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
兼容并蓄，长者风范

生平：1868—1940，字鹤卿，又字孑民，浙江绍兴人。教育家、思想家、民主主义革命家。曾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要职。在执掌北京大学期间，参照德国大学的理念，对北大进行了全面改革，开“学术”与“自由”之风。

受业：少年时曾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在德国，接受著名历史学家兰普莱西指导。

传道：蒋梦麟、罗家伦等。

言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品藻：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约翰·杜威

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愤而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一）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那许多官僚的关系……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

（二）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

执掌北大的十年间，这位怀抱教育救国信念的校长七次请辞，这是其中一次。对于他的频繁挂冠，胡适认为：在这混浊黑暗无耻的国家里，在这怯懦不爱自由的民族里，蔡先生的不合作主义是不会成功的。

而蔡元培始终坚守这种“洁癖”——在黑暗的势力面前，知识分子的“退”有时比“进”更重要。

世范人师，教育救国

没有蔡元培，就没有新北大。

北大后来的面目就是经过蔡元培点化后而得以根本改变的。它显赫的传奇也被人这样描述：京师大学堂大难不死，已属奇迹，还能排除阻力开班授徒，更是奇中之奇。

而这一切得从新任民国教育部长范源濂对蔡元培发出的一份急电说起：

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望。启行在即，先祈电告。

手握着用词极其殷切的电文，面对着当下的时局国情，蔡元培一度犹豫，陷入了沉思之中。

他与吴稚晖商量此事，友人说了一句：“中国事，云不可办，则几无一事可办；云可办，则其实亦无不可办。”

他又想到，要使中国转危为安，只有从教育入手。

他忆起，当年普鲁士受拿破仑蹂躏，哲学家、教育家费希特改良大学教育，对于挽救普鲁士贡献很大。普鲁士之所以能战胜法国，人们都归功于小学教师，之所以有那一代小学教师，得力于高等教育。

他自己很清楚：我的兴趣就在大学。在1912年任教育总长时，他就和时任次长的范源濂谈及此：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

最后，孙中山的意见是：如果你去北大做校长，有利于革命思想向北方传播。

1916年马上就要过去了，蔡元培将开启他生命中伟大的新篇章。

眼前的北大有两大弊端：学科凌杂，风纪败坏。

蔡元培的解法是：救第一弊，在于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于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

于是，一个蔡元培的时代开始了。

大学之大，因其无所不包，各种言论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于互相诟骂。如各有主张，尽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张之长处，不必攻击或排斥他种主张。

蔡元培主张兼容并包，入主北大后，他立即大力进行改革，延聘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各方面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不在乎你的政治立场，不在乎你的资历，不在乎你的年龄。

于是，短时间内，北大教员队伍发生了重大变化，学校面貌为之一新。

据1918年年初的统计，全校共有教授九十人，从其中七十六人来看，三十五岁以下的四十三人，占57%，五十岁以上仅六人，占8%。最年轻的文科教授徐宝璜仅二十五岁，其他如胡适、刘半农等都是二十七八岁。1917年以后，北大三十岁左右的青年教员相当多，其中许多是蔡元培从科学论文中发现而请来的。北大教授平均年龄仅三十多岁，而同时期北大本科学生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四岁。

这样一支年轻而富有活力的教师队伍，一扫北京大学的陈腐之气，使之成为鲁迅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蔡元培初到北大时，北大国文课只有经史子集，外文只有英文，教员只有旧派学者。他增加了戏曲和小说等科目，聘请了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新派学人，增开了法文、德文和俄文等外文学科。

至此，北大新旧学者济济一堂：有主张新文化运动的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有尊王复辟的辜鸿铭、刘师培等，有中国共产主义的先行者李大钊、最早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李石曾，还有最早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瑮……此外，他还延聘了钱玄同、俞同奎、沈尹默等一批原有教员，聘用了梁漱溟等一批只有二十三四岁的年轻学者，请来刚从美国留学归国的女教授陈衡哲，聘请数学系老教授冯祖荀，外籍教授、地质系的葛利普等，以及画家徐悲鸿等。

