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老人与海》研究综述

1952年，海明威发表了《老人与海》，这是海明威小说创作生涯中的巅峰之作。以这部小说为主，海明威赢得了美国普利策文学奖(1953)，之后又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54)。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海明威是“由于他在近作《老人与海》中表现出的精湛的小说叙事艺术，以及他对当代文体风格的影响。”这足以看出《老人与海》在叙事和文体风格上对世界文学做出的特别贡献。

小说发表六十年来，国外评论家们已有许多研究，他们主要从象征主义、神话批评、英雄主义、女权主义、生态批评等角度展开了褒贬不一的评论，有时甚为激烈。以象征主义为例，最初《老人与海》全文在美国《生活》(Life)杂志的一期发表，其导言中就这样写道，“小说中的老人就是年老的作家海明威。老人捕到的大马林鱼就是他高雅的杰作。鲨鱼群暗指诋毁他的作品和声誉的评论家们。小说反映了一个作家的生存状况。”但海明威本人却极力否认这种带有猜测性的象征。然而，尽管海明威主观上不大承认人们所认为的作品具有的这种或那种象征性，但他还是提出了“what goes beyond”的概念，即“文本之外的意义”，这是需要读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解读。但是批评家们却我行我素，认为评论家不应受到作家观点的影响。“作家有意识的打算也许跟他们提示给读者的无意识的叙事模式相矛盾，他们在文本中表达的与他们想做的大相径庭。作家的意图还受到读者在文本中所发现的文化视野、意识背景、阅读策略、文学经历、历史倾向、个人偏见等的限制。”有的批评家更直接地认为，海明威以《老人与海》展现他一心要成为艺术家的追求。考斯尔(Kaushal)认为“作为作家的海明威，常常独自煞费苦心地到世界各地选择素材，有时是冒了生命危险的，像圣地亚哥一样具有勇敢、耐心、坚忍、不屈等品质，最后终于实现愿望，捕捉到一般人在常规环境中难以捕捉到的‘大鱼’，实际上《老人与海》最终成为海明威艺术上的最高峰，为其争得最大荣誉。”

从神化批评的视角看，学者们讨论最多的是小说中圣地亚哥的基督化形象。美国海明威研究专家贝克认为，“圣地亚哥所表现的某些身心素质明显地与福音书故事里耶稣基督的品德和个性有密切联系。主要有勇敢的言行，一种战斗精神。有种支撑的力量帮助他决心坚持到底，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他有能力无视身体的痛苦，而将精力集中于即将获得的更大的目标上。”

萨恩透萨(Santosa)探讨了“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原始主义倾向，即人类回归自然，崇尚主题与风格的简约，阐释‘高尚之野蛮’，自然之荣耀，体魄强健之刺激等。”萨恩透萨认为圣地亚哥身上存在着这些原始主义倾向，这构成了海明威批评的一个新层面。

《老人与海》是否含有基督教意念也是频繁出现在文献中的主题之一，有的研究直接称为《圣经》对海明威的启示，有的称为神话语境中的海明威创作。蔡婧宇从文体风格上详述了“ 《老人与海》对《圣经》暗示所具有的深刻内涵，让读者更清晰地理解基督教社会价值观念，以加深对这部小说的理解”。

从跨学科的视角切入，袁敦卫从特定的解读意向出发对《老人与海》进行了“人类学意义上还原解读，定向揭示老人的生存环境以及捕鱼的言行方式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人类学意味，丰富和深化老人与海、人与自然的多层次关系”。

坦托(Tanto)以“海明威《老人与海》中与首要准则的内向偏离”为题阐述了在《老人与海》风格上的差异。坦托认为，“海明威以用小词、写短句为主要准则的风格在《老人与海》体现最佳，以得到‘以少得多’艺术效果”。

我国较早进行文学伦理批评探讨的聂珍钊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文学伦理学批评要坚持用现实的道德价值观对当前文学描写的道德现象做出价值判断”。在此概念下，作者又深入分析了小说中老人形象，认为老人无果而归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不能伦理越位，不能毫无限度地入侵大自然留给其他生物的领域”。

叙事伦理学是新世纪以来兴起的批评方法之一，它是“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造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米卫文通过两方面的视角——叙事视角与叙事伦理视角——对《老人与海》进行了分析，认为《老人与海》的叙事视角对小说的主题建构有很大影响，同时也对读者叙事伦理判断有影响。海明威虽然采用的客观的第三人称进行叙事，“但作者巧妙地操纵文本叙述进程，在对人与自然关系做出伦理判断时，也或明或暗地展现了自己的伦理态度”。

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在20世纪中叶后期对文学批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从现象学的观点出发，坚持认为“‘现象’是指呈现在人的意识中的一切东西，现象学的任务，就要从‘现象’中找出‘本质’，并对现象进行合乎更改的探讨，从而为科学提供更改的根据”。彭保良通过现象学的透过现象来探求本质的方法力图对《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的形象进行还原。彭保良认为，圣地亚哥可以从“奥德修斯式英雄人物变成了一个为生计而疲于奔命的世俗之人”。其英雄只是现象，而俗人才是本质。这种解读颠覆了传统上圣地亚哥的崇高形象，而将其视为普遍存在。

