来，恢复工作，退休，一系列晚年的生活，直到1994年的9月，完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

父亲亲自给我们拍照一直持续到1966年的初冬。我有一条不太正宗的武装带（那时解放军的标配），经常系在身上。一个冬天太阳暖暖的下午，应该是个星期天吧，我穿着厚厚的大棉袄，外面还有一件黑灯芯绒外罩，不知从哪里得到了一顶极不正宗的军帽，我很高兴地戴在头上，再把那条武装带狠狠地勒在腰上。我坐在一个凳子上，在家门口，我家的窗户下，父亲给我拍了一张很正式的照片。在父亲散散的眼神中，给我留下了革命的形象，我也在威武的照片中告别了失学中的童年。

那段日子似乎天地都在飘荡，父母好像在上班，又好像不在，他们有时在我身旁，有时又找不到他们。那时的世界好像停滞了，一切的管束都没有了，连家长好像都对我客气了许多。我有时感觉自己是家里的一员，有时又感觉我没有任何归属。东一顿饭西一顿饭的，睡得很香，醒来便专心地寻找一切可能做的事情，当然是我喜欢的事情。那时的天感觉总是有些发黄，云彩飘得很慢，雨好像很少下，雪也没了似的，周围的一切静得很，人们都跑到哪儿里去了？

1967年秋天过后，忽然得到通知：我要去上中学了。

1969年11月，北京天安门广场。大家讨论了半天，决定来张别致的合影，那时拍合影基本都是站着，特别是在天安门广场这种地方。

1969年11月，北京月坛中学校门口。这不是毕业合影，班里有些同学要跟随父母去五七干校了。开始拍照时除了玩儿，也有些实用功能。那时有男女界限，照相这种事儿都是各自进行的。

中学时代

那年自然没有入学考试，拿着巴掌大的一张油印纸就寻找学校去了。

我被就近分配到北京月坛中学。那天，半大的孩子一堆一堆的，校门内外人山人海。我想到以后的日子，学校的地形是要熟悉的，便一个人悄悄在校园里仔细侦察了起来，每一层楼，每一个角落，觉得自己要干什么大事了。

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是全体起立，右手握着毛主席语录，向他致敬，三呼其万岁，万万岁。那时有英语课，老师姓孟，是个天主教徒，她苍老的脸上总带着不太自然的微笑。我记得第一次上课，她穿着一件类似中山装的褂子，很肥大，领口却分不出男女。她教我们用英语说“毛主席万岁”。那几年用中文喊口号，已经成为下意识，甚至是条件反射，根本就不过脑子。她用粉笔写出那几个单词，好奇心极强的我，一下课就跑去问她，那几个词的具体意思。她解释说就是永远活着。我很纳闷：真能活一万年吗？没有多久，学校搞起了运动，孟老师首当其冲，罪名好像是里通外国，她不能给我们上英语课了。有一天她被带到教室，同学们开批判会，几个女生站起来念发言稿。我当然也有正义感，内心深处却藏着一丝迷惑和遗憾。

我们的班主任是一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听起来有点儿像台词，却是真的。当时她二十六岁，教我们政治，有人不守纪律，她会严肃批评，但下课照样有说有笑，课间十分钟几乎都同我们在一起。那年月不时搞战备训练，也就是集体走路。一天晚上，学校集合各个年级跑了起来。我们自然很兴奋，没想到她同我们一起跑，而老师是可以不跟着学生跑的。到了目的地，她脸色煞白，弯着腰，话都说不出来了。当时同学们都夸老师真棒，也有一种自豪感，但纯真的少年们可曾想到其他呢。很长时间以后，我们才算出，老师那时是新婚后，已经怀孕了。

初一时我们的教室在一排小平房里。冬天教室里要生火，为此小平房的中后部腾出四张课桌的位置，放个炉子，不会生火的同学们经常弄得上课时乌烟瘴气的。不少女生受不了，跑到教室外，有男生偷偷往炉子里扔乒乓球皮，那味道像毒气弹，招来不少骂声和几声欢笑。

我们的教室不宽，却很长，五十八名同学坐下去，最后边的大个儿们，几乎看不清楚黑板上的字，好在那时课程稀疏，也就忽略不计了。我记得学过数学和语文，内容记不清了，倒是政治课印象很深。我们的班主任教我们政治课，但她的政治课与别的老师不同，几乎没有大道理，而是给我们讲了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天下大事，古今中外，引人入胜。多年后，她告诉我，十来岁的小孩儿正是长知识的时候，讲那些大道理他们听不懂，但政治课不能少，只好多讲些有用的具体知识。她的这种讲授自然就不太用板书，甚至不能用板书了。那时学校经常搞运动斗争，我们的这位女共产党员从不在同学面前讲述老师间的恩怨，她只是告诉我们上课要认真听讲，下课要主动擦黑板，班干部要按时收齐作业交给任课老师，就连放学后的打扫教室，也是她经常嘱咐的话。那时劳动是神圣的，后来我拍中学生，这成了一块重要的内容。

1969年的10月1日是建国二十周年，我们和许多中学生一样为天安门广场的组字训练了好几个月，挺累的，但相对于校园里的单调与枯燥，这无疑还算是愉快的时光。开始是徒手练习，后来发两根不同颜色的小木棍，到最后交给你两枝彩色的纸花。开始是在操场，后来是在体育场，当然我们最愿意去的是天安门广场，特别是那几次彩排在夜间举行，同学们充满了期待，跃跃欲试。这时李老师就像我们的后勤大队长，给同学们拿衣服，送水，看摊守护。如果是白天，她还自备治疗中暑的药，随时解救同学们的头晕恶心。