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学问的兴会，这正是蔡元培整顿北大的第一步。并且，他也为此付出了充满无限诚意的努力，尤其是陈独秀的任事，周折颇多。

蔡元培经汤尔和介绍而知陈独秀与《新青年》，考虑他是新思想的代表，并且传统学术根底深厚，便希望把他请到北大来。

蔡元培为此几乎天天登门拜访。有时去得早了，陈独秀还没有起床，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将其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就好。陈独秀原本看不上名声糟糕的北大，但架不住蔡元培三番五次登门的诚意，同意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为了得到教育部的顺利批准，蔡元培公函中的陈独秀履历是其代为填写的，其中确多有不实之处。

之所以如此殷切与冒险，是因为在蔡元培眼里，当时的陈独秀正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极大，也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事实证明，蔡元培这步棋走得很对。

后来，黄侃、马裕藻对此颇为不满，抱怨道：“陈独秀不过能写点笔记文，怎么能做文科学长？”蔡元培说：“仲甫（陈独秀的字）精通训诂音韵之学，如何做不得学长？”

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一争高下。

他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所以，当时的北大常有如此情形：黄侃在教室大骂钱玄同，而钱玄同在对面教室如同未闻，照讲不误；梁漱溟和胡适打哲学对台，同时开讲哲学。

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一时在北大成为一种风气。

而随着改革的一步步扩大，北大里旧学派的声音渐成势力。

北大请吴梅开设元曲课程，有人便造谣说在教室里唱戏；因陈独秀等人提倡白话文，又有谣传说北大把《金瓶梅》当作教科书。守旧学者更是直接在课堂中开骂。周作人就曾写到当时的情形：别的人还隐藏一点，黄季刚最大胆，往往昌言不讳。他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孑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给蔡孑民起了一个绰号叫作“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会“阿世”去。知道这个名称，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马浴藻、钱玄同、刘半农诸人，鲁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见诸书简中，成为一个典故。

而在校外，研究系、安福系等旧派文人也对蔡元培发起了猛攻。

林纾一面通过写小说的方式影射攻击蔡元培等人，一面给其写公开信，说学校里提倡非孝，要求斥逐陈独秀、胡适诸人。蔡元培回复道，《新青年》并未非孝，即使有此主张，也是私人的意见，只要不在大学里宣传，也无法干涉。

同时，令蔡元培看到希望的是，他的兼收并包亦获得了很多旧派学者的拥护——在这场纷争中，辜鸿铭直接撰文予以支持，称其“实为我孔孟旧学大功臣也”。

起起伏伏，跌宕人心，终于北大还是让人刮目相看了。

北大建校二十周年时，吴梅撰写了一首纪念歌：

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

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

从头细揣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

蔡元培，这个执着的教育斗士，带着他的新力量继续前行。

他请国外知名学者到北大讲学。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法国数学家班乐卫，印度诗人泰戈尔等，连同德、法、日、苏等国的学者均有过北大之行。

杜威评：“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梁漱溟说：“所有陈（独秀）、胡（适）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

行思想自由之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

按照蔡元培最初预想的步骤，在教授治校的同时，便是要将北大变作一个学习的自由王国。

于是，当时社会上各行各业人士都可以进入沙滩红楼听课。那些求知欲望甚为强烈，但由于贫困而上不起学的青年，诸如商店的营业员、工厂的学徒等，都可以进入北大讲堂听课，学习文化知识。

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无前例的。

而这样全开放的局面，源于北大正在招收一批旁听生。

1917年，萧禀原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系）。一位杜姓同学想去旁听，他便去北大教务处代为申请。教务处一位先生却说：“座位满了，不能再收。”

