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海明威之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其独特的叙事能力和具有影响力的文体风格，这是海明威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授奖辞中对他的褒述。那么海明威的这种独特文体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呢？有评论认为是他的记者生涯在一定程度上促成的，特别是他初入新闻业时《堪萨斯城星报》的“用小词”“写短句”“态度积极”等报训给了他很大影响。但更多的学者认为海明威文体风格的形成得益于他坚持不懈地反复阅读《圣经》，正如其首位传记作者菲利普·扬所记录的海明威原话“这就是我如何学习写作的——通过阅读《圣经》”。海明威的另一位传记作者卡洛斯·贝克也认为海明威写作风格的形成与他从小阅读《圣经》有关。

但这些记录和观点如何得以证实呢？特别是如何从《圣经》文本和海明威文本中在构成文体风格的文字、句法、篇章、修辞等维度上找出两者间的共性或传承性呢？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用实例和数据来说：海明威文体风格的形成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受《圣经》的影响。

因而，本研究从回顾文体风格的发展史入手，借用文体学理论，从词法、句法、修辞和语篇四个维度对《圣经·新约》中的《马太福音》和海明威的代表作《老人与海》进行对比和分析，从一个全新角度认识海明威风格的渊源。

文体风格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古罗马的贺拉斯到现代德国的奥尔巴赫、英国的理奇等，他们都以详尽的论述和丰富的例证阐释了文体风格对于写作、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的重要性。奥尔巴赫更是独树一帜，他在《摹仿论》中以细腻的文体分析方法剖析了西方文学经典的内涵和寓意，开辟了文学批评的蹊径，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潮流。理奇在《小说文体论》中则进一步建立起了一种简捷、有效的对小说文体风格进行详尽分析的框架，规约了小说文体分析的路径，为文学文体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

钦定本《圣经》作为文学文本的研究已有许多文献，但对其文体风格的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圣经》文体影响西方作家文体风格的实证研究还尚未发现。同样，海明威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知名作家，国内外对他的作品，尤其是对《老人与海》的研究文献已汗牛充栋，然而，对海明威文体风格来源的研究尚未有人探讨。本研究正是从这点切入，运用理奇的文体分析理论，通过对《马太福音》和《老人与海》文本的文体风格比较，探讨了“对当代文体风格给予巨大影响”(诺贝尔授奖辞)的海明威文体风格的渊源。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通过对《圣经》文本与海明威《老人与海》文本的文体比较，可以理清《圣经》对以海明威为代表的西方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文体风格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以量化的数据为支撑来求证《圣经》文体对西方作家文体风格的影响力。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可以从四个角度来观察。一是可以验证学术界长期以来关于海明威文体风格渊源的争鸣；二是可以为研究《圣经》文体对其他西方作家文体影响提供研究的参照模式和方法，促进《圣经》文体影响力研究的发展；三是可以从一个侧面掌握《圣经》文体和海明威文体在遣词、造句、修辞、谋篇方面的共性和差异，为《圣经》和海明威文体研究增添新的视角；四是可以详细分析两部作品在表现主题、刻画人物、传达基督教文化意象等方面简约文体的运用方法，为《圣经》文学和海明威文学的欣赏与批评提供一条不同的路径。

本研究运用文本对比分析、文本细读、文本互文、语料库检索与统计等文学与语言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马太福音》和《老人与海》两个文本的词法、句法、修辞格和连贯与语境四个层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发现《老人与海》在文体的这四个方面都存在对《马太福音》的仿效关系，下面分别阐述。

一、词法

《马太福音》和《老人与海》在词汇复用率、平均词长、高频词使用、实义词使用、词类搭配使用、人称代词用法、介词及搭配用法等诸多方面趋于一致，这里以前三项为例作一简述，其他详见第3章。第一，词汇复用率较高高度趋同。《马太福音》和《老人与海》各有大约2.7万词次，其词汇的复用率统计结果分别是7.58%和9.42%，即两个文本总词汇中有近十分之一的高频词汇是反复使用了它们的不同义项，充分发挥了高频词语义丰富、使用灵活、搭配多样等特点，使文学文本的表现力呈现出丰富的语言色彩。第二，词汇平均词长完全一致。两个文本全部词汇的平均词长是4个字母，这表明两个文本都趋向于使用字母相对较少的简易词汇以增加易读性，也便于被更广泛的读者群所接受。第三，高频词使用率基本一致。以两个文本的前10个高频词为例，其中有7个是完全相同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两者用词上具有一致性，也或称为海明威对《圣经》在词汇的使用上具有模仿性。