1970年12月，北京天安门。这张照片，我是站在交通警指挥台子旁边拍的，只有马路中间角度最好，警察也没有干涉我。

广场上的高音广播如雷鸣般在头顶上滚动，不知道谁在里面指挥着我们。那时的广场是小方砖铺就，每块砖的左上角都写有数字，那是每个人的位置。随行的老师们只能蹲坐在我们腿底下，不时抬头嘱咐着要精力集中不要举错了。我们看不见我们组成了什么样的字，我们只是一块颜色一个像素。国庆节那天，我们也看不见那遥远城楼上的人们，彼此都是匆匆的过客，擦肩而过在十月一日这一天。大凡这种时候我的脑子都是一片空白，本来就不愿意思考的我，这时就更像一片随波逐流的树叶，更像来到陌生的星球。我的语言和心思进入冬眠，灵魂走了，肉体留在那里。

1969年1月，北京月坛中学监护组室内。这是监护组的小屋，白天在这里工作，晚上就是我的宿舍。我是在这间屋子里知道了“文革”初期大串联的许多，认识了许多老三届的兄长们。

我对天安门广场的熟悉是1966年8月，那是第一次去到那里。有朋友会有疑问，不可能吧？但这是事实。我小学之前好像只去过玉渊潭公园，连北海、颐和园都是我中学以后和同学去的。

1966年的8月非常热闹，好像广场天天都有活动。我本是个好奇的主儿，一旦听说有活动就往那里奔，学校没人管了，我是个自由人。过了西单就是六部口，再往前走就要看你的灵活机动了，因为见过伟人的大队人马是从东往西泻下，我这个小学生却要逆流而上。等快到人民大会堂一线，那就要拼命了。看见到处丢下的鞋子，我赶紧蹲下把我的鞋带儿系死，裤腰带也要勒紧几扣。不时有外地口音的学生冲我叫：你这个小孩儿怎么往回挤呀！我根本不去听，心里说你们见到了，我还没见着呢！天安门城楼越来越近了，它是有颜色的，好看，还有灯笼呢，我去过的阜成门是黑白的。欢呼声在耳边轰鸣，抬头看到许多哥哥姐姐们脸上有泪水。我的心思简单清晰，所以反而安静，我要寻找我的进军路线呢。开始可以闻到汗味儿，后来就没了，人人都在出汗，热浪与喧嚣窒息了人的听觉与嗅觉。我在他们的大腿与身体间一点儿一点儿地挤过去，一步步向金水桥靠近。终于可以望见城楼上的人影了，可一个个的都是绿军装，哪个是呢？我的力气接近尾声，可是目标还没有确定。就在这时，人群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怎么回事？赶紧再努力，这回看见有个人在挥手，很大的幅度，他显得比其他人胖些也高一点，终于见到了。我把视线聚焦锁定，试图进一步看清楚眉眼，想看看与报纸上天天出现的照片是否一样。当这一切都已确定，我心坦然，浑身无力，几乎是被人流拥着泻出天安门广场。

想想那会儿真是自由，从听到消息我就往天安门广场赶。一个小学生居然可以徒步走进去，而无任何阻拦。今天听来就是天方夜谭。

回到家里，妈妈说我，可不要再去了，会挤死你的。我却在回想刚才在城楼上见过的那个伟人，虽然很远，但我的视力是1.5，脸上五官都看见了。我冒出一个念头：他也挺像普通人的。我内心深处总认为伟人与神仙会有相似之处。后来的接见红卫兵，改变了这种混乱的形式。有一次我是守候在马路边，漫长过后，绿色的吉普车从眼前驶过，眉眼看得很清楚，连扣子都看见了，可我看过之后也就看过了，并没有更多的感觉。目送着一串车队驶过，我感到兴奋的是自己倒像个检阅者。

1968年我初二时，学校让我参加监护组的工作，在一名“老三届”学生的带领下，与另外两名女生共同完成“文革”初期，本校学生在外地大串联时所借钱款与粮票的催还工作。是因为我第一批就加入了红卫兵，还是因为我的心细？没有人告诉我。学校要求根据全国各地寄来的票据，分门别类地通知到本人。那时我每个月都要跑一趟税务局和粮食局，把那些花花绿绿的零钱和粮票上交。这个工作简直是我的地理课，丰富的地名，千奇百怪的票据令我大开眼界。我需要常备一本地图和一本中国行政区划手册，因为不少票据只有具体地名，没有省名，需要你查出它们属于哪个省哪个地区。这是十分令人愉快的艰苦又琐碎的工作，更是一次次令人神往的旅行。那段时间我认识了许多“老三届”的学长学姐，听他们讲大串联路上的故事，这似乎成了我日后野游的第一堂课。多少年后，我很是感慨，几乎没有人使用假名字借钱，只要通知到了，不几天他们就会把钱和粮票归还。那时粮票是按月领取，一般家庭很少有富余的，他们会告诉我，下个月归还。

