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莫教春风容易别
夕阳如金,又送春光。曲径通幽,亭台疏朗。有人临风持酒,似在邀约,似在等候。但不知道,他在邀约什么;也不知道,他是否终于等来。时而抚栏凝思,静听燕语;时而漫步小径,检视落英。而与这些动作相呼应的,是他眉目间神情的变化:时而闪过喜悦,时而微露忧色,时而忧喜交集,时而超逸淡然。当夕阳的余晖为一段时光、为一个时代画上句号,那人亦收拾起一生的感慨与情怀,在逐渐深浓的暮霭里消失了踪影。回顾亭台,燕语犹在;却看小径,暗香依稀。将燕语谱入宫商,以暗香添作咏叹,《浣溪沙》的韵调如珠落玉盘般响起。“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这是那人所写的一首新词。也正是随着这曲《浣溪沙》的登场,《宋时明月寄春风》的第二卷就此展开了画轴。
先说一件与“一曲新词酒一杯”的作者晏殊相关的逸事吧!这则逸事,出自宋代笔记小说《青箱杂记》:“晏元献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尝览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公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惟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语人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
“元献”为晏殊的谥号。《青箱杂记》说他出身不高,按我们当下的话说,是穷山窝里飞出的凤凰男。但人家腹有诗书气自华,写起文章来,即使是司空见惯的风流富贵,一旦出自他的口,立即化腐朽为神奇,极能彰显格调高雅。有一次,晏殊读到李庆孙的《富贵曲》,其中的“名句”为“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读后不觉失笑。金字谱、玉篆牌,这就是所谓的大富大贵?非也。在晏殊看来,这是乞丐所梦想的富贵,从内到外透出一股低俗之味。那么,在晏殊笔下,真正的富贵该如何呈现呢?不用堆砌字句,只从气象上入手,便有别致动人之处。晏殊以自己所作的诗词举例说,像‘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那贫寒穷苦之家哪有这样的景致呢?即便有这样的景致,也无与景致相配的心情吧?“富贵”一语,要不着痕迹地浅酌缓吟方有意趣。对风花雪月的鉴赏,最能衡量一个人的消费品位之高低。像李庆孙那般沿街叫卖似的搬弄“金玉”字样,那不叫富贵,而是“壕”无人性。
晏殊的词集名为《珠玉集》,其名一如其词,落落大方、娴雅端丽,这也是晏殊本人留给后世的印象,身为太平宰相,晏殊的情感是含蓄而又克制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晏殊最拿手的,是对于闲愁的抒写。“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双燕欲归时节,银屏昨夜微寒。”“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可太平宰相并非总有太平相随,晏殊的人生中也有那么一些风云动荡的章节。“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他也曾深怀忧患意识,胸中的孤独无可排遣。“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以政治家的灵敏,还有什么比预见盛世将衰却无力阻止而更感沉痛?“劝君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这在《珠玉词》中,绝对也是异数,是极不协和的不祥之音。“数年来往咸京道,残杯冷炙谩消魂。衷肠事、托何人。若有知音见采,不辞遍唱阳春。一曲当筵落泪,重掩罗巾。”身居相位,却以卖唱为生的天涯歌女自拟。从政生涯有如乞食四方,虽殚精竭虑,所得的回报不过是“残杯冷炙”。半生操劳却无知音慰藉,枉自唱遍阳春白雪之曲,只落得“当筵落泪,重掩罗巾”。千古凄凉的结局,又何曾饶过这位气质品位皆为一流的风流富贵宰相?
本书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欧阳修。欧阳修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相。若以品级地位而言,比晏殊略有所逊。若以政治影响而言,后世多以欧公为直谏敢言的一代名臣,比起位高权重而无甚作为的正牌宰相晏殊,人们明显要多出了一份崇敬与仰慕。至于说到这两人在词坛上的排名,则并驾齐驱,不分先后。清代冯煦曾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写道:“晏同叔去五代未远,馨烈所扇,得之最先。故左宫右徵,和婉而明丽,为北宋倚声家初祖。”且又言道:“独文忠(欧阳修谥号)与元献学之既至,为之亦勤,翔双鹄于交衢,驭二龙于天路。且文忠家庐陵而元献家临川,词家遂有西江一派。”也是在清代,刘熙载曾有评论:“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晏殊字同叔,欧阳修字永叔。同叔与永叔,还真是有缘非浅。晏殊是江西临川人,欧阳修则是江西庐陵人。五代十国时,江西曾是南唐故地。而冯延巳作为南唐的宰相,其词风对于北宋的晏殊与欧阳修竟然产生了奇妙的“化学作用”。“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这句话是说,晏殊将冯词中的俊雅之意传承了下去,而欧阳修则将冯词中的深窈之意发扬光大。
如此看来,晏、欧二人也算“师出同门”了。而除此之外,欧阳修与晏殊还有一段师生之缘。晏殊较欧阳修年长十六岁。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三十九岁的晏殊主持贡举考试,擢年方二十三岁的欧阳修为进士第一。论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古人最是看重师生的情分。但在晏殊与欧阳修之间,师生之情却并不融洽。宋代学者邵伯温在所著《邵氏闻见录》一书中,曾毫不含糊地写道:“晏公不喜欧阳公。”那么,欧阳公对此有无自知之明呢?