“座位没满，请你去教室看看。”萧禀原如此承言，但教务处的先生丝毫不予理睬。他便气呼呼地去见蔡元培校长。校长室在红楼二楼，也没有秘书阻挡，学生可以随便去找。他一进门，蔡元培看他怒气冲冲，便和蔼地说：“你先坐下，休息五分钟，五分钟后你再讲话。”

萧禀原坐了一会儿，便和蔡校长说了为杜姓同学申请旁听的事。他说：“多收一个学生总比少收一个好。教室有座位，可是教务处的先生却说座位满了。请校长去教室看看是否有座位。”

蔡元培听后，马上打电话把教务处那位先生请来。萧禀原当着蔡校长的面，对教务处的先生说：“教室确实还有座位，不信你去看。”

教务处的先生没有说话。蔡校长当即拿笔写了一个条子“准予杜××到中国文学门旁听”，交给教务处的先生。于是这位杜姓同学终于入学旁听了。

这是思想的驱动力，是知识的洗礼，更是北大这样宏大的学堂才能给予的机会。可想而知，在当时的情势之下，北大的旁听生、“偷听生”越来越多。

一日，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晚饭后在沙滩附近散步，不经意间走到“偷听生”们居住的“拉丁区”。他们好奇地走进一间屋子，只见一个衣着寒酸的青年正借着微弱的灯光读书，身旁放着两个发硬的馒头。

陈独秀性急，上前劈头就问，青年惊惶不已，结结巴巴地说，自己是一个穷学生，没钱办旁听证，但很想听鲁迅讲课，所以……

蔡元培打断了他的话，让他不要紧张，看了看那两个馒头说：“旁听证，明天你到我办公室去取，但现在，你要跟我去吃饭。”

接着，三人便带着这个叫许钦文的青年到一个小饭馆吃饭。许钦文像饿疯了似的大吃特吃，并对三人说：

“人称咱北大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有的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了。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上饭馆和食堂价格一个样。北大校园里还有三种学生，一种是正式生，一种是旁听生，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这些‘偷听生’。未办任何手续，却大摇大摆地来校听课，我们多数就租房住在这‘拉丁区’里。”

许多年后，许钦文深情地回忆道：“我在困惫中颠颠倒倒地离开家乡，东漂西泊地到了北京，在沙滩，感受到了无限的温暖。北京冬季，吹来的风是寒冷的，衣服不够的我在沙滩大楼，却只觉得是暖烘烘的。”

当然，借此“取暖”的大有人在。

沈从文是北大庞大的旁听生队伍中的一员，学期结束时，他还冒充北大学生参加了考试，竟然还获得了三角五分钱的奖学金。这个浩浩荡荡的旁听生队伍中还有毛泽东、柔石、胡也频、李伟森等。

而曹靖华则是考上北大学生中的旁听生。因为交不起学费，便在北大旁听，学习俄语，后来得到李大钊的帮助，才正式成为北大学生。

看着沐浴在学海中如饥似渴的莘莘青年，蔡元培的心中时常升起更多更重的力量。校园的自由、开放、兼容并包，让人不免以为他亦是个有求必应的好好先生，其实，他对学生从来是有要求的。

当时北大有一种“自绝生”，他们对蔡元培提出，要求废除考试。蔡元培答复道：“你要文凭，就得考试；你如果不要文凭，就不要考试；上课你随便上，你愿意上就上，不愿意上就不上，但是你对外不能称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同时你也不能有北京大学毕业的资格。”

他希望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

他说：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的政治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

时局动荡，“五四”浪潮激烈，学生运动的发展亦出乎他的意料……

他的立场与学生不同，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校长会情愿自己的学生罢课。

蔡元培讲：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核心是读书。一个“文化救国论”者，显然不希望自己的学生成为“职业革命家”。