那段时间我住在学校，母亲总催我回家换衣服。我总觉得没什么必要，吃饱睡着就行了，结果我终于长了虱子，母亲把我所有的衣服用开水煮了好久。那时没有电话，我只要离开家，何时回家全凭我的自觉。记得有一天傍晚，我听到窗外有人喊我的名字。监护组的房间紧靠校园的围栏，开窗看见母亲隔着铁栅栏，一手抓着铁棍，另一只手举着我该换洗的衣服。我怕别人看见，拿了衣服赶忙催促母亲回家，母亲边走边不停地说，回去赶紧换上。多少年后我拍摄《两个女人》时，这一幕总在我眼前不断地晃动。

“老三届”是个有血有肉的名词。“文革”开始时，我们是小学五年级，所以1966年的许多事情，我们知道，却没能参与。那些当时的初高中在校生，后来被统称为“老三届”。他们在“文革”初期风起云涌，惊心动魄，后来悲壮四散，浩歌长天。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点滴听闻，到中学阶段的具体接触，他们从来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因为他们比我勇敢，不管他们有多少错误，但他们真诚无私、勇敢无畏，有一种为真理献身的精神。也许现在人们可以去批判那些真理，但一个没有理想、没有献身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1969年1月，北京月坛中学。这几位兄长都是有功夫的，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鲜活的江湖与侠气，不是金庸小说里那种。其中一位要去陕北南泥湾插队，大家找来一面红旗，展开在冬日的天空下。

我住在学校那段时间，认识了不少“老三届”，他们的故事绘声绘色甚至惊心动魄，令我恨不能早生三年。他们给我讲了许多老师的事情，却与学校斗批改的描述不同，学校、老师、学生三者在我心中是一片混乱。

他们还给我讲了许多社会上的事情，简直是在说评书，我有些发呆了。他们说话简洁明确，不时还有智慧的玩笑，他们互相间也逗，但从不恶意攻击，像兄弟。他们身体都很棒，嘲笑我胳膊细，我无话可说。他们给我讲过和面的故事，一袋面甚至更多全部倒在一口大缸中，加水，人往缸边叉腿一站，哈腰伸臂直插缸底，双手把面搂起再用力按下，越往后越用力，最后几乎就是双手怀抱大面团起舞。“文革”初期我在家蒸过馒头，知道和面是费劲的差事，一下和一袋面，真佩服呀！

他们大多不是干部子弟，也不全是工人的后代，正是他们让我发现很多行业是我之前不知道的。他们也问过我机关大院的事情，他们多住在平房，可楼房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不愿意告诉他们我们家有个本每月可以买到鸡蛋和花生油，我怕失去这些朋友。他们可以平静地听我讲述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情，但他们从不是愤青，就好像听到一个故事而已。他们从没有感到自己属于什么下层，生命的自尊与自信在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一种鲜活与真切。

听他们讲过参军体检的故事。讲到需要脱裤子的环节，一位女大夫用手检查私处，一位兄弟的那鸟儿扑棱就挺起来了，大夫随手扇了那鸟儿一下，说道：没出息！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荤笑话，听不明白，追着他们问，他们不说，告诉我你知道这些家长会骂你。我不认为这是坏事，一定要他们讲明白，到最后我也是似明白还不明白。但我从他们讲述中的态度上记住了一条准则，爷们不能把注意力放在那儿。这似乎曲曲折折地影响了我交女朋友，反正后来在工厂里我是最后一个搞对象的。

他们中间有好几个人都会些拳脚。我听过他们讲述自己拜师学艺的事儿，都是一番奇特的经历。那时我才知道在北京还有一个神秘的江湖存在，那里有师承，有规矩，有刻苦，有仗义，更有神奇的功夫。我对武术的崇拜应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觉得在那种环境中生活，虽然清苦，但会成为有功夫又仗义的真正的男人。那时没有武侠小说，可我知道了无冬历夏、半夜起床，知道了给父母端茶倒水。我对他们说过，能不能给我也找个师傅。他们说我吃不了那份苦：“你那小身板也不行，而且你家父母肯定不会同意。”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我感觉到我们可以做朋友，但我与他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我慢慢明白他们认可我这个干部子弟，但他们对整个的干部子弟是有看法的。

我无法真正介入他们的生活，但是他们愿意教我武术，因为住校有不少时间，关键是家长管不到我。开始是在学校的楼道，后来在学校西北角的几棵树之间。学武术首先要练基本功，他们说我已经晚了。窝腰抻腿是第一课，后来练过打飞腿、翻跟头。摔跤时脚下要有根，我跟他们练过站桩、走八卦，最后还真学到了几手。再后来他们插队走了，我失去了习武的伙伴，更重要的是，我再没有遇到过这样真正的绿林好汉。他们教给我的是一种活着的状态，在他们嘴里没有半个字的人生哲学，却洋溢着鲜活的生命力。他们做人的真诚与安然，在今天几乎是神话。贾樟柯说江湖在民间。我认为江湖是中性词，它的生命力在于传承一种天地人的平衡，而今天这种平衡被效率时尚什么的破坏了。今天的人多数不是活在民间，而是活在空间，人没有了地气的滋养，如同现在的许多摄影，仅仅是人造的塑料花。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老三届”的兄长们传授了我摄影的基本功。

