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海明威研究综述

国外海明威研究，特别是美国的海明威研究自从海明威1924年发表第一部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开始就一直受到其他作家和批评家们的关注，到2014年海明威批评已有90年的历史了。杨仁敬仔细考察了美国海明威研究史，系统地评介了20世纪20年代至21世纪初，80年以来美国各种文学批评流派对海明威的批评研究，认为“海明威从巴黎登上文坛起便成了评论界关注的中心。有的将他看作自然主义作家，有的认为他是个现实主义作家，有的则认为他受到现代主义先锋派的影响。后来，新批评派、历史文化派、多元文化派、结构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以及生态批评家都对海明威进行了评论”。杨仁敬在2012年出版的《海明威：美国文学批评八十年》学术著作中，以时间为经线，以作品为纬线，共分八章，详细介绍了海明威各时期的重要作品，重点评介了这些作品在海明威研究中的意义和影响。该专著围绕海明威创作的四个时期的作品来评介美国评论界的不同凡响。杨仁敬以小说为主，兼顾诗歌和新闻报道，探讨了美国文学批评视野中的海明威研究，梳理了20世纪20年代至21世纪初，80年来各种不同流派对海明威的解读。

国内海明威研究的主要成果始于改革开放以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评论界在此之前主要集中在对小说主题、人物、思想等文学角度的领域研究并逐渐进入借用语义学、文体学、人类学等新方法的文本语义研究、文本文体研究、小说人物所反映的人类共性研究等研究领域，拓展了研究的思路和空间。

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的基础上，90年代的海明威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由于评论界受新兴文化研究的影响，海明威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到作品表达的“人生观、价值观、哲学思想等方面的思想研究，焦点集中在探究海明威的硬汉精神、悲剧意识、死亡意识、虚无思想和妇女观上”。

新世纪以来，国内海明威研究呈现既有对原主题深化型研究，也有向更多相关领域拓展的态势，其领域包括准则英雄、冰山理论、消费文化、宗教救赎、生态主义、女性主义、新殖民主义、酷儿视阈、人类学、存在主义等。

20世纪20—30年代，美国商业消费文化兴趣逐步扩大。于冬云探讨了商业文化与传统清教文化所共同构成的美国文化的现代性，而这种过程却形成了一种现代性悖论。海明威发表于1926年的首部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从一个角度看，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青年人日常消费之快乐，从另一角度看，却又暴露出青年人在转型中自我形象确认时心里矛盾与纠结以及导致情感创伤”。

生态伦理一般指“人类在关于自然生态环境活动中所形成的伦理关系及其调节原则”。于冬云以海明威两次到非洲狩猎经历所创作的《非洲的青山》《一个非洲故事》和《曙光示真》等作品为例，分析了海明威作品中“既书写自己非洲观奇、追猎野生动物的主体欲望，又质疑和反思工业文明对生态的破坏，而向往自然质朴生活的情怀”。于冬云还认为“这种矛盾的价值取向构成了海明威在生态伦理问题上的思想冲突和内心困惑。”

生态批评是“当代一种研究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文学批评，……旨在对自然文学、环境文学等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作品进行评述与研究，同时又倡导从生态的角度来阅读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从而使人类建立强烈的生态观念及忧患意识”。由此我们知道，生态批评强调对于文学作品的研究，应更多关注作品中人类如何与生态共存和人类如何重返自然等问题。随着生态批评的发展和深入，生态女权主义批评也伴随而生，认为“如果没有解放自然的斗争，任何解放女性或其他受压迫群体的努力都是无济于事的。”戴桂玉以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为例，分析了海明威试图“通过描写主人公乔丹在认知自然、融入爱情、感悟亲情的过程中努力达到一种自然与人之间的普遍和谐观念”。

同是生态主题，云得煜则认为海明威小说中的生态主题是趋于多元化生态观的。云得煜认为海明威的作品《非洲的青山》是生态观的代表，“文本记录了人对动物肆意猎取的过程，以及人在猎取时的激动心情，反映了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另外，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大双心河》和《一个非洲的故事》等“通过对自然美的赞叹，以及对动物生命的同情和尊重，凸显了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而海明威代表作之一的《老人与海》则“表达出更为复杂的生态伦理，从而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提升到了生存的层面，为今天人们反思生态危机提供了许多启发”。