二、句法

《马太福音》和《老人与海》在平均句长、基本句型、多样句型、特殊句型等的运用方面都趋于一致。这里也简述前三例，其他见第4章。第一，从统计数据来看，两个文本的平均句长只有14个单词，这在英文句式中属短句结构，读上去简单易懂，不会造成阅读理解困难。第二，基本句型结构使用趋同。两个文本中大部分句子均采用“主+谓+宾/状”的简单句句式，结构清晰，句义突出，易于理解。第三，多样句型使用趋于一致。两个文本虽以简易的主谓结构为主，但在必要之处也使用了并列句、复合句、并列复合句，甚至其他特殊结构如末重句、倒装句、省略句、虚拟句等不同句式，以表达复杂、抽象的概念。这一方面满足了特殊情景用结构复杂的句式加以表达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使文本更呈现出文学语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三、修辞格

《马太福音》和《老人与海》在明喻、隐喻、排比、重复、头韵、拟人、象征等修辞格运用方面趋于一致。下面仍以前三项为例作一简述，其他详见第5章。第一，两个文本中明喻和隐喻使用的格式基本相同，如前者的文本中将圣灵比作和平鸽、将耶稣比作圣洁的血等；后者的文本中将老人的眼睛比作大海、将年龄比作唤醒钟等。这些比喻极大地增强了文本的语言感染力和表现力。第二，两个文本中排比辞格的使用趋同。这形成了结构整齐、节奏悠扬、语气强烈的句式，起到了增强语言表达效果的作用，如《老人与海》中“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结构无论在格式、音韵、意义上都留给读者美的感受。第三，重复辞格在两个文本中的运用也呈现出一致性，比如《马太福音》中描写三贤士拜望初生耶稣时就使用了重复辞格，如“they rejoiced with exceeding great joy”，用以表达三贤士前来膜拜耶稣时那种欣喜和激动的心情。

四、连贯与语境

连贯与语境分为两个方面。在连贯方面，两个文本在连贯中的交叉照应与连接手段应用上趋于一致，例如，两个文本在交叉照应中都频繁使用确定式指示代词、替代词、重复词等，在连接手段中大量使用并列连词和主从连词，使文本表达流畅、通顺、合乎逻辑。在语境方面，两个文本均在叙事视角、情景语体变化和作者隐含态度表达三个方面具有类似的特点。例如，两个文本均采用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交叉转换的叙事方式。两个文本中人物在不同情景下都有不同程度的语体变化，如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等的交叉使用。两个文本的作者隐含态度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形式将与人为善的意念或顽强拼搏的精神用直白、简约的语言进行表达，它或是显性的直接训诫，或是隐性的间接比喻，二者都将作者的隐含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他细节见第6章。

本项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研究切入点创新。海明威的简约风格已为学界所认可，也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原因，但是其成因一直无人问津。本研究从这点出发，通过《圣经》文本与海明威文本四个方面的比较分析，以实例和统计数据作为支撑，对其文体风格之渊源进行了实证性探讨。这可以增加海明威研究新的维度。其次，研究方法创新。本研究以文体分析、文本细读、文本互文等文学研究方法为主，也将语言学研究方法中的语料库检索、统计等方法应用于文学文体研究当中，使研究的结果更加量化、更具说服力，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主观直觉判断的研究倾向，为比较文学研究增加一个新的途径。最后，研究范式创新。文学文体分析嵌入语言学方法的研究范式在国内是一种新的研究探索，特别是对《圣经》与著名作家作品的文体对比分析也是新的尝试，这种范式可为继续探讨《圣经》作为文学文本在文体上对西方文学巨匠，如莎士比亚、劳伦斯、麦尔维尔、福克纳等的文体影响提供研究范式的参考。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尚有继续探讨的余地，需要在后续研究中加以挖掘，如广度上应增加《圣经》及海明威作品的其他文本，深度上应研究更多词类、句型与内容的关系、修辞格的字面意义与潜在意义，连贯与语境应从宏观语篇视角观察文本整体的结构及与其他语篇的关系等。诚然，最为理想的境界是以探讨文体风格研究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形式，在奥尔巴赫《摹仿论》的基础上，利用现代语料库语言学精确数据统计的方法为以文学文体分析为主的文学批评增加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总之，通过词法、句法、修辞格和连贯与语境四个方面的详细比较分析，本研究可以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那就是海明威的文体风格很有可能是源于《圣经》的，换言之，《圣经》文本在文体方面确实深刻地影响了海明威，促使他形成其如《圣经》般简约的风格。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海明威研究学界多年来对其风格渊源的主观推断，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海明威自己所言，“我是这样学习写作的——通过阅读《圣经》。”希望后续研究的成果能够进一步证实本研究的结论，为海明威学术研究的深化与繁荣作出贡献。

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2011年度“985”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海明威创作研究——文体风格之渊源”(批准编号2011N002)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