我对红卫兵的感情也很复杂。“文革”初期老家来的人居然戴着袖章而我没有，表妹用黄色粗线在一条红布上给我绣上了“红卫兵”三个字。后来班上一个同学组织红卫兵造反战斗队，他给我的证件上是003号。五年级的学生也就是对老师喊口号，他是我的好伙伴，我站在他一边，他给我的袖章也是新的，现在我还留着。“老三届”开始插队了，他告诉我早一点儿走可以去延安，他果真拉上班里一个女生去了农村，他说要在那里一辈子呢，要做好准备，算来那年他才十五岁。走之前他送给我一个本子，是精装的，我一直小心地使用，后来我用它做摄影记录。今年我整理早年的底片时，还不断翻看着那个本子。我们几个好兄弟在他出发前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他棱角分明的脸上有着坚毅的神情，再后来就没有音讯了，他在哪里？他还在吗？我一直想不明白，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怎么一下子就跟老师反目成仇了呢？这也是我对红卫兵最初的印象。毛主席曾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八次，我去过两次，每次都是听说今天有接见，现往天安门赶都来得及。震天的口号声中，人兴奋极了，“造反！造反！”这是最高指示，必须要执行，不用思考。我后来想，幸亏我那时是小学生，要是上了中学没准也会杀人。

1969年11月，北京月坛中学。这是我的几个铁杆发小。那时照相要手持毛主席语录，内容都熟悉，但感觉它就是生活中不可少的道具，该玩什么还玩什么。

我真正参与抄家是刚上中学不久，好像就那么一次。一天学校“老三届”的一个学生头儿告诉我，晚上去一个老师家抄家，他是历史反革命。那天我还特意换上一双球鞋，到了那里，那些哥哥姐姐先把老师叫到院子里，然后开始翻书柜，好像在寻找什么。有些书很新奇，我很想拿走，但马上想到这是战斗，要站稳立场，我的神情立刻凛然了起来。那次倒是没有打人，许多书乱七八糟扔了一地，临走时对那个历史反革命的老师留下话：要好好反省！记得那天是他们骑车带我去的，因为有袖章，闯红灯警察也不管，但是用那种手持喇叭对我们大声喊：“红卫兵是遵守交通规则的模范！”我们对警察笑笑，自行车队一晃而过。

“文革”刚开始破四旧时我打过人。那天不知怎的发现了一个地主婆，楼区里真正的红卫兵们聚集在她家门口，在我眼里中学生特别是高中生才是真正的红卫兵，他（她）们不是有个黄上衣就是戴顶军帽，武装带是标配。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条类似的皮带，颜色也不对，但也要拿在手上投入战斗。等我赶到现场，那个地主婆家门口的许多盆花已经被武装带抽打得七零八落，我也赶紧上去抽打一番。夏日植物的绿色浆液把我的武装带染绿了，看上去倒是有点像儿真的了。人声嘈杂，那个地主婆被拉了出来，她好像辩解了几句，红卫兵愤怒了，有人带了头，紧接着无数武装带劈头盖脸地打向了她，我也挤上去抽打了她。那天没有见血，因为没有人反拿武装带打人，那种打法不小心会伤到自己，更重要的是那天没有人带那个头。如果有人那么做，我会出手吗？！

1969年11月，北京景山公园。早期摄影就是玩，大家在一起，想起一出是一出。这棵古树有年头了，大家说起西游记花果山，按下快门自拍，我再跑回树上去，心跳还没平稳，所以我的像有点儿虚。

还有一点，我从来就没有想过。那天是傍晚，家长肯定在家，我离开家门时他们会说什么，还是什么也没有说？他们知道我去干什么吗？如果不知道，兴奋的我回来会讲述一番，他们的感受如何？在那个傍晚他们都说了什么，我没有一点儿印象。

后来红卫兵风起云涌，直到发展到联动，他们被困在地下室差点儿被对方用水淹死，我很是同情那些生死不怕的小将。我在西单路口买过一本《红卫兵诗抄》，当时就剩一本了，封面有点儿破，那个骑车人就要了我一毛五。每每翻看都很感慨，比起十年后的那些天安门诗抄，这本多了许多发自本心的鲜活与苍茫。

“老三届”很快都去了农场、农村，学校安静了许多，老师开始上课了，红卫兵也变成了另外的样子。我虽然在班里算个红卫兵的干部，但内心深处不认为我是真正的红卫兵，那些真正的红卫兵——老兵，他们在黑龙江，在内蒙古，在云南。人在年轻时不把热血洒一洒，那还叫青春？仅此一点我愿意在1979年再戴上当年的袖章在天安门广场为他们做最后的祭奠。

那时我能那么优哉游哉地住在学校，也是因为开学不久，就开始“复课闹革命”了。复课与革命怎么能放在一起呢？再加上“闹”，学校的生态可想而知。老师忙着斗批改，学生则是学工学农又学军，就是不学该学的东西。曾记得革命中有教育革命一环，有的同学今天看书，明天就敢上讲台讲数学，学会些单词，就敢教英文，至于黑板上能写些什么，只有天知道了。这是我亲眼所见，今天连想象都找不到路。只可叹那份勇气，那一丝苦涩的真诚，一只无形的大手扭曲着稚嫩的心灵。谁之罪？谁的灾难！