而从生态女性主义来看，它是由女性主义与生态学思想结合产生的。彭雅英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是“将‘自然歧视’与‘性别歧视’联系起来，揭示男人与自然、女人与自然以及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对于海明威来说，彭雅英还认为“海明威生态女权主义意识在多部作品中得到体现，但他的生态女权主义意识有其矛盾性和复杂性。一方面，他热爱尊敬自然和女性，也能怜悯和体恤二者在父权制度下所受的压迫；另一方面，他又受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权主义的影响，热衷于征服女性和自然。”

准则英雄虽非新的研究方向，但在海明威研究中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题目。苏顺强从“准则英雄”并非个体概念而是一个群体概念的新视角出发，探讨了在勇敢无畏性格特征表象下的悲观世界观和审美生存信念，并以海明威四大小说作为研究切入点，通过小说“主人公们的经历、体验和追求验证了‘准则’在作品中的体现，特别是主要人物的成长，生活轨迹、世界观和生存信念。”

宗教救赎历来是文学作品涉及的主题之一，对于海明威作品来说也不例外。李树欣以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为例，探讨了海明威笔下“因战争造成的人性堕落的悲剧以及与此相关的救赎困境，即传统的天主教信仰已经丧失了它的救赎功能”。李树欣认为，海明威这部小说中持有“以恢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完整性为核心的‘人的宗教’才能实现真正的救赎”的创作观。

小说作品中的悲剧意识是作家们竭力想表现的，且要表现得具有悯人的悲剧性，这种意识在海明威的作品中表现尤为突出。杨仁敬把海明威的小说悲剧大体分为五类，即“身心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伤残或亲人死亡的悲剧，受到厄运打击的悲剧，大萧条背景下民不聊生、铤而走险的悲剧，为正义事业献身的悲剧，与大自然顽强拼搏失败的悲剧”。

存在主义强调人的中心地位，强调并尊重每个人的独自个性和所应拥有的自由和独立。存在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人可以在原本无意义的宇宙生活中、在看似无本身也无意义的存在中通过自身努力而造就一个精彩的自我。杨仁敬通过比较海明威生活和其作品与存在主义的异同，认为存在主义盛行时期“海明威恰好寄居在巴黎，了解那时欧洲的许多重大事件。他把握了时代精神，在小说中表露了与存在主义思想家类似的思想，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孤独与虚无、失败与死亡、回避与反抗。本文以文本分析为基础，结合社会和文化语境的变化，对海明威三个方面的存在主义表现作了详尽的探讨”。

海明威笔下的女性及文学界对其评论近些年来有上升的趋势，是海明威批评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顾晓禹从海明威几部名作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出发，对其女性观进行了剖析，认为“虽然海明威已经超越了男性视角去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与价值观念，但是这种思索是非常有局限性的。海明威自身所具备的矛盾的女性视角是在当时时代以及自身生活环境下形成的，反过来这样的女性观念也对他的作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海明威译介于中国，有学者通过仔细研究做了全面梳理，从时间段上分为第一阶段“1929年至1949年：海明威与中国”，这是“海明威作品开始逐渐被译介到国内，并于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第一次热潮。对这段时期进行回顾，对于评述建国后海明威评论的特点将有所裨益”。第二阶段“1949年至1966年：冷清与转变”，这段时期因受政治因素影响，海明威在国内的评论与译介基本停滞，仅有一两篇文章发表。第三阶段“1966年至1976年：浩劫与停顿”，这一时期是文学活动的全面停顿期，没有任何正式的研究发表。第四阶段“1976年至2011年：复兴与跨越”，这段时期是“海明威作品中译本的系列化和众多学术会议的陆续召开，海明威的作品不断走入课堂，关于这方面的评论也纷纷登上报纸杂志”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