就这样，蔡元培离京南下。

风雨如晦的近代中国，一个大学校长如何端平政治和书桌，这个难题并不只是摆在蔡元培一个人的面前。

犹记抵京时，《中华新报》发出北京专电：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

蔡元培自己写道：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

后来的继任者蒋梦麟这样评价：维新的浪潮已经从这千年的古城，削减成为历史，叛逆的石子投入死水中，正是1916年执掌北大的校长蔡元培。

到1927年，这是他一生中最具成就也最为世人所景仰的辉煌历程。

春风化雨，学养民国

滚滚洪涛中，他自然是位不凡的隽才，才得以革新一个教育时代。

锵锵激越中，他自然是有人格的感召，才赢得了延续世代的瞻望。

林语堂这样评价蔡元培：“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仁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有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

蔡元培，从踏进北大校门的那一刻起，就与其前任截然不同。他到校的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校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而他也非常郑重地脱下礼帽鞠躬还礼。校工们包括许多师生都对他这一行为惊讶不已——这么一位校长，真是从来不曾见过。此后，每日他出入校门，校工们向他行礼，他都会脱帽鞠躬。就是还礼这件小事，给存在严重封建积习的北大吹进了一股强劲的平等、民主之风。

蔡元培出行，一向徒步。当时，清末士大夫出行必坐轿，蔡元培竭力反对，说：以人舁人，非人道；且以两人或三四人代一人之步，亦太不经济。一次，某名流在自家府邸设宴，以轿接之，他坚决不肯乘，使空轿还，而自己则徒步前往。及至，已肴残酒阑，主人责怪轿役，蔡元培立刻为其解释。他亦不坐人力车，原因是：“目睹人力车夫伛偻喘汗之状，实太不忍。”

就任北大校长后，他到孙宝琦家中拜访，告别时，孙宝琦将其送至门口，见门前无车，便对他说：“你现在不可再徒步了。”蔡元培唯唯，但第二次拜访时依旧如故，孙宝琦于是购买了一部新马车送给他。此后，他再来访，仍是徒步，孙宝琦知其有车无马，便又将自己的马给他送去。1922年，当北京的大街小巷已经跑起小汽车时，蔡元培还坐着这辆外观已经斑驳的马车，按时到北大去上班。

他只是心有自己的定数而已。

傅斯年有言，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

的确，正如他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一样，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1915年夏，许德珩只身来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英文门。虽是年已二十五岁，但家中经济困窘，无力供他上学。两年后，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许德珩生活实在没有着落，只好去找他。

他向蔡元培陈述了自己的困境，蔡元培问道：“会外文不？”答曰：“会一点英文。”蔡元培从书架上拿出一本英文的《多桑蒙古史》，随手挑一节叫他翻译。他当即写出，翻译的中文贴切通顺，加上写得一手好字，蔡元培看了比较满意，当即介绍许德珩到国史编纂处做课余翻译，月薪十块银元。从此，许德珩不但可以吃饱穿暖，而且每月还能寄点钱给乡下的寡母。多年后，许德珩还时常对子女孙辈说：

“正是我山穷水尽的时候，我师蔡先生援人以手，给了我课余翻译的机会，对我真是莫大的支持和鼓舞。”

承蒙师恩惠泽，那是一生命运的转变啊。

办学先为师，他恭敬却不失厚德，纳悦又尚有端持，蓬勃的青年在他眼里是那样有希望。

北大规定，新生入校，必须有一名京官为其担保。1919年，一位马姓湖南学生考入北大，但他在京无亲友，更谈不上认识京官了。他便写信向蔡元培抗议，要求北大取消这一规定。蔡元培马上回信说，国外大学确无此制度，但北大是教授治校，取消这一规定必须教授会决议通过。在取消这一规定前，他愿为其担保。于是马姓学生顺利入北大求学。

这样的事比比皆是，恐怕列大几张亦不难吧。冯友兰最初和蔡元培打交道就出于类似的缘故。

弟弟冯景兰在北大上预科时，想报考河南省公费留学生，需要北大出具的肄业证明。由于时间紧张，冯友兰写好证明信，直接到校长办公室找蔡元培。冯友兰走上前去，蔡元培欠了欠身，问有什么事。冯友兰把信交给他，他看了，笑笑说：“好哇，好哇，能够出去看看好哇。”冯友兰说：“那就请校长批几个字吧。”蔡元培提起笔来就写了两个字“照发”。接下来，证明信很快就办好了。