夏收劳动是初中时每年必有的课程。那时的北京郊区是令人向往的田野，同学们背着自己的行李，张望着沿途的景色，一般都会忘记了步行的劳累。我很喜欢一幅水彩画《郊区的公路》，记得是从小学图画课本上见到的。没有边际的土路，弯了个弯伸向远方，土路两侧的树木不是对称的，一侧的杨树顶天立地，另一侧稀稀拉拉。半远不远的地方，一个老太太领着一个小女孩正走向道路的深处，可以感觉到老人头上包着头巾，还是个小脚老太太，摇摇晃晃的，那个小女孩似乎边走边蹦。每次去参加夏收劳动，来回的路上，我总在寻找那两个人，还有那茂盛或稀稀拉拉的杨树。

那些年夏收劳动就是拔麦子，用手拔，不敢让我们用镰刀，估计也没那么多镰刀。我个儿高，要大哈腰，但我是7月生人，不怕热，再说有草帽呢，又是练过点儿功夫的人。拔麦子首先要抓紧，越怕剌手越剌手；其次是干拔不行，要有角度，用寸劲儿一带连根就全出来了。开始是一拔一定气，熟练了，一口气能走好几把。当时女生有用手套的，男生不行，也没人敢。捆麦子是技术活儿，四肢并用，补丁裤子不怕磨，全仗那一膝盖的压上。用麦子捆麦子，捆得好，往地上一蹾，可以立住。后来看到侯登科的照片，觉得自己当过麦客。

学生干活不惜力，经常得到社员的夸奖，那时好像也不知道累。不是觉悟的问题，爱劳动那是一种惯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与学校的“复课闹革命”相比，同大自然亲密接触是令人愉快的，更符合少年们的天性。在乡下，整班同学睡地铺，二十多人一个挨着一个，真够挤的。到了晚上，说话声、打闹声、屁声、梦呓声，一首交响曲，一片什锦味，那是少年们的天堂。男生总是不够吃，女生总会把吃不了的窝头馒头送过来，这几乎成了每顿饭后的一道风景。那时的中学生还有男女界限，彼此很少讲话，可每到这时却是例外，交接的场面像神圣的仪式。女生劳动的场面我记不清了，拔麦子无法互助，只好相差在数量上。有一点我敢肯定，那时在劳动中，女生从不以女性自居，一样百分之百出力。劳动以班级为单位，平衡在一起是全班的成绩。

看侯登科的《麦客》，让人觉得那劳动非常辛苦。我们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并没有感到拔麦子有多么可怕，一群十三四岁的男女少年，虽然一身汗一身土的，却是欢乐地从地的这一头拔到那一头。

可能是劳动课多的原因，我们班又配备了一名男老师，他的名字叫陶棨，原是北京三十一中的副校长，后来当了“右派”，不知何时来到月坛中学。1968年来到我们班，他比我们的班主任年长许多，在我们眼里快是爷爷辈的人了。他高高的个子，瘦骨嶙峋，稀疏的头发有些乱，总是一副黄边眼镜。他讲起话来学者味儿十足，时常忘记自己是个“右派”。他会说英语，谈古论今，眉飞色舞，比手画脚，同学们总是被他侃得入了神。他到我们班后，同学们都不歧视他，我们的女共产党员班主任多次告诉同学们要尊重他。

在夏收劳动这样的场合，陶棨老师才更像一个老师，一个一肚子学问又个性十足的长者。同学们围坐在水渠边休息，陶棨老师可以从土壤讲起，什么水分化肥，一直到神奇的植物世界。他告诉我们阿波罗的登月、欧洲的绅士风度、人体解剖，也告诉我们如何背英语单词。在麦田边讲古汉语，在大树下讲海外间谍战。有时在晚上，在怪味十足的地铺上，也悄悄告诉我们一些做人的道理。听陶棨老师讲话，我们经常不想去干活了。也有个别同学想难住老先生，提些似乎刁钻古怪的问题，没想到陶棨老师最喜欢同学们提问题了，每当这种车轮战式的擂台赛展开，他就更加兴奋了。无一例外，胜利后淡淡的微笑，总是挂在他消瘦的脸上。那时同学间时兴一种串电影名的游戏，接不上者为输。我们由衷佩服的是陶棨老师几乎都看过，什么导演、美工、外景地、配乐，我们彻底服了。从他那里我知道了德国相机如何先进，美军的随军记者如何神勇。他神秘地告诉我们，美国佬可以在两万米高空把地面上《人民日报》的字拍清楚。我想到我的上海202，问他我们中国相机有好的吗。他张开嘴，看着我，摆了好几下那瘦长的五指。在那个文化沙漠的年代，陶棨老师用他的智慧和善良滋润了我们干涸的心灵。

那时居然也开过家长会！陶棨老师会穿戴整齐，笔直地站在教室门口迎接每一位家长。他会很绅士地把他们引导到不同的座位上，在这不长的距离和有限的时间里，他除了打招呼的一番敬语外，还可以把那位学生介绍形容一番，话语中充满了幽默与风趣。事后同学们汇总了一下，竟然没有重样的。这一阵古风来自哪里？又失传了多久？家长会自然是班主任主持，陶棨老师把他的配角角色做到了极致。他曾是北京名校的校长，知识渊博，风度翩翩，我们的祖国多么需要这样的老师，可他却被无情地抛弃了。听说他曾有一得意学生，“文革”中居然被叫作“小右派”。呜呼！天理何在，我多灾多难的祖国！

陶棨老师同几个喜爱游泳的同学去过颐和园，老先生居然穿了一件下面是紧身短裤，上面像背心的连体泳衣，这是哪个国家的？我们真是开了眼界。他说他会拉小提琴，大家都说要去听他演奏，但这个约定一直没有实现。