生态批评也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文学批评形式，主要“倡导从生态的角度来阅读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从而使人类建立强烈的生态观念及忧患意识”。栾岚从这一视角出发，将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第五部和平之书》与海明威《老人与海》进行了比较后认为，前者体现的是“以崇尚恬淡为特色的中国式的和谐自然观”，而后者反映的则是“以激越为基调的西方生态观”。

从作品的艺术特色上来讲，刘义峰做了一种诠释探索，并认为海明威的小说风格不仅以文字清新、语言简练而别具一格，而且从心理语言学视角下对“冰山理论”“象征主义”“意识流”和“语义衔接手段”四个方面的艺术特色进行了全新的探索，重新品味了《老人与海》独特的文学价值和影响力。

从象征性语言分析的角度切入，王秋华对《老人与海》进行了细读，认为海明威“用极其独到的视角渲染了一位孤胆英雄独自面对大海的情景，在与自然的艰苦博弈中，名为圣地亚哥的寡言老者，谱写了一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壮志长篇，令人不禁动容，使人油然生敬。”而这在故事背后，王秋华认为海明威的“妙笔生花的语言运用，以及寓意深刻的象征性语言刻画同样功不可没。”因而“深入探究《老人与海》的语言特色及其象征性语言的意象解读，更深刻领略《老人与海》象征性语言运用的精妙，并可更深层次地体会《老人与海》的魅力所在”。

从译介的角度入手，高存考查了《老人与海》自20世纪50年代首次译介到中国以来的数百个不同版本，特别是“将翻译视为规范制约下的一种社会行为，将这部作品译介的话题置于社会、政治、历史的大背景中加以审视，通过深入探究促使译介行为发生的种种文本外部因素，描绘这部作品在中国60多年的译介历程”。这种各自从多维度出发来审视一部作品的译介过程在文学批评或文学翻译史上还不多见，有着特别的意义。具体来说，该研究“采取由全景考察到核心聚焦的方法，由全部302种中文版本的全景聚焦到178种全译本上”。同时，高存还考察了译介的形态和译介时期两个方面，发现《老人与海》进入中国的译本“是同时以经典文学和儿童文学两种形态译介的，且后者表现出更强的趋势。而译介时期是从译介初期的缓慢发展期到两次重译高潮的到来，是文学意识影响力逐步增强的结果，而重译经高潮到沉寂，又攀至高峰的过程，则主要是文学意识与经济意识两种力量之间的角逐”。

从比较文学角度切入，梁彩群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和当代中国作家杨文升的获奖作品《长满苞谷的山寨》中的硬汉形象进行了比较，认为两种硬汉是“中西方世界不同文化视野下的产物，是中西方不同文化视阈下的硬汉人物的代表。但如果从人物的硬汉性格特征、硬汉形象塑造特色和中西方硬汉人物的不同的内在特质等方面进行比较，他们又有各自特点”。

按照现象学“悬置一切先入之见，回归事物本身”的观点，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也就由奥德修斯式的英雄人物变成了一个为生计而疲于奔命的世俗之人。但如果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一个人用自己的行为证明自己的存在，那么圣地亚哥仍然是值得歌颂的，因为他证明了自己的存在。再者，用身体现象学阅读《老人与海》的方法表明，文学阅读是经由语言中介的创造性的身体活动。

复调是文学表现手法之一，最早见于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评论当中，周启超认为“复调的实质正在于，不同声音在这里仍保持各自的独立，作为独立的声音组合在一个统一体中。如果说非说个人意志不可，那么在复调中发生的正是好几种个人意志的组合，实现着对某一种个人意志之极限的根本性超越。”张媛用复调理论探讨了《老人与海》的叙事形式，认为它“打破了一元化的‘独白’结构，呈现出多元的‘复调’结构。大海上独自搏斗的圣地亚哥与自我展开对话，说出的话语与内心声音进行交流，充分展示了对自我的肯定、对它者的尊重，在探索人与自然复杂动态的生存经验中触摸独特的生态智慧”。

原型批评理论是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形式，弗莱的《批评的剖析》和《作为原型的象征》为代表而形成的原型批评理论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原型批评以“原型理论为基础，以结构主义方法为手段，对整个文学经验和批评作原创性的分类对比，寻求文学的本质属性。”这种旨在探寻文学文本内在的相似性和象征性的批评方法曾吸引了众多的注意力和赞赏。李颖认为如果从原型批评的视角出发可以“更好地分析《老人与海》的圣经原型和象征意义，揭示其冰山水下部分的深刻内涵。从原型批评理论分析文学作品的象征意义有利于加深对文学作品的认识，推动文学批评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