如此崇明的德行与魄力，让蔡元培收获的是学生、朋友的爱戴与尊敬。那是一种似于訇然中开的气场，他本辞善颜和，却在无形中散发着热和光，直到今天，又何尝不是呢？然在彼时，这份人格的敬意更见明晓。

1921年，蔡元培到美国访问。到了纽约，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北大同学就组织了一批人，轮流陪同蔡元培到各地去，冯友兰也在当中。有一天，在旅馆里，每人都拿出一张纸，请蔡元培写字。冯友兰恰好有一把折扇，也请他写。他给每人都写了几句，各不相同。又一天晚上，在纽约的中国学生开会欢迎他，到的人很多。蔡元培一进会场，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好像有人在那里指挥一样。当时的留学生杨荫榆说：“我在中国教育界多年，还没有看见校长和学生间的关系这样好的。北大的学生向来自命甚高，可是见了老校长，这样地恭敬，我现在真是佩服蔡先生了。”先生太崇高了！

千百年后，先生的人格修养，还是人类向往的境界。

先生的精神，无穷的广则弥漫在文化的宇宙间，深则憩息在人们的内心深处！

时年，这样的呼语是那般掷地有声，而今往后探看，他越发鲜活，一次次的震动、一幕幕的瞻仰……

傅斯年在北大上学时，有一个长着一副小官僚面孔的同学，平日为同学们所厌恶，于是有同学在西斋（宿舍）墙上贴了一张“讨伐”此生的告示。同学们争相模仿，以至于告示贴满了整面墙。几天后，蔡元培在全校大会上演说，最后提及此事，大意是说：

诸位在墙壁上攻击某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诸君对某君有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说，这才是正当的办法。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做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端。

此后，北大的匿名“壁报文学”逐渐减少。

一番说辞，听得傅斯年颇受教益。而他自己也亲临过蔡元培“精神演讲”的现场。

蔡元培第二次到德国时，由傅斯年等人陪同照料。一个在莱比锡的学生发电报给蔡元培，说要前来看望。此生出了名的性情荒谬，一面痛骂某人，一面却向某人要钱，傅斯年等人认为他此行必是前来要钱，而蔡元培正是穷困之时，所以主张去电谢绝。蔡元培沉吟后说道：“《论语》上有几句话，‘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无聊吗？”于是，傅斯年又知道读《论语》是要这样读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投身教育的蔡元培熟谙于此，更是言与行皆为楷模。在动荡的时局下，他对青年的保护毅然执着——他不仅是一盏明灯，更是一面旗帜。

“五四”游行中，三十二名学生被捕，其中北大学生二十人。当晚，蔡元培赶到北大第三院大礼堂时，正在商讨营救方法却苦无对策的学生见到他，有的大声欢呼，有的竟放声大哭起来。蔡元培并没有责备学生，而是表示将由他来营救被捕学生并处理善后事宜，让学生明天照常上课。学生均表示听从。接着，他马上赶到段祺瑞最敬重的孙宝琦家中，请其出面说项。孙宝琦因此事闹得太大，颇为犹豫。蔡元培便在孙家会客室，一直坐到深夜十二点多。孙氏无奈，只能答应一试。

在蔡元培的努力下，5月7日，被捕学生终于获释。蔡元培与北大全体师生在汉花园广场迎接被释放的学生。见面后，大家的情绪颇为激动，一些学生更是大哭起来。他安慰大家，让大家不要哭，可话未说完自己也禁不住潸然泪下。获释学生许德珩回忆说，当群众伴着出狱的学生走进汉花园的广场时，先生是那样沉毅而慈祥，含着眼泪，强作笑容来勉励学生，安慰学生。