1970年1月，北京月坛中学操场。这是我们挖的防空壕，是防备苏修（苏联）空袭的。陶棨老师站在积雪的土堆上指挥着我们。画面中有几个同学要参军了，已经穿上了军装，他们要去某个地方抗击苏修。

我们长大后，陶棨老师走了，是班主任李老师告诉我们的，说他走得很凄凉、很不公平。岁月无情人有情，让我向他的去处献上深深的一拜。

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我们无条件地停课了，整整一个学期都奋战在操场上，开挖那两米深的土沟，为的是防苏联的空袭。使用镐锹不比拔麦子，双手磨出血泡是常有的事，但国事当前，同学们个个奋勇，灰头土脸在所不辞。少年贪乐，不免边干边玩，有时挖出旧时葬骨，女生惊叫，好事男生挑起示众，以为英雄。沟越挖越深，休息时也就聚在沟底，讲神讲鬼，天南地北，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充满防空壕。寒假大雪从天而降，“苏修”没来，不少同学却要随家长去五七干校了。战备疏散同学分别，大家想到了拍照片，我正式拿出那台上海202，开始了真正的独立操机。

防空壕自然是个首选，但一群人和那弯弯曲曲的壕沟怎么结合？最后的方案是大家全站在沟底，仰望天空，机位是俯拍，可把沟与人全拍下来。可谁来拍照呢？秃秃的土堆，无法放置相机来自拍。去请陶棨老师！对！他是最佳人选了。老先生十分高兴，十二分的认真。那双大头皮鞋在土堆上反复移动，只见他左瞄右看，蹲蹲站站的好半天，让大家这样那样的在土壕沟底布阵，好像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缘，那劲头儿是要把他一生的积累都在这瞬间释放出来似的。我没有见过这样拍照片的，我记住了他的每一个动作和说法，这是我的第一堂摄影专业课。为了互相的送别，我们寻找校园里一切可以留念的地方，学校门口，操场的主席台，教学楼顶，最后想到教室里，第一次尝试了弱光下慢速的拍摄。摄影留念就是人和景物的结合，我开始观察那些熟悉的场景，琢磨把那几个人放在哪里合适，没有人告诉过我，也没有什么书籍可看，实际的需要促使我去想一些新鲜的问题，并开始发现摄影的奇趣。

这也许是个契机，拍了一卷，就再也不想停手了。摄影的种种神秘一点点把我俘虏，我利用一切的可能去照相。在天安门照合影，一般都是站着，我不想同别人一样，哥儿四个就半蹲着，手持毛主席语录，很是别致。摆姿势就摆到家，来个三头六臂的，三个人前后紧贴在一起，脑袋错开，六只手伸向各个方向，手指要做鹰爪状，面部表情一定要龇牙咧嘴。遇到树，要把人全弄到树上去，景山的树好爬，可以尽情在树上摆姿势，做动作。颐和园的树高大，只好我自己爬上去，让他们给我照，那时在公园爬树没人管。有一次在十三陵见到一棵歪脖树，我们商量做个上吊的姿势。抬来一个长条椅，两个人踩在椅背上，够到那松树的树干，准备踢倒椅子再拍，那样才像。但拍照的同学着急，脚还在椅子上就拍了，表情更来不及调整，留下两个微笑上吊的人。

1970年10月，北京北海公园。这叫“三头六臂”。本来应该恶狠狠地，张牙舞爪，无奈少年们还是入不了戏，彼此看着自己奇怪的手。

从一开始照相，我就喜欢拍自然的照片。什么是自然的照片呢？就是不能傻傻地看着镜头，那样的照片有什么意思？我有时喜欢摆姿势，把自行车骑到高坡边上，前轮都凸出一块，人再骑上去，双手紧握车把，做极度紧张状，当然要把车支稳。我让拍照的人蹲在低处，这样就看不见支架了，最主要的是好像我骑到了悬崖边。我还会倒立，那是学武术的结果，要不就摆个杨子荣的造型，这些我都让同学拍下来。我让他们学芭蕾舞的姿势，抬不起腿，就让一个同学双手抬着，另一个同学手举树枝，这些我都喜欢拍。有时利用前后的空间错觉，后面的人伸手或抬脚在前面人的头上，照片拍下来后，就真的踩在头上了。我们那时去颐和园什么的，根本不逛景，找个没人的地方，群策群力，充分发挥着少年的想象力，我的摄影实践就在游戏中展开了。

有一次在北京景山公园的最高处，背后的故宫一片迷蒙，我突发奇想，想拍一张真正的自然像，不要叫人看出是为了照相，而是在说话中拍的。有同学提出疑问：那也是事前安排的，表情肯定不自然。我说：那咱们就真说点儿什么，真的聊天。大家为说什么讨论了半天，还操练了好几遍，不会表演的少年在练习重现生活。实拍的结果是大家都在自言自语，但我很满意，我一直认为这是我追寻摄影奥秘的真正而有效的实践，那一天是1969年11月2日。一次去十三陵的路上，看到几个小孩儿在石兽群上玩，长途车不会停，我又很想拍下那个景象，无奈之下推开车窗，在运动中拍了一张。虽然大象的头不全，却是我抓拍的开始，那一天是1970年5月24日。