按照《邵氏闻见录》的记载,欧阳修写了封信托人带给晏殊。说自己也算是晏殊的老门生了,受师恩不可谓不深,但却少有到晏门做客的“殊荣”,也与晏殊少有书信来往。何以疏远至此呢?难道是因为晏殊嫌弃自己漂流无根,不能增辉于师门?还是因为自己孤僻愚拙、不知奉承,在自危之心的作祟下不敢对老师表达亲敬之意?
这封信可以看成欧阳修对晏殊的一种试探吧。欧阳修是个太直率的人,与老师的关系日趋淡漠,据他分析,这既有他自身的原因,也有老师的原因。但他认为老师是要负主要责任的。“足迹不及于宾阶,书问不通于执事”,私交方面几乎是全无来往了。那言外之意是:你不请我,我自然不会厚着脸皮登门;至于书信问候之类的,你既视作可有可无,我又何必自作多情呢?“执事”一词,用在这里格外刺眼。表面上是为了体现对晏殊的“尊敬”,您可是位执掌国事、一言九鼎的大人物呢!可稍稍动下脑子就会发现问题了,这师生之间,哪有这样说话的?
当晏殊读完此信,心里还能痛快下去?口授几句便命书吏撰文回复,甚至懒得亲自动手。有宾客提醒他说,欧阳修颇有文名,这样给他回信,是不是太过草率、简慢?晏殊傲然答道,他不过是我曾提携过的一名门生,我这样做,已经很给他面子了。
虽然神离,但在某些时候,师生之间也还保持貌合。庆历元年(1041年),欧阳修与他人一同去拜见晏殊。“足迹不及于宾阶”,看来这次是破例了。这天大雪纷飞,晏殊兴致极佳,在西园置酒款待来宾。席间众人作诗助兴。然而,等到欧阳修的诗篇献上来,晏殊的一腔佳兴却化成了寒灰。且看欧阳修的诗句:
主人与国共休戚,不唯喜悦得丰登。
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
这是明目张胆的讽刺啊!欧阳修对晏殊举办的这个赏雪酒会来了个全盘否定。“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北宋时与西夏连年征战,边兵四十万以备烽火。在这大雪之日,可怜那些守边的将士铁甲在身、忍寒挨冻。您身为宰相,是不是应当与国同休戚啊?今日在此赏雪为乐、喜形于色,是为着瑞雪兆丰年之故吗?您有没有考虑过那些守边将士的感受?
“太过分了!”晏殊不再理会欧阳修,却对旁人说,“这种话,韩愈可也说过?昔日韩愈曾作诗讽刺宰相裴度‘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虽暗含讽意,毕竟温和婉转、不伤和气。不像有些人,其尖酸刻薄的本事,实已远超韩愈。这个样子胡闹,岂不是安心要与我过不去吗?”
师生虽然不睦,但在写词方面,两人不但“段位”相侔,其词风更是高度相似,有时甚至难分彼此。试以采莲词为例。
晏殊《渔家傲》云:
越女采莲江北岸,轻桡短棹随风便。人貌与花相斗艳。流水慢,时时照影看妆面。
莲叶层层张绿伞,莲房个个垂金盏。一把藕丝牵不断。红日晚,回头欲去心撩乱。
欧阳修《蝶恋花》云:
越女采莲秋水畔。窄袖轻罗,暗露双金钏。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丝争乱。
滩头风浪晚。雾重烟轻,不见来时伴。隐隐歌声归棹远,离愁引着江南岸。
再以晏殊的名句“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如今无一半”为例,欧阳修亦有佳句相对“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又如晏殊的“珠帘不下留归燕”,到了欧阳修那儿,则是“双燕归来细雨中”。
虽然欧公的为词态度不甚庄重,将之视为“聊佐清欢”的“薄伎”,但在词的深度与抒写范围方面,就笔者看来,欧公却要胜于晏公。词虽小道,总因身世造就。欧公生平所遇之挫折远要多于晏公,这或者是成就其深雅之美的一大因素。同为士大夫之词,如果说晏公是颇得娴雅之味,欧公则是富含深雅之髓。当然,受到当时社会大环境、大风向的影响,欧公也有轻艳俚俗之作,但本书所选,却是以能体现其深雅意旨为主,至于浮词俚词,则“可以休矣”。欧阳修十首《采桑子》,堪称颍州西湖之绝唱。
画船载酒西湖好,一片笙歌醉里归。醉翁呵醉翁,你既惋惜“游人日暮相将去”“直到城头总是花”。还没有赏够西湖的百态千姿、亿万风情,怎么可以偃旗息鼓、携醉而去?何不改作:“画船载酒西湖好,一片笙歌醉忘归?”你曾誓说“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只可惜,当洛城凋尽最后一朵天香国色,仍然不得不与春光道别。别急着道别,别急着道别。趁这柳烟深、芳时浓,珍重人间词,寄语天上月。且共从容倾杯乐,莫教春风容易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