怀着教育救国的信念，他时刻自警着，只要培养出一大批学者，国家就有希望。而在这过程中，教员一样要负起责任来。

1920年冬，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期间，由于北洋政府长期欠薪，北平各校教员向政府请愿反遭警卫殴打后，宣布罢教。北洋政府补发欠薪后，各校才开始复课。蔡元培回国后听说此事，大为不满，召集北大教职员痛切地说：“学校教育青年，教职员应为学生模范，岂可因索薪罢教，贻误后生？如果认为政府太坏，不能合作，尽可自动辞职，另谋他就。如大家都求去，亦可使政府惊觉反省。岂可既不离职，又不尽教学责任，贻误青年？”他坚决要求教职员们将罢教期间所得的薪水交出归公，教职员均照办。

因为他的肩上是青年的前途，是北大的明天，是教育的重担，是国家的未来——“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

吴稚晖感佩蔡元培：蔡先生为人，真是所谓“君子和而不同”。

他和哪一个人都很和气。然而他绝不会因为做人和气，就人云亦云，而是软中带硬，外圆内方。

蔡元培入主北大前，北大的校务会议多用英语。他上任后，提议校务会议一律改用中文。此举引起外国教授的反对，纷纷表示：“我们不懂中国话。”蔡元培反问：“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说的是中国话？”洋教授们哑口无言。从此，北大大小会议一律使用中文，不再讲英语。

在大局前，蔡元培的确自有方圆。北大有两名英国教授品行不端，带领学生逛八大胡同。蔡元培对此极为不满，聘约期满时，他坚决不再续聘。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找其求情，遭到拒绝后，怒而扬言道：“我看你蔡鹤卿还能做几天校长？！”但蔡元培依旧坚持原则。英国教授将北大告上法庭，他请王宠惠任代理人，最终北大胜诉。

书生意气，却无丝毫懦弱，反而多有强硬。

“五四”前后，北洋军阀及旧派文人指责新士风为“洪水猛兽”。蔡元培在《新青年》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道：“今日之士风，可以算是洪水；而今日之军阀，正是猛兽，非用洪水淹此猛兽不可。”胡适在此文的“附记”中说，这是很重要的文字，很可以代表许多人要说而不能说的意思。罗家伦将此文称为“光芒万丈的短文”。二十多年后，傅斯年仍感慨不已：“这话在当年是何等勇敢，何等切实！”

那是一颗赤诚的心，一个淋漓的爱国者啊！

他的和气之下，却总是离不开耿直、率性的影子。

巴黎和谈期间，北京各大学教员在清华开会，大家慷慨激昂，纷纷表示要给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发电，蔡元培雍容静穆地起立，声音低微地说：“我们这样抗议，有什么用处？应该全体总辞职。”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果然辞职。

担当，坚毅，理性——蔡元培一直都吹着先锋者的号角。

20世纪20年代初，因北洋政府久欠大学教育经费，北大为维持校务，施行新的经费开支措施，要求学生支付讲义费。此条规定遭到学生的强烈抵制，引发了“讲义风潮”。某日下午，学生代表到总务处找规定收费的沈士远算账，并以罢课相威胁，要求取消讲义费。蔡元培说，此事由他个人负责，与沈士远无关。双方发生争执，蔡元培怒不可遏，喊道：

“我要跟你们决斗！”

“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你们如有手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我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绝对不会畏缩退步！”

一个教育家的脾气终于爆发了！

蔡元培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运会来临，许多人都参与其中。然而数起来，却以他居首。

他的伟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更进一层说，坦率真诚，休休有容，或者是伟大人物之所以为伟大吧。

君子雅量，厚德笃行

山河岁月，峥嵘兴国。

蔡元培曾为约束自己而定下“三不主义”：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

在这三个原则中，唯第一个，他没有做到。

蔡元培一生致力于教育，即使涉足政治，也以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抱负为出发点。