那时我还不会自己冲胶卷，印照片却开始了。最初很简单，找来两块玻璃，把底片和未曝光的相纸一夹，举到电灯泡下，开灯，数数，关灯。后来我决定自己做曝光箱，三合板盒子有着复杂的结构，但我有制作船舰模型的基本功。药水好配，商店里有各种药粉，再买来量杯和温度计什么的就行了。开始印出的相片总是发灰，于是我不断调整曝光时间与光线的强度。相纸有四种号，软硬不同，我一有时间就在红色的灯泡下，睁大眼睛看着显影药水中的鬼影出现。上光机买不起，洗好的照片贴在窗户的玻璃上，干燥后弄不下来是常有的事。

1969年11月，北京景山公园。我想拍一张自言自语的自然像。那时还没有什么“抓拍”“摆拍”的概念，大家不知说什么，拍照的也不知拍什么，结果就成了一张故宫前的留影。

1970年5月，北京十三陵。长途车在行进，我终于“抓拍”到一张自然像，虽然大象缺了一边的耳朵，我还是有成就感。还有就是，这几个小孩儿是怎么爬上去的？

短暂的中学生活似乎像个过渡，几次麦收和挖防空壕后它就远去了，能够留下的就是一些照片，记载着许多欢乐畅快的自由时光。最初拍照并不是摄影，它只是我们游玩的助兴工具，所以它成了我生活的组成部分。它不是装饰，它是我的伙伴儿。

我原本应该1967年秋天去上初中，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1968年春节前后才进入校园，所以我的中学时间只有两年半。校园生活对我来说就像从小失去母爱的孩子，虽然长大了，却一直感觉缺少点儿什么。我从不敢宣称自己是初中毕业，我就是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尽管如此，我还是爱着我的“中学生活”，就像你所处的时代，对你来说总是最好的一样，那点滴闪光就是碎银布满心田。

我们很少上课，大家却崇尚知识与科学。我们有机会同大自然亲密接触，虽满目苍凉却返璞归真。我们班上没有派别没有歧视，是个充满团结与友爱的集体。在我们班短暂的历史中，有过著名的四十期黑板报。教室的后墙几乎就是班上的核心，班上的事儿，社会上的事儿，甚至地球上的事儿，都在我们的关注之列。每到星期六下午放学后，讨论、争论，钢笔、粉笔。各种见解，雄才大略，奇思妙想。气氛热烈，心情舒畅，它是我们自己的舞台。核心成员已无法考证，总有新成员加入，它是一个没有门槛的组织。

第四十期是终结篇。1970年的夏天再无学可上，我们要走上工作岗位了，十五六岁，一个似早非早的年龄。那天晚上，八九个同学聚在一起，心情激动而悲壮，气氛热烈而庄严。终于找到最好的内容，我们要重新填词《毕业歌》。教室的桌椅散乱，有的同学甚至坐到了窗户上，夏夜的清风吹拂着冥想的心思，窗外的夜晚漆黑而明亮。最后，大家一致“私自做主”把改写的《毕业歌》词曲抄写在教室讲台上面的正式黑板上。

1969年—1970年，这是六郎影，据说杨家将在居庸关一代与辽军打过仗；划船，游泳，再加上照相，对我们来说是大快乐了；我带着妹妹去过一趟香山碧云寺；圆明园的底片跑光了，就剩下了黑黑白白；那时的铜牛可以摸，那时戴口罩多是一种装饰；这位“老三届”打架特别狠，他教过我几招；我的功夫也就是来个倒立，腿还并不齐；我和妹妹在楼房顶上拍的那个胶卷被商店坑了，不仅过期，而且发了霉。

1970年是我在中学的最后一年。7月，大多数同学都毕业工作去了，只有少数几个父母有问题的学生继续留在学校。父亲那时还在五七干校，属于没有落实政策，不知会是什么结论。我算什么子女呢？没有定论，所以社会不能接受。这种情况使我有一个多月很不痛快。母亲很着急，去找父亲的单位，自然是没有什么结果。母亲给父亲写信发脾气，说他耽误了儿子。我曾听见母亲当面说过父亲：“钻呀爬呀，加入国民党还不算，还要当什么县党部委员，现在儿子因为你不能工作，怎么办？”父亲默默地低头走开，那段时间他几乎不怎么面对我。其实我也就不痛快了不长的时间，我并不在乎没能去工作，主要是那么多同学都走了，有些孤单而已。多少年后，我才后悔我的粗心，我的不懂事，我没有体会到那时父亲的内心是多么难过。这个问题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他，我只能猜测他复杂纠结的内心，玉渊潭湖水边的轻松远眺永远地从他眼中消失了。

还是因为年轻，我很快有了事情做，失落的心情不见了。那时旅游是个贬义词，不敢说的，而旅行好像专属于国外，我们的生活中没有这件事。我从小就喜欢野外，喜欢到真山真水中去转，也许是这个原因，我找到了新的事业。

我开始自己画地图。我喜欢地理，经常看地图，但书中的许多介绍当时的地图上都没有标注，我要把它们合二为一。买来尽可能大的厚纸，先从省会名胜开始，用不同的颜色画出基本格局。为了准确，我专门买来放大尺。它由四根窄木条组合在一起的，可拉长缩短，使用它可以等比例地把地图放大到我的纸上。然后尽可能地把地名全标上，但这肯定是不够的，尤其是放大后的地图空空荡荡。我当时想，一定是怕被敌特利用，所以民用地图粗糙得很，什么时候见识一下军用地图就过瘾了。看书标注地图如同一趟旅行，令我沉醉在身临其境的幻游中。

我从一位同是留守学校的同学那里借来一本《长安客话》，看完后惊觉原来北京还有那么多我没去过的地方，于是全部标注，计划逐一探访。读这本书，我需要字典，这使我对文言文产生了兴趣。最庞大的一次是绘制杭州市全图。从同学处拿来时，我惊呆了，它不是一张，而是二十多张，全部三四厘米见方大小，我家地上都展不开。我想军用地图不过如此吧。这是一次十分过瘾的大手笔，我可以一画一整天，睁大眼睛，骑马蹲裆，一副指挥千军万马的样子。那段时间虽然还算学生，学校的管理已变成半学习半集训，告诉我们要正确对待家庭问题，相信组织会解决的。对这些训导我听不懂，也根本没进耳朵，心思全在我的地图上。一天我在家正干得起劲儿，我们留守班的老师来到我家，有点儿突然袭击的味道。这位老师正统得很，说不上“左”还是“右”，他总爱穿皮鞋，走起路来是个单脚内八字，所以肩膀总是歪的。听同学告诉我，我“逃学”期间，他在课堂上带领大家唱《兄妹开荒》。家里没有大人，他问我为什么干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后来在课堂上，他不点名地批评我，说有的同学，不正确对待家庭问题，思想颓废，成天在家画地图。我更加怀念我们原来的老师。

1970年10月，八达岭长城。那次去长城是骑自行车，永久-51加重型。这是我的第一辆自行车，是母亲替我挑选的，说是加长加宽适合我，它前轮上还有两根保险支撑杆，据说，前叉子折了，不至于伤了骑车人的前胸。后来才知道，这是专为农村载重设计的。

大量画地图，使我产生了实地考察的打算，特别是圆明园这种地图上与实际永远难以相符的地方。那时父母总是似在似不在的，我时常要担负起照看妹妹的责任。1970年的秋天，我决定对圆明园和碧云寺做一次考察。一天早上，我骑车把妹妹带到动物园，找到去香山的长途车站，告诉她下车后别动，原地等着我，她上车后，我则骑车奔了圆明园。在圆明园，我找到了那座后来著名的标志性建筑，11月初的圆明园荒草遍地，几乎没有游人。我的心情是庄重的，这里不是一般的古迹，这里曾经是多么繁华，可恨的英法联军把它破坏成这个样子。走在乱石瓦砾之间，不断可以捡到精美的东西，我想象着这里当年的景象。我的表情是严肃的，留下的自拍照使我可以看到当时的自己。在后来的自制相册上，我详细记录下这个地方：圆明园长春馆北，西洋楼的远瀛观残迹。等我赶到香山，已是下午了。找到妹妹，见她在吃东西，问之，等我老不来，饿了，用我给她回去的车钱买了点儿吃的。我还说了她几句，我这不是来了吗！怎么能用了回去的钱？我们赶忙出发，我先骑上车，她随后蹿上来。也许是她觉得花钱不对，等我问她坐好了没有，她马上说好了，其实由于我启动快，她并没有蹿到位，人整个趴在了自行车的后架上。骑了几下，我觉得车把不对劲儿，回头一看，只好下车重来。

那一次，我带着妹妹相继考察了香山、卧佛寺、碧云寺，最后还去了樱桃沟。所谓考察，就是找到地图或书上介绍的地方，充分核实，然后再拍一张照片，马上去找另一个地方。那天我们是什么时候吃的饭，在哪儿吃的，吃的什么，我永远记不得了。六年后，1976年9月，我二十二岁，在整理相册时发现，我曾在那次考察中，在与妹妹的一张合影后面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回想那次和东儿妹（她的小名）游香山等处，心里总不是滋味，很不好受，她那时是比较稀荒的（山西武乡话，指无人管、衣食无着落的小孩儿），我那时也不懂事，让她受了不少委屈。我就这么一个妹妹，在那动荡的年代，我没有照顾好她，估计父母也是经常担心的。我狂热地追求自己没来由的东西，内心却留下永久的痛。

1970年夏天应该是我初中毕业的时间，但到了12月底，我才被分配到北京的工厂。按照规范的说法，我们是70届的，这是“文革”期间有些特殊的一届学生。70届是个转折点，虽然71届的也到北京郊区插了队，但同“老三届”的心劲儿和状态相比，已经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到72届时高中恢复，真正的中学学习出现，再以后的学生就没有“届”了，社会生态已然变化，如今几零后的称呼浮出水面。我们遗忘得很快，或者说为了向前看，只能抛弃了。

我们这一代70届的学生属于上下靠不着的一拨人，像城市的盆栽，没经过大风雨，教育断层，经历贫乏，70届没有故事，无人喝彩，独怆然而涕下。有一时期大家都说70届的运气好，全留在了城市。时间证明，他们不过是北京市的最后一批原住民而已，在社会的发展中，为这个城市的转型默默奉献了一切，充当了一颗螺丝钉。我就是这样在1970年12月26日被拧在了北京第二机床厂，这台社会大机器的一个小小的部件上。

1970年5月，北京十三陵。初中就要结束，大家要离开校园，我们整天琢磨着去这去那。五月底的十三陵，麦子快熟了，能闻到一股香味。参加过几次麦收劳动，每当见到老朋友就是觉得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